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美學剪影—黃文龍 醫師 11/16

陳玉峯

1970年代初葉，蔣經國由幕後躍居於臺前，也奏響「吹台青」的號角。而之前紐約的那一槍，同時震撼了統治強權與台灣弱勢，民主運動的潮流已然揭開，高醫的小校園也因「校園小」，從而「同學之間凝聚力較強」，這大概是耳鬢廝磨、相濡以沫的效應吧，而且，當時校風多少還有杜聰明博士傳下來的自由氛圍，例如教室的設計由後面進場，學生也隨時可以由後門出去，教授們幾乎從不點名。因此，青年黃文龍總算突破從父執輩以來，國府統治下的低氣壓，從而打開天窗、探首陽春，也算是一吐嚮往自由風的、未透的悶氣。 

「蔣經國上台後，許信良、陳少廷、張俊宏……漸次浮出台面。時值中央民代改選，省議會第一次進行監察委員選舉，星期五我們翹課去省議會旁聽。當時，郭雨新、張俊宏參選監委，郭得0票，張獲1票。許信良當時是KMT的新秀，他在開會前出來和我們談話，他跟張俊宏說：我其實可以投給你，但一票沒路用，所以不投。但後來張却得一票……有空閒時，我們會跑去台南找陳少廷、郭楓……就在那時認識了張良澤等人。 

校園運動開放之前，我殆已攀到了民主運動的衣角，因而對社會事務略為敏感……」

我問：「你自己認為何時產生台灣主體性意識？」1970年代台灣社會頗有世界地理雜誌在北韓製作的節目《媽呀！我在北韓！》的氣氛；1975年老蔣去逝時，許多畫面與金日成的「國殤」有拚，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只能「匍伏前進」，少有不要命的敢於「挺身而出」。黃文龍在保守年代、保守家風，嚴母的耳提面命之下，竟能參與異議分子行列，以我個人所知，絕對是當時的「激進分子」！顯然地，隱藏的地心岩漿隨著「交友不慎」而觸發吧？！是以他見證了台灣民主胎動的早期浪濤。我這問屬多餘。 

然而，「其就義若渴者，其棄義若熱」，爭一時不如爭一世，黃醫師表面上以「老三哲學」自嘲的底蘊，毋寧是深沉的結構省思。他天生具有有為的無為，無形中，他似在塑造一種台灣人的典範，承襲自屬靈的原鄉，銜接戒嚴、解嚴、解放、解體的台灣社會中，沉沉穩穩永不殞滅的台灣精神基柱，只在必要時捨我其誰！他靜靜觀察，細細大大沉思。前述，他在兄長、大及二妹、父母、診所患者的人間世過程中，早已養成在有意義時刻出手的保全大我的智慧，而很年輕的時候，業已放下小我的輕浮，更且，幾乎找不到「自私」的基因；他有意無意間克紹箕裘，以父親利他心性的楷模行醫濟世。 

服完兵役返校就業前，斟酌選科之際，黃老醫師給他的建議是：「選擇良師；好醫師不只來自患者的口碑，更要來自同業。」玉珠前輩則輕鬆地試探他：「嘉義沒有精神科醫師(註：當時唯一的精神科醫師已過世)，選精神科賺錢輕鬆，又比較沒責任」。文龍答說：「不好啦！那種病的患者往往好不了，賺那種錢不好！」後來，他申請了當時較冷門的眼科，他一向是看透這世間的，他了然如何「觀世音」。 

1970年代末葉，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期間，他正服預官役。退伍後，1980年他進高醫眼科上班，直到1992年辭職自行開業，前後共計12年。此間，1987年底他赴美進修了1年7個月，從德州聖安東尼，到俄州辛辛那提，增長專業之外，也著實見證了海外台人的精神與迷惘。之後，而於1989年7月回高醫續職。又，他於1981年結婚，證婚人是張博雅女士。 

就在赴美期間，一方面儲訓專業知識的更上層樓，另方面實也是人生分水大嶺，痛苦抉擇折磨期的沉澱或省思階段。

赴美5個月餘之際，他寫下（鱷魚的眼淚）(註)：

  你們取笑我，因為我醜陋的外貌

  你們懼怕我，因為那尖銳的利牙

  你們鄙視(痛恨)我，因為爬行的姿勢不優雅

  你們遠離我，因為我種種的不討人愛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我的外衣(皮)

  當皮飾、作禮物，供人取暖名貴的象徵

  更有人以我為商標，地位、身份可以我為代表

  更可笑的，還有冒牌的商標，開口向外是正品

  開口向內是仿品

    死後才有榮耀，死後才有人注目

  犧牲之後，才有人品評身價

  人們，你可真可笑，殘忍啊！

(註：英文crocodile tears，原意即貓哭老鼠假慈悲，但在此非其意)

