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余英時先生之「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

陳玉峯

強權之下永遠有一批泛政治的假道學者，也永遠會有一些不信公義喚不回的清流。

今註：大約25年前，我40歲，看到「大師」余英時先生在報上大罵「台灣的知識分子」，當時似乎無人「敢於」駁斥，我忍無可忍，寫了這篇挑戰文，丟去刊載余文的聯合報，而石沉大海，於是改丟台灣時報副刊，連載二天，好像也無人回應。多年後，我再看到余先生的文章，「似乎」態度已然「改變」（我不敢明確地說，因為沒有詳細比對）。事隔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天無意間翻出，看完我年輕時代的「火力」及內容，有所感慨，也感到悲涼，因為現今的台灣「文化水準」又如何？！

不知今人有無耐心看完拙文，予以批判否？（2018.1.30）

～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

作者註：這篇短文係針對1993年12月25日余英時先生在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的大作「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作部分回應。此乃因筆者有感於體制內的「大牌」或「大老」級知識分子之直批台灣觀點，認為「少數知識分子拒絕認同中國文化，這種『曲學阿世』的風氣，將使人文研究在台灣根本無從開始」，恐有以偏概全、「曲學阿權」之虞，特為文作另一角度的詮釋，期待關懷台灣、心繫全球文化的有識之士，進一步深論此一當前困境的文化議題。

余文係依據余先生在中研院評議會上的「臨時發言」寫成的，劈頭直批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次評自然科學不思不想，三由西方對人文科學之從屬於自然科學的實證態度，轉變為異文化（或文明）之不可完全化約為通則化（相當於定律、原則），從而承認「差異性」、「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下」，延伸出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之必要。第四段則突轉至台灣人文研究的「泛政治化」，先舉美國文化之與歐陸文化的老幹、新枝說，認定台灣的知識界流動著「拒絕認同中國文化」的暗潮，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政治興趣，目的在於以學術支持其政治立場。

余文在沒有任何引證的情況下，突然神來一筆，直接指控「台灣的少數知識分子」「曲學阿世、媚世」，認定這些「媚世分子」的罪狀包括：切斷台灣文化史的中國源頭（相當於數典忘祖）、踐踏學術、敗壞政治、走群眾路線、不懂得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嚴守分際，從而引韋伯之講堂與政治之間存有鴻溝論，再度大罵這一小撮人的「黨見橫流」，義正詞嚴地主張：「讓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最後，余文強調「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之真正意義在於：「台灣不但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的創造」，因而台灣與中國文化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結尾還將台灣這一小撮人的抗爭觀點，暗喻為中共的階級鬥爭論，更且，除了此一硬貼標籤的陳述之外，再扣上「反和諧」的大帽子，因此，余文下結論：「……這樣看來，人文研究的提倡確是當務之急；我們不但要重建中國人文研究，而且也要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基本上，余文並非一篇具備推理貫串的「文章」，更非完整的「論文」，充其量只是一些個人化的感嘆與漫罵罷了，本來不值得撰文請益，但因大報特以焦點整理，且題目與文內小標充滿泛政治氣氛，靜待數天，未曾看見有人為文質疑，為恐當代台灣知識分子落入「曲學阿權」之嫌，人人得以置喙一、二，故摘要評述之，目的在於試圖引發更多的真正知識分子，挺身明辨此等議題，或可釐析當代若干盲點也未可知。

假設余文全文理念前後貫串，則筆者整理全文大意如下：「人文研究在台灣普遍不受重視，在欠缺人文通識的環境下，導致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不思不想。如今，西方人文學界早已擺脫研究的典範論、可化約論，中國學人亦應重拾研究的主體性，開創對世界人文研究的貢獻，不幸的是，台灣的人文研究『碰到了突如其來的人為障礙』，也就是一些『數典忘祖的台灣野心分子』，走上媚世的群眾路線，不知政治與學術應予二分分離，在行為上更採行中共的階級鬥爭方式，妖言惑眾。這批心懷不軌的陰謀，既不屑一顧中國的古典智慧，亦鄙棄西方的古典智慧，因而台灣的人文研究亟待提倡，用以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另一方面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綜觀這30年來，是誰在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

筆者認為余先生委實太抬舉這一小撮認同台灣的「媚世分子」，他們何德何能，如何擔當阻礙中國人文研究的「中流砥柱」？！余先生也未免太矮化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教化之功力了！要言之，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是事實，自然科學研究者不思不想也是眾人所首肯，但孰令致之？！誰是始作俑者？！誰人掌控此一文化發展的生死大計？！只有欠缺人文涵養的泛政治政權，才可能培養出如此的愚民成果；只有專制政客，才可能晉用不思不想的科技官僚；只有數十年的思想扼殺，才可能產生踐踏學術、敗壞政治的不幸事實。如今，余先生以宏觀大識的士林前輩，出口卻如此本末倒置，到底是誰泛政治化？！誰人曲學阿世？！況且，以余先生治學之嚴謹，卻輕易作河東獅吼狀，暴露出余先生對台灣草根意識之無知，徒以主流空洞的顯學自居，令人頗有「何不食肉糜」之嘆，以余先生之引顧炎武「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的大智大慧，何苦作此不思不學的「統派黨論」，又教人如何心服口服？！

