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馬仔～談台灣的隱性文化 (上)

陳玉峯

  春節前，2011年1月31日，昭慧法師、性廣法師來台中探望我，她們隨手捎來一罐糖，裏面一包「金光豆」（花生外裹一層糖衣，有白及粉紅兩顏色）、一包花生飴（很像新港飴，差別在於主材料新港飴用麵粉，前者使用太白粉），是某政治人物送給昭慧法師，而她轉送給我。

    該花生飴在日治時代的名稱叫「北港飴」，是清代以降拜神的糖果。有意思的是這包糖的塑膠袋上的圖案，正是我故鄉北港媽祖廟，每年農曆3月19、20日，媽祖遶境遊行隊伍中，以銅鑼聲預告信徒媽祖聖駕（神轎）即將到來的「報馬仔」。

    我說「有意思的是」報馬仔的圖案，它解說了全身裝扮飾物的象徵意義如下。

    扮演報馬仔的人身穿唐衫褲，頭戴「紅纓帽」，象徵「嚴守崗位、認清本分」；戴「眼鏡」，意即「明辨是非」、「辨忠奸」；他得留有八字型的「燕尾鬚」（上唇的鬍子），代表「言而有信」、「不妄語」；左肩扛著一根長扁擔，左手抓住前端以固定，前端下繫一「銅鑼」，河洛話諧音「重勞」，代表「勞心勞力」、「勞苦挑重擔」；左腳褲管摺起，腳ㄚ穿破襪，小腿下前方貼著三塊狗皮藥膏，「蓋住傷疤」，象徵著最最隱晦不明的某種事件、東西，是謂「天知、地知、我知」。

    報馬仔肩上右後方的扁擔端，上綁著一把「長傘」，意在勸世人「長善」、「永遠做好事」；下繫一把韭菜、一隻豬腳及一個錫做的酒壺。「韭菜」代表「長長久久」，「豬腳」意即「知足」，「錫製酒壺」象徵要人「惜福」；右手拿著敲鑼棒，這是報馬仔的工作或任務，告知世人媽祖來了；腰間繫了一根「旱菸管」及一個「菸草袋」，前者代表「感恩」；後者意為「代代相傳」；而右足打赤腳，象徵「腳踏實地」。

    容或各家解釋會有小差異，但基本的含意殆如上。

    這些以物體寓意的手法包括：諧音聯想（北京話「燕尾鬚」三個字推演為四個字的「言而有信」；河洛話「銅鑼」諧音「重勞」；北京話直接的諧音如「錫壺」即「惜福」；減字諧音「韭菜」只取「韭」即「久」（河洛話、北京話都一樣）；河洛話音字合併諧音如「豬腳」等於「知足」）、諧音加推理或不相關的臆測（例如「旱菸管」的「菸」諧音「恩」，還得推想成感恩；「菸草袋」只取「袋」等於「代」，再推成「代代相傳」，等等）、純象徵（例如「紅纓帽」）、會意（例如戴「眼鏡」看得清楚；打赤腳之腳踏實地等）、隱寓（即狗皮藥膏貼在傷疤之上，不知真假、不明所以，難以推論或聯想），等等。

    如上解釋似乎可推知，這是從明末、清代、日治到國府時代，至少2、3百年時空的雜揉體，而非只限於某短段時間形成的傳統或習慣，雖然上述造形、寓意，據傳乃1956年所創造。

    奇怪的是，上述象徵採用了諧音、寓意、假借等等手法，今人無從想像或體會，甚至於質疑幹嘛不直接寫字、講明就好了？何其嚕嗦地打啞謎？而且，最神祕的，是那3塊狗皮膏藥！

    借這個例子，我想說明的是台灣的隱性（形）文化，一個最普遍存在的現象，卻似無人查知，或說絕大部分的人以反常為習常、正常。然而，這部分若未能明辨、洞悉，則台灣歷史、文化的詮釋，恆滯留於文筆奴所建構的黑洞；主體自覺很難開發或創建；無論台灣制度、形式、表象如何自由，我們的心靈永遠未曾真正的解放；人性始終部分被扭曲、被禁錮；完整的本質無法發揮；靈性永遠被殖民；宗教的體悟、感悟，乃至菩薩道的徹底實踐，也可能存有若干陰影，遑論最最曲折離奇、模糊隱晦的台灣宗教、信仰史，而台灣文化的精隨、本質也無法明楬於世。