1988.05.14

San marcos Tx’

這首詩可以單純地以鱷魚為訴求，控訴人類，但我毋寧將鱷魚當作世間正直且心直口快的俠義人士的象徵。許多人討厭正直俠義人士，或又愛又恨，但多少偽君子與政客最愛披上這張名牌；「真實」很大的一部分是醜陋，誰喜歡醜陋的一面被揭發？最有意思的是「開口向外是正品，開口向內是仿品」，充滿多重的隱喻！ 

這詩是否可代表他正在琢磨，是否獻身政治改革運動的潛意識的映射？

兩難拉鋸，同時期另首短句（政治真義），他附註：「聞台人社團紛爭」。

    是不要參與

  對你沒有好處的政治集團

  負笈他鄉時

  老母懇切叮嚀

  遇見不平的事

  你不說話

  沒有人會說你是啞巴

  寧為太平狗，勿做亂世人

                                  1988美國辛城

 

 我相信他早就看穿台灣人性格的缺陷，無論國內或國外。他感慨地詠嘆：

    海外台人

  正為他們的正義公理爭辯不休

  他們已分不清你我

  只知道  你不是我(這邊)  我不是你(那邊)

  敵人在竊笑  我在這裡呢？

  政治是眾人之事

  參與公眾的事  是人類高貴的情操之一

  故鄉的街頭

  卻已淪為他們網羅仁人志士的釣餌

  他們說 不是敵人  便是同志

  做了的是  不是同志  便是敵人

  這邊的台人卻還分不清  誰是同志

  誰是敵人

                             

1989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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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美學剪影—黃文龍 醫師 12/16

陳玉峯

   1989年1月28日，在參加當地台灣同鄉會的聚會後，他寫了＜酒會後＞：

    鄉情火辣辣，正義的心卻冷冰冰

  我在此杯酒高歌，島內也歌舞昇平

  你說執政者鴨霸，我看你是社會亂源

  酒會卡拉OK，人權會憂心忡忡

  這邊話說長江大河，源遠流長

  緬懷所謂的思古幽情症，好不寫意

  彼處急呼回歸故土，立足生長于斯的島嶼

  時間的長河裡，這些行將逝去

  有釐清的，有仍然難以辨識的

  可是千古仍然是一樣的爭論

  在莫名的鄉愁中

  這是痛苦的酗酒

  還是慶幸

  在金元王國已經尋覓得美好的夢想

  和平、民主，人生到此衣食無缺，有志能伸，夫復何求

  紛爭起于島嶼，必將終止於島嶼

  胡不歸去?!

他很痛苦於不少台灣人的山頭主義、一盤散沙，一大堆混水摸魚又一副假仁假義的虛偽，自私又膚淺。我推測他在書寫過程中，也看到他小時候常常目睹二位優秀兄長間的爭執與辯論，他只是很遺憾，為何兩造看不出彼此無交集？

另首（寄柏安(即陳永興)—辛城旅記之一）：

   海外

彼此正為他們自己的正義公理爭辯不休之際

您則已幾度走上街頭

不是奔走飯碗

而是人間公義和平

參與公眾的事

是人類高貴的情操

在島嶼卻已淪為

他們網羅仁人志士的釣餌

順我者  廟堂之上

逆我者  階下之囚

公義和平常掛在人們口中

有猶如瓦礫的講經

有仁者論議之真金

只是

老(上)一輩的故事(教訓)是

吾家不可有

吾族不可無
 

好一句「吾家不可有；吾族不可無」，真罵得狗血噴頭！以粗話講就是：「別人的兒子死勿會了！」然而，又怎樣？！台灣人存有太多文筆奴、假台胞矣，奈何！你只能面對良知與自己的抉擇。

一些反覆出現的字句，自我的拉鋸，在聽聞鄭南榕自焚的消息之後，他寫了＜傷感戰神＞：

（傷感戰神    悼鄭南榕(一九八九辛城旅記)）

    您  自焚的火                 

是  我民族的光                

長年以來  人們已渾然未覺      

以生命之軀捍衛理想之光的故事 (為理想獻身)         

制式教育下                    

人們懷疑參與公眾事務的動機    

人們                          

彼此鄉愿苟活                  

卻仍企盼人間和平               

遺忘了  挺身公義              

是和平遠景的門窗              

人啊  落到袖口擦淚時才見真心

  

