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淑蓮 序 ～ 台灣美麗寶島

台灣美麗寶島

台灣，台灣，我愛您！因為台灣美麗又多情。

可惜因為人的貪慾利益、政治的腐敗、敎育理念的偏差，不斷地破壞這個寶島，讓台灣漸漸失去它原有的美。但是有一群人默默在耕耘、苦心在付出。他們奉獻一生，完全投入拯救台灣生態的工作，無怨無悔。雖然遇到了無數的措折及失望，雖然心痛卻依舊不放棄努力。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的無奈，因為我也是個對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深有感性的人，看到我們的生態一再被破壞，怎能不心碎。我覺得人生不只是只空有健康的身體，足夠的財富。除了物質生活，人類一定要深入體會週邊環境的美，那怕是一片葉子或一粒沙，都是珍貴的。

我離開台灣四十多年，旅居美國。在921 南投大地震那一年回到台灣。猶記當年，我和埔里一群家庭主婦一起當義工,協助災區重建圖書館、幫助學童唸書等等，讓我覺得人生很充實。 一個偶然的機緣下，參加了「環境佈道師」營隊，聽了陳玉峯老師及楊國禎老師有關台灣生態的課程，深刻震盪我的心。短短7天的營隊，讓我的腦海對台灣地理有初步的認識，熟悉很多台灣的樹木及它們面臨的困境…。最令人動容的是陳玉峯老師，他敘述想建立生態學研究所的理念：「要撒播種子在敎育界的老師及社會人士心中，再藉由這些人或老師們去傳播種子給學生。」陳老師多年的苦心的研究，真誠痛心的付出，讓我淚流滿面，深深感動！自從那一刻起，我決心跟隨他的理念。每年回到台灣，去埔里當做義工時，我都會到台中和助理梁美慧女士會面，期待能向陳老師請安，可惜都沒機會。一直到今年，很髙興親自與老師面談，非常榮幸。更令人欣慰的是，陳玉峯老師沉潛多年，終於東山再起！他歷年來播種的種子（他的學生們）跟隨他的腳步再出發，他們成立了山林書院，繼續為這塊土地打拚，要重整咱們台灣美麗的寶島。

自然、土地、人文、宗教是離不開人生的道路。陳老師一輩子都本著疼愛台灣的心，歷盡創傷不屈不撓的在奮鬥。請大家用心團結，跟老師站在一起，為台灣生態敎育努力。相信種更多「善」的種子在人間散播，讓大家都能感受到台灣所有的美感。人生永遠有失望，但絕對不能絕望。只要每人願意從自己開始，盡心本份，台灣就有希望。希望藉由山林書院的傳播，大家都能體會到台灣的真、善、美和人情味。

感恩陳玉峯老師的山林書院、台灣生態學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及所有支持者!

願大家活在當下之時就能感受到人間仙境!感恩一切！

許淑蓮          

2012.8 於 夏威夷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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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觀音信仰的蓮花化身—許淑蓮女士 (←請點選)

泛觀音信仰的蓮花化身—許淑蓮女士 1/11

陳玉峯

   ~所謂台灣人，意指無論生前、死後，都可以在台灣土地的場域，找到終極的慰藉與憑依，讓靈魂不再游離或流浪；他(她)的生活圈在全球，他(她)是世界公民，承擔著生界的苦難與歡樂，也扛起人類的未來。他(她)可以是觀世音、阿羅漢、保羅、彼得、Garga……，他(她)更可以是你我身旁最平凡的一個人。就草根而言，他(她)的典範殆即：「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 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

 

2010年的某天，在台灣當義工的許淑蓮女士，風塵僕僕地趕回美國的家中，備好晚餐，準備與家人平靜、和樂地，食用她這輩子的最後一餐。她深信，這天是她的大限，她一切都準備好了，她了無遺憾，滿心只有感恩。

 

她沒有安排像電影場景的滿屋鮮花與白蠟燭千盞。沒有賺人熱淚的訣別台辭，也沒有膚淺的「箕踞鼓盆而歌」，更不必說什麼「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或「觀化及我」之類的贅詞。全家人陽陽如平常。

 

她依常態作息。深夜之後，在她熟稔的天地間就寢，即將告別人世的一生。

坦白說，她壓根兒不相信人在墜樓著地前，一生行徑會倒帶或順帶一次。她也不確定有何前世、來世，天堂或極樂世界。然而，在她靜靜躺在床上等候死亡來臨前，一幕幕生涯的影像，和著如同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樂第二樂章的旋律，如歌的行板悠悠奏出……

 

§ 「得姆啊」活菩薩

淑蓮女士1949年出生於台北三重埔。她算是衝著戰後嬰兒潮浪頭而來的新生命，也如同許多其他的小孩，從絕對貧困的家境，走向富足文明的生活。她的父親白手起家，由鄉野小孩，刻苦向上，成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第一屆的畢業生，是1950~1980年代的台北市名醫；她的先生是美國先端心臟麻醉醫師，她是台灣20世紀中葉高貴的所謂「先生娘」，然而，她一輩子或生涯的工作重心是義工，最大的成就是「沒有自我的成就」，她註定地是個「媽媽天使」，隨緣、造善緣地賑濟人間弱勢，以及需要幫助的人們，而且，她本身勤儉樸素，一生不沾染名、利，乃標準的捨得與放下，但她不自知；從她人格的特徵比對，她過的是一種無形式的信仰生活，但她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宗教；從各種世俗角度檢驗，她非聖、非俗，只是平常，為什麼她得選擇或不能選擇地知道自己的死期？

 

事實上她可說幾乎不瞭解宗教信仰的本質，也就是信仰的意志，從信仰者本身產生向被信仰對象的無限仰慕，從而在生活中，舉其身、心的全部存在，蠕向、泳向、迫近且漸次同化於被信仰對象的形而上的努力，也就是說，如果你信仰的是人，你的努力就是「有為者亦若是」，成為你所仰慕的人格，更創造出你自己的風格；如果你信仰的是抽象神，也就是你不斷地將抽象神的特徵人格化，使用宗教的名詞即謂之「應現」。而應現出來的人格，便成為信仰者一生恆不怠懈的追尋與實踐的目標。但是，還有一種層次，連這些都不存在。

