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當年蔣介石堅持要九年國教，社會上有很多人反對，主要的理由是未先栽培足夠的、適當的師資，而欠缺最重要的配套貿然施行，必將敗壞下一代的根基。也因為師資不足，很多非正統師範教育出身者濫竽充數，導致學生素質下降。當年不少阿里不達的私校，只要有教育學分或買個資格，或透過關係就可走後門，此即台灣教育開始敗壞的第一成因……」
玉珠前輩在旁一聽到教育議題，也忍不住插話大罵：「我當年投資教育，在做遠東工專董事時，嘉義某家專連課桌椅都不夠竟也開辦，督學來查時，跑來遠東工專借。要歸還給我們時，順便踐踏、搗壞！東西借人還被糟蹋！還有，那時教育部的督學來校隨便看看，晚上却要女人、要跳舞、要吃喝、要紅包……」
黃醫師補充解釋：「我媽說的那家學校，是由嘉義的一些醫生每人投資1百萬元組成董事會興辦的遠東工專。但技職系統與我剛談的，是另一回事」。玉珠前輩追贊一句：「教育最爛！」
「第二，統治者經營台灣的態度，重大影響了台灣世代的變遷。日本人把台灣當作殖民地，想盡辦法要改造台灣，以圓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夢，因之非常重視教育，以一流的人才用心在經營台灣……」玉珠前輩又插話：「日本來台的學堂老師多屬於貴族，他們竭心盡力要改良台灣，哪像剛來台的那一批批破雨傘、破褲檔來的，當然不同；後一批盜匪似的來到台灣劫收，把水龍頭裝在磚牆上還要抱怨沒水來的水準，怎可能教育出好後代？接收學校時草草率率，比不識字的人還差勁……」黃醫師阻止母親再罵下去。
「國府來台的人良莠差別太大，兵荒馬亂之際無暇顧及百年大計，由一大票不入流的人來建立教育體制，更以政治的正確性為優先，醫療體系自不例外。高醫創辦人杜聰明博士畢竟是日本時代的讀册人，他與中國傅斯年、錢思亮等帶來的人不同。價值觀、思考模式大大相異的人，其所產生或開創的醫療體質當然不同。杜聰明博士創辦高醫是有多人贊助的，陳啟川先生捐地只是其一；沒有杜先生絕無高醫，是當年大家看重杜先生的名望，以及他所帶來的一批人才，才能奠定高醫的基礎。可以說，任何人捐地，杜先生都能創生高醫啊！後來，由於杜氏與陳氏對錢財及觀念的差異，加上一些我們所不知的，或背後的重重問題，故而發生紛爭。後來，雙方都退出。然而，接下來因種種社會或政治因素，高醫重回陳啟川家族手中。於是，捐獻出的公益事業又變成家族事業。
高醫前年、去年紛爭又起乃其來有自，而董事會竟然試圖將高醫創辦人改成陳啟川，這是不符史實的，此舉，後來被教育部駁回。教育部說：捐贈人非創辦人……」
高醫創辦人是誰？這是最簡單的史實。杜先生，1893年生，淡水人。1909年以全校第一名畢業於滬尾公學校，再以榜首考進台灣總督府學校。1914年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醫學校，隔年負笈東瀛。他於1916年在京都加入中華革命黨。1921年獲得京都帝大醫學博士學位，享有「台灣第一位博士」的美譽。畢業後旋回台，任教於台北醫專及台北帝大。國府治台後，杜先生受聘為台大醫學院院長等多項職位，228事件後四處躲藏以防被追殺，直到陳儀下台。省府成立後他受聘為省府委員，1954年卸任後，「旋即創辦私立高雄醫學院；1966年離開高醫」。1986年2月25日病逝，享年93歲。
黃醫師是校友，他受不了校史被竄改，悲哀的是現今人，高醫已將近10多萬名校友矣，難道無人在乎？這等價值觀讓黃醫師寢食不安。必也正名乎？
我問：「這是時代典範或價值觀的轉移乎？現今現實是一切嗎？而你在乎什麼？」
黃答：「我很難回答你的問題，但這是許多原則性的問題。我父母一代，到我們這代，認為人心正，誠諸於中，而形之於外。心正，做事不會傾斜，不離譜；頭過，身就過。頭是原則，有原則就不會偏差；大小事均如此。高醫連創辦人的簡單歷史都搞複雜，失根了，不遲早出事，才怪。我認為史實重要，忘却歷史是一種背叛，何況是纂改歷史！但現今社會已經不是這樣的思維了；高醫的問題，也是台灣社會的縮影之一……」
從玉珠前輩到黃醫師，我看到一貫的台灣精神，我只是明知故問。同樣的堅持，例如柴山(註，日治時代叫壽山)，2011年12月6日有人在《台時》「頭家心聲」版寫了一篇歌頌吳敦義的＜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誕生的背後故事—不是吳敦義終止採礦，壽山不可能成為全國第一座自然國家公園＞，黃醫師以溫和、敦厚的筆調反駁之，刊載於《台時》同一版面(2011年12月8及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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