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珠阿嬤的故事

「蔡玉珠阿嬤的故事」

陳玉峯

蔡玉珠女士昭和2年(1927)生，今(2012)年86歲。若以192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而言，她應可歸類為富貴型的人，或一生貴氣。她生自富裕家庭，婚配與醫生，子女媳婦也多是醫生、教授、上流社會的菁英，滿門龍鳳，照理說，或依世俗眼光，當是人人稱羨的好命人，或至少殆如農民曆上批八字所說的「平生衣祿豐盈足，一世榮華萬事通」、「詩書滿腹看功成，正是人間有福人」，何來煩憂愁苦？然而，上述這種問法及其背後的價值觀，是奠基在從未經歷文藝復興，從未發生思想革命，而只享用世界文明成果，整個腦筋拆開來都是腐臭纏腳布的一部分的台灣庶民文化，封建傳統的愚民內涵，實在不適用於玉珠女士身上，但她也始終無法真正擺脫舊時代的管控或影響。

坦白說，只經過2012年1月7日4~5個小時的晤談，我無能洞燭她的思想底蘊，遑論恰如其分的評述。我只能朦朧又武斷地談些個人感受，但我幾乎敢於斷言，玉珠前輩或可代表20世紀，那一世代台灣人苦悶的象徵。

§ 山海庇蔭、玉潤珠圓

禪門老生常談：父母生我之前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何處來？何處去？如何來去？生前、死後盡在當下此刻。

玉珠前輩的出生地在嘉義縣竹崎鄉的「番仔潭」，也就是在今之阿里山鐵路彎橋站的東北方約1.5公里處。

1920年，文官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的治台方針改採同化政策，將民政與警察系統分開，制訂地方的自治制度。於是，通令改革地方制度，廢廳設州，州下廢支廳設郡市，郡市下廢區、堡、里、澳、鄉，而設庄、街，於1920年9月1日至10月1日之間全面改制，將全台分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5個州，以及台東、花蓮2個廳，於是，台灣的行政區劃進入所謂「五州二廳」時期。

因此，玉珠的故鄉在1920年10月1日以後，即屬於台南州嘉義郡竹崎庄的「番仔潭」。在此之前，竹崎原名「竹頭崎」，地名取意於福佬人將此等丘陵區墾植為竹林滿山坡，而「崎」字意即「山路不平」，讀音「ㄑ一」，故說「崎嶇不平」也寓含「處事困難」的意思；讀音為「ㄑ一ˊ」時，指彎曲的岸邊。而竹林表面上整齊、均勻，但竹林地上卻是崎嶇不平啊！

又，番仔潭是台灣人的稱呼，日人則稱為「丘亮」，讀如「歐卡」，也就是小山(丘)的意思。現今的地圖上，竹崎境內標示二處「番仔潭」(兩者相隔1公里餘)之間，尚存地名「蔡厝」，推測即玉珠前輩的誕生地。

就個人生態認知來說，此地風水極佳。蔡厝或番仔潭居北，牛稠溪在南或在下方，且形成大開口的V字形，向上承托著蔡厝高地。蔡厝附近海拔約在70至108公尺間，背後尚有135~163公尺標高的靠山，整個地理地勢無懈可擊，符合聚氣居高下環水，坐北朝南大福地的優越環境。而牛稠溪的下游叫做朴子溪。

從大環境檢視，玉珠前輩一生的地理空間或生活圈的分佈煞是有趣。她的出生地恰好位於阿里山核心的沼平車站之正西約31公里處；她受完整日本文化教育或海洋氣氛薰習之地，乃位於其原鄉西側約27公里的朴子；她婚後最漫長的成家、立業、育兒、奉獻社會服務處，位於原鄉山腳下的嘉義市。從童年到老年一生變遷之最主要的生活圈，竟然落在大約一直線的台灣心臟區的山海間！

或說玉珠原鄉承蒙阿里山、玉山等台灣大山大脈的庇蔭，她父親在朴子經營的「杉行」，原料更來自兒玉(後來改名自忠)、對高岳等阿里山區，從而致富，遑論水源源頭、大氣風候。玉珠的性格、人格則深受海洋文化的培育，而開花結實於嘉義市。

以樹木傳播的生態而論，一株大樹其種子落地處，通常離母樹愈近，種子數量愈多，畫成圖示，母樹在原點，橫軸代表與母樹的距離，縱軸代表種子的數量，所作出的曲線恰似「反J」字形；反之，種子發芽率及得以茁長的數量，卻是離母樹愈遠，長得愈多與愈佳，而形成J字形曲線。這兩條曲線的交會點，代表種苗量最佳萌發與母樹最有效傳播的處所。這種地段與故鄉的距離，是謂「親而不暱，疏而不離」，恰到好處。

相類比之，玉珠茁壯發揮的生涯地的嘉義市，顯然也是故鄉母土傳播子息的最佳茁長地。因此，我只能讚嘆其一生的生態風水無以倫比。然而，本命土的崎嶇，似也註定玉珠前輩在其風光明媚底層的起伏人生。

