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台灣中央高地一直被所謂「文明人」視為「黑暗世界」，那是因為崇山峻嶺的可及性微乎其微，加上原住民自然人盤據，馘首之風盛行，山區資訊全靠目測，致令脊稜高地彷若幽冥禁區。直到一八七五年八通關古道闢建，史載吳光亮履勘玉山且題字為記，可惜的是無從考據其究竟登上那座山峰。
甲午割台，隔年九月日本陸軍步兵預備中尉長野義虎氏，由玉里東扣玉山山區，經塔塔加、阿里山區西出嘉義，如今則已證實長野義虎的旅程，僅有部分是清古道的路段，在日治時代地無從證明其上躋何等高山，因而真正第一批攀登玉山山塊且登頂留誌可查者，落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齊藤音作林學士所締造。不過他所登上的並非玉山主峰，而是最險巇的玉山東峰。這第一批探險者共計二十七人，同行有本多靜六林學博士，但他並未登頂。
史載第二批登頂者是德國人史坦貝爾博士（K Th. Stopel），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攀躋玉山東峰，取出齊藤音作的證物，並埋下自己的信物。隔年十二月複有齊藤讓及山下三八郎登上東峰。玉山主峰則遲至一九００年四月十一日才由鳥居龍藏及森丑之助首度登上。
國內對八通關古道耳熟能詳、長野義虎的探險記亦有專文譯介，真正登頂的齊藤音作在其歷史之旅後，曾奏請日本當局易名玉山為新高山，本多靜六也發表「關於台灣的森林帶」報告。而第二批的德人史坦貝爾，七年後在德國科學會報上，發表了「台灣島內旅行及新高山初攀記」，其描述風格異於東方人，且其日誌充滿當時台灣風土原味，他們從十二月四日由台北出發，翌年一月五日回到台北，整整一個月的玉山之旅，或可為國人引介。以下依據沼田大學（一九三六）的資料描述。
從台北到竹山
甲午戰後第三年，台灣島依然動盪不安。當時的鐵路僅有南北兩段落，也就是基隆到新竹、高雄至嘉義間通車，中部地區正是「土匪跳躍鼎盛」的時代。新竹以南，他們搭的是台車，第一天下榻苗栗。十二月五日由十二名士兵編成的護衛隊護送至豐原，第三天以動亂滯留台中，彰化及北斗各再投宿一夜。十日在士兵六名、巡查五名的保護下，乘坐椅子轎取道田中往竹山，當時的田中又名沙仔崙，原位於東螺溪北岸的沙仔崙街，因道光三十年被洪水沖失，濁水溪改道，人民遷至今之田中處，地名襲舊之故。
從田中出二水，在該地與來自竹山的護衛交班。他們從鼻仔頭出濁水溪抵竹山，光準備上山的物資就花了三天，而從竹山起，日本當局拒絕再派遣衛隊保護，此舉讓史坦貝爾感到困惑不已，最後他的推論內山「危險性較少」。
竹山到東埔社
換了班的組成共計三十人，二十人是阿里山的原住民，日本人有石田及伊藤，翻譯員為從台北伴隨下來的葛乃樂（Greiner），台灣挑伕及廚師六人。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自竹山出發，夜宿大水窟：十六日越鳳凰山腰，經苦苓腳、白不仔溪，進入陳有蘭溪河床。渡溪時，背負史坦貝爾氏的原住民不知何故摔倒，史氏掉落陳有蘭溪，因而多花了一些時間，致令黃昏之際仍在趕路，又因照明的火炬好似有意還無意叫引發了火燒山，終於在深夜才抵達Sotokuram社，可能即內茅埔社的前身，位於河階臺地上，原住民有十二戶居此。