 

整體而言，台灣人的宗教信仰最大宗的應現人格，就是禪宗觀音信仰的二次、三次應現，應現成為媽祖，應現成為王爺，應現成為龐多的無名小卒，然而，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渾然不知。

 

當童年影像走馬燈式地翻閱中，一身潔淨、髮髻梳染得烏黑亮麗的阿嬤，活生生地定格在淑蓮女士的腦海，毫無疑問，阿嬤的身教，銘印給淑蓮一生性格的基調。

 

「小時候寒暑假，我爸忙得沒空回老家探視阿嬤，由我們小孩作代表。我爸替我買張票，從台北坐到新竹站。出車站有許多三輪車，隨便告訴任一個車伕：『我要去“得姆啊”家』，他們就會把我送到阿嬤家。阿嬤名氣很響亮，三教九流都認識她……」

 

阿嬤何許人也？阿嬤的姓名是許劉鄭；阿公名叫陳皆得，但因入贅於許家，故而易姓為許皆得。阿嬤人稱「得姆啊」，這是因為該時代乃男性優勢的年代，女性的名字得隱慝，只以先生的名號代之。「得」，讀如台語的德，「姆」音近ㄇㄣˋ或Mn。

 

在那台灣人幾乎是全民貧困的日治時代，許皆得先生究竟是人矮了半截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總之，他染上了喫鴉片的習慣。淑蓮女士的記憶中，祖父母的家境可謂一窮二白。窮的主因來自吸食鴉片的鉅大耗費，將所有田地厝契都敗光了，因而直到終老，都住在租來的小小古厝過活。這間古厝係向淑蓮女士的外公承租的。小時候的淑蓮，由三輪車伕送達許家厝之後，還得走經水田埂，跨越村人洗衣的圳溝、土地公廟、田畦，再繞經一口井，進入許家厝，然後，越過一個木製的門檻，才能回到阿嬤的小屋間。

 

由於鴉片的腐蝕，原本即弱小的皆德先生更加孱弱不堪，故而負重上工根本不可能。全家生計或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許劉鄭女士身上，逼得她竭盡所能養家活口。她去擔任日本人的奶媽，自己的小孩則在欠缺奶水及困頓的窘境下，只好送給別人家。她連續生了一堆兒女，只留下一男一女自行撫養。留一男當然是為了香火薪傳；留一女則是為了協助打雜與生活家計。

 

日本人挑選奶媽是極其嚴苛的，健康與衛生絕對必要，或許也因此，養成許劉鄭女士此後一生的潔癖，不只如此，她天生有種尊嚴的格調，人前務必是光鮮體面，絕不因為貧窮而失掉一絲絲精神的屹立。由是，再舊再破的衣飾，一定比所有村莊人的穿著更乾淨、更白晰，粥湯燙出來的衣袖總是比別人的挺拔，領角生似骨氣畢露。在她有了年歲之後，總以烏茶油梳染髮髻，整整齊齊、烏黑亮麗。

 

當奶媽之外，任何可以添補家計的大小粗活，農、工、雜務悉皆承攬。然而，奶媽的工作畢竟不長久，她開始賣豬肉。每天清晨三時餘就得起床，打點自己及家務之後，從豬竈到市場，所有工作一肩挑。她的豬肉攤幾乎也是一塵不染，加上她為人很是阿沙力，因而生意興隆。

 

然而，她的名氣不是來自表象，而是出自一種先天的悲天憫人，也來自貧困生涯所淬鍊出的同理心，她是女中豪傑，更善於排解人際糾紛。村人有大小紛爭，總是來找她當公親。淑蓮目睹多次：「……爭吵的兩造來找阿嬤，阿嬤先問明原委，然後將自認為受到委屈的一方拉到旁邊，塞一把錢給他(她)，然後要雙方好來好去，散散去！就這樣擺平。很多村人一遇有困難來找阿嬤，人家借50，她給100，有還、沒還她也記不清……；事實上阿嬤根本沒什麼多餘的金錢，常常是手中僅有的一點，在別人需要時，她就忘了自己的困境……」

 

「阿嬤比阿公較早逝世。出殯的那天，出現了很多陌生人，淚漣漣地來祭拜，向我們說的話都是一個模式：『當年您“得姆啊”給了我很大的幫忙，足感恩吔！』……」那個時代的台灣人，誠實、樸素，幾乎沒有無賴，人們是很虔誠地來祭拜活菩薩的往生。

 

「無論工作何等辛苦、勞累，不管手頭如何倔拮，或身體有何病痛，我從沒聽阿嬤哼過一聲！」她唯一的嗜好，最愛看歌仔戲。而20世紀前葉的戲班，其下的「搬戲的」或唱戲的，相當於現在的「藝人」，但其社會地位低落，在清代係被列歸為下九流(娼、優、巫、樂人、牽豬哥、剃頭、僕婢、拿龍及土公)之一，是為「賤業」，到了日治時代也未能真正翻身。戲仔的來源多是貧困或悲慘人家的子女，或送、或賣、或搶而來，身世可憐。

 

而古台灣人的嗜好之一，也是社會道德教化的場域之一，即來自看戲。古台灣婦女無論街頭巷尾與人品頭論足、教訓子女、說服他人、談東道西，等等，無不引經據典，七字、五字、三字出口成章，罵起人來更是綿貫牽絲，可沾黏到海角天邊，但她們多不識字，她們多由看戲內涵的耳濡目染，牢記在心而根深蒂固。

 

