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與宗教》隨筆（1）】

陳玉峯

心經。

2016年底，朋友阿賢仔自獄中寄來一幅扇形筆墨書寫的《心經》，書寫者，是一位「曾經攪亂了所謂的『治安』，如今長年茹素、棄槍投筆，寫了一手好字的隱者」。這位曾經的黑道大哥為何要送我墨寶呢？阿賢仔說：

「有次機緣，我拿出您的書《印土苦旅》、《前進雨林》、《綠島金夢》給一位朋友看。他翻閱後即高興地問：“作者陳玉峯是不是電視『台灣誌』的那一個？他是保護山林的！”哈！不用我多說什麼。他送我一幅《心經》，要我寄給您。」

我不訝異於一位在五濁惡世、刀口舔血，而在獄中徹悟者，更能善解自然天機。他不需要刻意的自然知識，他用心感受造物，而了然紅塵妄相，但實情在根器。

我說自然即宗教，但宗教非自然，除非宗教滌除掉形而下的部分。

一般台灣人以為的宗教，大抵是人為宗教（註：有創教教主的，之謂人為宗教，相對於族群自然形成的自然宗教，例如薩滿教，但這裡的自然宗教的「自然」兩字並非自然生態系的自然），而且，傾向於「功能派」的概念。

2011年有份報導敘述，台灣年約40歲的中年人，常在痛苦時尋求宗教的幫助；董氏基金會的調查說：出現身心症狀或生病時，除了尋求專業協助以外，高達63%的人，還會考慮尋求宗教信仰。前項調查說，約5.4%的佛教徒表示，曾受苦於自我傷害，而主動向宗教團體求助；基督徒約有2.6%；道教及天主教徒各約1%。宗教活動有助於受苦者的心靈平靜，然而，除了宗教信仰的精神寄託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宗教活動中，增加了人際互動，且較熱衷參與宗教活動的人，對別人的關心度相對地稍高。

事實上這些大抵是人之常情而已，上述這些對宗教的描述，殆即我所謂的宗教「功能派」，而歷來台灣許多人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身或心遭受重大創傷等等，才「走入空門」，從我歷來口訪過的人歲換算得知，大約整個20世紀皆然；從歷史文獻等也得知，這樣的人口佔「空門」的比例甚高，因而在我曾經的書寫中強調：「學佛或投入宗教信仰，是為了具備一種無我的人格，去做無私的生活行為；出家並非要逃避失敗的俗世生活，而是要從小我出離，進入無私大我的奉獻！」；甚至講出較苛薄的話如：「佛門、修道院不是垃圾回收場！」，然而，近些年來我改變了態度，即令只是「功能派」，我一樣接受，雖然我從來沒有改變對宗教信仰的理念。

教育能否改善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又能被「改善」多少程度，既然是本質，或說三世兩重因果下，父母已決定了你的遺傳基因，但環境的確左右基因的表現型或表現程度。所謂第一重「業」，很大的比例在於父母及小孩成長的環境，更連鎖銜接到成長的遭遇，以及逢機的「救贖」，或第二重「業」，包括受教育過程中所遇上的「師長」。

早在2,400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就在質疑什麼是教育？或什麼是教育適當的途徑？應該著重在道德還是生活的改善？學習應該循其智慧，還是依其性格？我當所謂的「老師」以來，最怕「教」人家什麼，我是最不會「教」書的人！我「討厭」教育的一大堆「理論」，亞里斯多德的「問題」不是「問題」，那是「自我」的執著而已，「觀機逗教」可也。

當個老師、宗教師或什麼「師」，最好先除掉「師」之執。當個老師似乎不是在宣揚他知道多少的「知識、技能」，炫耀或表演他對知識、智能的所能，而在於引導、刺激學習者強烈的探索心。長年來我一向如此，而且愈來愈不知道我能「教」出什麼樣的「學生」，事實上我「後悔」從學生身上學太少！

因此，《自然與宗教》的課程中，我不會敘述太冷僻、深奧的形上內容，年輕朋友們也不必在意「聽不懂」，我會盡量在「理」上讓大家「聽懂」，畢竟理解、瞭解、悟覺、靈覺的後兩層次，才觸及宗教、信仰的範疇。

