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筆者所謂隱性文化的定義及特徵(陳玉峯，2012，發表中)如下：
隱性文化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有別於強權主流(特別是外來政權)的地下文化；隱性文化的主體性、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只是轉變為地下化、模糊化，甚或無意識化，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而且，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應現」或存在，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以台灣而言，大抵是「反異族的民族情結」所「應化」、「應現」出的「媽祖信仰」、「王爺信仰」或「禪宗信仰」；隱性文化的自身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隱性文化的第五個特徵即其土地倫理、人地關係、自然情操等等主體性的根源，不斷遭受否定、剷除或隔離。
而禪的文化之以本體與應現的模式，恰可提供隱性文化各式各樣的應變或方便法門，導致如媽祖與王爺信仰，集撲朔迷離之大成，故而今人無從捉摸或覷破其奧蘊，加上外來政權不斷汙名化台灣本土文化，以致於形成台灣宗教但只低俗雜神的汙蔑或汙名。
筆者認為，台灣迄今尚保全有全球「無功用行」文化，故而隨時、到處存有「捧著16萬元，冒雨到國稅局捐給國庫的老農(2012年5月2日傳媒報導)」、龐多陳樹菊女士等等，更在種種弱勢運動中挺身而出，功成而消聲匿跡，好讓一些當權者、文筆奴、餓鬼格之類的人「割稻尾」、坐享其成，也在社會、國家有難時，徹底犧牲而不著痕跡，正是標準的「無所求行」。
而台灣人無形宗教的情操足以兼容並蓄，涵容世界各種異文化、異宗教的融合或對話。時下如土耳其當代伊斯蘭大師費拉乎拉‧菊廉(M. Fethullan Gülen)的「Hizmet運動」，試圖經由無宗教教派傾向的教育體制，建構一種和諧文化與永續和平，鼓勵不同宗教、族群的對話與互解，相當於打造世界性大宗教的努力，筆者認為，台灣最大宗的無形式禪的宗教文化，正可在此運動方向著力，並提供對全球人類未來發展的理念、行為或方法論上的貢獻。而其接軌的困難度在於，此一台灣文化散漫於草根基層，在當今學界、主流或顯性文化群中較罕見及，或可由民間NGO、寺廟、各種組織中，找尋合宜對口單位及人物交流。
為闡釋此一隱藏久遠、螫伏草根的台灣文化，筆者擬由李岳勳(1972)前輩的大作中，擇錄或改寫其洞見，或略予畫蛇添足，試圖將台灣宗教總根源的「觀音佛祖」的內涵明揭，作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概說，從而詮釋台灣人的精神與人格的典範，附帶說明台灣人的禪文化，也略提前瞻。
筆者即將邁向老年之際，有幸欣賞李前輩的智慧，研讀之間彷如聆聽祖母、母親的款款密語，溫馨感懷之餘，渴望與朋友、讀者分享並推薦李氏大作。本文除了註明筆者見解的部分之外，大部分均是李氏著作之改寫或引用，但李氏精華獨到的剖析媽祖與王爺信仰等內容，本文未予觸及。
感念李氏之餘，本節最後，引用李氏(1972)274、275頁全文，其乃附帶對台灣人被外來政權汙蔑為好作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等等)的「劣根性」等，作一有力的平反。李氏全書到處散見如此筆調，幾乎寫盡筆者30年大惑之釋懷，也為過往中了外來政權散佈的毒素，扭曲台灣人的本質、天性而道歉，同時，下列引文也清楚交代台灣人格的底蘊。
「清廷自從收台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以後，每一位皇帝都曾嚐到台民叛亂的苦頭，現在我們先按年代的次序，歷數滿清治下台灣規模比較大的叛亂，以觀其概略。收奪台灣的聖祖治下，有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的吳球之亂，康熙四十年(一七O一)發生了劉却之亂，而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又有朱一貴之亂。繼位的世宗，其治世雖比較短，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也有吳福生之亂可數。再下來就是高宗的治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有黃教之亂，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有林爽文之亂，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又發生了陳周全之亂。