玉珠前輩的阿公名叫蔡平，他孕育自前清時代的台灣風土，他是番仔潭地域的大地主，擁有好幾座山頭，包括現今「清華山˙德源禪寺」地區。說來巧合，我在2011年中，曾經三度到灣橋義仁橋西側的堤防上，隔著牛稠溪遠眺清華山與蔡厝一帶的山丘。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我看到的低山群，竟然是玉珠前輩的原鄉，合該我隔著一段時空撰寫本文啊！

蔡平先生不僅是地區望族，日治時代他任「保正」，也是「甘蔗委員」等等身分，反正是很有名望的鄉紳。他有大片面積的龍眼林、果園、竹林、菜圃、菸田等等，當然也需要僱請大量勞工，打點勞工吃食、田野管理，生產線一切的勞務必也落在家人身上。

玉珠的父親是蔡平先生的獨子，名喚蔡葉；母親叫做李葉。依輪迴世俗諦說，這兩片葉子的前世必也冤家，特別是李葉不曉得欠蔡葉多少債，這世受盡孽緣的折磨。李葉在蔡葉的第一任太太死後嫁給他，時年26，隔年生下玉珠。

蔡平為孫女取名玉珠，他認為「珠」字既有靈氣，更富活力。他非常疼愛這個寶貝孫女。玉珠從小生長在田、園、林的環境，而且背山面水，制高眺望天地山川。她在85歲高齡的描述：「據高下眺，風景優美。阿里山森鐵拖著英國製的紅色車箱，迤邐向山，駛進蒼綠不一的大山之中……」她的言語樸素，但可聽出車廂內滿載台灣的山精水靈。又，她所形容的田園風光，直到1980年代還見證在我的植被調查剖面圖上，至1990年代以降而凋零。

§ 雙葉情仇—玉珠一生莫大的陰影

大葉(蔡葉)並非連續劇中老掉牙的「紈袴子弟」，却是台語典型的「風流阿舍」。小葉(李葉)雖然大大葉一歲，而且秀中外慧、面貌姣好、做事勤快，我只能套用風水迷信比附，只因家住蔡厝的下方「崎腳」，雖然兩地直線距離不過2公里，腳程半小時，但屬居下風的小葉却受盡大葉的欺凌。

蔡平先生非常賞識小葉，早在1910年代末葉，請託媒人到李家提親，奈何小葉的父親因家道中落、門第乖隔等觀念作祟，婉拒這門婚事。因而大葉另娶一位薄命紅顏，結縭8年即告仙逝，徒留長女，也埋下續弦小葉、折騰玉珠的插曲。

曾經有人區分人類肉體受痛的等級，以女人生產為極限，也就是比五馬分屍還痛苦。然而，所有人體痛覺專家都錯了，人世間還有種種比生產更恐怖的慢性痛，其中之一，便是愛情與信任之遭受背叛或不忠！因為太過流行與普遍，因而世人視若無睹。全球宗教迷信永遠可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男女情愛的挫折與苦刑。特別是女性，在婚姻中被背叛的痛，遠比任何什麼十大酷刑還恐怖，因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清醒與深眠，通通在鞭笞，生似將全身兆兆億億神經，針挑出來碾揉砸碎，追殺凌辱任何一個細胞，然後受虐細胞再延生、繁殖異形細胞，全面慢工細活地毒殺活體，遠比癌症還癌症，而表面上無聲無息，心腦內及其底層則萬箭穿梭、來回割鋸、恆無止期，而且，施刑人恆不知受刑人實質感受於萬一。

生物學家在整個地球生界所有生命中，找出最最殘忍的事例便是某些黃蜂與蜘蛛。黃蜂經過一番纏鬥，把毒液注入蜘蛛體內，讓蜘蛛動彈不得但「神智」清醒。然後將蜘蛛拖回巢穴，下蛋在蜘蛛體內。接著蜂蛋孵化出蛆群。蛆群開始大快朵頤，啃食蛛體，從「四肢」啃向下體，從下體啃往小腹，吞噬所有內臟，吃到最後的眼球，讓你死不瞑目，最後一根視覺才被嚼盡。18世紀生物學家不禁天問：上帝是仁慈的嗎？從而間接催生、促成了達爾文、拉馬克的「演化論」。

然而，所有科學、哲學、神學、心理學、社會學、神經醫學、精神醫學都還搞不清楚的是，基督宗教的原罪、佛教的無明等等，很大的一部分，便是來自女人被背叛的痛、怒與恨，及其恐怖的「創造力」！也因此，世界上凡是男人的政治、文化專制體制，便得從小「教化」三從四德，從小切割女性的「自律神經」，使用想像得到與想像不到的精緻規則或理論，包括「天性說」、「性演化論」、「八敬法」……，然而，圍堵不了、撲滅不了這等痛與恨。上帝是仁慈或殘忍嗎？非也，女性這等痛與恨，超越了創造女性的上帝；佛陀什麼都證悟了、涅槃了，唯獨這面向祂繳了白卷，只採取掩耳盜鈴法，一開始拒絕女性出家，諷刺的是還敗在風流阿難的哀求下，佛陀答允撫養祂的乳母成為第一位比丘尼，也逼出「佛教因女性的加入，折壽五百年」之說！宗教不是萬能，恰好相反，是因人的無能才有宗教；迷信是宗教的仇敵，不幸的是，沒有迷信就不叫宗教。如同一個古老的宗教難題：如果不是上帝能夠阻止悲劇而祂不肯阻止，就是祂肯阻止却無能為力。