這一番                        

公權力先生們一如以往地        

制式整裝                      

意圖鏟平島嶼子民的意志        

可是  未如以往地              

凱歌而歸

卻只跨越過

那不屈的靈魂

此舉將會是  他日

其淪落江湖的先兆

在其一手向彼岸傳統故人展示友誼之際

另一手

則用制式武力向島嶼子民展示它的恨意

並且宣稱

攻堅行動過程毫無瑕疵

彷彿

那是一件完美高貴的行為

我們難過

也猛然驚覺

原來

公權力先生的敵人不在彼岸

而是在此

他們憤恨也駭然驚惶

如此有如焦土政策的對抗

當年曾是帝國主義的夢魘

他日將是

公權力者淪落江湖

屈服于島嶼人民的符咒

上一輩

和阿爸阿母的告示是

寧為太平狗不做亂世人

奔走公義和平的事

吾家不可有  吾族不可無

今天

您那昂揚的軀體

已然正告世人一永恆的事蹟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有人為捍衛和平而挺身公義

不屈的靈魂啊

您  自焚的火

將是

我  民族的光

可以說，他差不多想要直撲第一火線了。而以他的厚重、真性情，一旦投入，很可能將成為鱷魚皮的名牌包！

1989年夏，他回台了。他積極投入各種社會運動，參與的社團例如：社區大學、消費者保護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高雄分會、公民投票促進會高雄分會、台灣醫界聯盟高雄分會、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等等，正是玉珠前輩所擔憂他的理由：「涉東涉西」！事實上，黃伯珍老醫師就曾以「不滿意兒女成績表現平平」而想移民，試想，一個保守年代、安土重遷、世代根植鄉土的台灣菁英，會因為「子女成績平平」而興起移民念頭？更重要的念頭來緣，恐怕是對統治強權、白色恐怖壓迫的不滿與悲憤吧？！黃老醫師與玉珠前輩婚後(1948年1月30日結婚)住台北武昌街時期，曾因經濟拮据，無力資助因白色恐怖逃亡的朋友而深深自責；黃老醫師往生後，子女對父親一生行誼的追思中也提及：「1954年，父親被徵召赴軍方醫院支援……父親很少說起(相關的)過往，不知是故意的留白，還是有其他的考慮，也無從知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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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美學剪影—黃文龍 醫師 13/16

陳玉峯

    顯然的，黃醫師在美期間，內心對往後的抉擇，其道路至少有三條：移民美國；回台直接投入政治、社會等弱勢運動；行醫兼顧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他選擇後者，而且他的專業日益精進；在科主任王惠珠醫師及紅十字會王啟文會長的協助下，他將美國眼角膜引進台灣，幫助無數眼疾同胞重見光明；他返國次年的醫學壁報論文即獲得「眼科醫學會金牌獎」；他的近視相關論文榮獲「杜聰明獎學金青年優秀論文獎」。

 

自美回台以迄辭職離開高醫的大約3年間，他在高雄連署、參與李鎮源院士的「反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要切斷白恐最後一條的中樞神經。他更在陳永興代理民進黨主席，其提出建立校園黨部計畫之際，毅然簽署入黨邀請單。1991年7月報載「八名“教授”申請加入民進黨」，黃文龍大名也在其中。讀者可別以現今自由的眼光看待，要知台灣表面上雖然解嚴了，從來都耍陰的強權惡勢力，絕對有辦法整死善良的台灣人，更何況數十年白色恐怖的陰影，還強烈地蓋住台灣人的心頭。現今年輕一輩做夢也想像不出黨、政、軍、警、特務、司法、抓耙子、奸佞、公權單位、被奴役慣了的「聰明人」等等，是如何共構出鋪天蓋地的魔爪，操控著台灣人。

因此，當黃文龍的名字在報端曝光，親朋的反應煞是「有趣」：

    二哥來電笑呵呵。(從來溫文老實的老三，竟然加入“亂黨”？)
 

「媽媽反應激烈，事後倒未說什麼」(暗暗喝采？)

多數(朋友)戲謔地說：「升“教授”了喔！」(喝倒彩的人？)

有人說：人數太少了，有用嗎？(這些人打死也不會站出來吧？)

有人說：第一勇。(這樣的人敢嗎？)

有人「好意」地關心，告訴黃醫師的家人說：「社會雖然開放了，但還沒到那個地步啊，可以採其他途徑吧？！」；家人回答說：「他早已有心理準備了。總說愛台灣嘸怨嗟……在美國妹妹為他申請的綠卡機會也放棄了……」

 

