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醉的海岸線（7） ──生態保育的解構主義】

陳玉峯

海進中的台灣海岸（老梅溪口；2006.7.30）。

自然生態保育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極其詭異。

從原住民、自然人的依從自然律的生活型，在西南半壁高度變動的海岸地區，建立了第一個歐洲帶有自然情操的政權，有限制地陸海開發，獵捕梅花鹿有時、有限量；而鄭氏王朝踵繼，隨著有限的屯墾及海岸的變遷，自然文化漸次走向農業文化，但台灣自然生界的內涵，多少進入華人文化，且留下些微的神話遺跡；清國統治212年期間，則以農業文化、人本主義，徹底凌駕自然，並且奠定台灣的唯用主義；日治時代開啟博物學、生物學、生態學之銜接歐美，保育的先河或先驅人才並出，唯華人近乎全數走向實用學門發展，台灣自然史上似乎找不出代表性的人物！

國府治台以降，耗竭性利用自然資源，而最弔詭處出在這裡。

台灣的自然保育在國府時代，是由官方所發動者！歷來我在書寫中美其名叫「菁英主義」的保育時代，先是訂定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公園法，而後劃定保護區，而且，第一樁保育的顯著事件，即淡水河口的水筆仔事件，但遍植紅樹林的第一大波行動，是發生在「上山、下海、拚離島」的年代，跟自然生態保育無關。

淡水紅樹林捷運站（2006.7.30）。	紅樹林捷運站（2006.7.30）。
水筆仔（2007.7.30）。
水筆仔小苗在漲潮時分（1982.12.19；楊國禎 攝）。	水筆仔小苗在退潮時分（1982.12.19；楊國禎 攝）。
淡水紅樹林站的淡水溼地，長滿稗子的社會（2006.7.30）。

打著保育運動的淡水水筆仔案例，究其實並非「保育」的本質，而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爭地，地方想要取得紅樹林等區域大蓋國宅等建設，中央政府則找台大及中研院等有關人士，發動「保育戰」，藉紅樹林名義，保下土地不被地方利用。此等「政治角力」延展到後來的「都會公園」，大抵出自同套思維。

民間或由下往上的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發軔於1987年前後的森林運動，與抗汙染的環保運動並駕齊驅。

然而，自然保育運動欠缺傳統文化的基礎，神鬼不覺之間，由農業文化權充，更且，因為對自然知識、自然情操及在土地倫理等，一直是反攻政權下完全忽略的環節，整個教育體系只灌施大中國意識，即令到了現今，所謂的「本土」，仍然停滯於農林思維，真正自然生態系的內涵欠缺整體論（Holism）及哲學或文化背景的公約數，因而保育往往走向切割化、破碎化的分科、分類，且不時將過往貧窮化、唯用主義的舊慣帶進來，而難以自覺，更嚴重的是走偏鋒，以市場取向、廣告流行的方式，從事掛一漏萬的「保育或復育」，濫用「生態」一詞成「變態」！

因此，先是種紅樹林狂潮，接著系列恐怖的生態變態大趕集，各個學校砌水池，種些外來或本土水生植物叫「生態池」、螢火蟲火熱、鍬形蟲發燒、稀有原生植物也種上屋頂、有錢人僱「專家」充當稀有物種的「賞金獵人」，大肆捕挖全球瀕危、珍稀物種，如同八國聯軍搜刮清國皇宮的珍寶……

這叫生態變態池？

台中市變態的「河川」！

此間，熱門多時的「溼地保育」風潮方興未艾，到處流行。

然而，溼地存有太多種類型，而潮間帶且是淤泥生育地，加上其他因素，是紅樹林生態系的議題。1970年代末葉、1980年代初，我對當局（中央）藉由水筆仔的保育，保留土地主管權之後的規劃，乃至沿海候鳥保護區的劃定，我最不以為然的，在於陸海交界是恆定的變動區，並非定點、定線、定區的劃訂所能了事，這等保護區是流動性的，可以在數十年間全然改觀，何況紅樹林既是地球上兩大生物性造陸之一，卻也可以因海進而全面內移或滅絕。

而海岸溼地過往視為珍稀，如今在陸蝕海進的龐大壓力下，如布袋等地區，曾經是水田地域，今已形成海水溼地者，且已深入內陸4～10公里，如果再一味強調溼地保育與劃設，簡直是不知變通、不知民間疾苦！

2016年我參與一項民間企業提供的「自然生態保育」贊助案審查，其中有民間團體鑑於紅樹林不像話地擴大，妨礙並阻絕其他生物生存權或其他負面影響，擬計畫要「清除部分」紅樹林，我讚譽其為「生態保育的後現代解構」，並獲得其他委員肯定而獲補助。然而，其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整個海岸地區在近2、30年來，夥同暖化現象、台灣自己的環境變遷，所產生的現象之一。

我何其盼望民間得以統合全方位的生態系概念，並以在地自然史的瞭解，復原台灣在現代文明之前，自然天演的若干樣貌；也希望擁有最多資訊、最好儀器、最大資源、最大公權力的政府單位人員，擺脫反本土的深層意識及官僚舊習氣，進入以台灣主體意識為出發，深入台灣自然史、自然情操及土地倫理的深厚內涵，並與全國各地自主性的團體合作，與時俱進，並能有至少50年前瞻的智慧與遠見，重新釐訂21世紀海岸新規劃。

各局部地區必須連結台灣一體性的上位新規劃，各種大小人為措施才考量置入。至於真實內涵，不在本文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