小葉的苦痛與怨恨遠比被啃噬的蜘蛛還嚴重。即使她在最小的兒子成家後出了家，袈裟也無能遮掩，遑論消弭。即令她往生後，還是得被折磨；這條神經線延展到玉珠一生迄今，依然「不信任男人」，她的成長史偏偏就是不能擺脫目睹父母的悲劇，她深切體驗了母親永遠的痛。雖然，她自己自主選擇了「正確的」先生，也度過了跡近「完美」的婚姻。

雙葉於1926年結婚，但似乎欠缺尋常性的儀式。隔年玉珠誕生，1929年又生兒子。然而「正常」的家庭生活不過3年，約在1930年間大葉便離家出走，繼續浪蕩於江湖酒池肉林間，而落腳台中。蔡平氣得斷絕金援，逼得大葉邊學做木工，邊游走於青樓紅粉叢林。

約在1932年，小葉不堪長期擔重擔、如守活寡般，因而心生一計，將玉珠「託運」到台中依親。大葉雖然花心棄家，卻甚疼愛自己的骨肉，但收留玉珠的結果，却因她夜夜哭鬧要母親，逼得大葉只好迎接小葉、兒女到台中綠川畔「團圓」。

1934年，大葉舉家遷居朴子，與兩位友人合股開張杉木行，也就是小型木材加工廠。然而，台諺說：「合字難寫」，虧損狀況下，大葉決定拆夥、改行。幸虧豐原人魏忠伸出援手，大手筆向銀行借貸，奧援大葉，更提供原木來源。魏忠何許人也？我在研究阿里山歷史過程中，得知其人資訊的若干片斷。他因任職台大實驗林的日本人佐藤昌的引介，專門承接實驗林枯立倒木的伐採，從而將廣義阿里山區的原木，源源不絕供應中、下游加工廠。

大葉誠然有了靠山，但真正支撐杉木行，而使之大發利市的經營者實為小葉。金錢滾滾而來，也隨大葉的花天酒地、鶯鶯燕燕滔滔而去。子女們「每當半睡半醒之間聽聞狗叫聲，就知道父親又帶女人回來了」；「深夜我爸帶著一群酒干仔阿貓、阿狗回家，挖醒睡眠中的媽媽，從水池裏撈鱺魚煮五柳羹給他們吃」……年少的子女總是耳聞母親夜半啜泣、哭累而眠，甚至誤以為母親哭死了，而緊張地搖醒她。

不只花天酒地，天天初一、十五，大葉也娶細姨。「我爸是很『疼』我，每當他要娶細姨，都會帶來給我看。她們都不敢看我……到底那一點是好？嚈氣啊！……」我不禁問說：「爸到底娶幾個？」玉珠前輩不直接回答：「歸畚圾浪喔！」唉！細姨何嚐不是受害者。

小葉數度想尋死，也藉菜堂，試圖轉移無時不刻的哀痛。但如同數不清的案例，總是為了下一代而忍氣吞聲。直到小兒子成婚後，才走進朴子「高明寺」。更悲哀的是，要進寺的基本費用，大葉竟然拒付。最後還得老朋友解圍，大葉才給付。事實上，大葉的性格海派，一點也不刻薄，此乃大男人時代「面子」的問題，非關金錢吧？！

事實上大葉絕非「罪大惡極」之人，恰好相反，他豪爽仗義、樂善好「施」；他重然諾，為人很是阿沙力；他在日本積極推展皇民化運動時，堅持不改祖姓；他疼惜子女、捍衛後代；他在228事件之際，義助當地及鄰近地區受害者，為其備棺收屍，撫慰亡者及其家人……他只是個不適合當丈夫的大男人；他對誰都好，只是不能面對自家太太！他在外風光飛揚，偏偏一盞路燈最黑暗的部位就在正下方。玉珠前輩承受的，是大葉本影的邊緣及側影，但也承蒙其在多面向的庇蔭。

玉珠女士從小蒙受台灣女性歷史的弱勢與無奈，除了先天打抱不平的常人之心以外，其剛烈性格與膽識，必然在接受知識、正規教育之後，激盪出女性自覺、行使自由意志的決心。奈何受苦人是母親，施害者是父親，她終究掙脫不出這宿命，可由言談間感受而推測，這是她永遠的陰影，迄今猶在夢魘之中。如果她晚生2、30年，必也是台灣婦運的大領袖。

§ 人格形塑或文化薰習

自1935至1944年的10年期間，玉珠前輩接受日治末期完整的正規教育，也就是朴子女子公學校6年、台南第二高女(即今之台南女中)3年，外加嘉義教育專攻科1年，之後，執教4年，直到228事件是為轉捩點。