「得姆啊」不僅愛看戲，或許是源自年輕時代，不得已將無力撫養的骨肉送人的哀痛，轉化為對戲仔的憐憫，她不斷隨緣認養一些戲仔。她甚至想要組成戲班自己當班主。淑蓮女士的童年，便常陪伴阿嬤去看戲。

「每次我跟阿嬤去看戲，她總是坐在最好的座位上，但戲一開演沒多久，她就睡著了。因為演來演去就那麼幾齣，她對每句對白、每個動作早可倒背如流……」

「阿嬤十根手指頭上，掛著十只各式各樣的戒指，金、銀、寶石琳瑯滿目，我從未看過有人如此累贅。後來我才得知，那是阿嬤年輕時發下的願望：他日有錢時，每根手指要戴上指戒。而晚年始靠苦讀出身、卓然有成的兒子的孝敬，了此願望。之前，太多的財物都施捨而去啊……」

 

「得姆啊」崢嶸的個性，幾乎肩挑眾生煩惱的行徑，永遠潔淨整齊的形象，自己茹苦含辛却了無煩惱的氣質，律己甚嚴而待人從寬的雅量，以及慈祥和眾的母儀，在年幼的淑蓮女士心目中，印記了永不抹滅的一種風範。然而，「得姆啊」只是個最最平凡的村婦，她一輩子做牛做馬而了無大志，但十個戒指刻正代表著單純、樸素等等的戒律。她完全不瞭解她正是禪宗信仰的應現。

 

《維摩詰所說經》如是說：「菩薩……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陽界。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凡此內容，丟掉一些文謅謅的形容詞，例如智慧劍、解脫、精進、無念實相等等，也就是說，脫掉這些嘴巴上的「胡說」，而貼近真實生活，殆即「得姆啊」的真實內容。以現今佛法名相大肆盛行但法水稀薄，兩相對照，殆可瞭解台灣草根才是真正的實相！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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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觀音信仰的蓮花化身—許淑蓮女士 2/11

陳玉峯

§ 憶兒時

訪談淑蓮女士兩次的過程中，坦白說，我一直有著隔靴搔癢的感覺，一來淑蓮女士的語言樸素無華；二來她離開台灣將近40年，雖然她也算是常回故鄉，畢竟生活語言很大的一部分已是美國文化；三則我們原本陌生，我必須藉助若干共同記憶的橋樑，才能喚起直覺的活化，走入時空隧道，開展與亡靈的對話。人的記憶絕非只是「感覺經驗的快照」，否則一張張的照片或幻燈片就可播放成電影。

 

直到淑蓮女士談到「得姆啊」看歌仔戲的情節，我總算進入感覺的卡筍，啟動早已不是我的「我」。我想起我的阿嬤，無疑的，也是另一個「得姆啊」，不同的是我阿嬤是羅漢，「得姆啊」是菩薩。我也陪伴阿嬤看歌仔戲，我可沒注意到阿嬤有沒睡著，但從舊劇團到新劇團，倒是有幾幕場景，迄今依然鮮活生動。

 

其中，有齣《羅通掃北》的高潮戲，主角羅通大戰番將，不幸被敵人的戈戟戮破肚子，大半大小腸流露在外而鮮血淋漓。神勇的羅通將腸子當繩索，自行綁繫在腰間，奮勇再戰，終而打敗敵人。主演羅通的戲仔，大概是拿一團豬腸子灌了氣，再染以濕漉漉的紅色顏料，反正就是血腥逼人。那一幕幕舞台上的舞槍繞圈，予我幼小心靈無限的震撼。

 

另齣類似《花田錯》倒也忘了劇名，有幕抽象戲叫人印象深刻。男女主角唱完兩情相悅的對口曲，作勢進洞房之後，舞台上空無一人，但鑼鼓喧天，而一個打雜人員攜來兩雙一公一母的繡花靴，擺在兩扇門簾之前，然後也不見人影，任憑快節奏的鑼鼓高潮迭起足足有三分鐘。阿嬤跟我說：他倆人進後台喝茶去了。然而，所有觀眾的目光都盯在那兩雙靴子之上，沒人起身尿尿或有明顯動作，充其量依稀聽見乾嚥口水的聲音！

 

戲癡的阿嬤其實是我外祖母，我的祖父母早在我出生前俱已往生。因我爸相當於入贅我媽家，但名份上我們子女依然從父姓，只不過生活上多以我媽這邊為重心，因而外祖母晚年病痛到往生，都是我媽在照顧。外祖母叫吳鑾。外祖父姓許，人很老實，也是入贅吳家，但婚後不及5年即病逝，留下我媽及我舅父許東海兩個遺腹子，而家徒四壁。因此，我媽從母姓，身分證上的本名叫吳味，舅舅却保有父系社會的傳承，從父姓許。

 

可憐的外祖母無依無靠，年輕就守寡而獨自撫養子女。她從小纏腳，丈夫過世後為了生計，拆掉纏腳布去北港糖廠當農務工，一天薪資只有1角8分錢。她的小腳重新適應挑重擔，一開始皮綻肉開，重覆從小纏綁小腳的痛楚與潰爛，好不容易才結痂癒合。可以想像那段一步一劇痛的苦工時期。小腳剛適應大步走路，就逕自賦予體能大挑戰，為了更高工資她去充當建築小工，也就是人家建磚屋，她負責以扁擔，肩挑吸滿飽和水的磚塊，給土水師縛砌磚牆，一擔數十或百來斤。她約莫150公分身高的瘦小體軀，風雨無阻地扛下重擔，擔任苦力的時程超過半個日治時代。

 

而吳鑾要上工，4歲大的兒子就交由7歲大的女兒照顧。不只照顧弟弟，我媽在7、8歲時，就得跟著阿嬤去台糖小火車鐵軌邊，沿鐵道撿拾火車頭掉落下的煤炭及甘蔗渣，回家當炭火燒，也得煮飯(甘藷簽)給弟弟及自己吃。

 