先前我開「印度佛教史」指定閱讀的《激揚生命的哲學》（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李淑蘭、沈鳳財譯，1995（2刷））；「台灣的自然與宗教」指定閱讀的《禪在台灣》（李岳勳，1972），幾乎沒有一個學生看得進去，但我還是擺放在研究室提供借閱或贈送。「看不懂」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們整個教育系統的問題，還有整體社會環境的流風或氛圍，阻絕我們同我們內在更深層相處使然。
我一直相信「種匏仔會生菜瓜」，課堂上從來會是或該是演化突變最劇烈的場域。

【台灣價值註】

陳玉峯

「風頭水尾散赤地」！鹽分地帶正是台灣價值的搖籃。圖為好美里廢棄的鹽埕（2012.9.7）。

由於政治人物提及「台灣價值」四個字，坊間一時似乎也煞有介事地思考何謂「台灣價值」。說來好笑，一、二年來我一直在質疑現今統治政權、政黨或政治權勢人物，是否可稍加重視整體社會的價值觀、國家終極的理想為何？到底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如今卻由最該被質疑者要求別人提出，看來只要權力一到手，最大的特徵之一，就是自我感覺良好、權力即道德、權力就是「價值觀」囉？

我談台灣的價值觀或社會典範的變遷數十年，也就是退出聯合國、解嚴、阿扁當選，以及國民黨重返執政等四大階段，如今顯然在解構、解體之後，另得加上2016年5.20以降的急速變化矣！

這是上行下效，所謂士大夫之恥的面向，事實上，台灣還有一大套隱性文化，傳承自陳永華以降的草根價值系統，也就是閩禪「觀音法理」在全球唯一殘存的台灣文化、台灣價值暨台灣主體自覺本身。然而，這一方面我雖已了然其內涵，也再三在拙作中闡揚，問題是除非有相當數量的台灣先人不斷密集地傳承下來，否則不可能蔚為根深蒂固的普遍價值觀或文化。然而，「徵之文獻」都說鄭氏王朝的軍民「絕大部分」悉遭清國遣返中國，自不可能有廣大的人民世代相傳。

而台灣民間傳說、鄉俚故事，到處都有鄭成功的神話。鄭成功來台沒多久就已亡故，根本就沒能越過濁水溪，為何會有大甲鐵砧山、鶯歌石、劍潭、蟾蜍山等等的故事？誰人創造此等神話，目的、意義是何？更重要的是，台灣歷來反清的政治革命繁多，宗旨大抵是一，關鍵就出在被隱藏或匿跡的「史實」，也就是鄭氏王朝的軍民必有相當大的比例，並沒有被遣返中國，而是轉進山區，並在清國兩百多年的追緝下，不斷流布全台各地，且同原住民族融合，並藉宗教為掩護，從而形成台灣精神、文化或價值觀的主體等。（註：這方面過往我已書寫不少了。）

2017年我到馬頭山區勘調之後，更明確地了知反清志士與平埔族結合的複雜狀況，包括平埔族印度教信仰的「石頭公」與華人歷史、山神的流變等等。

由於這是歷經清國兩百多年的殘酷鎮壓，再經日治、國府統治迄今，始終以欠缺文字記載的地下文化流傳，而且，因屬祕密且壓抑型，再加上現實及人性的複雜的纏鬥，總成諸多扭曲、變質的台灣人性格，而我只想弘揚相對正面的性質，也許也可對台灣先人予以些微或許無關痛癢或無用的「平反」也未可知。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屠殺了相當多的台灣人，清國時代也一樣。清國官僚藍鼎元對台灣人的「動亂」形容為：「如蛾撲燈，雖死在前，不投不已」！日本人的「台灣慣習研究會」（1901）記載許多被日本人處死的台灣人：

「立於絞臺時，竟無一人臉為之變色，豈不令人稱奇？」；「多為苦力，或船員，或為菜販，或為魚販等下階層之輩……多半為無教育之無賴漢，自非古英雄、古豪傑之所能比……」

我認為這些外來統治者都搞錯了，或者故意詆毀這等台灣烈士。

日本人的驚嘆，相當於間接說明這些台灣烈士充滿慷慨就義的內在信仰與價值觀，而超越生死！而他們絕大多數是不識字的反清遺民，因為曾經被「讀書人」出賣，從而立下讀書人不得加入的規矩。

此等台灣精神價值奠基在三大文化系統：鄭氏王朝的倫理觀、禪門觀音法理及台灣原住民（特別是平埔族）的自然文化之上。這三大支柱正是台灣草根的「台灣價值」，雖則摻雜太多被統治、被分化、被扭曲、被汙衊的負面雜染，但卻一直形塑台灣主體與價值，且迄今屹立不搖。