    我必須先強調，這裏不是在談真理、是非對錯，而只講現象，只談台灣歷史共業的浮光掠影。

    台灣華人史上，最早期即無政府主義，然後進入歐荷38年、明鄭22年、清朝212年、日治50年、國府56年、民進黨8年、國府再執政3年，依個人見解，以權宜劃分，將1987年7月15日解嚴，當成民主與專制的分水嶺，則可以說，1987年之前至1622年期間，正是形塑這套台灣「隱性文化」的外力操作期，乃至成形暨蛻變。

    我所謂「隱性（形）文化」先簡述如下。

    首先，它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有別於強權主流的地下文化。如果此一地下文化，經由支配者予以經營、改造，特別是宗教、信仰、價值系統、生活型等等，且形成納入支配者相對的顯性文化之中，即形成該社會的某種特定階層的文化，而該「隱性文化」消失。

  全球最成功、最根深蒂固，歷經3千多年來仍然屹立不搖的例子，即印度達羅毗荼人等等原住民族，被雅利安人轉變成首陀羅（Sudra，不潔、賤役的階級）、吠舍（Vaisaya，普羅農、工、商階級）等階級，他們已經失掉原文化的主體性，且原宗教、信仰的菁華，例如業（Karma）、輪迴思想（Samsara）等，已被巧妙地融匯於婆羅門教（乃至於後來的佛教、印度教）的「解脫論」之中，在屬靈、不可思議的原主體性已經消失，也脫離了我所謂的「隱性文化」。

    相反的例子如蒙古人征服中國之後，被統治的漢人原文化不但沒有被消化成階級等，反而吃掉了蒙古統治者的主體文化。

    因此，「隱性文化」的第二個特徵在於主體性、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只是轉變為地下化、模糊化，甚或無意識化，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而且，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

    「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應現」或存在，其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以台灣而言，大抵是「反異族的民族情結」所「應化」、「應現」出的「媽祖信仰」、「王爺信仰」或「禪宗信仰」（李岳勳，1972）。「媽祖信仰」原本是中國「反元復宋」所創造出來的神話，隨著閩南人士來台而轉移，且主要因清朝的操弄，「媽祖信仰」還分化成反政府與尊政府的兩大派；部分「王爺信仰」則是「反清復明」的象徵。無論「媽祖」或「王爺」，本質上皆是「禪宗信仰」。 

    基本上台灣的隱性文化最主要係由明鄭敗亡的反清所產生，因而全台民間信仰的廟宇，以王爺廟的數量居冠。

    然而，這些台灣宗教史上最隱晦的象徵，依我所知，似乎只有李岳勳先生獨具慧眼而予以拆穿，目前為止，我尚未見過類似的見解，這部分以後再予解析，在此，我只是要點出歷來主流或顯性文化中，多如牛毛的一味怪罪台灣人是逋逃藪、好動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十年一大亂等等，其實只是就外來政權統治者的角度的苛責，背後，實乃明鄭系統潛伏下來的隱性文化使然。

    到了日治時代，日本文化一來禪風甚強；二來從割讓以降，日人即視台灣為永久佔據地或領土；三則日本的自然文化深入土地、基層，我認為台灣若讓日本繼續統治到21世紀，則隱性文化也會消失。

    綜合言之，台灣的隱性文化之所以長存，正因為外來政權更替頻繁之所致。

    台灣的隱性文化是在國府治台之後，228事變、白色恐怖等等，再度將其激化、突顯而出。也就是在被移民、被殖民、被奴役、被區隔、被鄙視之下，綿延、蛻變了將近4個世紀。

    作為隱性文化的第四個特徵在於自身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

    個人在青、少年時代一直存有一個若隱若現的困惑，也就是在我們鄉鎮的生活中，廣大普羅的人、事、時、地、物、言語等內容，與我所受教育的內涵，似乎存有莫名的落差，當時我沒有什麼國家的觀念，也不懂什麼統治與被統治，或一切政治相關的思惟，然而，就像所謂的「詭浪」，大海上如果海底是均勻的，則海浪波動的傳導是規律的；海底如果有深溝、山巒，則在其後，浪因加成效應，而猛然出現瘋狂巨浪。只要基底存有大落差，表象的大動盪隨時有可能突發猛暴。（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超過一甲子的228，到了2011年還是得走上街頭！）