由於阿嬤上工不穩定，沒苦力工作時，儘可能去幫別人家燒飯、洗衣，一切逢機。當無工可做時，她就製作杏仁茶、蛋糕、碗糕、煎餅等等沿街叫賣。我舅父9歲才唸小學一年級，我媽為了幫忙家計，沒得書唸，從12歲就開始幫傭，而遭台灣人僱主的虐待。13歲換去日本人家當童工，負責一家六口的煮飯、洗衣，以及所有家務工作。之後，更替多位僱主，直到228事件那年，27歲結婚為止。

 

我舉阿嬤及媽媽為例，只為說明1910~1940年代，台灣常民的窮困概況，用以補充「得姆啊」相似環境或境遇的背景。

 

而我的阿嬤，在長年肩挑重擔的過度勞動下，脊椎斜裂而插入腎臟却渾然不知，病痛時只靠媽祖廟的藥籤，向中藥行購得草藥熬煮。直到晚年，整副腎臟潰爛而逝世。我永遠記得她臨終前一、二個月，每夜哀號的慘況，還有，我媽每次拿著尿斗往廁所倒時，我看見一片血水中，爛掉的腎臟碎屑夾雜其中。

 

當淑蓮女士在敘述她阿嬤的潔淨形象，以及嶙峋骨氣之際，我也想起我那阿嬤一身右袵唐衫雪白畢挺，搭配著黑色唐裙的端莊典雅，加上永遠伏貼油亮的黑髮(苦茶油梳染的)，目光炯炯有神的威儀，她們，分明是日治50年塑造出來的常民風範啊！我阿嬤徹徹底底是個不識字的苦力。

 

我阿嬤講起話來唱作俱佳，罵起人來五言、七字連貫押韻。記憶依稀中，台語的高尚、深邃、俏皮、智慧、如歌似劇……，怎會淪落到今天什麼台語新聞的支離破碎、五音不全、蹩腳拗口、荒腔走板，還硬將北京話「直譯」為北京台語！國府超過半個世紀的撲滅台語，其傷害台灣文化的惡劣程度，千萬倍於228的大屠殺！悲慘的是，我自己的母語能力也殘缺不全、大半失落，真是情何以堪啊！尤有甚者，外來強權透過體制，不斷毒化台灣文化，徹底醜化台人「沒水準」，塑造時至於今，台灣人連認同的污名都渾然不能自覺！日前，統媒還在炒作台語的「哭爸、哭母」是粗話，真令人血脈賁張。台灣人都學會了「他媽個屄」，為什麼不能說「幹伊娘」？母語無罪，差別只在使用的場合與前後貫串的情境如何啊！誰人不知禮儀、高雅、高貴、高尚、口德等等，總不能以此為藉口，持續消滅台語吧！當然，這是題外話。

 

兒時，阿嬤幫我洗澡，鋁錫合金做的大臉盆，頻頻與阿嬤的手鐲相碰撞，那音聲雖遙遠但親切，彌補我那「童年期遺忘」的若干環節。

 

如果台灣人可以將現今60歲上下者的祖父母一代的行誼輯錄，差可代表清末、日治時代台灣人的形象與風格；而其父母一代，則代表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水準；我們這一代即反映台灣文化被污名化的過程與結局；我們的子女代，則是殘缺台灣文化，國府腐化、污蔑中，接軌世界的新世代。這只是以個人生活經驗歸納的概況，事實上，所謂的世代乃連續波動，不能單挑特定少數時段的人強作概括。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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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 超級獅友

「得姆啊」當然也是父權中心下的舊時代女性，謹守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威權順序，從吃飯、洗澡、物質享受、人格尊重……在在皆是男性、父長優先。封建制度之所以屹立數千年，得力於這套吃人禮教的「祖宗家法不可廢」；與其說貞節坊是用來彰顯女德、婦德，莫若說是父權沙文的恐嚇碑，比阿育王石柱還管用。「得姆啊」對待留下來的獨子必然是傾全力庇護照顧。儘管如此，獨子許玉樹先生(1923.9.25~2001.3.22)在1930年代讀小學之際，還是得幫忙家計、撿拾薪柴等，別人家小孩放學後可以玩耍、讀書、吃零食，他呢？制服來不及脫換，得立即環戴上頸、抬舉販售李仔糖(北京話糖葫蘆)的木盒沿街叫賣。他頭垂得低低地，不敢以眼接人。他覺得羞恥，特別是賣給同學的時候，雖然他也耳濡目染母親窮得極有尊嚴。

 

因此，少年玉樹讀書發憤，極力上進而力搏惡劣環境，期能出人頭地。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他的功課出類拔萃，他去當日本小孩的家教而拚命賺錢。然而，父母的知識水平有限，不僅未鼓勵他升學，更反對他上台北讀書。他是在日本老師的鼓勵之下，毅然走出自己的路。而在他邁向成功的過程中，其實一部分是犧牲了姊姊的勞動力而來。

 

聽淑蓮女士敘述她父親成長的過程，彷同我母親、舅舅與其寡母的經歷。我舅父許東海先生下課後，一樣提起「粿炸」兜售路人。我舅舅小玉樹先生一歲，且他自己無緣讀醫，隔了一代，才將兩個兒子栽培成為很有成就的醫生。

 

玉樹先生在台大醫學院就讀期間，業已擺脫貧困所帶來的自卑，他極為活躍，參與各種社團，甚至也因涉足某團體，引致後來行醫時，被特務系統「關照」的際遇，幸賴「貴人」相助而免於災厄，但他這方面從此噤聲，甚至於後半生幾乎傾全力，義助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的名聲，還獲得「蔣總統召見嘉勉」哩！然而，這只是表象世界，還有潛存的底蘊，綿延自「得姆啊」的德性。

 