括弧的字是我加的。黃醫師的處境與心態我可以感同身受。要知黃醫師對話聽到的回應，至少都是平常相當熟識的人，遑論一般人甚或一大堆走狗(對不起，這話侮辱了狗)。1989年我辭離公職，全力幫助民進黨林俊義教授競選，以迄1998年的9年期間，六度為民進黨抬轎，我却沒有加入該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因為太瞭解地方黨部的人士。假設我接觸的人不同，或許是更早年代我已投入。然而黃醫師的格調更高，理想更堅強，他的筆記自述了「我為什麼加入民進黨」：

1.KMT存在校園的一天，我的存在就有意義—無言的抗爭。

2.加入公眾活動，是一種高貴的情操；加入適合己意的團體，就是一種積極的參與。民主的真諦是參與，不參與則談何民主？

3.希望為反對黨加添一份力量。(這點擺明已準備獻身矣！)

4.台灣日趨多元化，堅強的反對黨是保證清純形象，政治的一帖良方(顯然黃醫師以清流自許，且醞釀多時的決心已經付諸行動)。

 

可嘆可笑的是，傳媒報導了，申請書也寄出了，究竟是民進黨部沒收到，或其他不明因素，反正黃醫師就沒收到任何訊息了。後來，他重新在高雄申入，而一直維持黨員身份迄今。然而，當時在高醫的他，不時遇見跟他「問政治」的人，「我感覺滋味很差！」加上高醫附設病院中堂有座黑色雕像，每天行走其間難免反胃。他耿直、明辨是非的性格，實在難耐「官、商合一體制」。痛苦之下，他去找前輩老師許成章教授解惑，許教授勸他：「你就當成只在為患者服務就好了！」他還是只能「讚嘆」同事們很有「修養」。於是，1992年2月遞出辭呈，院方5月底批准，8月離開高醫。

 

當時他申請加入民進黨的內在思惟，以及環境困境乃在於，他相信學術自由乃為了對抗政治、經濟、宗教……等非理性的迫害，然而絕大多數人却因恐懼，而不敢行使理念，他堅持恐懼不是文明人的自然、坦然狀態，那是病態。不合理的體制下，個人不能行使正當的倫理；生活在妥協或精神不自由的環境，無論做學問或做人都會扭曲。然而，之前多數人連反刑法100條都不敢簽署，理由都是：怕影響昇遷、怕留名危險，沒簽署的事後還會說：怎麼沒叫我簽？有些人真的遞給他時，反口說：我是中立的！奈何！(註：高醫大後來有近百人連署)我想起一、二十年前，我在教學、演講頻常強調，中立與客觀截然不同，中立是站高岡看馬相踢，置身度外、不負責任；客觀是消除小我偏見，洞燭是非，且有所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

 

他決心投入政治改革的理念是單純而高標的，也是唐吉訶德式的。如果只為側身俗凡政治圈，他有的是機會。1991年，張博雅前署長以老師身分，「命令」黃醫師夫婦推出一人返嘉競選，「有一千多位朋友要去拜訪！」，他們思量2個月後加以婉拒，理由是崇高的：取大我與整體，而非特定的人物或團體。

  

   1992至1996年間他租屋開診所，利用地下室30多坪空間做社運。1993年，他因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因緣認識了我。他以至誠鑽研醫技，以父子相承的醫德照顧患者；更左右開弓，涉足任何有因緣的弱勢運動；他具有從事運動者的優點，却乏運動者的缺點；他恆以「老三」哲學自許，讓人感覺不出他的存在！只有在群龍無首或必須做大承擔時，他才躍居台面。他是儒、禪、道三位一體，更是草根典範之一，但大多數同伴、朋友未必瞭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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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美學剪影—黃文龍 醫師 14/16

陳玉峯

§ 訪談—愈是台灣的大名人，愈是沒有值得學習的東西！

        邱吉爾曾說：「四十歲之前不是自由主義者，沒有勇氣；四十歲之後不是保守主義者，沒有智慧」；台灣的反共八股也不斷宣說革命靠青年。表面上言之成理，事實上只是媚俗。台諺說牛遷去北京也是牛；美國俚語說是豬就不會飛。活了將近一甲子，我只相信一個人的人格特性，而無關年齡。

我相信遺傳因子決定了最大、最重要的部分(我很清楚歷來的生物決定論、達爾文風暴、歷來環境與遺傳的論戰)，為了避免社會動盪、種族衝突，以及一大堆紛爭，最後的結論都是遺傳與環境一樣重要。究實，只是鄉愿、阿Q，但可算是善意的妥協。

我相信20歲或更早之前，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性格、直覺、道德、良知等的絕大部分，且終生不大可能改變。大學暨之後，通常是「教育無用論」。

