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所謂台灣人，意指無論生前、死後，都可以在台灣土地的場域，找到終極的慰藉與憑依，讓靈魂不再游離或流浪；他(她)的生活圈在全球，他(她)是世界公民，承擔著生界的苦難與歡樂，也扛起人類的未來。他(她)可以是觀世音、阿羅漢、保羅、彼得、Garga……，他(她)更可以是你我身旁最平凡的一個人。就草根而言，他(她)的典範殆即：「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
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
2010年的某天，在台灣當義工的許淑蓮女士，風塵僕僕地趕回美國的家中，備好晚餐，準備與家人平靜、和樂地，食用她這輩子的最後一餐。她深信，這天是她的大限，她一切都準備好了，她了無遺憾，滿心只有感恩。
她沒有安排像電影場景的滿屋鮮花與白蠟燭千盞。沒有賺人熱淚的訣別台辭，也沒有膚淺的「箕踞鼓盆而歌」，更不必說什麼「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或「觀化及我」之類的贅詞。全家人陽陽如平常。
她依常態作息。深夜之後，在她熟稔的天地間就寢，即將告別人世的一生。
坦白說，她壓根兒不相信人在墜樓著地前，一生行徑會倒帶或順帶一次。她也不確定有何前世、來世，天堂或極樂世界。然而，在她靜靜躺在床上等候死亡來臨前，一幕幕生涯的影像，和著如同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樂第二樂章的旋律，如歌的行板悠悠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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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姆啊」活菩薩
淑蓮女士1949年出生於台北三重埔。她算是衝著戰後嬰兒潮浪頭而來的新生命，也如同許多其他的小孩，從絕對貧困的家境，走向富足文明的生活。她的父親白手起家，由鄉野小孩，刻苦向上，成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第一屆的畢業生，是1950~1980年代的台北市名醫；她的先生是美國先端心臟麻醉醫師，她是台灣20世紀中葉高貴的所謂「先生娘」，然而，她一輩子或生涯的工作重心是義工，最大的成就是「沒有自我的成就」，她註定地是個「媽媽天使」，隨緣、造善緣地賑濟人間弱勢，以及需要幫助的人們，而且，她本身勤儉樸素，一生不沾染名、利，乃標準的捨得與放下，但她不自知；從她人格的特徵比對，她過的是一種無形式的信仰生活，但她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宗教；從各種世俗角度檢驗，她非聖、非俗，只是平常，為什麼她得選擇或不能選擇地知道自己的死期？
事實上她可說幾乎不瞭解宗教信仰的本質，也就是信仰的意志，從信仰者本身產生向被信仰對象的無限仰慕，從而在生活中，舉其身、心的全部存在，蠕向、泳向、迫近且漸次同化於被信仰對象的形而上的努力，也就是說，如果你信仰的是人，你的努力就是「有為者亦若是」，成為你所仰慕的人格，更創造出你自己的風格；如果你信仰的是抽象神，也就是你不斷地將抽象神的特徵人格化，使用宗教的名詞即謂之「應現」。而應現出來的人格，便成為信仰者一生恆不怠懈的追尋與實踐的目標。但是，還有一種層次，連這些都不存在。
整體而言，台灣人的宗教信仰最大宗的應現人格，就是禪宗觀音信仰的二次、三次應現，應現成為媽祖，應現成為王爺，應現成為龐多的無名小卒，然而，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渾然不知。
當童年影像走馬燈式地翻閱中，一身潔淨、髮髻梳染得烏黑亮麗的阿嬤，活生生地定格在淑蓮女士的腦海，毫無疑問，阿嬤的身教，銘印給淑蓮一生性格的基調。
「小時候寒暑假，我爸忙得沒空回老家探視阿嬤，由我們小孩作代表。我爸替我買張票，從台北坐到新竹站。出車站有許多三輪車，隨便告訴任一個車伕：『我要去“得姆啊”家』，他們就會把我送到阿嬤家。阿嬤名氣很響亮，三教九流都認識她……」
阿嬤何許人也？阿嬤的姓名是許劉鄭；阿公名叫陳皆得，但因入贅於許家，故而易姓為許皆得。阿嬤人稱「得姆啊」，這是因為該時代乃男性優勢的年代，女性的名字得隱慝，只以先生的名號代之。「得」，讀如台語的德，「姆」音近ㄇㄣˋ或Mn。