2012年9月7日，我在好美里海邊的田間訪談老鹽工顏秀琴女士（1931年生），不知不覺間，她唱出了1946年，日本人離開後，台灣草根流行的一首歌，歌詞已殘缺：（註：若有人記得，拜請告知詞及曲）

「……搬請來，走出茨外，一路到車頭。者濟人攏總相仝（這麼多人通通一樣），財產沒半項；五十一冬，好真像眠夢，為著台灣不願放（『好真像』只讀成2個字：chin象）；肩頭頂行李者重，有錢請沒工；人遮濟（音如價坐），相挨(ㄩㄝ)相揢(ㄎㄝˋ)，載轉來去落地（載回去放下吧！）……」

顏秀琴女士82歲時接受我的口訪（2012.9.7；好美里）。

顏秀琴女士的兒子蔡隆德先生（左）終生未婚，堅守神職或被「解僱」，他一直在書寫古文新詮，但他可能不清楚他傳承的是鄭氏王朝的倫理情操（2012.6.3；好美里）。

我當時的語譯如下：

「……鬼神也好、外來政權也罷，脫離它的管轄下總是看得清楚。一路走來，到了轉站的時候了。這麼多人通通一樣啊，沒什麼值得留下的好財產嗎？51年了，日本帝國就像一場眠夢，但是我為了台灣理想，這付責任我還是不甘願放棄啊！扛在肩上的責任如此沉重，無論什麼代價也找不到別人替你承擔啊！雖然台灣人這麼多，大家相互計較、評比，推卸責任，我呢？還是回家鄉好好耕耘去吧！……」（秀琴女士的故事詳見拙作《蘇府王爺》，66–78頁）。

如今我幾乎可以確定，作詞者就是反清志士、台灣民族情操或台灣價值的代言人之一！而這首1946年前後大肆流傳的民間歌曲，傳唱在莫名所以的草根台灣人之間。我聆聽秀琴阿嬤吟唱時，瞥見她眼角的淚光。

她將鹽田兒女一生的滄桑娓娓訴說；她敘述她篤信的魍港太聖宮的媽祖、王爺，如何割肉（割神像的肉）給人民治病；而她自己：「不祈求活多久；身外物未假他求；王爺事能做就做；不想讓人家幫忙什麼，只求可以助人；不思被人助、被神助……」

魍港太聖宮外牌樓（2012.6.3；好美里）。	最早來台的媽祖神像之一的魍港媽祖神尊，是反清的象徵，歷來沒被皇權「摸頭」（2012.6.3；好美里）。
魍港媽祖挖自己的肉，為人民治病（2012.6.3；好美里）。	魍港媽祖神尊（2012.6.3；好美里）。

我永遠記得秀琴阿嬤對待陌生人如我的熱情與好！她示現的，就是台灣價值在待人接物、自覺覺他的「觀音法理」；她對媽祖、王爺堅定的信仰，卻無所求於神明，包含了鄭氏王朝的倫理情操；她哼唱台灣鼎革之際的草根歌曲而流淚，淚水沾滿台灣的主體意識，以及三、四百年不能講出口的悲辛，而歌詞也透露出台灣精神、台灣價值數百年的無奈與孤寂！

如今的權勢者，你們了解台灣草根的「台灣價值」嗎？

【0與1】

陳玉峯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倏忽來到台文系任教進入第四年。

每逢新、舊學期更替，我總會想要更動、增刪新的課程內容，這也相當於個人檢討生命軌跡的清算，我不容許自己只是一部舊資料的朗誦機，若是如此，老師這種行業早就該淘汰了。

然而，人類知識的交雜至少數千年，太龐多的資訊或組合無窮，而且，講者與聽者之間在資訊或知識面向，重疊、懸空（無交集）了數不清的語意或認知上的天差地別，基本上，上課之對學生產生的正、負面啟發或影響程度，很大的比例（每個不同時空的人、事、時、地、物）是屬於逢機性的產物，類似基因突變的沒有方向性、不確定性、隨意、隨概率的排列組合，而授課時如同環境之於突變，很難捉摸或無從判斷有無影響或程度等第。