繼高宗之後的仁宗時代，嘉慶五年(一八OO)所發生的海賊蔡牽，竟然從台灣人之中牽出了一位太子太保、伯爵、福建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出來。其次乃是宣宗，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有許尚、楊良斌之亂，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又發生了張丙之亂。次為文宗，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有李石之亂。
其次的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也發生戴萬生之亂。這只不過是就規模幾乎遍及全台灣的武力革命規模而算出，至於規模大，而訴之於武力的成分比較少的，有宣宗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發生的郭光侯、劉取的案件，及德宗的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鹿港所發生的施猴斷的案件，而地方性的小革命案件就舉不勝舉了。清庭的所謂仁政，實際上對這個海島有其難達的困難，但是即使是達了，在民族自決的目標未能實現以前，他們的武力革命還是繼起不絕，他們的民族精神無法在唯物論下的仁政受到麻痺，如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他們沒有盱衡天下形勢的智慧，也沒有統率革命集團的高度的領導能力，以致其起也全台歸心，却一貫無法奠定一個與清廷長期對抗的獨立的地位，但是我仍認為他們是了不起的，因為有清一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端賴台灣這一群無智的水牯牛來紹隆，以無數的血淚，把民族主義拖上了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全國性運動，再把它推至近代的國民革命，因此，如果台灣人的心麻痺於唯物論的仁政，中國還有沒有民族主義運動，那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台灣二百多年繼起不絕的革命史，那是作為一個台灣人，甚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都不可不知的很重要的史實，但是，因為次數之多、內容之雜，在這裡不容我們涉及其詳，不過無妨以共通點來一概其全，並在其中，擇出兩三實例，用以說明其與媽祖信仰史的關連即足。如同前面所略說，唐宋以後的中國歷次革命運動，都一貫以白蓮宗或白雲宗的宗教團體來蘊育，而這個宗教團體雖是革命的母胎，它却不但未受它所培養而成功的革命家對它的任何報答，而且有反而受成功者加以『妖教』而取締的不少場合。史家對這種傾向都會大打不平，但是，那是不知這個革命母胎的基本精神所作的論調，假使成功的革命家要給它以報答，它也會拒之於門外，更徹底的，可能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就銷聲匿跡地轉移陣地。
為甚麼會這樣呢？無他，這個無我的精神格調，在老子是『功成而弗居』，禪宗把它說成『無所求行』或『無功用行』。媽祖信仰是媽祖透經龐蘊所弘傳的居士禪，而居士禪的革命精神，可歸之於居士門的原典—《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第十末段所說『菩薩成就八法』：『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維摩詰所說經》是自盛唐以後，一貫風靡於全國上下各界的經典，而上引『八法』之中的『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這三項，可以說是中國宗教革命思想的基本精神。
這個革命的傳統思想，在明末清初為媽祖信仰所紹隆，後因祖廟淪陷於清朝的勢力範圍，才產生清廷藉尊崇媽祖信仰的方式企圖懷柔反清的思想及行動，但是反清陣營却很巧妙地，反用清廷所尊崇的媽祖信仰，來掩護洪門天地會的反清運動，直至其發展為太平天國，他們又代清末全國眾生負起對日本戰敗的賠償之責，國民革命成功，他們還是以奴隸的狀態在這孤島償債，而大陸淪陷，政府播遷台灣，他們似乎安了，在這個過程上，除開少部分逸脫台灣精神的『餓鬼格』的人們爭奪權利以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善守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的居士禪之根本精神。他們不是要厭離世間，而是勇敢地活在這個穢惡充滿的世間，默默無言地為掃除穢惡而盡其無所求報的清道夫的工作。他們沒有學問，不造標語，不弄動人的口舌，更不若我叨叨擾擾地、掘出他們的精神而求某些意味上的利己，書至此，我慚愧得幾乎難抑斷筆毀稿的衝動。」
【……未完，閱讀(下一頁)】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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