其次，依據余文前後段順序，必須明辨的幾個議題或筆誤分述如下。

其一，余文前段明揭「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實以全部西方人文傳統為其背景，這已是一種現代人的常識，毋須多說」，筆者認為在當今台灣恰好相反，上述這句話不僅不是台灣的常識，也沒有共識，不僅需要多說、更要多做，講更刻薄些，余先生認定台灣自然科學界的不思不想者，其實就是「科技匠」，也就是說台灣沒有科學家，充其量只是「對少之又少的東西懂得多之又多的所謂專家，卻又是打不破自我中心的泛自卑情緒者，幾乎欠缺橫向思考及科際整合能力的專業工匠罷了。」

然而，造成這等「急功近利」的唯用主義現象背後，試問是何等科技政策在操控？什麼是台灣數十年的科技政策？到底台灣有沒有科技政策？我們的科學教育的內涵又是什麼？誰在研訂？為什麼余先生不願深究為何欠缺人文通識的根本原因？為什麼一個國家數十年的陳痾積弊，硬要諉過給「那一小撮台灣的知識分子」？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極不方便」的事實（見余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用以評價一個國家的科學水準，大抵透過下列十二要項去檢驗，即：1.科學哲學；2.科學史；3.科技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4.科技人員創造力與心理社會學；5.科際經濟學；6.科際潛力評價；7.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制訂及國家的科技立法、條例；8.科學技術預測與評價；9.技術轉移、擴散；10.科學技術執行單位對科研工作的管理與組織；11.科學技術國際合作及其政策與立法；以及12.案例調查，對具體科研規劃及項目的結果之社會分析與評價。試問台灣的科技主管大員，可提得出這些「常識」的具體內涵或台灣經驗？如此龐大的科技文化背景，台灣大抵長期闕如，又如何產生有思有想的科學家？難不成這樣的質疑也是「泛政治化」？！

其二，從余文小標題「文明是有意義實體，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可知，該小標是聯合報編輯「看不懂余文而胡亂寫的」，恰好扭曲了余先生的宏意，因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論，余先生強調的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不僅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之下，一些差異（或獨特性）毋寧才是重點特徵，因此，我們必須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筆者第一次看余文時，原以為余先生將循此線思路，提出人文社會科學在擺脫實證主義之後，有何精闢的研究方法或新見解，或至少以不同「文明」的「精闢差異性」為例，說明其不可化約性，從而楬櫫中國或台灣在人文研究的新突破。不意余先生卻突然踢到「人為障礙」，不分青紅皂白就直接指控台灣知識界，認定台灣的知識分子之拒絕認同於中國文化，就是充滿政治野心、媚世、踐踏學術！

該指控容後說明，在此先論「科學方法」。

單單從余文表面判斷，余先生對科學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蒙頓標準」的階段。所謂「蒙頓標準」（Mertonian norms）大抵是40～50年代以前的科學典範，亦即傳統科學哲學所強調的五大標準：1.科學的群體化，科學是公共財；2.科學的普遍性（universalism），科學知識沒有特權，任何人皆可創造；3.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是中立的；4.科學是具有創新性，對未知的發現；5.科學的懷疑性，科學家對一切存疑。這套典範即原子彈尚未炸開前的天真想法，及至60年代，所謂科學家的科學與人類的科學的大對決論戰，科學的傳統典範逐次受到質疑，也就是自維也納學派之頑固的邏輯實證論，經Popper、Lakatos至Feyerabend的大罵科學家，到kuhn之由科學的社會學，批判科學的不客觀性，以迄於今，舉凡科學研究者的基本涵養至少必須具備對科學的5個面向作分析，亦即科學研究的主題、科學方法、科學知識（以上為內在分析）、科學研究的動機及科學家（以上為外在分析或科學社會學），稍有受過科學哲學的思考訓練者，當不至於盲目地篤信科學的「聖潔」！何況激進者早已宣稱科學充滿政治性，有「好的科學」也有「壞的、惡的科學」，徵之核能、軍事、電腦、基因重組等等，到處可見科學之社會化、秘密化、軍事化、官僚化、政治化、特權化、金權化，故如反核者逕自宣稱：「為了操控像核能電廠如此龐大複雜的科技，政府不得不獨裁」，因而，為保護生態產生諸多的「有道德的做壞事」之破壞行為（ecosabotage），歐美各國甚或日本的政權並未以「叛亂」視之！更未提及所謂的政治野心、目的、泛政治論云云！其社會的總體人文傳統文化，早已發展出對待超越憲法、超越民俗民德乃至所有法規的違法（規、俗）行為，給予沒有偏見的容忍，亦即房龍的寬容（tolerence）說。所謂「漢學」，該檢討的大方大向，總不至於還掉落在西方的窠臼或糟粕之中吧！