相對「好的」老師永遠得在授課現場，敏銳地感知學生的反應，立時修飾、改變他的言說，而不是準備好一套講稿照本宣科。其實這些都是本當如此的廢話，也隨不同學門、課程，而有天文數字的變異。在此，我要說的不是這面向，而是「我」本身的議題，課程是《自然與宗教》。

我從小時候就有無數的困惑，我不知道「我」是誰、誰是我、活著幹嘛、為何而活……？夜晚看星辰，會看到精神近乎錯亂；瞪著鏡中的自己，不出一分鐘就全然不識鏡中人；隨著成長與所謂知識的學習愈多，對於愈是言之成理、相當然爾的背後愈加無知，以致於到了高中，「對於知道或不知道都不知道的東西，我如何知道或不知道？」，也就是如鬼、神之類的東西，以及康德在探討的「知識如何成為可能」等等，我真的是無限迷惘。而第一次看到《六祖壇經》的內容有絲喜悅，但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可是隱約中，對書中一些故事或矛盾似也呼之欲出，例如「實質的衣缽」根本就跟「菩提本無樹」衝突啊！

而伴隨我一生的探索，我還是無知，甚至更加無知，關鍵在於我們認知的方式、途徑，思維、體悟的鴻溝。

宗教起源於人類的識覺、思維的本身，而不只是對生、死、萬象的探索。

唯物思想說最早的宗教活動已知見於對生、死議題的山洞壁畫，而我認為宗教存在於「無始以前」，在宇宙產生之前的「沒有之前」即已「存在」，因為宗教即「意識」本身。然而，就現行人類可資溝通的語言、文字而言，宗教唯一的特徵就是理性無法或很難檢證的，或說對某些神秘世界的提示與啟發，也就是在常態世界遠離平均值太遙遠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異象，或俗話說的神秘、奇蹟或靈驗。

隨著人類知識的進展，從原始時代以來的龐多迷信、無知的現象，透過因果律、自然科學的詮釋，定理、定律近乎完美的解釋後，宗教、信仰一樣屹立不搖，所有理性可以回答的，只不過讓我們逼近更不可解的終極性的原因或原理。任何依現行邏輯、科學解釋的背後，一樣存在深不可測的困惑，甚至理性、知識愈是逼近，內在神秘世界愈是遠離。知無涯，無知更無涯。

目前為止，我對宗教信仰的認知或感悟，在於安身立命、生前死後、良知良心暨行為的總交代、心識的依止或安頓之謂，也就是對生命存在的本質、心識的總探索，而非形式行為。

在理性語言、文字方面，我對佛教的「緣起性空」、「空無自性」、「一真一切真」等等內在體悟、自證悟的理解，或可暫藉0與1作象徵式的詮釋。

吉姆˙霍爾特（Jim Holt，1954～）的《Why Does the World Exist？》在討論宇宙是否無中生有的辯證中，以數學的「regular number」「證明」無中不可能生有。「regular number」的定義是說：一個數字n，如果無法由少於n個小於n的數字相加而得，是謂「regular number」，例如1就是，但1無法由零個0相加而來，所以再多的0相加也不可能成1，所以「無」不可能生出「有」，然而，0=1+(-1)=2+(-2)=n+(-n)=0+0……，所以0可以變出一切！所以無中可以生有，但無中要生有，必須是二元對立觀，所以我說二元論是一切識覺的基礎，但我不認為J. Holt瞭解佛法的「無或空」，他很可能誤解「空」的涵義。

我很清楚這些比喻、邏輯或思維方式的框架，無助於我一生探索、感悟的「實在」，這些只是容易滑動的「指月之指」，但在一般溝通語言上可用，否則只能沉默地坐視人們思維的自我綁架、自縛。

0相當於「空、太極、阿賴耶識、靈魂、梵、阿特曼……」，太極生兩儀（註：兩儀一樣是0，只不過可以象徵-1及+1、陰及陽、二元論的合體，此時，兩儀已經屬於「分別智、分別識」的基礎），然後演展成為無窮的萬象。

「空」絕非虛無、空無一切，而是一切的本體、本質，但無法言說，不可形容，它是「無分別智、無分別識」本身，藉0來象徵也只是假相。每當我看到、聽到「宗教師」信誓旦旦地在講述，要求其信眾「堅信」其「絕對真理」、「一真一切真」時，我就想笑！他們賣的「真理」治百病，可以吃、可以打包外賣。