    1980年代，我將台灣社會長期給予我的感受，依據生物遺傳學的顯性與隱性基因，對偶成一個人的遺傳特徵，代表台灣人實質上受到兩股文化力量的牽扯。當時，我所謂的顯性文化即主流文化，也就是統治強權所賦予或認定的文化內容，它決定了生計、生活、社會結構、整個體制或文化現象的內涵或形式，我個人從小到大讀書、做事、思考方式、價值觀等等，都被它所規範。然而，在此過程中，在鄉野民間，存在著另類被主流所排斥的、被鄙視的，所謂很土的、沒知識的、迷信或無知的、保守或守舊的、不知變通的、落伍的、貧窮的、社會底層或邊緣的，歷來最欠缺文字記錄的，幾乎見不得檯面的，販夫走卒的生活型等等，我將之稱為隱性文化。它斷斷續續、若隱若現的，恆存在於我生活的周遭，且多半都是可憐的、低賤的、流離失所的人們所扮演，他們幾乎是自生自滅，像極了我在2008年前往印度所見的，沒有戶籍、到處流浪，如同野生動物的流民。

    當年，我不瞭解從上階層到下階層，都存在著龐大的隱性文化。事實上，上述的流民文化，其實很大的一部分是社會福利、國家富裕之後就能解決的，並非我現在指稱的隱性文化。

    1990年代暨前後，我由環境（特別是森林）運動、生態調查的在地經驗及體悟，從而界定台灣原住民的土地倫理：一群特定人群，生活於特定地區，經由該地環境的制約，歷經代代之間摸索出來且傳承下來的生活型，既有利於集體的繁衍，亦有助於立地的健全穩定，這些生活型（例如布農的火耕文化、排灣及魯凱的大小鬼湖祖靈崇拜與禁忌等等），包括從禁忌與環境災難的相關，乃至死後靈魂依歸的場所（聖山、聖湖等），或說，從生計、謀生方式的智慧、禁忌與祖靈圖騰之與在地環境的關係，產生該人種的行為約束、該然與不該然的社群規範或價值觀，是謂其土地倫理。

    原住民原文化殆屬於自然人，最接近自然生態體系的運作，其原始農業亦多依賴土地、自然的調整與復育。而華人屬於農業文化，其以中國溫帶、亞熱帶的平原經驗，改造台灣的亞熱帶平原及山地生態系，而形成農、工文明。若予以穩定的政治主體，仍有機會產生在地化的整套土地倫理（例如台灣工業革命之後，農業文化變成台灣生態保育的人文背景，即令距離瞭解自然的精髓尚甚遙遠），何況20世紀之前，台灣的農業文化之中，必然存有許多今人尚未釐析出的土地倫理的實質內涵，包括現今所謂的有機農業等。

    日本據台之後乃至整個20世紀的台灣，十餘年前我將之歸納為：

    「百年來台灣土地及自然資源的生產利用等，從來不是為了島上生民及生界的永續發展，而是取決於政治政策、島國外貿取向，以及短暫近利的心態；20世紀前半葉，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及『南進基地』為圭臬；20世紀下半葉，以『農林培養工商』、視台灣為『反攻跳板』為圖騰，或說犧牲台灣、成就外來政權的台灣境外目的為原則，對台灣進行洗劫性、耗竭性的開發與剝削，更且，以中國大陸平原及溫帶生態系的經營方式，不問台灣本質與本體特性及危機，強硬施加在國土危脆的高山生態系，加上20世紀工技主義（現代神權）、工程至上的迷信，完全否定250萬年來台灣島演化出的和諧、穩定與秩序。」

    換句話說，百年外來政權徹底否定台灣生界史、生民移民史、生界主體性、土地倫理與自然文化，視台灣原生生物為寇讎，欲全面剷除而後快。自然生界、生物實乃隱性文化的最底層或基層，自然生態系所遭受的境遇，正反映統治者對斯土斯民的態度、水準與暴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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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玉峯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