也就是說，即令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論」，筆者實在不敢相信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依然只是「察覺應以文明為研究的單位」或「不能化約」的初階！如果余先生真正要探討如何「認真地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至少應尊重余文所強調的文明或文化「精緻的差異性」，則余先生能否略加重視台灣意識或那一小撮人的「差異性」？講難聽些，余先生是否具備「異文化對待的涵養」？還是只拿了「漢學的」、「中國的」或「沙文的」一把尺（典範），就要量遍世界各種文明的規格、標準？！即令這些大尺度的高談闊論按下，筆者想問，到底您余先生對台灣意識（文化）瞭解多少？難道僅憑藉在空中飛來飛去、憑藉政權賦予的特權偏見，就輕率地踐踏台灣的這股「暗潮」？台灣人講的「沒血沒眼淚的」，其斯之謂矣！（無認知，遑論對台灣有感情矣！）

於是，余文在此段落結束後，話鋒一轉，旋掉入國民黨的政治文宣，汩汩然滅頂矣，扯出了台灣曾創造「經濟奇蹟」云云。

其三，筆者想請教余先生何謂「奇蹟」？是「不該發生的發生了」？或「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如果台灣今日的經建謂之奇蹟，那日本、韓國就是「畸機」矣！余先生怎麼不去瞭解從40、50年代以來，台灣人民胼手胝足、勤儉打拚的苦難奮鬥？更可悲者，余先生可曾瞭解台灣今日經濟畸蹟的背後，付出了崩山壞水、自然資源掠奪一空的土地悲劇之慘痛代價？！導致今後世代劫難方興未艾，透支了後代子孫的未來財，始得造就今日虛胖的經濟成果，余先生就不知道這是不當政策造下的孽？！

當然，這部分只是余文的細節，重要的是余先生所稱「台灣正在開創另一個政治奇蹟」，「不應僅滿足於做『以選票驕人』的『政治動物』，還必須努力成為有精神教養和道德意識的『文化人』。」余先生此言是否存有一些假定，假定原來台灣是野蠻的化外之地？從日本人接手的時候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否則余先生怎麼不去檢討，到底過往數十年來，台灣的社會規範是如何解體的？是何等的政治暴力扭曲、改變台灣人原有的人文精神與道德意識的？難不成又是那一小撮台灣人惹的禍？！何況余先生所言「以選票驕人」的政治成果，正是一批批台灣菁英，不畏強權、流血流淚、犧牲奮鬥所換取來的一點點暫時性成果，難不成這些政治成果，也是國民黨的「德政所賞賜」？！不幸的是，台灣好不容易建立了政治的力量，也就是選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卻在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終極即司法）兩大層面慘遭淪喪的重大危機，再請教余先生，孰令致之？！

余先生完全忽略台灣人、台灣意識發展的歷史背景，一股腦兒的把文化的不幸，諉過給災禍的受難人？！試問是誰在媚權、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與思辨的良知？！更直接些，到底是誰在敗壞政治？！到底誰人沒有天良啊？！筆者在前述「余先生太抬舉台灣知識分子、太矮化國民黨政治或教化之功」的意義在此。

其四，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就如同「美國人承認他們的人文源頭在歐洲」；然而，台灣文化也未嘗不是荷蘭、日本、歐美普遍性世界文明混合有機變動體，重點不在於比例、分量多寡，而繫於論者承不承認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不是童養媳，不是附屬於某種沙文的邊陲，台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新枝，是人類文明的新枝，當然余先生可以宣稱是中國的新枝，但不是「

那個大」的問題，而是余先生所謂的「不可化約性」，不可放置在統一於普遍模式之下的問題！

美國是西方文化的新枝，更是世界人類文明目前的優勢，然而，美國醞釀獨立乃至新興國家的過程中，不也充滿老幹、新枝的爭辯，但不知有無激烈「數典忘祖」的指控？可記得愛默生在1737年，於哈佛發表一場專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呼籲美國人擺脫歐洲情結，走出英國陰影，自創文化品牌」（李爽學，中時人間12月5日），但不知愛默生當年有無被批鬥為黨見橫流？是否媚世地走群眾路線？或是磊磊落落直指曠世遠見乎？

余文雖在後段聲稱老幹、新枝之說並無任何以大陸壓台灣的用意，但已屬畫蛇添足，因為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解釋此一新枝「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創造」，筆者既不敢同意，也未能否認，問題是這句話的前半段應丟給兩岸或世界的中國通去傷腦筋，但後半段的「新創造」到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東西兩大洋）為體、中學為用」？還是台灣自主性產生的「精緻差異性」，至少應得經由心血相連、生死與共的認同台灣的任何人民，包括知識分子來認定。