基本上，玉樹先生是日本文化、教育，培育出來的台灣菁英，他的行事風格在女兒淑蓮女士形容起來，是謂「依理行事、直衝到底」，但若由他一生行徑、榮耀與成就來檢驗，其實仍然是「得姆啊」的傳承與發揚。他因家境緣故，醫學系畢業後立即工作，先在台大醫學院當助教，旋轉衛生所當主任，然後自行開業。

 

「我在三重埔出生，然後父親舉家搬遷至台北市館前路，租屋創建《德春診所》……」這是1950年代事。「之前，因為沒錢開業，母親(顏月華女士，1924.9.21~1999.9.11)幫人縫製西裝賺錢，協助籌措先生開業的本錢」；「我爸並非只看病，他看整個人，雖然他主治內科，他關懷病人整個身心、家庭、事業、生活起居而無所不括。他了知患者的一切，經常跟一位患者一談就許久，根本是心理輔導師一般。也就是看病、看人，也看心，因而很快地口碑飛傳，就診者紛杳雜來，他忙翻天。不只在診所看病，也得奔走出診……」；「小時候我若在樓下做功課，患者入門時，我先向客人寒喧致意，問姓名等資料，然後請父親下來看診，常常充當助手，協助捲衣袖打針、配藥，或藥劑生的工作。我也跟隨父親出診……」

 

玉樹先生的看診態度可謂「全人診斷」，不是出自內在赤誠的人道關懷很難做到，因而表面上「生意興隆」，却因盛名之累，被國稅局的不肖官員盯上，導致每年報稅，不管填具多詳實，「國稅局」總是不滿意，氣得他拜託國稅局派人來站崗，自行計算每天患者有幾人。事實上誰都清楚，只要對負責人送紅包，一切都OK，但是這是節操與原則問題，玉樹先生無論如何不願妥協。受盡長年無止盡的干擾後，他採取「任憑宰割法」，把稅單丟給稅務人員：「你看我該繳多少，你自己寫好了！」，如此，總算才相安無事。儘管這樣，每年國稅局都派一個不同的人來要錢。這是他行醫二、三十年最大的折磨。

 

1970年代，玉樹先生投入獅子會做社會工作之後，能看診的數量蛻減，但國稅局一樣死咬著他，要求申報同額的稅款，明明簡單紅包即可打發的「人情世故」，他硬是不幹，逼得他50來歲就乾脆關掉診所。此間，藥商、掮客等等，都會來送禮、送回扣，他不抽菸、不喝酒、不做無謂但有用的社交，他一毛不取，只要求藥價扣除掉那些「公關費用」，將實質成本的降低，用來嘉惠患者。

 

如此耿介的性格，從醫療行業很難撈到什麼油水。淑蓮女士說：「我爸的故事很有趣。我認為一個人一生的成就，或人與人之間的事務，不是說你有能力就行，也得要有時機或運會，而有智慧地去應命。笨笨地去做，有事時就會有貴人跑出來相助，而且意想不到。我爸跟我都是如此。」

 

玉樹先生之所以會賺大錢，可以說是善行感動人天，從天上掉下來的，無人知道是寶的結果。有次，有位患者來看病，玉樹先生判斷必須儘快開刀，否則恐將喪命。於是他將患者轉診大醫院，大醫院也確定得立即動刀，但患者繳不出保證金(現金)，逼得患者緊急回頭向玉樹先生求援。玉樹先生很難過，因他自己也沒什麼錢，可是救急啊！不得已之下，立刻將家中所有，傾囊相助。開刀結果，證實了原先他的診斷，他高興地說：「哈！我診斷對了，救了那個人」

 

這句簡單的話，背後代表的價值、意義，我在歷來口訪約莫80歲以上的不同行業的人士中，頻常碰到。他們共同反映了日治台灣人的某面向特徵，也就是在其專業技術上殫精竭慮後，印證了他的判斷時，一種無以倫比的快樂，相當於「只求一個答案」明白之後的智性光輝。為此，可以不顧絕大部分的現實！我偶而會去思考，究竟是何等教育的內涵，最容易形塑如是人格與價值觀？

 

該病人出院復原後來找玉樹先生，很坦白地向他說：「我沒錢還你，可不可以給您一塊田地？」沒錢就是沒錢，他只能勉為其難地說好。那塊地很大，位於今之南京東路4~5段的精華區。

 

一段時日後，玉樹先生還是很窮，沒現金是養活不了家人的。於是，他開始動腦筋，如何將「不動產」轉變成「動產」。恰好，他恭逢台灣社會轉型時期，政府正在推動小家庭國宅政策，他想蓋國宅，但蓋了國宅後誰人來買？必也生活機能齊全吧，所以他也蓋市場，藉此吸引小家庭購屋。本著實證精神，加上對照兩大政權的不同文化風格，他事必躬親，他不敢輕易信任別人，他開始研究建築市場，學習一磚一瓦如何搭建、設計。他挑選材料，自己跑去中壢看磚仔窯。他要求好質地、好材料，自己下訂單。他了知灌了水泥得21天才乾固，他漸漸學會系統經營。他賣國宅，且從此展開人生第二事業的房地產。

 

從此，財源滾滾而來，他變得很富有。然而，相對於貧困却恆體面的母親，他從來勤儉樸素，對待自己一分錢也得打上四個結，穿著雖不能說破破爛爛，但他出門沒人能看出他是富豪。他搭公車，再忙再趕也不肯搭計程車，即令在倒下、往生前，還是搭公車。他曾經被公車門夾傷了腿。淑蓮女士幾次拿錢拜託他搭計程車，虧得同是醫生的女婿提醒淑蓮：盯著跳動中的計費錶，對心臟、身體更不好！家人才打消阻止他搭公車的行為。

 

這樣的「鐵公雞」，却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1971年前後，開始投入他人生的第三事業，也就是回饋社會，而且，他的投入是百分之百、死而後已，彷彿他一生所有的價值與意義，只是衝著這項任務而來。他加入一個國際社團，代表行使時代公義、道德典範的同時，兼顧一種社會地位與身份象徵的國際獅子會。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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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 獅子會