真正正直的人愈老很可能愈激進，如果他所處在的環境是偽和平、假自由、非理性優勢、無自覺、欠主體的社會。如果只靠血氣之勇、無知任性或懵懂而情緒行事，則不過是暴虎憑河，不足道也；如果是理性、理念，且透過生平實踐而來的信仰，則老益彌堅、老當益壯。而且，思惟愈細膩並非猶豫不決或三心兩意。多層、深層的思量，實乃寬容大量的先決條件，不會妨礙大是大非的判斷與終極的追尋。準此而言，我相信黃醫師早就進入夠智慧的信仰層次。

「您當醫生三十年了，您對醫療倫理或所謂醫德的標準是何？您如何檢驗自己？」我問。

「這可有多面向、多層次的考量。先就現行健保制度下來說，醫療工作者與我父親的時代，面對環境的挑戰大有不同，但在專業暨執行上的堅持，我尚能把握原則。現今社會風氣，大都朝向技術性或科技的要求。例如說，大家會說這刀開得好，却不問這刀該不該開?需不需要開？人說：江湖一點訣。所以我可體會家父所說，醫生好壞的評斷，很大一部分是專業上的議題，一般人難以置啄。比較上，我會自我要求，竭盡所能做到……

現今健保體制及醫療科技發達之下，並非古早醫生但憑其經驗、理念或信仰，以及其在社會上所建立的信仰去經營就足夠。現今醫療者還得依賴許多儀器，以及相關周邊的設施、人員的協助。然而，你若要投資那些儀器及其他人力，就得考慮成本回收問題。而在健保體制下，你若依規定、按正常程序去經營，你不可能回收眾多儀器的成本，因而許多人在『技巧』上，就有不少『眉眉角角』。例如白內障的開刀，以前老師、教授說，視力0.1~0.2以下，先予光學鏡片校正後，無效才考慮開刀，而且，開刀前得先細加評估一切其他功能，以確保術後效果。然而，在健保給付方面，你開一個刀，勝過看50個患者。這樣的健保給付方式，難免間接刺激了「選例、衡量」的取捨傾向，但因太專業，體制上也無從設計一套完滿的規範，尤其，現代人對視力的要求品質很高，新舊時代遂無法一概言之。

勞保時代白內障的開刀給付是每例3萬5仟，現今健保制度下已滑落為2萬6百多元，加上今之健保財務困難，點數下降，實際給付1萬6仟元上下，因之，如果無法篩檢給付的合理度及適當性，則必將影響下一代醫生在資源分配時，無法得其所應得，進而影響醫療品質。
 

無論那一領域的醫療，只要施加於患者的處置，倫理上至少得有二個原則：資訊盡心對等、選擇權在患者與家屬。因之，任何處置我盡量向患者及其家屬講解清楚，解說做或不做的結果與差別，要求自己客觀，而將決定權交付患者或其家屬做決定。

然而，這就延展出醫、病之間的老問題，文化性或社會性複雜的議題，也就是『資訊不對等』。平均說來，台灣的患者很『善良』，大多數人請醫生決定，而醫生的自由心證、專業取捨就變成關鍵，這就是前幾天我寫給你的信中提到的，社會學界提到的『權力差距指數』的文化行為或行為文化。我們的文化中，無論何等行業，相信權威的程度很高。當然，若談到醫療風險，通常1千個患若者有1個來論議，你就有難以承受之重！」

2011年12月31日深夜，黃醫師在台中福華飯店寫了一封信給我，在此轉錄提及「權力差距指數」及「不確定的規避」的部分：(他補註：引述之論述出自《異數》一書)

「曾經有社會心理學者研究社會現象，用了二個論點看社會：

  (1)權力差距指數；(2)不確定的規避。

這二個文化面向的思考，部分解了我對週圍社會(政治)現象的迷惑。前者，是面對權威的態度；後者，是對於明確性的偏好程度，即是否忍受不明確或模稜兩可的規範(規定或法律？！)。

對權威的順從與忍受不合理的法律規章，似乎是台灣社會二個重要且明顯的文化面向，這些社會心理狀態，普遍存在於各領域及各層面的公私部門。

當然，底層的其他現實的心理反應，應有其他我(們)難以理解的。這則有待另一番專業的探討。

至少，順著這些文化面向的方位觀察，符合了部份社會學者的論點：(補註：出自《不可思議的年代》)