其五，余先生之大罵台灣知識分子的唯一較具體的罪證是「拒絕認同中國文化，以各種說詞論證台灣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因此，余先生罵這些人為「曲學阿世」，以及「媚世」，其後段接著說「今天是走群眾路線的時代，媚世之風尤盛」，稍後卻又補充說「也許泛政治化，現在還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夥同上一個筆者討論的議題，隱隱約約反映余先生並不甚瞭解台灣的知識分子，遑論草根的台灣意識？！余先生何必在痛罵人家一頓之後，婦人之仁地加上一筆但書，最後三段卻又不甘願地，再亂扣階級鬥爭的大帽子呢？！尤其到最後，這批台灣知識分子既非東也非西，既非古亦非今，只是亂反一通，簡直是成了ET嘛？！筆者實在搞不懂「中國」的「道統」就是如余先生如此咒罵的風範乎？！只因為余先生所引證的「不認同」？！據筆者土生土長40年的體會、瞭解與關注，似乎具備強烈台灣意識的台灣知識分子，並不盡然如余先生所指控！正巧相反，他們不但溯源追長，努力地拼湊被政治力漂白的，空白的歷史記憶，如何切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才是最大的難題矣！事實上，另存有一套可以徹底切斷台灣藕斷絲連的理論，依據該理論，台灣人民可以心安理得地獨立自主，無庸擔心斷了17世紀以前的中國源頭，將有何無以為繼的困境？但此非本文旨趣。

其六，政治與學術之間是否存有清清楚楚的界線，或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自存有廣泛的灰色地帶，其爭議性頗多。筆者在感佩余先生自許的高風亮節之餘，尚存若干疑慮，例如余先生12月11日在中研院的發言，以迄這篇大作（余文），是否亦可歸類為您筆下的「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遙相呼應，不即不離的關係」？至於「學生不應把政治帶進講堂……老師也不應在講堂以學術方式關心政治……」等等講堂中的「政治問題」，筆者建議丟給政治系的學生作專題討論用，相信文教界想要討論此等議題的人亦必不在少數，在此不擬置喙。筆者雖然同意余文說「我們沒有必要再為學術研究的泛政治化推波助瀾」（筆者將似乎兩字刪掉），但「在容忍異己的原則下，讓政治歸於政治，學術歸於學術，豈不是一條寬敞大路嗎？」，亦正是筆者在細論二裡，舉學科學哲學之典範議題，探討這等「天真純淨」的二分法之可笑，或至少，余文僅舉韋伯及顧炎武，就能化約出「不方便」的典範乎？！余文所謂的「容忍異己」只不過是小格局的「不同黨見」，並非「寬容」大義，難道余先生如此篤信台灣早已步上民主化的康莊大道，準此「不方便」的大原則即可進臻文化泱泱大國？畢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必須透過具體事務來驗證，絕非「臭老九」一付身肩天下為己任所能概括！

余文罵街似的從泛政治暗潮，經曲學阿世、媚世、以選票驕人，以迄好老師要講「極不方便」的事實，究竟余先生是要罵誰？或只是書書空咄咄畫咻？硬要猜，依余文框限這一小撮知識分子的條件，倒甚嚴苛，其必須是搞學術的知識分子、教員或教授、走群眾路線、不認同中國文化、在課堂上談黨見、有政治目的，如此才能符合余先生的「文明罵」；然而，試問余先生，這一小撮人如此窮凶惡極、如此使台灣無從進行人文研究，則國民黨數十年的文字獄、白色恐怖的泛政治行止中，您余先生曾進行何等口誅筆伐？其激烈的程度較之本文（余文）如何？即謀單于何？！

其七，余文末三段談和諧與抗爭，筆者相信那一小撮知識分子必然舉雙手贊成「和諧之為文化價值」；然而，如果他們進行抗爭，其目的似乎也「不是為了抗爭本身的不斷擴大和升高」！為何余先生憑何法眼直斷這批人是「為抗爭而抗爭，為反對而反對」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惡棍乎？！這等邏輯也未免太法西斯！但這是余先生個人的問題，筆者在此要探討的是「抗爭」本身，以及請教余先生對台灣的「抗爭」知多少？！

姑不論「抗爭」是否只是余文所稱，「遭受種種不平待遇，因而傾向抗爭」、「物不得其平則鳴」，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事實上抗爭實乃起因於人類文化制度之漏洞百出，起因於典章體制的有限性與野蠻不完美，抗爭者堅信人類仍持續朝向更好、更有理性的未來邁進，不合作主義者的倫理依據更是奠基在「後果論的考慮」（consequential consideration），請教余先生，您敢斷定台灣知識分子或歷來的抗爭實例，皆是您筆下的無賴之徒？或只為了一己之私、被壓迫的事實而抗爭？！否則憑什麼您可舉階級鬥爭來影射台灣悲劇下的抗爭史？！如果余文不是這個意思，則理應向社會解釋清楚，或乾脆請您舉人、舉事直接明批，如此而避免流彈四射，一付罵盡認同台灣、不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囂張模樣！亦不必欲罵還止、欲蓋彌彰！

以上但就全文宏旨及若干細節、議題作質疑與批判，尚待余先生大德大量指正。無論如何，放棄對台灣最大惡源的批評，盡找些微不足道的替死鬼謾罵一番，委實有失公道。再則，余先生對台灣文化、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的複雜成分，顯然無知，加上行文前後義理不清，理當接受各方辯證，故筆者不揣冒昧，公開請益於余先生，願余先生以大是大非答辯之。

