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國史館來函，說明「台灣環保運動史是國史重要的一篇章」，擬進行「台灣環保運動NGO口述訪談計畫」，而擬具了16條訪談大綱，分別隸屬於三大面向：一、家庭背景與求學歷程；二、學者生涯；三、參與環保運動。
關於「環保運動史」在台灣的事實有必要釐清一下。
其一，台灣早期的「環保」運動（1970、1980年代）是清楚地區隔「自然生態保育」或保全，以及抗爭種種環境污染的「環保」。前者是菁英主義、不分官民的自覺，或政治性緣由，保育常是工具性的利用而呈現的附加價值，此間存有一些弔詭，例如保護淡水河的紅樹林運動，本質性或引爆點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土地爭奪戰，而以水筆仔應該保護為藉口的中央派勝出；例如梅花鹿的復育，是為了對抗中國的熊貓外交；例如國家公園的規劃及推動，是官方有識之士，結合以台大為首的學界來進行；例如新中橫由八通關到東部玉里的路段，是透過政委，直接上達當時的蔣經國先生而中止，完全沒有經過後來的運動抗爭等手段而達陣。
而「環保」先是謂之「反公害運動」，因為台灣從1950年代開始工業化、1970年代「客廳即工廠」，經工業區的設立，乃至十大建設沿著工業區及都會區最重大的國道中山高的通車（1978年）前後，台灣所謂的「拚經濟」場域，是沒有廢水或空汚處理機制的！這大抵是「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砍樹木，我們明年回大陸！」順口溜的背後，戒嚴執政者的心態之所致，而不只是「民智未開」的託詞。也就是說，環保運動殆是「官逼民反」，被污染者受不了，從而揭竿起義。
解嚴之後，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的13年間，筆者讚賞其為台灣的文藝復興時期，古典公義伴隨現代自由民主的風潮大鳴大放，禁錮40年大解放，帶著理想典範，雨後春筍般，百花齊開放，可以說，環運與所有要求公義平反，特別是政治面向，渾然一體、不分彼此，大家相互支援、一呼百應，於是，台灣民間真正自然保育的森林運動等，也就與公害環保合體匯流，再也沒有被清晰分辨。
其二，自然生態保育牽涉的，遠比受迫害而反抗的污染案例，在本質、動機等面向，更逼近價值哲學、文化體質，此所以環境污染抗爭事件止於污染源結束或補償而消失；自然保育的呼籲，早期卻傾向於記憶美好的農業生活型，而非關自然生態系本身，畢竟「人不可能為非所愛而戰」！
自然情操、土地倫理、價值哲學等內涵或文化本質沒改變，永遠見樹不見林，長期滯留在「物」的層次。
此所以筆者畢生打拚者，嘗試著為台灣文化注入自然基因，永遠想要打造「這個社會尚未存在或普及的善與道德」，而從事久遠的教育事工，後期，則探索台灣文化的五大價值系統（台灣土地生界—250萬年自然史的本質；原住民的自然情操與土地倫理；鄭氏王朝、專制文化的道德暨處世教化—台灣3萬餘間廟宇、寺院；陳永華奠定的隱性禪門文化體系—無功用行，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3、40年來西方植入的，表象的民主、自由、法治、責任、權力分配、資源運用等）。
而國史館第一部份「家庭背景、求學歷程」提問的3項目，例如「成長過程有何因素相關於日後對大自然的熱愛？青少年期如何？大學如何？」，正是嘗試理解一個人一生志業的因果關係、文化結構的縮小化或本質的探問等等，似乎偏向個案後設性的思維。
過往曾經有多次受訪，提問多所重疊，我每次的回答，除了客觀數字之外，不可能一樣，2003年接受公視專訪後，導演說：「剪好後再給陳老師看要不要修訂……」，我當下回說：「不看，你的訪談本身就是你的創作，我是題材的一部分而已，何況，可以重複演出的叫戲劇，永不回頭的叫人生」，到現今，我全然忘卻當年訪談的內容，只留下上述的這句。
退休前後的雜文，整理成《千年後再見》小書，裡面有ET today訪談我的10個議題，等等；2022年3月出版的科普拙作《唯我玉山》第二章述說我一生始終只在打造台灣文化的地基；2022年3月17日接受吳蕙如、周如怡（他們承接林務局誌重修計畫）的訪談，短短2小時的口述，大致上相當於回答國史館現今部分的提問，然而，國史館執事的眼界、格局果然更寬廣而有縱深，而主軸是台灣環運史，其中之一問更且扣住我畢生志業之一的《台灣植被誌》的撰寫，以及我如何參與環保組織，例如成立「台灣生態研究中心」，也許我可以談些過往很少述及的部分。
無論如何，受訪前我還是得先自行下個註解：
1. 任何每分秒的「我」或「自我」，只是大、中、小、細微環境，數不清因素交互影響下的暫時性示現，「我」不是「我」，而訪談「我」的些微影像，相當於台灣運會流走中微不足道的流砂，其意義在於能否拼湊出台灣變遷的主結構，絕非渺小的個人。
2. 「我」一向是台灣社會主流之外的異類，「我」的思維固然是大運勢之中交互影響的一個案例，「我」存在的意義，不是在後世才會彰顯，就是雪泥鴻爪、泡沫幻影，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我」為此時、此地、此生界、此人留下那個時空點的記錄，差不多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因為大化自然從來迅速變遷，而且，從1899年台灣第一位植被生態學家本多靜六博士，到21世紀的筆者，對於台灣生態主結構已然明楬大階段的清楚明白，「我」的任務、天責已了，一生探索台灣生界自然，從來只對良知與上帝負責，其餘非重點。