『人們所以認同錯的觀點，只因為他們想成為社群的一員，而不願實事求是』，而別無選擇，這就是所謂：『接受共通的現象，否則無以維護該團體』

蕭伯納曾如此批判：理性的人隨波逐流，依現實而過活；非理性的人則逆其道而行事。文明的進步，是因為後者的堅持而彰顯的」。

黃醫師對台灣，尤其醫療面向的社會行為或心理的感嘆，恰好對映近些年來我對宗教的學習與觀察，特別是所謂「佛教」。宗教系列中遠比其他社會行為還可怕，因為加上迷信的信仰與造神的理所當然，台灣到處是「大佛」而獨缺佛法，非關佛法。於是，我再提問：「您認為這是民智問題，或是不同文化的無法比較？」

「相對而論，歐美國度的法律或制度，對消費者的保護或保障已臻相當高的程度，他們的醫療糾紛屬民事解決而非刑事。他們醫療資訊幾乎對等，他們由法律保障所有人都得面對訴訟、補償等等，優缺點都有。台灣，基本上是由優勢的權勢階層刻意設計的體制，或由於怠惰而漠視變遷，或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應變。其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後續一句話，大家都忽略了：“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興利討人喜，除弊惹人怨，但也是大破而大立的機會！……」

我故意再問：「這不也是東方文化的特徵嗎？人民寧願放棄自主性，也不願丟下對權威與威權的崇拜呀？！」

  「這種民性是可被教育出來與否，這牽涉到國家的教育政策與教育哲學。你有2本提到教育的書，你先前在靜宜大學擔任教職，甚至副校長時，不也推到手軟嗎？」他反將我一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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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美學剪影—黃文龍 醫師 15/16

 

陳玉峯

「許多文明國家儘可能排除不確定性，有些國家像新加坡，當社會規範不清楚之處，大多數人民採取『順從』，而不願追根究底，力爭道理。而台灣社會存有龐多矛盾，卻罕有人願意釐清。這些矛盾與不確定性的製造與利用，從日治到國府統治有同有異。日治時代對利益的分配做得漂亮，日本總督府對特定對象開放糖業、礦業、特殊行業等等給特定的台灣人，但這些特定台灣仕紳等，如林獻堂等，他們的社會責任感，相對於後來的仕紳，算是很強的，當然，也有一些仕紳本來就很少可以稱讚的，甚至在改朝換代後殘留下來的，不少人仍有本事依然是當朝新貴的，如同某位資本家大言不慚地說：『寧為太平狗，不當亂世人；我們關心的，就是事業的存活與興盛爾！』。難怪林先生等人的風範，到了我們這一世代已經很稀釋、淡化了。到了國府統治時代，操控的手腕更細膩。日本人只是重點栽培而已，KMT不僅栽培，再加上反面的滲透及腐蝕，將負面的內涵傳染給你，讓你爛！猶如之前你提及的生態界的殘忍寄生例：黃蜂與蜘蛛。日本人是利益分享，但原則在，是非尚存；KMT不是，這或許是他們跟共產黨鬥爭失敗的結果也未可知。這對台灣社會、台灣人，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它造成台灣社會人與人相互之間無法信任……以日本台獨聯盟為例，若我沒記錯的話，廖文毅身邊的人，根據網路資料，重要幹部除了少數之外，都被臥底或被滲透；坦白說，要我現在重新活躍於社團，我會遲疑，當然一來我沒有支配慾，二來也近耳順之年，但對KMT統治下的政治文化：『事看誰辦，法看誰犯』於心有戚戚焉！稍微瞭解根源問題者，若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與野心，倒不如從長計議，從社會層面，如公民教育、運動著手。」

黃醫師談述到後段時，我腦海迅速倒帶了許多案例，感受上像黃醫師這種敦厚的人，難怪只能在基層匍伏定根，從清領以來350年間，這就是台灣人最悲慘的咀咒之一啊！由於訪問重點不在此面向，暫且擱下。回主題。

「健保體制下固然有困境，但自我要求下，我很清楚可以做到何等程度。自我要求的內容也不過分，只不過是醫療倫理的本質或基本要求：你要給予對象清楚且充分的資訊，儘可能做到資訊對等；你若遇上風險狀況，是否可即時撤退或中止？你若無意中造成了對方的不適或損害，你是否能夠處理，而且可回復？將此等資訊充分溝通後，你得交由對方去決定。30年來這是基本自我要求，即令有人來『花』(理論、紛爭)，至少我都站得住腳，講得清楚而內心坦然。經濟學或任何行業皆然，利潤是風險的報酬，高風險高利純(益)，醫療也不例外。我愈年長愈覺得父親說得對。我們不是純為了獲得人家的讚賞才這樣做，事實上那也是一種雙贏的保護措施。你也得清楚認知，如此做你能得到什麼；你不可能要事事兼顧又要確保發達！