十七日從該地出發，經楠仔腳萬到和社。十八日與來自東埔的原住民交涉交接，前往東埔。一行抵達東埔時，東埔方面鳴槍召集全社男女老少到隊迎接地球另一端的「番人」，頭目表達了隆重的歡迎與寒暄，斟上粟酒邀其同杯共飲，史氏的日誌卻說，「因為這位新朋友的臉太髒而一時倒盡胃口」，頭目名為Noisi，勢力者叫Umashu。
從東埔到納萬（樂樂溫泉？）
東埔出發是十九日，跨過懸崖（父子斷崖），再沿陳有蘭溪底上溯，來到水溫攝氏70。C的溫泉鄉。此際，漢人挑伕不安，深懼不知何時將被同行原住民割頭，不斷哀求准他們回去，恰巧遇見獵鹿歸程的三名東埔社人，數名漢人便託獵人帶回。
二十日從海拔約一五00公尺的溫泉溪底出發，下午一時抵達分水領的八通關，在獵寮小屋附近紮營。然而，因東坡面的夕口厶社的人對這隊登山團生疑，且視同行漢人為世仇，準備獵取其人頭。經多番溝通撫慰，贈送物品給該社的代表「好不容易才相安無事。到了半夜，山塊崩塌的隆隆聲，夕口厶社及東埔社的原住民誤以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達邦社的曹族來襲，一行人深感恐懼，匆忙築禦工事備戰，徹夜杯弓蛇影。
二十一日一大早就傾盆大雨，登山隊趕搭的小屋漏水不已，只好搬進原住民的獵寮。有人主張打退堂鼓，但到下午天氣又告好轉，因而再等待一夜。隔日，老天仍以陰霾相向，氣壓上下變動而甚不穩定，同行的人都乏勇氣攀登，糧食亦已告罄，迫不得已準備下山。正在此時，雨歇雲散，氣壓計也昇高了二毫巴，於是又決定攀登。三心二意的折騰，史坦貝爾本人沮喪渙散，無可奈何的鎩羽而歸，偕行的原住民只剩七人、日本人二位、漢人二位（他們擔任廚師的工作，其中一位是葛乃樂的內弟）。折回東埔謀取糧草補充而蓄勢再發。
德人翻譯員葛乃樂的故事
東埔迎接初探失利回來隊伍的人，是樂天風流的翻譯員葛乃樂。他在甲午戰爭之前受雇於德國商人，居住在雪山山脈下，可能是專職樟腦製造的工頭。日本佔領台灣之後，試圖在短期間內壟斷台灣樟腦的生產事業，為此而設計出專賣制度的藍圖。然而，樟樹所在地在當時多屬原住民領域，調查隊員或腦丁頻頻遭遇出草的困擾。因而暫行開放民營制。此際，葛乃樂具有清末通事的本領，原住民頗信任他，因此他的商會所經營的腦寮，雖位居獵人頭盛行的高度險區，葛乃樂卻通行無阻，確保他轄下的漢人腦丁可資作業。不幸的是，有一天，葛氏卻親眼目睹所有他的腦丁，全部被割了頭，致令從此葛氏再也僱請不到任何腦丁為他工作，只好放棄了該項事業。
葛氏是個飄泊冒險型的人，服完了德國兵役後，仍跑去阿爾及利亞擔任曹長。一八八五年，他參加了法車庫貝少將所率領的台灣遠征軍而登陸基隆。後來，他竟興起留在台灣的念頭，同清朝的將領表達其願望，以月俸一五０兩受僱於清朝。法軍撤退後，則受僱於德國商會，而且與台灣人結婚，生了一大堆混血兒，因而他的語言能力樣樣精通。
再度從東埔到玉山
十二月二十三日史坦貝爾接受東埔原住民的招待，粟酒下肚後向原住民誇示一八九八年式的毛瑟槍，試射的結果讓布農族好生羨慕。二十四日委託頭目遴選登山同行的挑伕，包括兩年前與本多靜六博士一齊上山的布農勇士，日本人伊藤則辭退，於上午九時半再度扣關，下午三點半到達上回投宿的獵寮，當天正是聖誕節前夕，引發了史氏的鄉愁，也送了一大堆聖誕禮物給隨行。
