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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廢核行腳隊伍訪問慈林文教基金會，與林義雄先生合影（2013.10.11；慈林）

～他的志業清晰、堅定，恆不懈怠於培育自覺性的人民，使之激發出具備行使自由意志暨主體意識的能力，且可以自我承擔的民主公民。筆者歷來推崇台灣歷史上存有兩大政治家，一即陳永華，他奠定台灣四百年民族倫理、價值及宗教信仰的底蘊，建立台灣民族靈魂的原鄉，並形成現今台灣人的無功用行；另一是日治時代的後藤新平，他底定台灣完成現代化國家的根基，締造行政典範的恢宏格局；如今，筆者確定，台灣史上第三位政治家即林義雄先生，他正在創造21世紀台灣民主的公民社會！～

2013年10月11日下午，我跟隨「廢四核、清核廢全國接力行腳」隊伍，造訪「慈林文教基金會」，林義雄先生、方素敏夫人伉儷接待、導覽我們。林先生夫婦陪我們看過簡介「慈林」的短片後，同我們展開一場座談或對話。這場「家常菜」式的會談平易可親，但其篤實的經驗、體悟的智慧，在尋常話語之間，處處激發人性的光輝。

平生迄今，除了千禧年前後，有次去慈林上課(方素敏女士接待筆者)，以及曾經1、2次與林先生通話或寒喧之外，我與林先生可謂「緣慳一面」，或素未接觸。儘管他的報導繁多、讚譽有加；他的高風亮節、方正行徑，亦為普世認定，但筆者走進慈林時，並未攜帶如是抽象。

可以說，我沒任何準備，也沒目的。意外的是，這場普通的談話，卻教我下達破題的感受。

由於林先生闢頭即強調這天的談話，最好不要對外發表，因為聽與講的人之間，存有大歧異。若經再三轉述，就會愈加失真，失真則造成無謂的困擾。因此，本文所載，但屬個人感受，雖落款林先生之語，一切文責自負，與林先生無關。

§ 台灣民間心目中的「人格者」

大家耳熟能詳的「巴比倫塔(Migdal Bavel)」神話故事(《舊約》創世紀第11章)，說是人類聯合建造通天高塔，以便傳揚自己的永世偉名。於是，上帝不爽人的傲慢，讓人類說出無法溝通的不同語言，因而造塔失敗，人類各散東西。希伯來語Bavel帶有「變亂」之意，也可以延展人類口舌與耳聽之間，在人心差異的妄相之下，增添無數的誤解與衝突。20世紀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奧國人，邏輯實證論鼻祖)業已析明，除了自然科學語言之外，人類絕大多數的語言並無真假值！

我能理解林先生為何如此謹言、慎說，殆因他很清楚自己的份量，深恐渴嗜興風作浪、挑撥是非的傳媒，妄造口業、徒增困擾。即便如此，網路上迄今還看得到扭曲林先生，或刻意誣衊林先生的話語！上帝與撒旦是孿生？奈何！

林先生，1941年生，宜蘭五結鄉人，台大法律系畢業。1966年執業律師；1975年投入政治運動；1977-1979年擔任第六屆省議員，他以清流之姿，耿直從政，網路資料評述他：「率先婉謝禮物......埋下遭受『特別關照』的伏筆......」；1979年12月，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1980年2月28日，發生慘絕人寰的「林宅血案」，《維基百科》記載：「礙於國內外觀瞻，執政的國民黨讓林義雄交保出獄料理喪事。國民黨高層本有意假此交保出獄之後，不再讓他再入獄。但是，林義雄堅持與另外七位黨外好友一起接受軍事審判，結果被判刑十二年......」;1984年林先生假釋出獄，與夫人負笈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89年攜帶兩冊著作回台，一為《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也就是他的政治理想，關於台灣前途的願景；另冊即《心的錘煉：淺談非武力抗爭》，討論促使社會變革的方法等。

1991年3月31日，林先生於故鄉創辦「慈林文教基金會」；該年亦發起「核四公投促進會」，1994-1997年擔任該會召集人，且於1991年至2003年間，共計發動三波徒步行走全台的「核四公投千里苦行」。1994年明訂「核四公投促進會」宗旨為：經由促進「用公民投票決定應否興建核四，來喚醒台灣人民的主人意識，培養台灣人民行使主人權力的能力。」

1998-2000年，林先生擔任民進黨主席，並輔選成功，完成台灣史上首度的政黨輪替。然而，民進黨執政後，宣佈停建核四，卻在朝小野大，以及釋憲風波中，2001年核四旋復工。於是，2月21日，林先生以「核四爭議中，雖然自認為問心無愧，但是認為還是需要負起連帶責任」，辭去民進黨首席顧問一職，乃至2002-2005年間，多方行使公民運動，且在2006年1月24日退出民進黨。

《維基百科》等，認定林先生乃台灣自1970年代後期以降，最具指標性人物、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或陳前總統著作中宣稱的「人格典範」者，草根民間則敬稱其為「人格者」。

