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 訪談—愈是台灣的大名人，愈是沒有值得學習的東西！
邱吉爾曾說：「四十歲之前不是自由主義者，沒有勇氣；四十歲之後不是保守主義者，沒有智慧」；台灣的反共八股也不斷宣說革命靠青年。表面上言之成理，事實上只是媚俗。台諺說牛遷去北京也是牛；美國俚語說是豬就不會飛。活了將近一甲子，我只相信一個人的人格特性，而無關年齡。
我相信遺傳因子決定了最大、最重要的部分(我很清楚歷來的生物決定論、達爾文風暴、歷來環境與遺傳的論戰)，為了避免社會動盪、種族衝突，以及一大堆紛爭，最後的結論都是遺傳與環境一樣重要。究實，只是鄉愿、阿Q，但可算是善意的妥協。
我相信20歲或更早之前，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性格、直覺、道德、良知等的絕大部分，且終生不大可能改變。大學暨之後，通常是「教育無用論」。
真正正直的人愈老很可能愈激進，如果他所處在的環境是偽和平、假自由、非理性優勢、無自覺、欠主體的社會。如果只靠血氣之勇、無知任性或懵懂而情緒行事，則不過是暴虎憑河，不足道也；如果是理性、理念，且透過生平實踐而來的信仰，則老益彌堅、老當益壯。而且，思惟愈細膩並非猶豫不決或三心兩意。多層、深層的思量，實乃寬容大量的先決條件，不會妨礙大是大非的判斷與終極的追尋。準此而言，我相信黃醫師早就進入夠智慧的信仰層次。
「您當醫生三十年了，您對醫療倫理或所謂醫德的標準是何？您如何檢驗自己？」我問。
「這可有多面向、多層次的考量。先就現行健保制度下來說，醫療工作者與我父親的時代，面對環境的挑戰大有不同，但在專業暨執行上的堅持，我尚能把握原則。現今社會風氣，大都朝向技術性或科技的要求。例如說，大家會說這刀開得好，却不問這刀該不該開?需不需要開？人說：江湖一點訣。所以我可體會家父所說，醫生好壞的評斷，很大一部分是專業上的議題，一般人難以置啄。比較上，我會自我要求，竭盡所能做到……
現今健保體制及醫療科技發達之下，並非古早醫生但憑其經驗、理念或信仰，以及其在社會上所建立的信仰去經營就足夠。現今醫療者還得依賴許多儀器，以及相關周邊的設施、人員的協助。然而，你若要投資那些儀器及其他人力，就得考慮成本回收問題。而在健保體制下，你若依規定、按正常程序去經營，你不可能回收眾多儀器的成本，因而許多人在『技巧』上，就有不少『眉眉角角』。例如白內障的開刀，以前老師、教授說，視力0.1~0.2以下，先予光學鏡片校正後，無效才考慮開刀，而且，開刀前得先細加評估一切其他功能，以確保術後效果。然而，在健保給付方面，你開一個刀，勝過看50個患者。這樣的健保給付方式，難免間接刺激了「選例、衡量」的取捨傾向，但因太專業，體制上也無從設計一套完滿的規範，尤其，現代人對視力的要求品質很高，新舊時代遂無法一概言之。
勞保時代白內障的開刀給付是每例3萬5仟，現今健保制度下已滑落為2萬6百多元，加上今之健保財務困難，點數下降，實際給付1萬6仟元上下，因之，如果無法篩檢給付的合理度及適當性，則必將影響下一代醫生在資源分配時，無法得其所應得，進而影響醫療品質。
無論那一領域的醫療，只要施加於患者的處置，倫理上至少得有二個原則：資訊盡心對等、選擇權在患者與家屬。因之，任何處置我盡量向患者及其家屬講解清楚，解說做或不做的結果與差別，要求自己客觀，而將決定權交付患者或其家屬做決定。
然而，這就延展出醫、病之間的老問題，文化性或社會性複雜的議題，也就是『資訊不對等』。平均說來，台灣的患者很『善良』，大多數人請醫生決定，而醫生的自由心證、專業取捨就變成關鍵，這就是前幾天我寫給你的信中提到的，社會學界提到的『權力差距指數』的文化行為或行為文化。我們的文化中，無論何等行業，相信權威的程度很高。當然，若談到醫療風險，通常1千個患若者有1個來論議，你就有難以承受之重！」
2011年12月31日深夜，黃醫師在台中福華飯店寫了一封信給我，在此轉錄提及「權力差距指數」及「不確定的規避」的部分：(他補註：引述之論述出自《異數》一書)
「曾經有社會心理學者研究社會現象，用了二個論點看社會：
(1)權力差距指數；(2)不確定的規避。
這二個文化面向的思考，部分解了我對週圍社會(政治)現象的迷惑。前者，是面對權威的態度；後者，是對於明確性的偏好程度，即是否忍受不明確或模稜兩可的規範(規定或法律？！)。
對權威的順從與忍受不合理的法律規章，似乎是台灣社會二個重要且明顯的文化面向，這些社會心理狀態，普遍存在於各領域及各層面的公私部門。
當然，底層的其他現實的心理反應，應有其他我(們)難以理解的。這則有待另一番專業的探討。
至少，順著這些文化面向的方位觀察，符合了部份社會學者的論點：(補註：出自《不可思議的年代》)
『人們所以認同錯的觀點，只因為他們想成為社群的一員，而不願實事求是』，而別無選擇，這就是所謂：『接受共通的現象，否則無以維護該團體』
蕭伯納曾如此批判：理性的人隨波逐流，依現實而過活；非理性的人則逆其道而行事。文明的進步，是因為後者的堅持而彰顯的」。
黃醫師對台灣，尤其醫療面向的社會行為或心理的感嘆，恰好對映近些年來我對宗教的學習與觀察，特別是所謂「佛教」。宗教系列中遠比其他社會行為還可怕，因為加上迷信的信仰與造神的理所當然，台灣到處是「大佛」而獨缺佛法，非關佛法。於是，我再提問：「您認為這是民智問題，或是不同文化的無法比較？」
「相對而論，歐美國度的法律或制度，對消費者的保護或保障已臻相當高的程度，他們的醫療糾紛屬民事解決而非刑事。他們醫療資訊幾乎對等，他們由法律保障所有人都得面對訴訟、補償等等，優缺點都有。台灣，基本上是由優勢的權勢階層刻意設計的體制，或由於怠惰而漠視變遷，或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應變。其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後續一句話，大家都忽略了：“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興利討人喜，除弊惹人怨，但也是大破而大立的機會！……」
我故意再問：「這不也是東方文化的特徵嗎？人民寧願放棄自主性，也不願丟下對權威與威權的崇拜呀？！」
「這種民性是可被教育出來與否，這牽涉到國家的教育政策與教育哲學。你有2本提到教育的書，你先前在靜宜大學擔任教職，甚至副校長時，不也推到手軟嗎？」他反將我一軍。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