在那台灣人幾乎是全民貧困的日治時代，許皆得先生究竟是人矮了半截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總之，他染上了喫鴉片的習慣。淑蓮女士的記憶中，祖父母的家境可謂一窮二白。窮的主因來自吸食鴉片的鉅大耗費，將所有田地厝契都敗光了，因而直到終老，都住在租來的小小古厝過活。這間古厝係向淑蓮女士的外公承租的。小時候的淑蓮，由三輪車伕送達許家厝之後，還得走經水田埂，跨越村人洗衣的圳溝、土地公廟、田畦，再繞經一口井，進入許家厝，然後，越過一個木製的門檻，才能回到阿嬤的小屋間。
由於鴉片的腐蝕，原本即弱小的皆德先生更加孱弱不堪，故而負重上工根本不可能。全家生計或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許劉鄭女士身上，逼得她竭盡所能養家活口。她去擔任日本人的奶媽，自己的小孩則在欠缺奶水及困頓的窘境下，只好送給別人家。她連續生了一堆兒女，只留下一男一女自行撫養。留一男當然是為了香火薪傳；留一女則是為了協助打雜與生活家計。
日本人挑選奶媽是極其嚴苛的，健康與衛生絕對必要，或許也因此，養成許劉鄭女士此後一生的潔癖，不只如此，她天生有種尊嚴的格調，人前務必是光鮮體面，絕不因為貧窮而失掉一絲絲精神的屹立。由是，再舊再破的衣飾，一定比所有村莊人的穿著更乾淨、更白晰，粥湯燙出來的衣袖總是比別人的挺拔，領角生似骨氣畢露。在她有了年歲之後，總以烏茶油梳染髮髻，整整齊齊、烏黑亮麗。
當奶媽之外，任何可以添補家計的大小粗活，農、工、雜務悉皆承攬。然而，奶媽的工作畢竟不長久，她開始賣豬肉。每天清晨三時餘就得起床，打點自己及家務之後，從豬竈到市場，所有工作一肩挑。她的豬肉攤幾乎也是一塵不染，加上她為人很是阿沙力，因而生意興隆。
然而，她的名氣不是來自表象，而是出自一種先天的悲天憫人，也來自貧困生涯所淬鍊出的同理心，她是女中豪傑，更善於排解人際糾紛。村人有大小紛爭，總是來找她當公親。淑蓮目睹多次：「……爭吵的兩造來找阿嬤，阿嬤先問明原委，然後將自認為受到委屈的一方拉到旁邊，塞一把錢給他(她)，然後要雙方好來好去，散散去！就這樣擺平。很多村人一遇有困難來找阿嬤，人家借50，她給100，有還、沒還她也記不清……；事實上阿嬤根本沒什麼多餘的金錢，常常是手中僅有的一點，在別人需要時，她就忘了自己的困境……」
「阿嬤比阿公較早逝世。出殯的那天，出現了很多陌生人，淚漣漣地來祭拜，向我們說的話都是一個模式：『當年您“得姆啊”給了我很大的幫忙，足感恩吔！』……」那個時代的台灣人，誠實、樸素，幾乎沒有無賴，人們是很虔誠地來祭拜活菩薩的往生。
「無論工作何等辛苦、勞累，不管手頭如何倔拮，或身體有何病痛，我從沒聽阿嬤哼過一聲！」她唯一的嗜好，最愛看歌仔戲。而20世紀前葉的戲班，其下的「搬戲的」或唱戲的，相當於現在的「藝人」，但其社會地位低落，在清代係被列歸為下九流(娼、優、巫、樂人、牽豬哥、剃頭、僕婢、拿龍及土公)之一，是為「賤業」，到了日治時代也未能真正翻身。戲仔的來源多是貧困或悲慘人家的子女，或送、或賣、或搶而來，身世可憐。
而古台灣人的嗜好之一，也是社會道德教化的場域之一，即來自看戲。古台灣婦女無論街頭巷尾與人品頭論足、教訓子女、說服他人、談東道西，等等，無不引經據典，七字、五字、三字出口成章，罵起人來更是綿貫牽絲，可沾黏到海角天邊，但她們多不識字，她們多由看戲內涵的耳濡目染，牢記在心而根深蒂固。
「得姆啊」不僅愛看戲，或許是源自年輕時代，不得已將無力撫養的骨肉送人的哀痛，轉化為對戲仔的憐憫，她不斷隨緣認養一些戲仔。她甚至想要組成戲班自己當班主。淑蓮女士的童年，便常陪伴阿嬤去看戲。
「每次我跟阿嬤去看戲，她總是坐在最好的座位上，但戲一開演沒多久，她就睡著了。因為演來演去就那麼幾齣，她對每句對白、每個動作早可倒背如流……」
「阿嬤十根手指頭上，掛著十只各式各樣的戒指，金、銀、寶石琳瑯滿目，我從未看過有人如此累贅。後來我才得知，那是阿嬤年輕時發下的願望：他日有錢時，每根手指要戴上指戒。而晚年始靠苦讀出身、卓然有成的兒子的孝敬，了此願望。之前，太多的財物都施捨而去啊……」
「得姆啊」崢嶸的個性，幾乎肩挑眾生煩惱的行徑，永遠潔淨整齊的形象，自己茹苦含辛却了無煩惱的氣質，律己甚嚴而待人從寬的雅量，以及慈祥和眾的母儀，在年幼的淑蓮女士心目中，印記了永不抹滅的一種風範。然而，「得姆啊」只是個最最平凡的村婦，她一輩子做牛做馬而了無大志，但十個戒指刻正代表著單純、樸素等等的戒律。她完全不瞭解她正是禪宗信仰的應現。
《維摩詰所說經》如是說：「菩薩……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陽界。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凡此內容，丟掉一些文謅謅的形容詞，例如智慧劍、解脫、精進、無念實相等等，也就是說，脫掉這些嘴巴上的「胡說」，而貼近真實生活，殆即「得姆啊」的真實內容。以現今佛法名相大肆盛行但法水稀薄，兩相對照，殆可瞭解台灣草根才是真正的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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