林先生的事蹟龐多，我不擬在此畫蛇添足，只以客觀史實勾勒一、二。簡化地說，林先生誠乃台灣近40年來，集民主運動史於一身的理想性人物，而草根民間的認定，毋寧才是其最合宜的寫照，但也是最沉重的負擔！

§ 見山還是山的志業

林先生簡介其一生迄今，主要的或三大階段的工作，且如何回歸民主文化素養或教育的基本面。他說，因為他當律師，從而去做政治工作，「那時我很單純，認為法律可以改變我們的社會，所以去做政治，之後，一直做，做到民進黨主席......覺得也不行，所以(回歸)做教育。我會去做教育，是更早的事......我坐牢出來後，出國，去世界各國走走。我想去學人家的政治怎麼做？看人家如何設計其制度、如何選舉、如何在國會中辯論......而一個專制或不好的政權，我們要怎樣去推翻它。那幾年我寫了二本書，(1989年帶回台灣)一本是《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是我的政治理想；一本是「非武力抗爭」，討論促使社會變革的方法。但是，......政黨輪替了，似乎也沒什麼......不像我想像的那樣美滿。而之前，我們也做民主運動的教育，希望民主文化能夠更深入台灣社會，人民可以做民主國家的主人。1991年創設基金會的緣由乃在於，我去國外學習政治制度、政府組織雖有心得，然而，是因為他們人民的素養、水準比我們高，才會去設計那樣的制度、組織、政治方法，那是我出國多年最大的感受！所以我回國後，第一要緊事，即創立文教基金會......」

林先生這番道破因果關係的話，令我十分感慨。

1970年代末葉，我在台大植物系、植物研究所就讀期間，非常反彈於學界的橫向移植，直接在課堂上駁斥授課的教授，強調自然科學是先有既存的事實，而後有觀察、調查、分析、歸納、演繹，從而產生假說、實驗、方法論、理論，絕非將溫帶國家研究成果的方法論、理論，強硬套在台灣的現象與事實，甚至矯飾台灣事實，去迎合外國理論。當時，台大剛引進真空管的第一代電腦，我還諷刺他們：「輸進去的是垃圾，出來的還是垃圾！」1990年代，我在自己的講堂上，不斷宣說、析辨「台灣是有什麼樣的外來政權，才形塑出什麼樣的人民」，辨證「有什麼樣的政府才產生什麼樣的人民，或者有什麼樣的人民，才產生什麼樣的政府？」等等。

    事實上各行各業莫不如此，因而滙聚成1980、1990年代，或2、30年台灣的主體或本土意識的運動。我個人在此面向，朝向「從土地倫理到文化創建」、「天文、地文、人文、生文」一體的文化創建論發展，將「台灣史」的範疇，由地體、生界的演化，討論到人文的演進，且在近7年來，解構台灣的「隱性文化(次文化、被統治文化、奴隸文化……)」，直探傳統宗教、台灣庶民信仰、價值系統的底蘊，誠然，台灣保有且創發禪文化菁華一部分的「無功用行(無所求行)」，造就台灣人的「好」舉世無匹，卻只在個人層次，而始終無能在集體大義進展，因為，普羅大眾、傳統宗教流布的，是千餘年尊君(霸權)、帝(專)制的價值系統，且台灣在歷代的外來政權統戰的先鋒，通通是「宗教先行」！

    這是一個靈魂性、深沉內在結構的大議題。

    當我聽到林先生出國多年後的「最大感受」，我有幾個層次的慚愧與遺憾。

    慚愧的是，2、30年來我們在台灣推展的主體意識運動，始終是絕對弱勢，只在最表象的浮面，被政治人物轉用為拉選票的工具，而我們不夠努力，做的太少，況且，我當年年輕氣盛的輕浮或傲慢，竟然不知謙虛，不知只求整體大義的進展，或說小我、自私心太大，以致於如慈林當初找我上課，我不懂得主動、義務幫忙，且長期與之合作！更糟糕的，在政黨輪替後那8年，反而更加萎縮不前，真是慚愧與遺憾啊！而主、客觀社會條件，自有龐雜且壓倒性的困境自不消說，而且，此等世代變革、結構議題，當然也非一蹴可幾，但無論如何，還是存有長年的扼腕啊！

    日前看到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的一篇「北京九號文件與台灣民主」警文(2013.10.14)，提醒國人，北京習近平正在推「七不講運動」，包括杜絕「西方憲法民主」、「普世價值人權」、「獨立媒體」、「公民社會」、「市場導向等自由主義」等等，也就是說，反自由、反民主、反自覺，而鞏固其共產獨裁專制、帝制。而林毅夫、黃植誠、黑道等，原先「中華民國」叛國、叛逃的人士，皆被用來對台統戰，且更嚴重的，30多年來，台灣宗教全面被統的人心腐蝕，毋寧是在中樞神經的最大毒害！

    簡單地說，現今台灣對抗中國入侵的，正是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以及民間自覺的主體意識，且兩者實在是一體兩面的同一件事。而林先生數十年一貫努力的，正是落在民主文化素養的培育工作，而且，他是徹徹底底身體力行、躬身示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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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先生與廢核行腳隊員座談（2013.10.11；慈林；陳玉峯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