近幾年來我一直在強調「觀音」就是介於0與1之間的剎那轉換的象徵，當然也是-1及+1、n及-n之間的抽象之意。我說「觀音」不是神明、不是菩薩，又是神明也是菩薩（註：《金剛經》的「即非」弔詭。），任何人本來具足而不「有」，它是「觀」進靈魂或靈悟的「心音」的一種狀態，也就是起心動念之將起未起、將滅未滅的瞬間界面之謂，一面是分別識、是「無明」、是生滅法（現象）；另一面是涅槃寂靜、空無自性，或一切胡說八道。

依據我們所有認知方式、思維途徑所能解釋的0，只能是虛無，永遠沒辦法體悟「禪」。所以「禪」有「宗」嗎？才怪！

話回俗世間（法界、現象界、分別識與智、一切認知及思維方式）。

學佛要斷煩惱、了生死？屁啦！是，也不是；非是，也非非是，因為這些思維方式都不可能「學」會啊！更要命的，誰叫你「學」？向本來就「有」的東西「學」個屁啊！哪來佛法啊？！而「悟」了又如何？不如何，沒什麼如何、如不何！

去看看六祖如何對世間法打屁！36對法？其實是「n對法」，+、-與0的舉例罷矣！

「了生死」當然是鬼話，生、死是不同的階段，世界上各種文化或世人都以生說死，所以死了什麼也沒有。「死」的「狀態」不可能以「生之樣相」去詮釋的！因為我們的「生」，是受制於形體、感官、識覺、大腦的框限下的一切展現或現象。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害死了無數人，當然我不能將中國沒有宗教的「罪孽」怪罪他，但他的確難辭其咎。

同學或朋友們，我必須在這門課之前先誠實地表達我對宗教信仰的基本看法，而自然就是宗教信仰（意識）最完滿的展現，也因而我常說我的信仰是自然。我所熟知的自然，是透過我四十多年一草一木盤點調查、觀察、生活與共的自然生態系。我與一般現代人對「自然」的感受、理解、領會真的差太大了，以致於在台灣，我是「百年孤寂」。我對宗教信仰的感悟，最多、最大的搖籃就是自然界中的摸索。自然是我的家，我的靈、魂與魄與之合體，或本無差別。

我沒寄望別人瞭解多少，「你無法在別人身上複製你所欠缺的東西」，我只作個前註。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於權能～（歌林多前書4：18-20）。

【評余英時先生之「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

陳玉峯

強權之下永遠有一批泛政治的假道學者，也永遠會有一些不信公義喚不回的清流。

今註：大約25年前，我40歲，看到「大師」余英時先生在報上大罵「台灣的知識分子」，當時似乎無人「敢於」駁斥，我忍無可忍，寫了這篇挑戰文，丟去刊載余文的聯合報，而石沉大海，於是改丟台灣時報副刊，連載二天，好像也無人回應。多年後，我再看到余先生的文章，「似乎」態度已然「改變」（我不敢明確地說，因為沒有詳細比對）。事隔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天無意間翻出，看完我年輕時代的「火力」及內容，有所感慨，也感到悲涼，因為現今的台灣「文化水準」又如何？！

不知今人有無耐心看完拙文，予以批判否？（2018.1.30）

～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

作者註：這篇短文係針對1993年12月25日余英時先生在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的大作「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作部分回應。此乃因筆者有感於體制內的「大牌」或「大老」級知識分子之直批台灣觀點，認為「少數知識分子拒絕認同中國文化，這種『曲學阿世』的風氣，將使人文研究在台灣根本無從開始」，恐有以偏概全、「曲學阿權」之虞，特為文作另一角度的詮釋，期待關懷台灣、心繫全球文化的有識之士，進一步深論此一當前困境的文化議題。

余文係依據余先生在中研院評議會上的「臨時發言」寫成的，劈頭直批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次評自然科學不思不想，三由西方對人文科學之從屬於自然科學的實證態度，轉變為異文化（或文明）之不可完全化約為通則化（相當於定律、原則），從而承認「差異性」、「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下」，延伸出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之必要。第四段則突轉至台灣人文研究的「泛政治化」，先舉美國文化之與歐陸文化的老幹、新枝說，認定台灣的知識界流動著「拒絕認同中國文化」的暗潮，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政治興趣，目的在於以學術支持其政治立場。