有很多台灣人對獅子會的看法，傾向於「到處立碑；行善唯恐天下人不知；要花很多錢才能當什麼長或特定職位；有錢有閒的好名之徒團體；名牌與奢華權貴的代名詞……」的「誤解」，而我從1995~1997年該會「國際理事」許玉樹先生的資料，以及對淑蓮女士的訪談，感受到該會是種國際視野、高度理念與人道觀念的特殊組織，或說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種強烈要求認證(中心主義)的NGO，旨在發揚博愛精神，促進基督宗教背景下的世界大同，創會伊始，殆屬名流社團。而許玉樹先生正可代表台灣身體力行，極致的一種典範。

 

1917年美國伊利諾州有群資本家、名流，經常聚餐、交誼、砌磋事業心得，其中，茂文˙鍾士(Melvin Jones)提議組織一個團會，每週固定時間聚餐，除了先前的交誼之外，進而計劃服務社會。這個名流團體就叫做「獅子會」。顧名思義，任君聯想。

 

獅子會成立後，旋即在美國各城紛紛設立，且傳到加拿大。1917年10月8日在美國德州達拉斯城舉行第一屆年會；1920年3月12日在加拿大熱心人士推動下，正名為「國際獅子會(Lions International)」；1921年12月31日，其國際理事會通過正式標誌，並取得國際商標專利註册在案。

 

要知，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且之前，1915年初，德國宣佈無限制潛艇攻擊，5月，美國朝野為「露西塔尼亞號事件」反德；1917年3月12日俄國發生大革命，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1918年4月5日，日本、英國出兵西伯利亞；11月9日，德國革命；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俄國內戰至1920年才底定。

 

在這樣的世界背景下，1919年，科羅拉多的一個年輕律師哈士特˙立德(Halsled Ritter)別出心裁，針對1917年以來，獅友對會名的不滿或爭議，提出新詮釋。他說LIONS(獅群)的L字即Liberty(自由)的縮寫；I是Inteligence(智能)的代表；O是Ours(我們的)意思；N即Nation(國家)；S是Safety(安全)。因而「自由地運用智慧，確保我們國家的安全」，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贏得眾獅友的認同，從而確定會名，不再論議更名。

 

換句話說，獅子會開創之初當然是美國豪門、上流社會，從19世紀末葉的資本社會、國家主義脫胎而出的組織團體，但經全球推廣與時代變遷之後，隨著國家、地域、異文化、社會背景等等龐雜差異，甚至個人風格等，自然會有歧異的本質與表現的差異現象，不過，其現今所謂五大宗旨：發揚人類博愛互助精神；增進國際友好關係；尊重自由，啟發智慧；提倡社會福利；促進國家安全，仍然維持創會本意。此外，其下尚有所謂八大目的與八大信條等，當然都是正面或崇高，但不免有些空泛的名詞或概念，若站在草根或弱勢的角度，難免會有紛雜見解。無論如何，其維持某種「階級」的標榜，似乎是別於其他社團的顯著特徵之一。

 

在人類不同的社會中，普遍存在此類標榜，一點也不足為奇。就在獅子會創會這一年，日治台灣總督府於該年4月，不也出版《台灣列紳傳》，說是要紀念日本領台以來，「對台灣社會有特殊貢獻者」。日本人在佔據台灣之後，為利統治，1896年即制定「紳章條規」，「凡士大夫(前清)居鄉而曾經官職科第者，以及文學德行、名族、富豪等，均在頒與勳章之列」，至1916年，已頒發了千餘人，1917年則出版這些台灣菁英、意見領袖、各類權勢代表人物的傳記。

 

依個人觀點，獅子會從某種角度，或可視為民間自行組織、認證的「士紳」吧？也就是社會的「成功者」。

 

台灣係在1953年6月24日，於台北市成立第一個獅子會，即今之台北市中央獅子會，首任會長楊繼曾先生。1958年成立第二個，即以英語開會的台北市南區獅子會。1959年6月，完成6個獅子會的臨時區，7月，經國際總會正式授予300臨時區番號，並指派馬君碩先生為300臨時區首任監督。1978年成立300複合區，假台北市召開第一次年會。2004年將「中華民國總會」，更名為「台灣總會」。(淑蓮女士註：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香港的獅子會隸歸中國獅子會下，台灣獅子會也面臨危機，中國施壓國際總會，我父親為此事前往美國總會，商討、爭取用台灣立名。)

 

許玉樹先生約在台灣退出聯合國的1971年加入獅子會。此後，直到他往生的約30年期間，他徹徹底底投入打拚、奉獻，他是超級獅友。

 

一開始，他即將「國際獅子會」的宗旨、歷史沿革等等資料從頭唸到尾，務求徹底瞭解這個組織的內涵，從而思考、著手他要從台灣推到國際的社會服務工作，並雷厲風行地展開務實付出的社會公益服務。

 

他30年獅友的經歷及成果無以倫比，得獎受賞30多個，包括最高榮譽的親善大使獎、多次國際總會長賞等等，他在國際(特別是美國)上的知名度，遠比國內高甚多。1980年代初，他首度從斯里蘭卡、南非、美國等境外，進口眼角膜，開創台灣移植手術；並推動眼角膜移植條例之立法成功，解決數十多年來眼科學界的難題；他也設立首座眼庫。他在獅子會的豐功偉績，自有會史上的龐多歷史記錄與定位，他是1995~1997年度的國際理事。他熱心參加獅子會的服務活動，出席率號稱「百分之7百」。他對獅友等的照顧，從其本業的醫療多項，以迄反毒活動的社會代言，積極程度堪稱瘋狂。

 