由此看來，我年長後，愈來愈不易相信出名的人有何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成功的定義是何？以及成功背後的事實是什麼？其實，成功者講出來的東西距離其事實很遙遠，或都不是事實，有時，所謂隱藏的歷史，才是歷史的真相。多數成功者及其成功的條件、手腕與際遇，往往都不足為外人道也！……」

台灣在KMT「教化」之下，成果約經30年而大放異彩。台灣的貧富差距自1980年開始惡化，專家說主要跟制度設計不良、欠缺分配正義有關！近10年來平均年經濟成長率3.92%，而國民平均加薪幅度只有0.6％，同時期，最有錢階級比最窮級的年所得差距，已從20倍升高為30倍。全國公認「繳稅是國民的義務，節稅是有錢人的權利」！任憑財稅專家喊了數十年的改革完全沒輒，因為無人願意深論根源議題，也就是KMT數十年來結構性、政治性的議題。黃醫師淺顯談話中的深意，有待龐多論述加以解釋，奈何台灣學界的清流不多，一般人也只能匍伏噤聲嗎？！

現今愈是成大功者，擁有扯大謊的權利！成果決定榮耀，而非過程？！所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政府數十年「以身作則(賊)」！真實的殘酷對映謊言的華麗，唉！你選擇求真，你不可能還要掌聲與虛榮！禪境沒有美麗的鋪陳，禪宗沒有聖殿！

「實境如此啊！你若有機會要求或教育下一代，你必然很遲疑，你要如何『教』？你無法去教育他們啊！……我印象深刻的一幕，約8、9年前，陳永興受邀回高醫擔任通識召集人，他叫一些學生來訪問校友：『未來醫生的困境，如何面對，以及前途的思考云云』，有位國立大學畢業後再唸高醫後醫系學生問我的是『賺錢的秘訣』。我說：『我以前的老師陳振武教授說的，你若是好醫生，就是在深山林內，人家還是會去找你，你不用廣告啦。現今很多醫生靠廣告，但就我二哥藥學方面的社會經驗來說，藥商廣告一週若有效，則三年吃不完。我的老師則強調，患者的嘴巴就是最佳廣告。雖然現代社會誰都需要錢，但得取之有道吧！？你本身的學識，以及各種基礎、社會關係穩固之後，錢與地位等等自然會來』。

然而，那學生回說：『黃老師，我,〇大唸完、當完兵，再來唸高醫，我當醫生就是為了要賺錢啊！我讀了這麼多，投資這麼多，我不一畢業馬上賺回來，我會划不來啊！』我說，你要這樣想我也沒法度！這樣『誠實』的學生有多少，我不知，無論如何，時代落差很大，絕非我們這一代這麼單純了……」

有天我在菜市場上，賣水果的小販要我猜謎語：「事少、錢多、離家近」，打運動類別之一。答案是職棒。而且，現代人價值觀的思考，全面滯留在表層頭皮屑，難以向內挖掘至皮質、髓層，這原本是極其自然的結果啊！KMT教化超過60年了，這是很成功的教育！我寫過血淋淋的事實呀！(cf.正宗土石亂流，收錄於陳玉峰，2005，《敏督利注》，86-89頁)

我問：「您所敘述的世代之間的變遷，在各行各業都雷同，我們這一代這麼差嗎，教出如此的新生代？依您見解，台灣如何在此面向敗壞的？」

  「我未曾仔細思考，不過，依直接體會來談，我覺得敗在：第一，台灣九年國教也就是國中教育實施的失敗，因為沒有充分的配套就貿然實施。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當時唸師範教育的人，多半是家境不佳，但資質優秀的人，多為了免學雜費才去唸師範，老師的素質決定新世代的水準……」黃醫師解釋他對教育的看法，我也想起我是考初中進去，但拿到的畢業證書是台灣國中的第一屆，1968年。我也因家境關係，考高中，也考上台南師範學校，幾經斟酌才決定唸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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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美學剪影—黃文龍 醫師 16/16

陳玉峯

「當年蔣介石堅持要九年國教，社會上有很多人反對，主要的理由是未先栽培足夠的、適當的師資，而欠缺最重要的配套貿然施行，必將敗壞下一代的根基。也因為師資不足，很多非正統師範教育出身者濫竽充數，導致學生素質下降。當年不少阿里不達的私校，只要有教育學分或買個資格，或透過關係就可走後門，此即台灣教育開始敗壞的第一成因……」

 

