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 星期三

【文化覺知運動此其時】


 陳玉峯


看了幾十年的民間團體組織,乃至政黨從無到有的歷程,基本上都是「群性」的運用。
約在1991年吧,有某政黨轄下的派系,兩位尋覓或吸收成員的人來找我,他們應該是「投石問路」而來。他們佯裝成聊天拜訪,試探性地聊些天南地北,後來我才瞭解他們所為何來。為何來找我?因為當時我在為林俊義教授的選舉團隊賣命,他們也有所打聽我的為人。試探過後,他們大概判定我無法「為黨」而不問是非,也就不了而了。如今,該派系已然蔚為權勢夭壽大咖的系統,佔盡世間權謀之大成,而其要角我早在當兵時共營房過,如今則蔚為我所鄙視的權奸之流,大概享盡一切「榮華富貴」也未可知。
也曾有其敵對陣營的人來訪,目的大致雷同。而我自從投入弱勢運動以降,一直視「黨」字即「尚黑」,絕非好東西,必然是運用「負面群性」的集團,知識分子所當避免,因而迄今我從不立案,也乏組織。
經由230年的檢驗,當年來找我的人雖也算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迄今至少表面上還有些微「良心或正義感」,差別的是,他們雖然對其執政同志,在朋友面前還會跟著別人痛罵幾聲,但選舉到了,一樣歸隊效命、表達「忠貞」,此時,其群性即黨性,黨性超越良知及正義。
也就是說,為維持集團的續存或榮華,個性不得超越群性或黨性的人,才是政黨、派系所要吸收的對象;而黨性即群性的超級加強版,發揮團體圖存的一切可能。全球任何「黨」派皆然,包括法西斯、黑手黨等等,造就人類史上極致的暴虐或偉大的帝國。
台灣從日治威權暴政下漸趨有秩序、有節制的尊嚴,卻因大東亞戰爭再度淪為絕對的軍國統治;更不幸的,1945年鼎革,卻帶進中國內戰史大敗的一方君臨,在1947228事件的大鎮壓、屠殺之後,繼之以全球近代史最漫長的38年戒嚴。而經由高雄美麗島事件,1987年解嚴以降,至千禧年的13年期間,締造筆者認定的「台灣文藝復興運動」,各項民主胎動傾巢而出,但基層文化涵養或價值根基略嫌不足,因而在中國式「以結果論英雄」(註:唐君毅的東西文化比較宣稱:中國整部信史,他只承認半個英雄即項羽,也就是說中國幾近完全欠缺西方為崇高理想,永不妥協追尋的浪漫主義!)籠罩之下,反對黨愈來愈趨向變相的「現實主義」,從而形成「只要選舉勝出」的現今掌權政黨的「台灣價值」,特別是其第二、三代以降!
千禧年阿扁當選後,我在報端宣稱:只有成功,才看得見底層的缺陷;如今則全面爆發,這是負面群性、黨性的必然,理想、格局、遠見、公義等,愈趨式微。這只是相對客觀的事實。而從日治迄今,目前台灣傳統的知識分子、堅持理想抗爭運動的民間志士等,其社會「地位」、「人性尊嚴」則淪為谷底,有些類似毛澤東取得天下之後,被勞改、下放的「臭老九」。
正因為如此,社會良知或過往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台灣今後發展的基本責任,雖然更加艱鉅,卻也益發重要,而必須發揮制衡器與方向盤的「導正」功能,絕不該跟著「窮斯濫(爛)」矣!
我估計經由「馬八年」與「英四年(?)」,或可出清一些「現實鬼」的「官場現形記」,但這些負面群性引發的丑角搶食等,不值得我談論。我只在乎正面人格、正向能量人士的承擔。
就小範圍的台灣生態、環境運動的狀況也一樣。
全面背景的大遺憾,仍然停滯在自然、土地、生界認知的不足,以及人地情操或價值觀一直無能彌補20世紀政治所造成的殘缺。現今學院、研究界的水準、技術與人才等,顯然已有長足的進展,然而,其人格、哲學或價值之與台灣的聯結程度,似乎無有顯著的進步,原因或關鍵從來出在政治、政策掌舵者未曾釜底抽薪的更替。坦白說,我看不出民進黨政權與前「朝」有何兩樣,因為「人擇」的機制從未改變,反淘汰的徵象「持之以恆」,得以掌權者,都是黨性或唯利是趨為主導,這是因為民進黨政權在文化、科學的根底,近乎全然闕如之所致。
由於靠藉選票得天下,長期缺乏文官之培育,因而試圖在政務官之外顛覆文官體制,近來這面向的鑿痕歷歷可見,「奪權」的手段算是「粗魯」了些,關鍵可能出在心胸格局較狹隘,排除異己的手法也很粗糙。
認知背景如此,國土、生界、環境議題等,我由年輕世代的助理教授、副教授之授課內涵檢視,似乎也偏向國外取材,國內引用者又因派系門閥因素,除了數量偏低之外,大抵朝向如公視影片取材,距離台灣自然生態系的學理、內涵,尚有一大段距離,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最需要的是:在內心價值系統中,認同整個土地生界是我們永世的原鄉,而不只是資源、享樂、研究的題材。自然科學的知識若欠缺認同、合一的聯結,台灣人永遠是流浪在台灣島的外鄉人!
在此等先決條件不足的窘境下,事實上近20年來的環境運動者雷同於20世紀下半葉,基於打抱不平者多,從理念、信仰、知識系統出發者極稀,而學界中人願意挺身而出者,雖然較之千禧年之前稍多,就比例而言還是太過偏低。
也因為環運人士相當於偏向不黨者表面上較多,但看得清整個結構性議題的人仍然太少,在長遠理想、信仰面向的提升,一樣處於主、客觀條件的劣勢。
我還是著眼在年輕世代的培育為重。多年來我已擺脫樂觀、悲觀的層次,且隨順做些小事,我相信文化覺知運動早已興起,我一樣可以在結構面向提供些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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