民國83年1月6日 台灣時報

【「陳師孟委員」的旁註】

陳玉峯

陳師孟教授就任監委之前所說的話，其實只是糾舉偏執於意識、黨派，違反司法正義的人員，且其有具體不良的案例者，一項設置監察院本來的功能之一而已，只不過這樣的敘述了無語言、文字的戲劇效應，欠缺傳媒「興趣」。

正義是沒有顏色的，只問偏頗與否。DPP全面執政了，依人性常態分布，很快地出現「辦異不辦同」的司法人員也會是「正常」現象，而且，此間蘊含龐雜權力、利益的派系鬥爭，過往誠然是所謂的「辦綠不辦藍」的大有人在，但今後我更擔憂循私偏頗的狀況或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社會整體的氛圍、價值典範的蕩然不存狀況下，如何在社會全方位重建公義的風氣，毋寧才是更大的挑戰。

責難、非議陳師孟教授、委員的人，大抵或是特定意識型態的「尋常」反應，當然網路上我也看過有些持平之論。無論如何，一些如《莊子》所謂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等，「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的泡沫戲論，只是茶餘飯後無濟於事的情緒反應，我關切的是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對於「公正、正義、道德、良心、善惡、習俗、倫理……」永無止境的辨證、駁斥與弔詭，隨著時空、尺度或範圍、無窮的個案，而永遠不會有「定論」！

簡化地說，特定時空、族群、社會、國家的範疇內，在所謂的情、理、法的最大公約數上，賦予更高的公正、寬容、智慧與遠見的處理，毋寧才是台灣今後應予投注的方向，包括轉型正義。

是的，公正、公義是有大有小，有直接有間接，有迂迴複雜多層的動態關係，有種種掛一漏萬的「理論」、「學說」、「主張」，更有龐多抽象而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概念遊戲，這些大抵不是陳師孟委員話中之所指。

陳委員只針對無論從哪一面向常態事實檢驗，都明明是假借司法公器，行政治迫害、利益傾軋、黨派鬥爭下的案例，絕大多數正常人一目了然的惡質構陷，偏偏「體制」、若干權勢卻睜眼說瞎話，或昧於特定考量，蓄意擱置、另作盤算、遺忘、打高空……等等，或說，為社會上常識都可判斷是大有爭議，或顯著偏頗的案例打抱不平而已。

柏拉圖時代的雅典，對待弱小城邦都是無情的帝國主義行徑，價值觀是冷酷的「無道德主義」，柏拉圖寫出的對話中，包括「力量就是正義（一把權力優於一袋正義）」他藉著詭辯家圖拉斯馬克反駁蘇格拉底的話說：

「……人民之所以指責不公正，只是由於自己不願意受到痛苦，而不是出自良心，只要事情與自己無關，便寧願少管閒事。」

或藉另位詭辯家的口吻說，「道德」是弱者為削減強者的力量而發明的工具，「他們之所以稱讚正義，乃因為是懦夫！」

雅典的使者在處理城邦之間的事務時說：「……所謂正義，只在力量均等的二者之間才成為問題。強者恆可為所欲為，弱者則忍受必須忍受的一切。」

2,400多年來，力量與道德孰強孰弱？試看今天中國對台灣、世界各國或強弱族群之間的關係好轉了多少？掠食者與草食動物之間，有沒有「正義」可言？爪牙與良心都是演化的產物，人類還是野蠻得很，而工技的發展速率超快，人性的正向演化太過緩慢，蔡英文總統在某些狀況下的話語，不也不經意地流露出2,400多年前的痕跡？

柏拉圖或蘇格拉底從來沒有明確表述過對正義的定義，只說是「社會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只把正義、公正、道德等，當成社會的一部分制度來討論。

當一些台灣人天真地以為換個政黨統治，公正、正義就會從天而降？這是痴人夢囈。任何掌權者最容易向「力量」靠攏，利用「公權」鞏固「權力、利益」，從來都是人性很大的一部分啊！

試問2,300萬台灣人民有幾位「陳師孟委員」？而司法能否像把天平，端視社會整體價值觀的傾斜程度；司法頻常向權勢靠攏，因為都是人在做的啊！司法要相對公正，還是得要總體人民無私、客觀、誠實、正向力量在比例上的提升。

「正義」千萬不宜用情緒去鼓舞，而是儘可能無私且從長遠時空的「後果論」去加持。「其就義若渴者，其棄義若熱」，我擔心強烈支持或反對陳師孟委員的二元對立，毋寧是對台灣今後的隱憂。熱愛、支持陳委員的人士，如果可藉陳委員的秉公，鼓舞自己的行為，更客觀、更公正、更正義地承擔公民的責任，則將是台灣的福氣！

【天邪眼！】

陳玉峯

科技凌駕人性的結果，人已失去自己的發聲權(陳來興 畫)。

過往說科技反應或來自人性，如今科技早已霸凌人性、腐蝕且入侵人格的完整性，甚至於在破壞正面人性，分解人的尊嚴，剝奪自由意志的選擇權！更關鍵地說，科技早已在左右人種的演化，從生理、心理到靈性，全面滲透、穿刺。