玉珠前輩在旁一聽到教育議題，也忍不住插話大罵：「我當年投資教育，在做遠東工專董事時，嘉義某家專連課桌椅都不夠竟也開辦，督學來查時，跑來遠東工專借。要歸還給我們時，順便踐踏、搗壞！東西借人還被糟蹋！還有，那時教育部的督學來校隨便看看，晚上却要女人、要跳舞、要吃喝、要紅包……」

 

黃醫師補充解釋：「我媽說的那家學校，是由嘉義的一些醫生每人投資1百萬元組成董事會興辦的遠東工專。但技職系統與我剛談的，是另一回事」。玉珠前輩追贊一句：「教育最爛！」

 

「第二，統治者經營台灣的態度，重大影響了台灣世代的變遷。日本人把台灣當作殖民地，想盡辦法要改造台灣，以圓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夢，因之非常重視教育，以一流的人才用心在經營台灣……」玉珠前輩又插話：「日本來台的學堂老師多屬於貴族，他們竭心盡力要改良台灣，哪像剛來台的那一批批破雨傘、破褲檔來的，當然不同；後一批盜匪似的來到台灣劫收，把水龍頭裝在磚牆上還要抱怨沒水來的水準，怎可能教育出好後代？接收學校時草草率率，比不識字的人還差勁……」黃醫師阻止母親再罵下去。

 

「國府來台的人良莠差別太大，兵荒馬亂之際無暇顧及百年大計，由一大票不入流的人來建立教育體制，更以政治的正確性為優先，醫療體系自不例外。高醫創辦人杜聰明博士畢竟是日本時代的讀册人，他與中國傅斯年、錢思亮等帶來的人不同。價值觀、思考模式大大相異的人，其所產生或開創的醫療體質當然不同。杜聰明博士創辦高醫是有多人贊助的，陳啟川先生捐地只是其一；沒有杜先生絕無高醫，是當年大家看重杜先生的名望，以及他所帶來的一批人才，才能奠定高醫的基礎。可以說，任何人捐地，杜先生都能創生高醫啊！後來，由於杜氏與陳氏對錢財及觀念的差異，加上一些我們所不知的，或背後的重重問題，故而發生紛爭。後來，雙方都退出。然而，接下來因種種社會或政治因素，高醫重回陳啟川家族手中。於是，捐獻出的公益事業又變成家族事業。

 

高醫前年、去年紛爭又起乃其來有自，而董事會竟然試圖將高醫創辦人改成陳啟川，這是不符史實的，此舉，後來被教育部駁回。教育部說：捐贈人非創辦人……」

高醫創辦人是誰？這是最簡單的史實。杜先生，1893年生，淡水人。1909年以全校第一名畢業於滬尾公學校，再以榜首考進台灣總督府學校。1914年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醫學校，隔年負笈東瀛。他於1916年在京都加入中華革命黨。1921年獲得京都帝大醫學博士學位，享有「台灣第一位博士」的美譽。畢業後旋回台，任教於台北醫專及台北帝大。國府治台後，杜先生受聘為台大醫學院院長等多項職位，228事件後四處躲藏以防被追殺，直到陳儀下台。省府成立後他受聘為省府委員，1954年卸任後，「旋即創辦私立高雄醫學院；1966年離開高醫」。1986年2月25日病逝，享年93歲。

 

黃醫師是校友，他受不了校史被竄改，悲哀的是現今人，高醫已將近10多萬名校友矣，難道無人在乎？這等價值觀讓黃醫師寢食不安。必也正名乎？

我問：「這是時代典範或價值觀的轉移乎？現今現實是一切嗎？而你在乎什麼？」

 

黃答：「我很難回答你的問題，但這是許多原則性的問題。我父母一代，到我們這代，認為人心正，誠諸於中，而形之於外。心正，做事不會傾斜，不離譜；頭過，身就過。頭是原則，有原則就不會偏差；大小事均如此。高醫連創辦人的簡單歷史都搞複雜，失根了，不遲早出事，才怪。我認為史實重要，忘却歷史是一種背叛，何況是纂改歷史！但現今社會已經不是這樣的思維了；高醫的問題，也是台灣社會的縮影之一……」

 

從玉珠前輩到黃醫師，我看到一貫的台灣精神，我只是明知故問。同樣的堅持，例如柴山(註，日治時代叫壽山)，2011年12月6日有人在《台時》「頭家心聲」版寫了一篇歌頌吳敦義的＜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誕生的背後故事—不是吳敦義終止採礦，壽山不可能成為全國第一座自然國家公園＞，黃醫師以溫和、敦厚的筆調反駁之，刊載於《台時》同一版面(2011年12月8及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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