簡單地說，田園山林的台灣土地文化是其基質，但印痕末期及人格形塑等孩童及青年期，她接受了海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價值系統、知識水準及認同。今人難以明白何以現今台灣7、80歲或以上的長者，往往是非清晰、堅守原則、務實誠實、榮譽至上、尊嚴自許……？玉珠受教的內涵恰可提供一例證，而非關性別。

男性優越或優勢的年代，女孩充其量唸完小學，學會書寫自己的名字即已足夠。大葉原本並無打算讓玉珠升學，因而小學之前，並未讓她有一般所謂受教育的經驗。上了小學之後，受到有好背景人家小孩的刺激，加上心智較為早熟，她竟然在小一即已發憤努力。

「……第一學期我才拿到3個甲，第二學期得了8個甲；第二學年我就成了優等生。優等生的課本免費，由學校提供，課本封面上還加印個『賞』字……」從此就「賞」到畢業，而且，事隔75年後，賞字一樣光輝燦爛。這不只是榮譽印痕的終身長存，更彰顯該時代典範的普遍與堅定。

未曾讀書又遭遇不幸婚姻的母親，當然希望女兒可以獲得知識的力量，但沙文父親總是壓下天平重重的一端。當時，國小六年級的學生若想要升學且經老師認可者，都會參加課後的免費補習，但優等生、賞字輩的玉珠竟然未參加，因而引起日本老師的「家庭訪問」。登門家訪的老師得知其苦衷後不發一語(註：大葉前妻所生的姊姊沒升學，後母所生的妹妹當然不能唸)，隔天，則強制要求玉珠參加課後輔導。且之後，替玉珠繳納報名費，代墊旅費去考試。放榜結果，整個朴子只考上三位，玉珠是其中之一。然後，日本老師才向大葉請款項。大葉竟高興得合不攏嘴，又拜請老師到酒家喝一攤，還做了一套西裝酬謝之。

終戰後，1961年玉珠憑藉古早老師寄給她的一張明信片前往鹿兒島，去拜望老師，感恩當年栽培的厚意；2002年，玉珠與夫婿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赴日探視，而老師雖中風，但神智仍清晰，欣慰而落淚；「人到落淚方見真心」玉珠女士如是補白。個人估計，許許多多這類型的日本老師及大環境的氛圍，造就了終戰後台灣基層心智及倫理規範的堅實穩定至少30年，或更長遠！

1945年，當老師將被遣返日本時，大小葉將黃金、錢鈔偷偷縫進棉被中，更做魯蛋、甜粿，大小包送給他。這絕非酬庸。

玉珠女士讀小學期間，1937年爆發中日戰爭，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換句話說，日本統治台灣42年後，擔憂台灣人受到前清212年統治的國族、民族意識反撲，化消極為積極的政策轉型。而皇民化是全民、全面性的措施，猶如滿清入關以降的「辮髮」象徵運動。其中，個人認為最最根源、關鍵之一，即對宗教、屬靈或信仰面向的根本性措施，影響將會最深遠，特別是對孩童的思想教育。至於改日本姓氏、積極推廣日語等，是最表層却最直接的表態動作。然而，時間太短促了，政治目的論太露骨，何況這類「工程」至少得經歷三代或60年以上的教化，始差可釜底抽薪。台灣「文明」開拓史上，無文明政府時代、荷治、明鄭、清朝、日本及國府等約400年期間，只有清朝及國府的教化超過一甲子。因此，玉珠女士代表的，乃日治皇民化下台灣人的例證，倖存者在現今社會已成最高齡的世代；其子女一代則接受國府制式教育，以及家庭日式文化的薰習；其孫子代，殆以國府文化為基底，並以大量西方文化為表象或裏層，日式氣息徹底不存或僅剩殘屑。這只是約略談之一。

日治基本教育給予玉珠前輩迄今較鮮明印象的是，例如嚴格但賞罰分明的心智及形體磨練；小學四年級即學會縫製衣服，雖然她因家庭富裕，結婚之後才拿起掃帚，學習柴米油鹽事；玉珠高女畢業的半年前，「老師教我們如何辨識嬰兒的哭聲，什麼哭聲代表肚子餓？那種哭為尿濕？何等哭式反映肚子痛或身體不舒服，老師播放唱片並講解。隔天考試，學生得依播放出的哭聲，寫出代表的症狀或狀況。老同窗聚會時，大家總會感嘆：以前的教育比較好。學校教育教我們如何對待先生、父母……朋友如何互信互重。現在呢？……」；「日本人做不到的事，絕不敢說OK，確實而不浮誇；答允的事，一定做得到，更不會說一套做一套……」

