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 執教與228
戰火中玉珠完成學業。終戰前一年，她開始執教鞭。而日本教育的內涵，玉珠個人人格的特徵，以及艱困社會環境，融匯出她扮演教師角色的表現。她執教3年歲月的期間，恭逢台灣歷史上最重大的苦難與變遷。
終戰前，台灣竭盡一切支援人力、物力、財力，加上許多重點軍事、經濟、都會港口區悉遭美機炸成廢墟。基本生存是台灣人的最大願望，不可能照顧到教育面向。而戰時一切朝唯用看待，校地不得浪費，教師必須從事稼穡，稻作、菜蔬、瓜豆、綠肥，樣樣自行生產。學童通常因家中貧困須做苦力，以及躲空襲等，無法到校。玉珠不只擔任課業上的教師，各種生活能力、技藝皆屬課程內容，例如農事、烹飪、縫紉、生活衛生……，玉珠同時也是社區救濟員。由於家庭環境優渥，玉珠將教師特別配給的布料、衣服、米糧，以及校園的收成，在她可支配的範圍內，賬濟需要孔急的學童及其家人。「除了衣食，我也經常在學校為孩子們洗頭，因為貧困孩童往往長滿頭蝨……孩子從家中帶來大水桶，我買藥水，加熱煮過，而後，學生們一頭栽泡藥水中，噁心的蝨子迅速地鑽跑出來，然後再幫孩子洗淨……」；「老師不只是老師，同時也是母親，在每一個生活片段中，貼心照顧與指引。身為老師掌握著學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且藉由親切的照顧、警告、訓誡、讚揚，從而指引，並以身教，賦予每個孩子終生無邊無際的影響」；「生活裡瑣碎的關懷與照顧，奠定孩子與我之間深厚的情感，我也從教育的探索中成長……教學內容的編排與設計，完全依靠教師一磚一瓦的建構。沒有教師手冊、沒有教學指南、沒有資訊系統查詢……每一課程端賴教師自行絞盡腦汁、使盡渾身解數編列教案，編寫完成再請校長修正。當時，特別重視動機的引導，讓學生從生活體驗中抽絲剝繭，慢慢自行找出答案……」
該等年代，師權是崇高的。「課業部分，我是嚴師。例如數學題學生寫錯，我重新示範完整演算。學生表示聽懂之後，我發下白紙要求學生再寫一次。再錯，三、四次都不進步，我就體罰。有時孩子會被打到指甲瘀血，孩子噙淚我也哭。哭完再繼續努力，就是不能放棄學生。晚上為學生補習，所有費用我付，另買食物給學生當宵夜……」
「……不僅在學校教學，假日更需至軍隊勞軍。老師們化身皇軍慰問團到朴子軍區，當時，神風特攻隊駐紮在此。我們自己編舞、編劇、製作舞衣及道具、配樂等等，每次表演得須準備二、三個月，一年表演二、三次。表演都在星期天的上午舉行，每個表演約2小時。此外，我還教導社會青年訪問團的歌舞；自己也演吹口琴……」
整個台灣社會幾乎人人自重、互重。這股力量使得終戰前後，即令無政府狀態，社會等同於平時的穩定。終戰後，「國府據台，反客為主的語言政策，首當其衝者即教師，我們熟稔的語言、文字一夕被摒棄，北京話瞬時取而代之。課堂上的教學，除了意識形態上必須逃避集權的迫害之外，語言頓時變成最大的挑戰。每當學生放學後，我相當努力地自我進修……」
「終戰後，日本人陸續被遣返，中國人漸漸來台。剛開始，街坊鄉親聽聞祖國又是戰勝國要來，大家無不興高采烈、張燈結綵，可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當時，東石是個小港口，少數的中國軍從東石上岸。上來的中國兵很刺眼，一個個懶懶散散，好像猖狂的山賊出籠。相對於打敗仗離台日軍的秩序與整潔，中國軍的粗魯與邋遢，極其不堪的軍容與軍紀，直是天壤之別。真正打敗日本的，是美國而非中國。台灣人民的心頓時冷了半截……」
「中國帶給台灣人的第一個難題便是繁多的傳染病，霍亂、鼠疫、天花、拉吐症……不一而足。朴子地區首因傳染病過世的，是身體強壯的蔡陽明醫師，第二個喪命的便是我的四姑姑，她得了紫斑性天花。入斂時五官滲著血，屁股也出血。之後，我姊也罹患天花……」
「中國兵仗恃著槍桿子硬，對待台灣人民無視基本尊重與人權，在鄉里間經常傳出搶案與盜竊。他們囂張的行徑和貪得無厭的心態，甚至連居民掛在屋外晾乾的衣物，或水盆等微薄物品，都會被順手牽羊。台灣人民不堪其擾，乾脆不放任何物品於戶外……」
於是，「烈日焦土的台灣，治安極度敗壞，流行病猖獗蔓延，通膨導致物價總體而言，上漲7千倍以上，舊台幣4萬換1塊錢……彼時，我的薪水都被記帳，6個月後，拿到的鈔票等同廢紙……」
1947年2月27日，婦人林江邁在台北天馬茶房前賣私煙，被台北專賣局查緝員查獲，欲沒收林婦香煙及款項，林不予，苦苦哀求拉扯中，查緝員以槍托擊昏林婦，林婦頭部出血。圍觀民眾羣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開槍擊斃一市民，於是，全面累積的憤慨與不滿一發不可收拾。28日上午，群眾前往專賣局(日治時代即鴉片專賣局)抗議，衝進台北分局搗毀文卷、毆傷3名職員；下午，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示威、請願，陽台上憲兵開槍掃射，死傷無數。由是台北騷動。民眾更進入廣播電台，向全台人民廣播經過，並呼籲群起抗爭。於是各地紛紛響應，募組自願性的臨時隊伍，最具規模者如中部的「二七部隊」。
「3月1日或2日，朴子居民看見人民自願組成的隊伍沒食物吃，婦女會會長黃秀英遂號召大家募集米柴，製成飯糰，送去水上機場給台灣『兵』吃，我也參加……我們造鍋煮飯，捏成飯糰，加點鹽巴，用竹葉包起。做此事只是如同街坊鄰里互相幫點小忙，極其自然。當時台灣民風淳樸，人多善良，大家情感濃厚、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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