1980年代我們研讀、談論科學哲學，批判科學充滿政治性、政治化，科學不僅存有嚴重的「性別化」，科學普見是特定社會化、秘密化、軍事化、官僚化、特權化、金權（錢）化、恐怖化，有「好的」科學，更有「壞的、邪惡的」科學，我們嘲諷1940-50年代的「蒙頓標準（Mertonian norms）」，說什麼科學是自由化、科學是中立的、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是創新的……，一些天真故作無知的科學論，偏偏台灣始終停滯在此等「神話」之中，迄今還在自欺欺人。

大約從阿諾的《魔鬼終結者》以降，西方電影從各種面向，以所謂的科幻片，反思科學、科技之反噬人類、人性者，不可勝數。所謂的「真實」、記憶、情感、感官識覺等等，「只不過是大腦的化學反應而已，科技可以改變、創造它們」，以此出發，編杜種種離奇的劇情，反正最後通常是以最籠統、宗教式的普世人性「愛」、「獻身」等，來瓦解各式各樣的危機。也就是說，標準模式正是以《浮士德》的主旨，戰勝科技的胡作非為。

戲劇歸戲劇，現實人生呢？有些部分固然不然，有些部分早已有過之而無不及！「文明人」往往被「大數據」所統治，平均值是「政治正確性」（平均值絕非真理！），負面群性凌駕一切；多元差異性喊得滿天震響，實質上邁向將所有的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然後，空中畫大餅，描繪人類的遠景在外太空，而持續破壞生界、摧毀地球生態系。究竟3個世紀以來的科技是「文明」，還是「文暗」、「文墨」？！

《國家地理》雜誌195期「替我」寫出了近2、30年來對科技最大的「不滿」之一，奧威爾名作《1984》的警語：「老大哥正盯著你」完全成真！如今，只要「老大哥」要「分解你」，你的數以千、萬、億筆的資訊，瞬間整合成徹底「透明」的你，從內、外在生理結構、形態、慣習、舉止、生活的一切，乃至於價值觀、選擇傾向的概率，都可替你決定！

現今的人類近乎全然沒有隱私權，我只能告訴學生，一旦使用手機，你就完全沒有祕密。即令你要過「原始人」的生活，一樣難逃從外太空到街頭密麻監視器「天眼」的穿透！

從1980年代弱勢運動者的電話，偶而可聽見錄音帶結束後的「叩！叩！叩！」聲，到近年來，只要我辦活動，就常碰到無法通訊的狀況！誰可以告訴我，我們的「老大哥」是誰？誰在操控天邪眼、天邪網？！是人、鬼……，還是科技？

【教育萬花筒（3） ──再度推薦幾本書】

陳玉峯

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梅沙悟德˙荷穆達尼來成大演講，分享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經驗(2017.12.20；成杏廳)。

1980、1990年代我協助林俊義教授、台中民進黨人等選舉事務，為撰寫文宣，我得抓準字眼，從龐雜詞彙的蒐集、考訓等著手。其實，此面向我的興趣在於，不同民族、國家、族群、區域的人們，對於感官、識覺、心理反應、內在感受、思想底下的感覺、感覺底下的思想，或心靈全光譜之與人類語言、文字的相關或如何聯結，或所謂人性的表達與呈現的奧妙。

西方自從達爾文以來，對五種感官識覺的唯物演化探討，已獲致龐大研究的成果，包括如種種味覺與基因的關係等等，也形成「達爾文醫學」太多有趣的種種「解釋」，然而，我始終認為人類語言、文字的進展太過緩慢或停滯，無能承載、對應「實際上」心靈的感受、演繹或富饒多變的韻味、況味，因而留給諸多藝術發揮的無窮空間。

「邏輯實證論」的開山祖師維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1889-1951）早已分析論證過了：除了自然科學語言（例如數學、邏輯演算）有真、假值之外，人類所有「語言」都沒有真、假值。這當然是從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出發，截然異於印度、中國的困思邏輯。

就生活尋常內容而言，絕大部分都是非理性、非邏輯語言或現象。而我在通識課程中，歷來強調的思辨能力、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訓練，就是引用一本很好的「老」書，《Critical Thinking》（Paul. R. 1990. Center for 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Critique. Sonora State University, CA.），書中對思辨能力列有35項訓練的策略，在在都是搭起理性語言與非理性語言的橋樑，例如：「感情與理性、邏輯語言與非邏輯語言之間的轉換或延展；發展智性的謙虛；開拓智性、理性的道德勇氣，培養知識的力量；開發智性的是非善惡與完整性的追尋；培養智性的耐心，孕育求真的定力與毅力；開拓暗示性的含意，並推衍之，且能看出其影響或後果……」

保羅撰文、思維的細膩讓我自嘆不如，這本書很值得大學生精讀。

而針對文學院學生（只是刻意縮小範圍，其實是任何人），我認為如果能唸通（至少可以用自己的話，精準地說出作者的旨意）巴森（J. Barzun，1907-2012）在2000年（當時他高齡93歲）出版的《From Down to Decadence》（中譯本，《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西方文化生活》），以及另本中譯小書《文化的衰頹：史學大師巴森的12堂課》，則「大學生」當之無愧！