到了晚年遲暮，他因糖尿病併發症等，導致近乎眼盲，但仍堅持要去獅子會開會。「我扶他去，吃飯時我餵他。惹得獅友竊笑他：戆！已經這樣了，還來幹什麼，還得勞師動眾、惹人麻煩；也有人採正面說：這人實在很有毅力，令人欽佩……不只如此，長年來良莠不齊的獅友中，有的跟他借錢、欠錢、倒錢；有人設計陷阱讓他掉；有直接陷害他的人，不一而足……他前後奉獻數千萬元……」淑蓮女士說，因而惹惱了太太顏月華女士及家人，對獅子會產生惡劣的印象，但他仍一秉初衷，不在乎別人看法。

 

玉樹先生的這種精神，讓我聯想到台中市的張深儒先生。

1980、1990年代，我在台中市幫林俊義教授等民進黨清流選舉時，每逢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或重大集會等宣誓性場合，總會看到一位高齡長者，拄著拐杖、戴著厚片眼鏡坐在檯上。他太老了，以致於無法演講或表達什麼。他捐錢給候選人，且無論如何一定到場。我很少看見有人向他致意，認識他的人也不多，但他始終以篤定、剛毅的眼神靜坐一旁。充其量我只問出他叫張深儒，此外，一無所知。儘管如此，他予我一種氣概的強烈感受，他的身體語言宣誓著：捨我其誰，我就是不缺席。

 

雖然我與他從不認識，但每次我一定跟他問候致意。後來，他就不再出現了，聽說或已仙逝。時至於今，從網路上查得的資料稀少，只說他是早期的黨外勢力之一；228事件期間，台中市發起市民大會，響應台北起義，謝雪紅、張深儒等上台演講，激勵人民向國民黨政權抗爭；他參選過第一屆台中市長；1986年民進黨建黨，「張深儒等老黨外人士參與指導新生代廣收人才」。

 

我參與或觀察無數次所謂的政治集會舞台，台上人物走馬燈式流走的臉孔中，絕大部份我都忘光。如果想起這種場面，我腦海中第一位浮現的，就是張老先生無言的宣說！

 

精神相似，但許、張前輩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玉樹先生曾經在獅子會於日本福岡的遠東年會上，要求日本主辦單位由稱呼「台灣獅子會」，「矯正其改為中華民國國際獅子會，並且道歉」，成功地「捍衛國格」，也因之而由蔣介石「召見嘉勉」；他也曾獲得「中央黨部蔣經國主席賞」，等等。

 

有趣的是，淑蓮女士說：「小時候我曾聽我媽比較日治時代與國府時代，她說日治時代雖然艱苦，但治安良好，晚上門窗不必關，沒有賊人；土匪據台後，偷、搶、盜，不一而足。她談228。我先生大我8歲，他較清楚台灣政權情事，他跟我媽談起政治就很投機，一講就講不停。我爸可能因為出過事，從未講過什麼……」

 

獅子會的八大目的第7條：熱心討論公益(註：不是公義)，勿涉政教爭議。玉樹先生做到了。然而，重點不在此，他內心或明白結構性問題，他想藉由體制內及社會上層切入，他試圖以身作則，行而不言。他是天真浪漫的，只是高估、也是低估了政治性的善與惡。這些，也可擺在一邊。他最最在乎的，是身體力行中的感受與證悟，他似乎有種天生的良性膚淺？他更受到根源處與台灣歷史悲劇的牽扯，他有些矛盾地游走兩邊。依個人淺見，他具有台灣人蠻牛的精神，好勝而誤以為可以擺脫台灣政治史上，三、四百年的被咀咒；他以童年的羞辱感而一躍龍門，很自信地想要翻越白恐的壓抑，且從中顛覆。然而，他只能建構個人的典範，却也難逃共業的天羅地網。他永不認輸，於是，他只剩下要求自己，且只能以己身實證的悲憫，用來安慰自己。

 

「我爸是台灣第一位引進外國眼角膜的醫師。由於他在獅子會的國際交誼中，以誠信、熱心，贏得國際獅友們的公認與信任。由於我爸想要幫助眼盲的患者重見光明，當時台灣尚未發展出如此技術與案例，國人也無器官捐贈的風氣與法令。後來，他終於取得國外的眼球，但運接到台灣後，許多家醫院都不願施術(沒經驗、怕失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動手術且成功了，各家醫院一改先前的抗拒，搶著來要眼球……」淑蓮女士回憶父親推動台灣眼角膜移植的過程。

 

「我爸也創下首度勸導台灣死刑犯捐出愛心眼球、救盲復明成功而轟動全國，但這是後來的事。他也曾經帶獅子會團體訪問斯里蘭卡，拜訪該國總理、衛生部長及議員等；同時，他認捐該國眼庫大廈及人體器官銀行大廈的建設基金……然而，我爸在50多歲時，才知道他得了糖尿病。他是個好醫生，却不是個好病人。他沒有好好接受治療，逞強，以至於晚年併發症提前爆發。我們知道他身體狀況，但他却堅持一直工作下去……」

 

「由於斯里蘭卡有位華僑醫生有全權贈予台灣眼球，他認同我爸理念，對台灣，他只信任我爸一人。因此，每當斯里蘭卡的眼球空運到台，因為得在24小時內做移植手術，他指定必須由我爸親自領收，我爸得去機場接收，再送至醫院手術。他身體愈來愈不堪，我都一直勸他不能再做下去了……我永遠記得爸的那句話：『妳沒當過盲人，不瞭解盲人首度看見光的那種喜悅，那種見光影的樣子，我至死不忘！所以，妳們不要勸我，我會做到我躺下來的一天』……」

 

的確，玉樹先生在盲人復明的瞬間，看到了上帝創世紀的那道光！他從別人知覺的電光石火中，領悟了自己內心的靈動；他以證悟的悲憫，安頓自己，實踐自己。他再度地，做到完全躺下的一天！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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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 蛻變

