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倫理

陳玉峯

    三十多年前，老家北港近鄰的漁村、荒沙聚落如三條崙、四湖、飛沙等地，三十餘艘漁船出海，遭遇颱風而全數翻覆，該等村落幾乎家家戶戶辦喪事，許多家庭更是辦那種沒有屍體的喪事。愁雲密佈的氣氛中，年少的我走在台灣最貧瘠的鐵板沙土地，目睹一幕幕空棺的哀痛，也佇足聆聽法事、嗩吶、鐃鈸的樑繞。

    奇特的是，台灣婦人在喪葬、祭拜儀式中呼天搶地的哭號，往往尾隨道士手勢，收放自如，她們可以哀號悽厲但不落淚水一滴，也可立即消音而回首談笑風生，手打四色牌而搬弄是非。當年我無法理諭，認為其極為虛假作態。

    然而，歷經二、三十年草莽鄉野的研究調查生涯，逐步體會理性思惟與生活情愫的相容或相悖的交纏或弔詭，關於台灣天地環境或生界，對台灣文化的形塑或交互作用，教我不斷反芻與反思，終而在新近，歸結出台灣的土地倫理大致可區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大類型為文化人的土地倫理概念，它呈現的是文化人、知識分子的、思惟的、精神的、抽象或形而上的、工技理性所附屬的、後現代的、對失落田野的懷舊或記憶式的土地倫理觀，揉和諸多外來知識與理念，它是顯性的台灣文化力。第二大類型是鄉野村民的土地倫理觀，它直接映照台灣土地的性格、特徵或本質，它是生活的、生計的、生命的人地關係及情感，歷來最欠缺抽象文字的敘述，或說幾乎完全欠缺文字文化舞台的，隱形的台灣生命力。它只偶而出現在歌謠、俚語、小說的詠嘆調中，它幾乎是沒有形式、沒有規格的一切形式與規格，以致於一向被工技文明或文字文化所忽略。

    多年來我對台灣山林的瞭解與研究，讓我對政權及治權的政策、施業及大地反撲的種種悲劇，大加批判與扼腕，更且認定當代台灣體制內的文化，幾近於徹徹底底欠缺土地的本質，只反映外來移民文化，耗竭利用的反自然情結或缺陷。我下達如此武斷結論的依據是，最近三年來我們在全國各地調查林業或山林人員的口述歷史，百餘份調查的結果，且對特定地區歸納出土地及資源利用在結構上的二大機制，也就是政治政策與島國外貿取向的開拓模式。講白些，台灣土地的生產目的，並非為了島上人民與所有生靈，歷來的生產內涵以島外需求及政治目的為主控，例如二十世紀「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到「以農林培養工商」的政策下，全國各地的開拓史或人地關係模式。

    這種思惟方式基本上是分析的，是觀察流變的，是工技理性的，是我在45 歲以前研究的，理性語言取向的，也是文化人的土地倫理觀；相對的，直到近年，我在調查研究之際，在理性認知、解析之後，我會放下目的、動機、知識成見系統，開始同研究對象對話，讓一切沉澱、沉靜下來，以直覺、感受、體悟的心態，從「物」流轉到「心」，就像吃進任何食物、米飯，緩慢咀嚼，直到口水、味覺可以完全同食物對話，領受到食物及自己知覺系統的特質，而了知用心盡力就是一種美感，且探索終極性的意義。

    於是，9·21大震之後，我突然完全了然先前我在講述台灣自然史的理論與知識，也得知無切割、無分類、無形式的台灣鄉野草根的土地倫理觀，簡言之，它是天文、地文、人文、生文交融之後的生活型，它是經歷五大政權、各個朝代快速流變中，唯一沉沉穩穩、很少變動的台灣文化，也就是高度天災地變、國土危脆的無常網中，台灣人悲劇的、宿命的、認命的、辛酸的，卻以幽默的、積極的、無政府主義的、陶侃的、樸素的平凡來流露或展現。弔詭的是，文化人將之解讀為「悲情」。

    它很難化約，很難分析，因為它原本就是一整體，它是在生死之間搭起的樂章，但它從未被之所以生、之所以滅之間擺盪的波浪所混淆，我在地震災區訪調過程所遇見的人、事、時、地、物，或隱或現，莫不流露如此的文化特徵。喪葬儀式中，婦人乾號的悲哀是真的，是情深轉空的極致。

    如今我認為，台灣草根的土地倫理是這片天、是雲、是雨、是水、是霧、是山、是草、是樹、是任何野生物，以及赤腳走在地面上、地土中的任何生靈的足跡、汗水或遺留下來的頭蓋骨，它可以是風聲、雨聲、鳥叫蟲鳴聲、災民乾號的無助聲，偶而在詩歌、俚語、民謠、小說的詠嘆中，流露捉狹、幽默、辛酸的簡潔宿命，只有在放下文化人的煽情、放下理性偏見的無知、放下浮誇不實的堅信、放下成見與執著，用心體會，你才能感悟這番平凡樸實的內在震撼，只有平淡，沒有偉大，如同飛砂走石下，濁水溪灰黑的鐵板砂中，開展出兩片翠綠子葉的希望。

…《民眾日報》2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