我自己看得很「爽」，真的是「大師」，從「前文藝復興時代」融會貫通到如今，是我近十多年來看過的，唯一大格局通透的史家，雖然許多西方文化脈絡的貫串我無能瞭解細節，也無能判斷其偏執與否，至少可以讓我讚嘆不已，就算是後面那本小書的一、二篇簡單的文章，簡直將現今台灣的大學教育罵得狗血淋頭（例如「追求卓越」等等）！

又如文學理論等批判，「替我」罵盡今之學院的「不學有術」。這學期我上了台文系博士班的「方法論」課程，特地指定巴森這2本書，要求碩、博士生寫報告。雖然我給了學生「高分」，但我說實話，幾份報告根本是狗屁不通，沒一個抓得住旨趣，都在末梢枝節說自己的夢話。

筆者邀請蘇振輝董事長演講，分享人生經驗(2017.10.14)。

筆者邀請蔡永東教授演講〈台灣人的閩粵祖籍八、九成以上是假〉(2017.10.18)。

我當然明白無法要求現今台灣從大學部到博士班研究生真能讀通巴森或保羅的作品或智慧，但只要激盪出哪怕只是一分智性的耐心，實實在在下功夫嘗試去理解即已足夠，我不會要求學生在現行教育系統之下，可以如此融通，畢竟我懷疑的是，大學教職又有幾人有此涵養，包括我在內。

為什麼我重複寫了多次巴森、保羅的雜文？

因為20世紀以降，從自然科學到人文學科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正是「切割化（fragmentation）」，不僅是地球生態體系的大問題，也是人類精神、文化的大弊病，且呈現每況愈下的現象，而我推薦的書，相當於整體論（Holism）的經典。

另一本中譯書，E. O. Wilson的《知識大融通》也很有趣。我喜歡威爾森勇於嘗試將生物演化與文化演化大聯結，但我不欣賞他太過於唯物化的科學決定論。前此，拙雜文曾說有機會我想談人性，有臉友表示期待，我在此建議，不妨先去讀威爾森的《論人性（On Human Nature）》。

唉！我一生「述而不作」的17冊《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只是窮個人最多時程，忠實記載台灣的植物社會，如果有機緣，我想以20年的時程撰寫《台灣文化史》，畢竟這一面向才可能揭開台灣文化的大融通，偏偏我始終過度於「良性的不專心」，無法置身度外於社運、環運；如果可以專注於純學術創作，真是奢侈的幸福啊！奈何台灣生界的潰決如此殘酷，就是哀莫大於心不死吧！還有我最鍾情的《台灣自然哲思》呢？何時可以開撰呢？！

我寫不出全境、全局的貫通性著作，至少可以欣賞、享受全球大師們的大智慧，也樂於推薦、分享給年輕的朋友們。

筆者邀請國寶楊秀卿及微笑唸歌團為台文系館獻聲，慶賀百年(2017.4.26)。

【負面群性】

陳玉峯

信仰不是神明給你力量，而是向靈性自許的承諾；信仰沒有成功與失敗，而是超越生死的自我承擔，如同純真的愛，毫無得失與掛礙，只有付出而了無付出。

世事如鐘擺，我只看見來自地心垂直線的重力恆定。

過往我判斷事務的該然與否，總是依據時空及生界尺度，或依天演及大化自然，然後，轉化為不同層級的原則，因而對許多非關痛癢的人執、人見，不予計較。然而，所有上述只是、只能是對自己的要求，而與別人無關。

客觀上社會萬象的「事實」認知很重要。試從全球各種不同文化人的歷史透視，社會、國家要改變，通常多是配合天文、地文、生文或整體生界或生態體系的鉅變而發生，因為人的演化，之所以存在且「勝出」，最主要源自群體合作，且許多智能、個性，也是順著群性導致族群繁衍續存，卻也可能是滅絕的成因，端視鉅變的方向性。

群性的正、負面存有龐多層級的差異性，但基本原則可以釐析出簡化型的近似值。大或高層級暫時不論，我只就微小的、司空見慣的生活瑣事隨意討論。

在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來台演講的系列拙文中我提及：台灣從日治時代迄今，絕大多數所謂的選舉，都是人民放棄改變的假選舉，沒有自主選擇性地被迫假選舉，因為，從威權高壓統治、戒嚴與白恐統治，接以作票、買票、威脅恐嚇，不斷施以似是而非的系列洗腦、灌施下的社會風氣，長年政教合一的愚民術，人民連最簡單的是非都假裝看不見，更不想改變，即令死亡或全面覆滅也無所謂。台灣人普遍在選舉時呈現的一現象：