然而，日本政權原先依其優越感的分化，本來就將台灣區隔為不同兩國人，即大和民族或內地人，以及清國奴；國民小學也分成兩種，一種是日本人子弟及少數台灣特權人子女唸的，一種是台灣小孩就讀的，更不用說其他全面區隔台灣人的政策或慣例，因而，皇民化運動短短數年，不可能造就何等效應，但至少，的確已將玉珠這輩受教育人改造為日本人。相對的，清代在實施科舉制度時，台灣一般庶民被依職業，劃分成上九流及下九流，下九流還得三代不能翻身，不得應試呢！國府治台之後呢？不只外省人、台灣人之大分，龐雜賽勝牛毛的權閥派系，濫用族黨、宗教、血緣、姓氏、有形及無形的階級、語言、教育圈、生活圈……，加以利誘、恫嚇之分化，以利統治集團之永續控制，則又如何？現今如何？所謂台灣人面對正在推廣的南台中國化運動、原住民教京劇計畫、數不清噁心至極的「民主多元」赤化工程，該當如何？誰是我、我是誰？曾經有個受盡國府政治迫害的受難人對我說：「在台灣，你不怕國民黨你能怕誰？你連怎麼死的都無知啊！」

皇民化運動最有力的灌輸工程場域當然是學校(國府時代是師資培養而全面灌施全國幼童，以迄大專院校系所)，當時最明確目標係支援戰爭，故而猶如國府時代，童年的蔣介石看水中魚逆游向上之類的神話，日本人也製作許多關於戰爭的題材，為天皇效命的勵志書、課外書，內容包括描寫偉大苦命的母親，雖幫人洗衣打雜，但再怎麼艱苦，也要推送獨子去當兵的「感人故事」。

玉珠不只讀這類書，她也製作學校要求的，供放久存型食物的慰問袋，以便提供作戰前線的物資；她寫慰問信給前線的戰士，感謝他們為國家的犧牲；她參加製作「千人針」護身符，也就是由一千個人，每人縫一針的「福袋」；若是18歲，生肖又屬虎的人，則可縫18針。據說，「千人針」可以守護軍人，讓他們在戰爭中避凶趨吉、平安歸來。

每週一次，清晨六時起床，老師帶著全班，前往東石神社打掃並朝拜。平時，老師不斷宣說愛國觀念，並強調「我們都是同一國的，同是天皇的子民」！(想想國府治台以降，乃至於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為突顯敵對關係，日本政府下令消除卷髮的英美形象，因此，台灣婦女也不得燙髮，只能梳成一個髮髻。然而，這種違反愛美天性的政策，必然產生陽奉陰違。「有些愛漂亮的婦女受不了，大家相約在夜間偷偷去燙髮。一支燒得火熱的鑷子，配上些藥水，將頭髮捲一捲，即燙好了。第二天，頭髮卷卷的，又怕太醒目，不時拚命地拉直。就這樣，美一個晚上也甘願！」

戰爭期間，如果傳來獲勝訊息，必也「普天同慶」，學生必須配合慶祝，「白天拿國旗遊行；晚上提燈遊街，歌唱著勝利的歌曲。若有鄉人被徵召從軍，家族、親朋集體歡送；學校男老師被徵召時，我們都會群體歡送到車站……」

我聯想到1960、1970年代，我曾經是北港初中操木槍的儀隊，每周都得排出特定時段操演。個別教導演練採學長教學弟的方式。迄今我還記得教我的學長叫做陳文章，長相儒雅，體態挺拔。不管何種體制的國家都很厲害，他們總有辦法讓人民在平常當紳士，在戰場當野獸，而且絲毫不會衝突或矛盾。

大東亞戰爭最後階段就打到台灣本島來了。「儘管如此，我和家人從未懷疑過日本軍隊的實力，再怎麼頻繁的空襲，我們心中始終認為『我國』一定可以打贏。直到1945年8月15日，得知日本投降時，我們都難以置信，而當場痛哭……」；「……當時的我們早已被同化，深覺自己是個日本人，這場戰爭是為了國家，死掉也沒關係；為了天皇，犧牲是種榮耀啊！」

雖然玉珠女士如此敘述，但她的父母親儘管同日本人一樣，一齊哭、一齊笑，無論如何大葉就是不肯更改姓氏；供桌上可以增加日本神社的圖騰或象徵物，神主牌絕不可廢，公媽照常拜。當現代人嘲笑原始人奉祭各式各樣的圖騰之際，却忘了各國的國旗，徹徹底底就是圖騰的化身；美國的鷹、英國的獅等等圖案，並沒有比維京人的牛角頭盔或「野蠻人」的任何動物象徵更文明！

我是學植物分類、生態的。日本分類學泰斗早田文藏研究台灣高地植物後宣稱，台灣與日本最接近；換了國府後，來台中國人認為台灣植物與中國最接近。哪天，某個強權又併吞了台灣，勢必也會是台灣植物與某國最接近？！早田文藏博士根據採自南投的標本，依據國際命名法規，以「台灣」拉丁語法化，命名了珍稀活化石的「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奠定以台灣為屬名(genus)的唯一植物。後來，中國雲南也發現台灣杉，他們却敢於不顧國際法規，幹掉台灣杉的本名，改成「禿杉」(指學名更改)。哪個毛細孔都可以變更，就是有人無法無天啊！

