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豔陽天,我同研究生杵在海拔三千公尺上下的合歡山區。所在地約莫是冷杉林與鐵杉林上下的交會帶,台14甲公路正好橫切其間。
台灣高地山坡,各部位不可能是均質,也就是說環境因子處處不同、地地互異,但至少呈現出可供觀察的現象,好讓人類的思維介入,因為活體生命的分布,正是環境條件綜合的表現;人們的觀察、推理、驗證等等,通常只是因為我們生命的短暫,卻想暸解時空長河多一點的訊息,於是,我們汲汲營營地去找出一堆事實的影像,用來拼湊、證明我們是理性的動物,還有,一系列恐怖的無知。
眼前擺佈著簡單的事實
,以及對人腦而言,言語、文字、思維難以完全描繪的赤裸裸事實。冷杉林在上方,往下齒牙交錯鐵杉的植株,鐵杉林在下方。無論冷杉或鐵杉,其林下都是玉山箭竹,而冷杉與鐵杉的交會帶,是邊界,也是臨界,代表變遷最直接的指標,暗示著這裡是氣候改變之際,族群競爭的戰場,一、二十年前我在此地,獨自一人興高采烈地編導演化的默劇,。
這些針葉林如果遭遇火燒,通常留下一些枯幹,且風吹雨打而焦黑的樹皮脫落後,烈日下加上藍天為背景,枯幹宛似雪白銀柱,故而俗稱「白木林」,但「白木林」不是森林,只是一群未全燒毀的枯死幹,如同抽掉神經的牙齒,而材質不同、蝕解的速率不一而已。就整個林地而言,白木林真正的生命體是原林下的玉山箭竹,因為玉山箭竹原為針葉林下的灌叢,且其地下莖系資源雄厚,森林遭遇火災之際,燒掉的只是地上部位,火後隔春便再度萌發,然而,由於火災已經燒毀部分的植物體,因而復生的竹稈便短了半截,但密度卻增加約二至三倍,而且,三度以上的火燒,此等矮化、密度趨高的傾向愈發嚴重;若伴隨著土壤流失,導致地下莖裸露之際,玉山箭竹叢便將死亡。問題的另一端,短竹也可能隨著環境改善,不斷增高且密度降低,但除了配合針葉樹的苗木再度復育之外,陽光直射下的玉山箭竹通常無法回復原森林下的高大身軀。
當我向學生講解這些基本知識或常識之後,換個場景,要學生解釋生界事實的另一個佈局。鐵杉林緣下,存有一片高山芒且夾雜著一些稀落的玉山箭竹,芒草及竹叢中間,站立著一株鐵杉喬木,也有一些鐵杉小苗散布。
學生認為該地原來是一片高山芒,然後鐵杉種苗開始拓殖、長大,玉山箭竹也跟進發展;我說不對,是鐵杉林被火焚毀,玉山箭竹經由多次火燒而退化,終於高山芒長進來,且鐵杉的苗木也跟著拓殖。究竟誰對誰錯?都對都錯?部分對、部分錯?任誰皆錯?
「事實」是一串時空的暫時性結局,解釋暫時性事實卻可以是天方夜譚、虛實混淆的羅生門。然而,除非有部時空穿梭機,或「回到未來」的電影科幻,真、偽之完全確定,或徹底證明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太多的研究其實玩的是概念、抽象的遊戲,因為無法實知,研究頻常只是電影編劇,但筆者暫不擬討論此面向,只濃縮化約所謂研究的精義:由當前暫時性結局出發,跨越時空找事實或其證據,由證據找相關,且嘗試釐析,提出機制及因果關係,從而建構模式,甚或提出前瞻預測。問題是變數無窮大,能抓的小貓三兩隻,因而美其名推理、臆測或其他偉大的名詞,充其量只是合不合邏輯的推演,且頻常是幻想,更要命的是,邏輯也是有限的完美與幼稚。
又,推理的過程中,經驗的意義是何?學生與我的差別何在?
初學者或研究生最易曲解的現象之一,即對時空的敏感程度不足。關於時間面向,或可分為直覺或感覺時間,以及理性或絕對時間(並非相對論的時間),通常,人對直覺或可感知的時間甚為有限,且隨時、日、月、年而淡化,十年可叫「生死兩茫茫」,何況演化或天文時間,然而,就研究、推理而言,只能由理性量化比較去感受時間,譬如上例,因為我知道一株鐵杉可存活三至五百年,由每株鐵杉直徑可大略推測樹齡,而且,我對合歡山區開拓史,尤其公路闢建、火災年度等客觀事件已有資訊,更重要的,加上將近三十年的野地調查經驗,也就是說,我具備歷史認知與經驗歸納的判斷,這些經驗判斷與資訊讓我的現地解讀,除了當下、當場的直覺、印象之外,腦海的思索都是資料庫的搜索與組合,檢證與否證,或說理性超越短暫時空的推演,形成一些原則來檢驗,更且,許許多多的理性思維、歸納原則更隨個人的長年經驗,轉化為另一層直覺,而人腦的運作遠遠超越理性語言所能表達者,因而一個深富經驗的人,當他下達一些無法一時理性判讀或釐清的敘述,表面上是一種直觀,骨子裡是全盤但可能存有諸多閃示的理性演繹,左、右腦合成的判斷。
因此,當我們看見特定景象,每個人看的深廣度天差地別,而深層的看見,常指時空的深厚度,包括對現象作複雜的推演。一般而言,我們對任何自然現象,由陌生到熟悉的過程,花了許多時間去培養經驗,但研究型的經驗則包括知識的系統化、推理的邏輯化或規則化、化約及組織的思考模式、累積並將時空深層化,更重要的,藉助更多科技、儀器的精準化,終於幾乎完全擺脫了直覺或感覺的層次,於是,科技引發的人性危機大大提升。
於是,在研究、教育層面,我碰到二階段問題,其一,我以長年研究經驗,由直覺、感官、觀察、記錄(充分證據)、歸納、演繹、驗證、否證,累積成為經驗判斷法則,再演變為直覺或當下的判讀能力,從而現地解說、上課;學生接收我傳達的判讀,表面上他可聽「懂」這些結局似的資訊,實則無法真懂,也就是說,讀書、背誦、二手記憶等,欠缺心智的主體性運作,根本不會思考,則教育者如何引導出真正的心智運作能力,即是教育與研究的初階。
其二,當今研究者大量使用超越任何感官所能及的,精確的儀器,且龐大的數據、數理工技電腦化的運算,得出更複雜、更抽象的數據,但生命科學的研究題材卻不同於物理學,生命無能公式化;於是,學生們援用著儀器、工具,卻不解這些工具之於被研究的生命現象之間的真正意義,甚至於創造大量數據,卻不知凡此數據意義的範圍或意義本身。於是,一些高科技的研究報告出爐,結論卻荒謬得無以復加,連個常識也不懂。
台灣的生態研究及其教育,當前面對的困境就是如此。學生們個個要求方法論,想要得出一大堆始終搞不懂的數據,用以得到創造性的模糊來自欺欺人,卻不願意腳踏實地付出足夠的勞心勞力,去獲取真正心智能力的收放自如功夫。
我坐在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地,呼吸著相對稀薄的大氣,俯看山下人造煙霧、十里紅塵進逼上山。我的研究很是憂鬱。
2003年6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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