3. 台灣暨全球所謂環保的議題是表象或假相，本質上是文化暨價值系統或人性的議題；以科技文明要去解決科技所創造的問題、以所謂環保技術要解決環保問題，永遠是治絲益棼，從整整20世紀百年迄今，人類投入龐大的設備、工技、資源、人力等等，去將人造污染物隱匿，而可以繼續級數般生產恐怖的垃圾、毒汚，卻不願意放棄那怕是絲毫的，無止盡註定永遠握不住的貪婪與放縱，24小時無止境地耗損地球生界的生機，環保通常只是掩耳盜鈴、使惡放縱人性惡的遮羞布，如果不是從全球時空變遷所估算出正負面的措施或評估後的行徑，都不算環保，因而有環保人士以減少一個人可以減少多少污染及耗損的方式作訴求，等等，直接擺明人就是地球癌細胞之類的。
21世紀了，古專制暴力統治的「法不責眾」遠比古代更猖獗。
4. 直接回答提問片段：
A.……當時您覺得台灣最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是什麼（1980、1990年代）？
答：急迫的事經常不重要，重要事往往不急，環境問題就是這類腦袋的問題；人類最大的不自由，正是自以為思想、思維自由！
可以急迫處理的公共議題，一般就是鋸箭療傷，大家拚命逃避根源因果、關鍵議題，然後養癰遺患。
B.……畢生心力撰寫《台灣植被誌》面臨什麼重大挫折、挑戰？
答：我在大四、研究所期間幾度徘徊在精與廣的選擇，或說科學教義派與博物學自然史之爭。學生、研究生階段我做了不少自創性的前瞻試驗，例如測量森林內光梯度與樹層次、樹形、樹葉密度的梯度分析，探討生態區位、演替機制；在南仁山原始林長帶樣區做了有史以來台灣最詳實的一草一木總地毯調查與測量，也就是把一座山從山頂到溪谷的植物全數搬回研究室分析；我首開林床土壤種子基因庫的試驗研究，等等，深知歷來調查總是樹不見林，種種報告跟事實天差地別，而所謂學界老是盲目相信假權威，研究的目的似乎只環繞在自身「利益」打轉不得而知，而我難以兩全，寧可選擇瞭解全境、全時空台灣，我要以「一人之力」挑戰「山山不同、地地互異」的台灣自然文化（從南仁山的分析及各地調查我確知），也就是我得冒著「百年孤寂」的難行道（還好的是，從我第一次南仁山頂的地毯調查第一天中午我已經「哭山」過了！）；第二大挑戰就是自然界永遠打臉，人類無能瞭解到位的真相，除非你成為自然本尊、體悟第一因。由於我的研究方法是後驗式，而自然界的動態變數無窮，不止於莊子的「知無涯」，因而看到後來人愛說「大數據」，只能啞然失笑。
一生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修行，永遠修正思維。至於能調查的山系龐多，一輩子不夠用，但我老早養成了沒有得失，且無論在何等職場、環境，即便只是旅遊、小憩處，隨時隨地都在調查。事實上調查過的樣區，遠多於使用在《台灣植被誌》的撰寫。
基本上，台灣生界就是我的信仰，說不上什麼重大挫折或挑戰，真正痛苦的是，台灣太多生界「老」得比我還要快、消失得如同雙馬童的特徵，台灣人摧毁自然的速率太快了！
若說挫折與挑戰，這就是！因為你成佛了、得道了，生界卻被毁滅了豈不更可恥！
試問研究、調查的本質、意義、價值為何？
C.……長期投入環保與生態運動的動機是什麼？遇到嚴重的挫折有哪些？最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答：倒過來回答，沒有什麼成就，如同我在教育崗位上的沒有成就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因為我旨在喚醒有緣者的覺知，而他的覺知於與我無關。
表象上，例如1991年我運動後，責成政府公告禁伐天然林，這只是免除明目張膽搶奪世代子孫的未來財、天然防護罩的大屠殺，更根本的是，天然林的價值、意義就是天然林本身，我有何「成就」？何況，政府或全民全面放火，環保人士拚死拚活搶救了一丁點叫什麼成就？！
是的，人不可能為非所愛而戰，有些愛正是沒有目的論、不需動機、毫無條件者。早年，我說到山林內，就是回家的感覺，當你回到家，卻目睹親族被屠殺，只剩斷垣殘壁而屍骸遍地，你作何感受？該當如何？這只是運動早期，我為了喚醒民眾，不得已的比喻。
壯年暨之前，若硬要說運動有啥嚴重的挫折，那就是「被自己人出賣」之類的，可是，整部台灣史這類人性的問題從來罄竹難書、司空見慣，除非你喜歡顧影自憐、無病呻吟。
世間現象免不了有動機、有目的、有得失，倫理、道德是群體生活才不得不產生的規範，然而，我觀自然生界大部分是沒有人類所謂的動機、目的、得失的，是演化到人文抽象的層次，才倒過來扣在生界之上的。這是哲學的議題。
就說世間人聽起來較順耳的吧，可能因為我太幸運了，到處遇到「貴人」，或者就說時代的差異吧？所以沒什麼可以多說的挫折。
人的價值意義，在太多面向，精神與態度而已。當人抓不住任何東西時，你該思考的是，人為什麼想抓什麼？
我最快樂（不是成就）的是，例如發現了檜木林的更新數學模式，檜木真的是台灣生界、地體的土地公、地基主；發現了變遷的結構性事實；察覺了台灣250萬年、萬年來的造化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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