屠殺人命固然可怕，還是有更加恐怖的，殺神、殺靈、殺天、殺地！羅馬笨蛋皇帝尼祿，焚殺貧民窟的基督徒，他萬萬想不到基督信仰却屠殺了希臘、羅馬的萬神，最後，羅馬帝國實質上被基督宗教所消滅。明鄭的叛將施琅，師法姚啟聖、萬正色之利用媽祖，假借媽祖神話征服台灣，入台首務之一，請媽祖神像霸凌明鄭的玄天上帝，更派遣福建等地和尚，來台海港普設道教的媽祖廟。國府解嚴前後，統戰一樣以媽祖為先鋒。然而，媽祖分兩派，一派暗地裏反清復明，一派崇清臥底。人鬥而後神鬥，我身為北港子弟，感受複雜而難堪！

而玉珠女士在終戰前、後，面對不同政權在認同上的困擾，畢竟還有大葉護持的神主牌可引渡，但引渡之後才是更進一步折磨的開始，表面的折磨很膚淺而現實，引爆點即228事件。引爆之後，很容易地，朝向台灣人自我覺醒的道路前行。然而，「自覺」才是最大的困擾與晦澀難測。大多數渴望「自覺」的人，走向現今的「台灣意識」，但所謂「台灣意識」迄今為止，在信仰、屬靈的層次上，始終擺脫不了中國神明、宗教的糾纏，因為絕大多數的人，從未真正自覺。

自覺如同禪悟，我看不出有人瞭解或體悟禪宗是中國佛教的最大、最根本的勁敵，但禪宗自始迄今恆處弱勢，只以隱性文化晦澀地存而不存，有而不有。套用佛教的術語，一個人的覺悟，可以從五官知覺走到意識之後，內掘進末那識，乃至阿賴耶識或之後，也就是屬靈的神祕體驗，聽說，那裏有絕對的自由。但這些都是胡說八道，因為說不得。

玉珠女士從兩大政權的現實生活中的撞擊，激發出本心的自覺，認為自己人管自己不是更好嗎？如果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只是像個現今任何正常化國家而已啊！為何台灣人不能覺醒？如果台灣人相信或信仰台灣人的靈魂來自台灣的土地，台灣人擁有自己在地的聖山，死後必也歸依在地，不也可以為台灣生、為台灣死？台灣人本來就擁有自己的圖騰、自己的信仰啊，為什麼廣大的台灣人都不瞭解？為什麼大家碰到真正的問題，都只在表象的現實界製造語言的障礙、詭辯，以及創造性的模糊？

§ 執教與228

戰火中玉珠完成學業。終戰前一年，她開始執教鞭。而日本教育的內涵，玉珠個人人格的特徵，以及艱困社會環境，融匯出她扮演教師角色的表現。她執教4年歲月的期間，恭逢台灣歷史上最重大的苦難與變遷。

終戰前，台灣竭盡一切支援人力、物力、財力，加上許多重點軍事、經濟、都會港口區悉遭美機炸成廢墟。基本生存是台灣人的最大願望，不可能照顧到教育面向。而戰時一切朝唯用看待，校地不得浪費，教師必須從事稼穡，稻作、菜蔬、瓜豆、綠肥，樣樣自行生產。學童通常因家中貧困須做苦力，以及躲空襲等，無法到校。玉珠不只擔任課業上的教師，各種生活能力、技藝皆屬課程內容，例如農事、烹飪、縫紉、生活衛生……，玉珠同時也是社區救濟員。由於家庭環境優渥，玉珠將教師特別配給的布料、衣服、米糧，以及校園的收成，在她可支配的範圍內，賬濟需要孔急的學童及其家人。「除了衣食，我也經常在學校為孩子們洗頭，因為貧困孩童往往長滿頭蝨……孩子從家中帶來大水桶，我買藥水，加熱煮過，而後，學生們一頭栽泡藥水中，噁心的蝨子迅速地鑽跑出來，然後再幫孩子洗淨……」；「老師不只是老師，同時也是母親，在每一個生活片段中，貼心照顧與指引。身為老師掌握著學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且藉由親切的照顧、警告、訓誡、讚揚，從而指引，並以身教，賦予每個孩子終生無邊無際的影響」；「生活裡瑣碎的關懷與照顧，奠定孩子與我之間深厚的情感，我也從教育的探索中成長……教學內容的編排與設計，完全依靠教師一磚一瓦的建構。沒有教師手冊、沒有教學指南、沒有資訊系統查詢……每一課程端賴教師自行絞盡腦汁、使盡渾身解數編列教案，編寫完成再請校長修正。當時，特別重視動機的引導，讓學生從生活體驗中抽絲剝繭，慢慢自行找出答案……」

該等年代，師權是崇高的。「課業部分，我是嚴師。例如數學題學生寫錯，我重新示範完整演算。學生表示聽懂之後，我發下白紙要求學生再寫一次。再錯，三、四次都不進步，我就體罰。有時孩子的手心會被打到流血，孩子噙淚我也哭。哭完再繼續努力，就是不能放棄學生。晚上為學生補習，所有費用我付，另買食物給學生當宵夜……」