何謂價值？

明明七、八個候選人，較優秀的通常是非大黨派的一、二人，而兩大黨派的都是爛人，大家卻都說選那個較優秀的「浪費」選票，就在兩個爛蘋果中，選個稍較不爛的！還有一大堆「含淚投票」之類的狗屁話，以及一大票因懦弱，放棄選擇的自圓其說，等等。其實，骨子裏是負面群性，為了「整體」而選擇違反理智、是非的盲從，雖然大多數人心知肚明群眾的「智能」比白癡還低！而集權統治者也從來採取「法不責眾」來確保「負面群性」之可以鞏固集權。

再說一次，平均而言，台灣人根本沒有選舉，我以前的調查得知，95%的投票人，沒看過「政見」或沒聽過政見發表。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人選擇沒有選擇。

希區考克說的，演員與政客一樣，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魅力」；而「魅力」最主要來自負面群性。

我看過負面群性最悲涼反諷之一的敘述，是中國作家白樺在描述中日二戰的一幕。不到一班日本兵，押著一百多位中國兵俘虜到江邊一一槍殺或砍殺，他說明明這一百多人可以撲向七、八位日本兵，一人一口水都可撂倒敵人，他們竟然「選擇」一個一個被殺，甚至於最後一個被殺者「還慶幸自己比前面的人多活了幾秒鐘！」。白樺不懂負面群性？

筆者會晤李前總統(2017.9.29)。

蘇格拉底死於負面群性。

柏拉圖口誅筆伐希臘的「民主政治」（《共和國》）的問題，二千多年來絲毫沒有在本質問題上動搖！

也就是說，沒有選擇的選舉是「普世人性」，不管正或負面。

李前總統除了書寫、演講之外，親口跟我強調「奴隸當久了，建不了國」。他老是舉摩西出埃及記為例，說什麼歷經四十餘年，還是有許多人喜歡回頭當奴隸，云云。

而倫理、道德等，同樣是群性的表現。群性最厲害的功能之一，便是屠殺天才，西方這方面的案例最多，而沒死的天才，便創造了新的社會局面；中國恰好相反，負面群性創造了二千多年的國家統一。

不往高層次群性演繹，再回頭袖珍生活案例。

例如開會。

開會原本是（理論上）集眾人之智能，經由開放胸襟，儘可能沒有預設，專注謀求最佳的策略解決問題或前瞻規劃。不幸的是，我一生參與最多的所謂開會，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絕大多數會議在行使寡頭政治的責任分攤，而與會者大多選擇沒有選擇的負面群性，直到他認定「受損」程度無法忍受之際，也得看「形勢」而決定「發難」與否；所謂的「體制」，殆即一大套綿密心理戰與利益分配的控制術，利用的即人性的弱點或優點，因而絕大部分頭領、主官，不喜歡任用比自己優秀的人擔任他的下屬單位主管。而資質較「低下」（此名詞不精確，權用而已）主管，通常思考最多的面向，在於為自己的「利益、目的、主張」作辯護，而一般成員由於欠缺自信，遇到問題時，頻常拿「長官」的話來「背書」或當「擋箭牌」，用以爭取或維護他認為的「利益」。

開會頻常是統治術的權宜且必要的措施，用以發揮負面群性的體制捍衛，最常見的開會多是群體遵行慣例的「例行公事」，真正遠見、結構問題、終極目標、因果關係等關鍵弄清楚的時候，人反而糊塗了，因為他此時面對的，是他很少甚至沒想過的價值觀或信仰的選擇！

常常，愈有權勢的人愈欠缺反省的能力，而愈喜歡玩弄負面的群性，直到玩垮掉整個體制。

台灣人才很多，但真正稱得上大智慧且循公義的遠見者愈來愈難遇見。

我不清楚曼德拉真實做人如何？但大致上稱得上大智、大慈悲者。至於台灣，我曾經到過仿曼德拉的居家，上過他家的廁所，也多次晤談，我只能沉默！

在鋪天蓋地負面群性的文化裡，絕大多數人選擇放棄選擇。

放棄選擇的結果，反而造成集權的現象。

我在臉書上Po出2020年期待年輕人當選新總統，「溫和可愛」的臉友留言：很難、不可能。我回說：都說難，就死了；拚命說可以，就活了！所有人都放棄選擇權的時候，我一樣愉悅祥和地戰鬥！

從事社會運動者很忌諱欠缺「足夠的」反省力與內在信仰，而數十年來台灣的政黨早就徹底拋棄信仰。我不清楚有多少人區辨得出faith與belief在其內心底層的連結？但可確定絕大多數的人，假借群性，逃避信仰或faith。

曾經我去跟台灣最大咖的宗教「領袖」談話，我說：佛陀現身以降的2,500多年來，世間「善」未曾增加一分，「惡」未曾減少一分。該「領袖」及現場「信徒們」不約而同發出反制：「才不是咧，台灣因為我們，善才發揚光大！」

好可怕的負面群性！

垂眼聆聽的佛陀。

朋友們，我沒說過任何一句「真理」，大家可以將我的言說大肆抨擊，我更歡迎永遠的辨證。一般臉友們也不用說「看不懂或看得懂」什麼，就像「唯識論」的某一小角落，有些思考如同種子，那天就發芽了，那是你家的事，跟我無關。

人與鵝的精采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