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不服從主義

一個社會對於思想、行為的寬容程度，可以反映該社會文化與反省能力的深度。源於當前生態困境與環保問題，新的哲學議題產生，所謂環境倫理的時代涵義亦應運而生。

密契爾‧馬丁(Michael Martin, 1990)在去年發表的「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與不合作主義(Ecosabotage and Civil Disobedience)」，闡釋環境激進主義者的倫理基礎，以及行為正當性的一些解釋，在此略作轉述。

當前的環保激進團體如「地球第一！(Earth First!)」、「海洋護衛者(Sea Shepherds)」等，他們為阻止人們對地球上生態系的破壞，主張以「非暴力」的暴力方式(指對物而非對人)，進行干擾、阻礙的行為，謂之「為護生態的破壞(ecosabotage)」。然而，其創意殆出自西元一九七五年Edward Abbey的小說，描述美國西南部一群環保激進份子的故事，他們以炸毀鐵路、橋梁、破壞營造工具，企圖阻擾土地的開發與公路的興建，一九八七年，Dave Foreman與Bill Haywood更編撰了「搞鬼指南」，指導如何進行破壞的行為。

然而，這等行為與一般低俗而不道德的蓄意破壞截然不同，亦與綠色和平組織典型的不服從主義行徑有所差異，因為後者是以公開的、期待被捕的方式進行非法活動。而「為護生態的破壞」具有嚴謹的定義，即某人P，做了行為A，若且唯若符合下列四條件，則該行為始得謂之「為護生態的破壞」：

一、P做A行為，其目的在於試圖中止、阻擋或延緩某些P認為會傷害或損壞生態或環境的事物。

二、P的動機是出自宗教或道德的關懷。

三、A行為是非法或違法的。

四、A行為是暗中進行的。

另一方面，這等行為與梭羅所倡導的不服從或不合作主義(Civil Disobedience)如何區別？一般所稱不合作主義係指以非法的、非暴力的、出自良心的、公開的，對抗不道德的、違憲的、反宗教的法律等等，對政府或公權力的不合作行為。若準此定義，則「為護生態的破壞」與不服從主義的差異，在於不公開與其生態的動機。然則，如Howard Zinn認為，只要是基於某些重要的社會理由，故意做出怠忽法律的行為即是不合作主義；另如馬丁自己的新詮釋，「為了宗教或道德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皆可謂之不合作主義，也就是有良心的做”錯”事」。如此，則「為護生態的破壞」行為與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之不合作主義，兩者殆為同義。

不論不合作主義或「為護生態的破壞」，兩者的倫理根據可由兩方面考量，一為訴之更高層次的法律，另一則依據後果論的考慮(consequential consideration)。馬丁只論後者。

所謂後果論的考慮殆經下列的思辨：

一、該破壞行為是否將使社會導向更公平、更美好？

二、該行為的目的，是否為社會大多數公民所認同？若非是，必將招致失敗。

三、達成該目的的手段，其正當性或爭議性的程度如何？

四、欲抗爭事物之不公不義的嚴重性如何？

五、該事物須要糾正的急迫性如何？

六、是否其他的手段或替代方案皆已試過？

七、破壞行為的執行者、個人或社會的代價是否太大？

八、該行為引發人們不尊敬法律的程度如何？

九、該行為的暴力程度如何？

十、該行為的有效性如何？

十一、是否會引起反彈？

雖然從事為生態而破壞的行為，源自內在深層的理念與信仰，行為亦經審慎的評估與倫理引據，但無論如何，爭議性不可免，故而如Foreman等人，針對各方的責難，亦提出申辯。例如，就目標而言，「為護生態的破壞」是基於以生態為中心的自然觀(尚未能見容於以人本的、社會為中心的美國，遑論大多數事務僅屬於自我的、小我的台灣)，即令勉強解釋為人本利益或功利主義的方式，對於其正當性，依然受到社會各種的批判，但至少不至於淪為乖張行為(但這亦反映不同社會，其文化的不同深度)；又如暴力的手段方面，Foreman等，強調這並非對人的暴力，即使對生命產生傷害亦非蓄意，何況這種方式，有其人類文化傳承的意義；再如引起對法律不尊敬的態度方面，依據他們施行多年的結果，並無蝕解對法律不敬的顯著影響，何況在一個高度污染的社會裏，遵重法律又有何益!?至於秘密行動所引致的非議，他們解釋這是策略上所需，並非見不得人或羞恥，只為保護特定的人們，如此才能持續地做，從而發揮影響力；關於這樣的行為究竟對環保運動有無負面的衝擊？以美國為例並無反效果，例如綠色和平組織的會員依然持續增加；而這樣行為又帶來什麼好處？Foreman認為甚為有效，在當前高速破壞的壓力下，透由正常的保護管道顯然力不從心，如果能有更多人民參與，則對地球生態的拯救，必然更加有效。

台灣的環保團體在今年度的森林運動中，曾一度考慮採行「為護生態的破壞」，亦即針對林業試驗所假試驗之名、盜伐國有珍異天然林的偏差，提出激進的行動。也就是對林試所長年引進的外來物種，進行象徵性的「盜木」，例如將林試所庭園之南洋杉、直幹相思樹等，暗中伐除，藉以引發媒體報導，招致社會爭議，突顯林試所在意識型態、研究倫理，乃至科技的一些誤謬，希冀台灣社會檢討長年來反自然、反保育、反鄉土的情結。況且，此以「違法」的行為，若引致接受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懲罰，正可烘托出數十年來，台灣合法或非法剷除世界珍異自然遺產的荒謬性，張顯時代的價值錯亂。

然而，考慮先前反五輕並不明顯成功的例子，經由謹慎的社會分析，我們認為其效益堪慮，何況台灣時下環保運動的體質仍甚脆弱，社會的支持力量仍屬蟄伏，甚且有人視其「組織團體的基礎，不在於共同的專業知識，而是在於爭取共同的權益」(黃光國語)，遑論草根性、全面性的社會共識。瞻望時局，台灣的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運動，依然處於幽晦時期，新近以來，國家機器有計畫的打壓，傳播媒體的扭曲、誤導與消音，形成環保之夢魘，看來環保人士非得從知識、智慧與信仰方面，尋求深層次的進展，從而再全盤性的展開契機不可！

(原載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四、廿五自立早報)

(收錄於陳玉峯，1992，人與自然的對決，

晨星出版社，82－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