母與子、父與女常會有某種特殊的情愫，俗話說成「戀母情結」、「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等等，這些大議題從古迄今，從心理學、精神醫學、人類文化學……的討論，多勝濁水溪的沙粒，這裏不談，但淑蓮女士或算是很有父緣的女兒，却與母親八字相剋，直到母親年老赴美期間，總算化解。母親臨終對淑蓮說：「妳們都是我最好的女兒！」

 

「我是個很不孝的女兒，對母親而言。因為我從小唸書就很不會背書，無能作長句的記憶，相對的，我姊就是個死啃活背的人，她什麼都得100分。因此，我就惹媽怨，從小被罵到大。小學時我很調皮，有次自己剪頭髮，剪得亂七八糟不成髮樣，第二天不敢上學，我媽也不甩我，我爸不吭一聲，慢慢幫我梳理、修剪……

 

我爸很疼我。在我需要時我爸永遠會在我旁邊，替我解圍。我媽樣樣罵，好像我一無是處。她擺出一副放棄我的姿態，從初中、高中到大學聯考，都不肯帶我去考試，還罵說無效啦！都是我爸帶我去。考完試，爸絕不會問我考得如何，只說吃飯去，或我們去看電影。

 

從小，媽對我的責罵、全然負面的否定，就養成我無所謂的態度。我不唸書，功課不好，但我爸每天晚上看診到11點鐘之後，就幫我做家教。他教我英文、數學……，而我也沒在聽。爸不罵我，只是很有耐心地一直教。我爸從不問我在學校的功課等等任何事。

 

直到晚近，我才被檢查出我有個腦膜瘤1.8公分。我懷疑它是否跟無法進行長句記憶有關。我唸護專時，國文默寫30分我總放棄，差不多每次我都70分。母親從我小到大，連環罵，一直在戕傷我的自尊心，特別是在親友眾人面前……(哭泣！─)，我一直無法釋懷。有了弟弟之後，很是重男輕女的媽媽，讓我更加沮喪。我不斷反彈，反唇相譏，跟弟弟搶食物……直到我自己成為母親，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才體會了媽的心理。媽媽並非故意如此對我，她沒唸什麼書，不懂育兒心理學，她不知道她會對我留下嚴重的創傷，幸虧我爸彌補了大半……」

 

而小淑蓮本來就是父親行醫的助手，父女情深。儘管淑蓮女士22歲結婚，婚後3個月之際就出國，但她常回台探視雙親、家人。1970年代，50多歲的玉樹先生得知自己罹患糖尿病，非常不能接受。台美越洋電話中，「生平第一次聽見父親哭泣。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得這種病？我又沒做錯事，上天為何要折磨我！我做那麼多善事，老天這麼不公平！』……」

 

人在人力無能抗拒的打擊下，往往只能往屬靈或超自然面向控訴或祈求奇蹟。值得深思的是，接受西方科技、醫學、理性等訓練、培養的高知識分子，為何在肉體無助之際，浮現出台灣宗教信仰最主要的價值觀之一，也就是「功過格」的善惡獎懲的對價觀念？

 

台灣宗教哲學研究史上，幾乎是唯一我所肯定、讚嘆、敬佩的前輩思想家李岳勳先生，他在1972年出版的一部奇書：《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當中，就有了深度的詮釋。而李先生的著作，數十年來一直得不到相關「學界」的肯定，甚至蓄意忽略他，避開他的論述。我大致瞭解此中弔詭。

 

李先生在其書中，不滿大多數統治者或主流，鄙視台灣的傳統宗教信仰為低俗的雜神教。他認為這樣的觀察或否定，不管是存心或無意，都是「該觀察者，對他自己的心所掘進的深度問題，並不影響台灣宗教信仰的實質或其力量……」；而表面雜亂的台灣宗教信仰，其奧底所隱藏的，「却是獨一的觀音」。由於受到政治及近代以降，唯物論的影響，「從而盲目、蔑視台灣傳承下來的宗教信仰及其價值，這種趨勢令人痛心，但這些知識分子仍然無能抹消傳統，因為這些傳統，正是為台灣的知識分子有一天走到日暮途窮的場合時，所預備的最高拯救……」

 

而要理解台灣人的宗教觀，大致上以兩本書即可明白大半。一為神話世界的《封神演義》；一為袁黃(袁了凡)的《陰騭錄》，特別是後者，正是玉樹先生控訴老天的觀念所從出。袁了凡的故事這裏不表，但他的「功過格」，影響台灣人四百年而根深蒂固。「功過格」就是舉頭三尺有位神明，祂有本你的「操行成績簿」，每天24小時，任何你的行為都將被分門別類加分、減分，而且，累積下來的正分、負分達到各不等程度，就會轉變成福報或惡報。

 

這套操行成績的登錄方式、項目、計算公式等等極為複雜，甚至於算及三代以上，最高檔的電腦也無法運算，只靠神腦則可瞬間定奪。左營城隍廟的正殿有副對聯，膾炙人口已2、3百年矣，也就是1741年該地舉人卓肇昌所書題的：「為善必昌，為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必昌；作惡必亡，作惡不亡，祖宗必有餘德，德盡必亡。」這副簡單的對聯以「後果論」的角度，濃縮了這套福報觀或懲惡獎善的恐怖計算內容，只以善、惡、獎、懲的結果來說教。

 

 

        也就是說，來自土地、傳統、三代以上的文化現象，彷彿血脈似地，潛存在台灣人底層的價值系統之內。這套價值觀幾乎是人類普世性的共同心理，就連曾經被尊奉為西方史上最聰明的哲學家伏爾泰，到了晚年都認為「只有上帝的信仰，對於通俗的道德論並沒有太大的價值，必須在上帝的信仰之外，加上賞善罰惡、因果報應的信念，而後道德的價值才會更為提高」；「賞善罰惡的上帝是非常需要的」。然而，全世界所有類似的思想，很可能以台灣這套「功過格」的細膩清算方式為最，我正在研究台灣民間複雜的功過格計算法，當然我也認為其中存有許多荒謬的想像。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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