二十五日早晨出發，二小時而抵達八通關高原，盡情回首來時路，歡度聖誕節。他們砍了台灣冷杉當聖誕樹，聚集在營火周圍，再度分贈禮物，原住民則捕捉了野鼠，大夥兒烤來吃。
翌日清晨四點多起床，月光皎潔但氣溫是零下三度。原住民不喜歡在如許寒冷的天氣登山，因而先讓大家飽食熱騰騰的早餐後，分發給他們手套、毛線長襪及其他布類，還送給嚮導冬大衣，終於在連哄帶騙下六點鐘出發。他們決定把台灣人廚師、葛乃樂翻譯員及行李留置原地，但因害怕達邦社曹族的襲擊，把槍枝借給他們。之後以布農勇士兩人為嚮導先行，史坦貝爾走在第三位，邁向登頂之路，但嚮導的腳力敏捷，史氏每每跟不上且迷了路。
七點左右出八通關稜線，不久到達八通關山的最高峰，大約二千公尺（？）的高地，停留了約一小時，研判日本參謀本部很不明確的地圖，以指南針訂下方位。
從八通關頂起，沿著寸草難生的稜線步道蛇行。隨行原住民在這附近的草原放火，一行人到達三二００公尺附近的冷杉林高地時，向下俯瞰，可見火勢增加而燒及林緣，在冷杉林地，積雪已達三十～～六０公分，雪地上有無數的鹿蹄痕跡。
不久後攀至玉山東峰的東肩，到達三七００公尺之處的稜部，此時已為積雪所掩沒，只露出粘板岩的角稜。約十點到達齊藤岳（註：即玉山東峰）下，其北側上段呈段丘狀，未生長任何植物，形成落差約二百公尺的岩壁。中年的原住民三人就在此巨岩壁下休憩，史坦貝爾帶領二位年青者擬從北側攀岩，旋發現不可行，於是改採東面及東南面，在極度艱困中終於攀登上玉山東峰的頂上，測得高度為三八七０公尺。先前齊藤氏測估得的高度，竟然高出五百公尺，但後來證實兩者都不正確。事實上，在更南方的玉山主峰另有兩山顚橫臥著（北峰？）。
齊藤岳的山頭呈現圓錐狀，史坦貝爾在一堆石頭下發現了日本國旗及其竹竿，他就是兩年前齊藤音作所留下證物。據當年同行的原住民說，本多靜六因患瘧疾，躺在山肩樹林地休息，僅齊藤氏單獨攀登。
史坦貝爾亦在山頂埋下文書，作為登頂證據，他亦取出齊藤氏那面舊旗，換上新旗（德國旗？）。史氏描述：「萬里無雲的晴天，可以盡情眺望。後來查閱本多博士及熊谷氏的記事，他們似乎部認為齊藤岳是本山系的最高峰。很可能他倆是在陰天攀登的，以致於看漏了此處南方玉山的主峰……」隨行的人催促著要打道回府，也不想再登主峰，「…但若如此則無法達成自己攀登的目的……於是攀登了帶棘似的粘板岩層岩壁，好不容易的到達了最高峰。該處似乎未曾有過人類的足跡，連原住民也從未登上。把染上黑、白、紅色的手帕埋在這裡，作為攀登的紀念。至此而達成了四０五０公尺高的，自己旅行的最後目的。而太陽已傾斜，必須在日落前趕回小屋，因而急忙下山，到了冷杉林已是下午三～四點左右，黃昏而返抵獵寮。
從八通關到竹山
二十七日七點半起床，出發而回首群山，揮手告別。途中與東埔頭目派來迎接的人相遇，相偕下抵溫泉處沐浴。也在那裡，原住民對他潔白的皮膚驚訝不已。傍晚回到東埔，接受布農的款待。
之前，史氏曾給罹患瘧疾的小孩藥品，小孩的母親充滿喜悅的眼神，意味其病已痊癒，全社似乎為著明日的離去作準備，葛乃樂正在東埔療養坐骨神經痛，似乎不想同行返回。