「……不僅在學校教學，假日更需至軍隊勞軍。老師們化身皇軍慰問團到朴子軍區，當時，神風特攻隊駐紮在此。我們自己編舞、編劇、製作舞衣及道具、配樂等等，每次表演得須準備二、三個月，一年表演三、四次。表演都在星期天的上午舉行，每個表演約2小時。此外，我還教導社會青年訪問團的歌舞；自己也演吹口琴……」

整個台灣社會幾乎人人自重、互重。這股力量使得終戰前後，即令無政府狀態，社會等同於平時的穩定。終戰後，「國府據台，反客為主的語言政策，首當其衝者即教師，我們熟稔的語言、文字一夕被摒棄，北京話瞬時取而代之。課堂上的教學，除了意識形態上必須逃避集權的迫害之外，語言頓時變成最大的挑戰。每當學生放學後，我相當努力地自我進修……」

「終戰後，日本人陸續被遣返，中國人漸漸來台。剛開始，街坊鄉親聽聞祖國又是戰勝國要來，大家無不興高采烈、張燈結綵，可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當時，東石是個小港口，少數的中國軍從東石上岸。上來的中國兵很刺眼，一個個懶懶散散，好像猖狂的山賊出籠。相對於打敗仗離台日軍的秩序與整潔，中國軍的粗魯與邋遢，極其不堪的軍容與軍紀，直是天壤之別。真正打敗日本的，是美國而非中國。台灣人民的心頓時冷了半截……」

「中國帶給台灣人的第一個難題便是繁多的傳染病，霍亂、鼠疫、天花、拉吐症……不一而足。朴子地區首因傳染病過世的，是身體強壯的蔡陽明醫師，第二個喪命的便是我的四姑姑，她得了紫斑性天花。入斂時五官滲著血，屁股也出血。之後，我姊也罹患天花……」

「中國兵仗恃著槍桿子硬，對待台灣人民無視基本尊重與人權，在鄉里間經常傳出搶案與盜竊。他們囂張的行徑和貪得無厭的心態，甚至連居民掛在屋外晾乾的衣物，或水盆等微薄物品，都會被順手牽羊。台灣人民不堪其擾，乾脆不放任何物品於戶外……」

於是，「烈日焦土的台灣，治安極度敗壞，流行病猖獗蔓延，通膨導致物價總體而言，上漲7千倍以上，舊台幣4萬換1塊錢……彼時，我的薪水都被記帳，6個月後，拿到的鈔票等同廢紙……」

1947年2月27日，婦人林江邁在台北天馬茶房前賣私煙，被台北專賣局查緝員查獲，欲沒收林婦香煙及款項，林不予，苦苦哀求拉扯中，查緝員以槍托擊昏林婦，林婦頭部出血。圍觀民眾羣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開槍擊斃一市民，於是，全面累積的憤慨與不滿一發不可收拾。28日上午，群眾前往專賣局(日治時代即鴉片專賣局)抗議，衝進台北分局搗毀文卷、毆傷3名職員；下午，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示威、請願，陽台上憲兵開槍掃射，死傷無數。由是台北騷動。民眾更進入廣播電台，向全台人民廣播經過，並呼籲群起抗爭。於是各地紛紛響應，募組自願性的臨時隊伍，最具規模者如中部的「二七部隊」。

「3月1日或2日，朴子居民看見人民自願組成的隊伍沒食物吃，婦女會會長黃秀英遂號召大家募集米柴，製成飯糰，送去水上機場給台灣『兵』吃，我也參加……我們造鍋煮飯，捏成飯糰，加點鹽巴，用竹葉包起。做此事只是如同街坊鄰里互相幫點小忙，極其自然。當時台灣民風淳樸，人多善良，大家情感濃厚、守望相助……」

「3月8日傍晚，中國鎮壓軍登陸基隆，瘋狂掃射碼頭工人。9日攻進台北城，繼而南進，一路屠殺與鎮壓。當時，嘉義人民深怕水上機場的軍隊會進入市區傷擾人民，乃前往機場圍堵，防其外出。期間，由嘉義各界德高望重的士紳菁英8人充任和平使者，入內談判，卻被鐵線綑綁，其中4人十多天後，與多名地方仕紳被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前示眾」

「記得有一夜，子彈聲浪轟轟咻咻作響，轟響了整晚。隔天一早，一些朋友慌張來找我父親，『蔡桑，卡緊咧啦，死真多人喔！若不趕緊處理，會爛掉生蟲喔！』我爸立即叫師父、工人裁訂棺材，免費收屍火葬，或儘速令其入土為安……」

「228事件不久後，有天午後，我正在教室批改學生作業，警察突然出現，將我帶到警察局，扣留、偵訊。他們反覆追問我為何參與捏飯糰，何人是號召者。我當然有參加，當時我教六年級，我帶6~7位到現在還有來往的學生，挨家挨戶去要米、木柴，我用大衣盛裝生米，我們以磚塊架起飯鍋，水煮後，篩起米粒捏飯糰，拿去給台灣兵吃。也不知是誰人去告密，總之，我就這樣被抓。我當然知道是誰號召大家的，但不能說，一說那人就得死，那人的兒子已經被囚禁了。我年輕，更不知國民政府的兇殘惡毒，憑一口氣，只說不知，充其量說：我們只知做給阿兵哥吃，怎知是台灣兵或國軍？他們利誘、恐嚇我：『妳是做老師的，特別尊重妳，否則就用刑，妳不講就不放妳回去。』當時若抓到犯人，往往鞭打、酷刑得悽悽厲厲。

