陳玉峯
§ 因緣
認識傳道法師的場合不在寺廟、不在山林，而是社運及選舉的演講臺上，時間在1980年代末葉，是我狂狷且內省能力不足的時期，因此，並未認真地去瞭解他，而且，來自青年時期對西方哲學的若干誤解，我遵從對真理與客觀知識的盲目執著，更深信對事不對人的格調，乃唯一的信奉，忘卻了自己不過是一介凡夫。
此後以迄1990年代，台灣環境及保育議題的總體社會氛圍熾熱，法師在弘法、各種弱勢運動等第一線的衝鋒陷陣之外，特別重視長遠的社教，因而不斷將運動界的諸多健將，一一邀請至南台佛教界演講、上課。我也斷續幾次，在背後有三尊大佛像的廟堂開講，這對從小跟隨祖母、母親逢年過節，三柱香虔誠朝拜的經驗而言，是有些「微妙異樣」的感覺。
這牽涉童年印記、故土幻境或夢魘、理性認知與民俗、習慣信仰與心理障礙、成長的困頓與顛覆、知識的力量以及無知可能招致的恐怖力量、左右大腦的鬥爭與協調、心靈的蛻變與智能洞燭力的覺醒……，或是林林總總我可以整理出的，可有可無的系列矛盾、弔詭與衝突。
當年我總是演講得慷慨激昂、如入化境，絲毫沒有受到上述「微妙異樣」感覺的干擾。其實說「干擾」，不過是言過其實，只是找不到形容詞的暫代語。如今，事理看得較透徹，我明白背後真正角力的，是台灣歷史的大戲，也就是東西文化的絞纏、本土與外來的扭打、貧窮與富裕的蛻變、農業遞變工商的拉鋸、生活型態的翻轉、代代漸層的拔河、傳統與現代的對決、農村與都會的劇變、價值觀的破碎與新社會人際關係的適應等等，還有，整個生態體系的大變遷。
我必須如此切入，才能釐析傳道法師與我自己在大化流轉中，我們的角色扮演、心力投注的意義與顯彰。當然，傳道法師代表的，或是大乘佛教本土化的傳承與新建，我則直接從台灣的自然生界、土地文化成長而出。如果，從略微放大的根源處檢視，我們顯然存有許許多多共同的血脈與社會際遇；反之，最大的差別在於他接續了中國宗教文化的蛻變，我則從西方科哲及日本在台的學術傳統脫胎而出。
傳道法師生於1941年，大我12歲。我們的生肖同屬蛇，但他躬逢大東亞戰爭的中期，乃至接下來的改朝換代，或說台灣在20世紀物資最貧困的時段，也就是說，當他在鐵工廠當學徒的時候我才出生，如他自述：「出身寒微」，12歲輟學當童工，5天的工資才夠買一斗米，光是要活下來都很困難，且正如世界性的通則，愈是貧窮愈是多病、多災與多難，他在惡劣環境下，可說是體無完膚、內外重創，然而，他的大腦得天獨厚，心力健全勇猛，更且自性慧根充足，弱冠之年即心儀佛法，23歲披剃出家，乃至發憤求學，不僅在主流佛教教育環境研修，也在一般制式教育系統求知，他似乎天生就是個菩薩或和尚。
然而，即令在佛門「清靜地」，他也是身心坎坷，或其所謂「福報有限，業障深重」，其實說穿了，性格使然。他的正直、仗義、說真話，躬逢台灣政、教「不得不」合一的時代，「白恐」是不分服裝的！他敏銳地牴觸了一些中國來台人士醬缸虛偽、黨同伐異的習氣，當然成為「顧人怨」的眼中釘。事實上，宗教界從來甚難自外於社會、國家，依某角度檢視，台灣佛教界的發展史等同於政治史，更別說歷來阿諛、比附當權的「大師」不知凡幾。
在佛法的護持、滋潤下，諸多逆增上緣他一一轉化，也遇見許多貴人相挺，尤為可貴的，在他佛門生涯的中期以降，由私淑到親炙，大乘佛教新理性主義大師的印順導師，「印成」了他在「傳統佛教」的超越，從而接近無惑的境界。本來，佛法就是佛法，沒什麼理不理性主義的畫蛇添足，我只是從個人所接觸或瞭解的佛家人士特徵，歸納印順導師的鮮明特色，且是傳道法師所共有者，但傳道師父還得加上右半大腦的另一個形容詞—「感情濃烈的理性主義法師」。
我如此形容是因「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的「認識論」，依西方文化的思考模式，我使用了「理性主義」，且拿它當作「形容詞」，而就內涵而言，東、西方當然天差地別。
尤有甚者，他的「濃烈感情」乃是「很臺」的鄉土草根意識所從出。原諒我不想寫「研究報告」，只憑自己的直感如是說。我認識傳道師父20餘年，卻如前述，一直未曾用心「認識」他，他卻始終在各面向默默提攜我。客觀地說，1980年代以降，我認識許許多多的朋友，都是在街頭抗爭、公聽會或之類的場合，而罕有個人友誼型的交往，我與法師亦如是，以致於直到2008年3月，我才知道我與心淳法師（高雄興隆淨寺住持）密集的因緣與合作，以及諸多我所從事的社會教育或體制教育的案例，皆有來自傳道師父直接或間接的襄贊，附錄2008年3月12日法師寫給我的信可以為證。
2009年9月9日晚上，我在嘉義北門玉山旅社旁廣場，與全台朋友析論八八水災，意外的，傳道法師偕同一些信眾也出現在會場。除了寒暄之外，法師送我新出版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回台中以後，我才認真地去瞭解他；除非誠心、用心去關懷一個人，否則不可能真正認識他。11天後，9月20日我恰有事前往妙心寺，在握手之際，撫觸他那被鐵鎚砸實的，厚重的手指頭，突然我明白我們根系相連所來自；我也生平首次，要求與他合照且拍照他。
台灣原民、先民歷經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國民黨、民進黨或2008年為止，統治政權的「國祚」分別為38、22、212、50、56、8年，短短386年換了6個統治者，且幾乎全屬外來。以一個家庭作比喻，每隔2~3年換個母親或父親，如此成長的小孩喚作台灣人，其每每在文化、價值、定位等，遭逢錯亂、矛盾、否定再否定的惡性輪迴，故而在認同與主體性或內在依據面向，難以建立健康、完整、穩定的靈魂傳承與依據。而法師與我適逢終戰前後出生，乃本土子民在稍稍免於動亂的，約莫一甲子歲月以來，形成自我成長、自覺的族群分子之一。
法師早我12年浸淫在母親母土的農業文化乳水中，一種現今幾已殞滅的台灣傳統價值系統或文化。而我在閱讀法師的訪談或傳記書中，童年母親、祖父母輩的《昔時賢文》、廟埕教化、歌仔戲、布袋戲、月琴俚諺……，依稀跳躍出彷同前世的記憶，「……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自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偏；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寧可人負我，切莫我負人；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還有老祖母罵人的五言、七言連環押韻，是說還唱的典雅訓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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