二十八日，在東埔原住民三十七名護送下，長長隊伍蛇行而下陳有蘭溪，當夜在河床地造屋休憩；二十九日從白不仔溪口起，不取來時路，改由牛轀轆，從龜仔頭（水里對岸）下方渡濁水溪出集集，宿之。在集集聽到憲兵述說最近的「土匪」事件，以及台中發生鼠疫災變；三十日，由日本兵二十人護衛下，乘轎出發，沿途士兵皆維持隨時可放槍的姿態！集集街的石礫地上聳立一塊紀念碑，哀悼陣亡的十四名日本憲兵者。午后到達竹山，東埔社人將在此告別，於是。依照先前的約定，史氏購贈原住民布匹、食鹽及其他必需品，復請他們喝燒酒，隨即唱起「鬥之歌」。原住民也在此將從東埔帶來的豬肉、香蕉粉及其他山產，同台灣人的店鋪交易。唯香蕉粉與日本官憲秘密交換火藥類，萬一被查獲，火藥會被沒收。東埔社人及在竹山的阿里山原住民，一直歡嚷豪飲到深夜。
三十一日，十二名衛隊護送史氏至北斗，在此開香檳過除夕、迎接新年，最後在一月五日返抵台北。
按照這篇敘述，史坦貝爾自述其不僅上了東峰，更且又單獨攻上主峰，且埋下黑、白、紅的手帕，好像也量得玉山是四０五０公尺的高度。從牠的時間判斷，自有可能連攀東峰與主峰山頂，但必須是攀岩高手。不幸的是，後來登上玉山主峰的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一九００年四月十一日），也是在積雪中扣關，到底有沒有日本人、原住民後來找到史坦貝爾的手帕，或是被風雪剝落，或日本人隱埋下事實，能否考據尚難逆料，遺留給台灣登山史上一段謎。
依據百年前日本在台學者的務實求真的精神與道德水準，筆者相信其對客觀事實的忠誠度。然而，大和民族長期以境內第一高峰作為邦國意識的象徵，容不得他國人捷足先登的心態方可理解，但此間存有良知的矛盾。齊藤音作固然搶先登上「新高山頂」，後來卻由史氏證明他的誤判，日本人在情感上多少有些難為情？一九二二年佐佐木舜一發表玉山山系植被帶時，整理了早期攀登玉山的登頂人物，對史坦貝爾的記錄僅只承認登上東峰，突破主峰歷史禁地的，歸之於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森丑之助在他「自殺」或失蹤於東海的一九二六年，最後一次登玉山頂曾立了一牌示，宣稱他與鳥居龍藏是最早登上玉山主峰者。而史坦貝爾氏的報告發表於一九０五年，且早期的登山探險動見瞻觀：自非沒沒埋塵案件。史氏登頂時日是大晴天，不會對玉山主峰誤判（但其描述主峰在東峰之南，筆者有些疑惑），到底是史坦貝爾氏說謊、日本人湮滅史實、史坦貝爾的手帕流失無法給予客觀明證？尚待進一步搜證考據。而沼田大學氏在一九三六年這篇「讀史坦貝爾氏新高山初登攀記」，結語也充滿疑惑，「史氏登上玉山主峰的那段記事不大能理解，雖非不值得懷疑，但不妄下批評，只將其大要據實加以記述罷了」，至於台灣人或在台華人是否也想考據吳光亮是不是勘履玉山的第一人，看來除了隨行已作古的原住民之外，只有玉山山神最清楚了！「羅生門」不僅是日本文化人的創作，也是人類共同的性格吧。
原載《台灣時報》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
～本文摘自《生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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