我不理，就被關到天亮。該天晚上我沒回家，父母一直很焦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到了10點多，父親先到學校找人不著，跑去問校長，校長也不知。父親到處問人，也問到涂醒哲醫師的爸爸。父親心急抓狂，也不知問到何人才知我被關在警察局。當時人被抓，隨時隨地可槍斃，父親當然抓狂。深夜了，父親找到『有辦法』的人，給他一疊錢，却沒消息。父親更急，後來，間接找到朴子的警察局長(今還住在中興新村)，總算在早上釋放我。

父親“氣”得七竅生煙，拿起枕木條要打我。我從小到大，第一次父親要打我。母親在旁制止說：『你要打死她，歸去就不要救她回來！』父親回嘴：『自己打死還是勝過被人槍斃！』父親還狂罵：『為什麼別人家的女兒都乖乖地無代誌，她却跟校長吵架，又被警察抓？』

父親在飽受驚嚇後，堅決要我放棄教職，他深怕我再度陷入危境，不讓我出門。校長到家中請求父親讓我教完六年級的畢業生，因而我陪伴學生們至8月考完試後離職。

隔年(1948)1月31日我決定走進婚姻。

事後想起，我之所以被抓，應該是有前因的。之前，朴子有國軍來進駐，有個連長要結婚，指定要我當伴娘。我爸拒絕說：『妳去看看，打死妳。幹伊娘！』我也不要去，台灣人沒這習慣啊。我告訴校長：『您要叫我去，我就辭職』」

我想，大葉或也是性情中人吧？！

試問，玉珠前輩在台灣近代史上最艱困年代中，她受到的教育及她的施教內容，若依理論堆積如山、論述多勝垃圾堆的現代教育水準，前後相比較，如何？

試問，中國清朝腐敗，苟延殘存的大法寶即出賣台灣給異族；國共內戰，敗方逃竄台灣，再度踐踏台灣人，血洗台灣土地，台灣人爭點尊嚴還得被冠上叛亂罪、思想犯，動輒誅連九族！而走過兩朝代，驚嚇見證悲慘世界，且在之後噤若寒蟬數十年的玉珠前輩，她有無發聲的權力？她對台灣人的恨鐵不成鋼，她日時想、暝時想，時而想一想，哭一哭，現代人是無能理解啊！玉珠還算是絕對輕微、幸運的行列之一，她的痛不在現實界，她早已覺悟整部台灣史、台灣人去他媽的原罪與悲哀！她的苦悶，代表一個有格有調的知識份子，在時代不斷錯亂之中，在真相與謊言、在忠厚老實與奸詐凶殘、在大是與大非、在平凡與神聖之間，挺起骨幹，代替眾生承受爭取屬靈尊嚴的不斷受挫啊！

而且，她是才女，必然也在20世紀的道德、威權之下遍體鱗傷。雖然她從未提及她被壓抑，而我敢大膽推測，她婚後完美的家庭，必也抑制了她潛存或螫伏的才能，而這方面，想必子女的孝順殆已彌補；她兒子就曾經這樣描述母親：「恨不生為男兒身！」

「台灣在停戰後，接著美國人來了，但美國好文化沒吸收，專門挑爛東西猛吃；中國文化、中國人何嘗不是有很多好內涵，偏偏盛行的都是惡質、反淘汰……」；「昨天在電視上看到阿扁和他的母親，哭了一下午，昨夜也睡不著。今天若是我兒子被誣陷入獄，我做母親的該如何？」；「劉○○，她媽是我南二女的學妹，新營人，……嫁個老不修，連公文也敢竄改……」；「我很後悔當年幫張博雅競選，她們張家從許世賢到她們姊妹的選舉，我都踩著腳踏車，挨家挨戶地幫她拚。當選後，再一一去道謝……1991年第一次，台灣參加世衛組織，李鎮源、沈富雄等人都去了，我夫婦跟在日本的兒子、媳婦、二子等五個人自費參加。當時她當署長，最後的party，她出來講話，還是只說中華民國而不說台灣，我向她說：『不對吧！為何不自己說台灣？』我實在很不甘願，她當時回答：『歐巴桑，嘜按呢啦！』」；「林義雄，我覺得很感心吔，但我認為他應該真正站出來，他有地位、有名聲，但他不夠勇敢……」

我在訪談玉珠前輩的過程裏，查覺她的語言中，不時有著一種她自己未必瞭解的形上內涵，我的筆拙，無能替她和盤托出。當她敘述自己的生涯歷程，只求準確、真實，言詞純粹具象，也幾乎沒有形容詞，然而，一旦臧否人物、泛論時事，則直言不爽、節氣懍然，且不時扣住大格局大原則、主核心。也就是說，小我是布衣粗茶淡飯菜根香，大我則是空谷幽蘭，而花香滿溢、經久不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