余文在沒有任何引證的情況下，突然神來一筆，直接指控「台灣的少數知識分子」「曲學阿世、媚世」，認定這些「媚世分子」的罪狀包括：切斷台灣文化史的中國源頭（相當於數典忘祖）、踐踏學術、敗壞政治、走群眾路線、不懂得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嚴守分際，從而引韋伯之講堂與政治之間存有鴻溝論，再度大罵這一小撮人的「黨見橫流」，義正詞嚴地主張：「讓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最後，余文強調「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之真正意義在於：「台灣不但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的創造」，因而台灣與中國文化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結尾還將台灣這一小撮人的抗爭觀點，暗喻為中共的階級鬥爭論，更且，除了此一硬貼標籤的陳述之外，再扣上「反和諧」的大帽子，因此，余文下結論：「……這樣看來，人文研究的提倡確是當務之急；我們不但要重建中國人文研究，而且也要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基本上，余文並非一篇具備推理貫串的「文章」，更非完整的「論文」，充其量只是一些個人化的感嘆與漫罵罷了，本來不值得撰文請益，但因大報特以焦點整理，且題目與文內小標充滿泛政治氣氛，靜待數天，未曾看見有人為文質疑，為恐當代台灣知識分子落入「曲學阿權」之嫌，人人得以置喙一、二，故摘要評述之，目的在於試圖引發更多的真正知識分子，挺身明辨此等議題，或可釐析當代若干盲點也未可知。

假設余文全文理念前後貫串，則筆者整理全文大意如下：「人文研究在台灣普遍不受重視，在欠缺人文通識的環境下，導致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不思不想。如今，西方人文學界早已擺脫研究的典範論、可化約論，中國學人亦應重拾研究的主體性，開創對世界人文研究的貢獻，不幸的是，台灣的人文研究『碰到了突如其來的人為障礙』，也就是一些『數典忘祖的台灣野心分子』，走上媚世的群眾路線，不知政治與學術應予二分分離，在行為上更採行中共的階級鬥爭方式，妖言惑眾。這批心懷不軌的陰謀，既不屑一顧中國的古典智慧，亦鄙棄西方的古典智慧，因而台灣的人文研究亟待提倡，用以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另一方面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綜觀這30年來，是誰在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

筆者認為余先生委實太抬舉這一小撮認同台灣的「媚世分子」，他們何德何能，如何擔當阻礙中國人文研究的「中流砥柱」？！余先生也未免太矮化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教化之功力了！要言之，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是事實，自然科學研究者不思不想也是眾人所首肯，但孰令致之？！誰是始作俑者？！誰人掌控此一文化發展的生死大計？！只有欠缺人文涵養的泛政治政權，才可能培養出如此的愚民成果；只有專制政客，才可能晉用不思不想的科技官僚；只有數十年的思想扼殺，才可能產生踐踏學術、敗壞政治的不幸事實。如今，余先生以宏觀大識的士林前輩，出口卻如此本末倒置，到底是誰泛政治化？！誰人曲學阿世？！況且，以余先生治學之嚴謹，卻輕易作河東獅吼狀，暴露出余先生對台灣草根意識之無知，徒以主流空洞的顯學自居，令人頗有「何不食肉糜」之嘆，以余先生之引顧炎武「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的大智大慧，何苦作此不思不學的「統派黨論」，又教人如何心服口服？！

其次，依據余文前後段順序，必須明辨的幾個議題或筆誤分述如下。

其一，余文前段明揭「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實以全部西方人文傳統為其背景，這已是一種現代人的常識，毋須多說」，筆者認為在當今台灣恰好相反，上述這句話不僅不是台灣的常識，也沒有共識，不僅需要多說、更要多做，講更刻薄些，余先生認定台灣自然科學界的不思不想者，其實就是「科技匠」，也就是說台灣沒有科學家，充其量只是「對少之又少的東西懂得多之又多的所謂專家，卻又是打不破自我中心的泛自卑情緒者，幾乎欠缺橫向思考及科際整合能力的專業工匠罷了。」

然而，造成這等「急功近利」的唯用主義現象背後，試問是何等科技政策在操控？什麼是台灣數十年的科技政策？到底台灣有沒有科技政策？我們的科學教育的內涵又是什麼？誰在研訂？為什麼余先生不願深究為何欠缺人文通識的根本原因？為什麼一個國家數十年的陳痾積弊，硬要諉過給「那一小撮台灣的知識分子」？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極不方便」的事實（見余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用以評價一個國家的科學水準，大抵透過下列十二要項去檢驗，即：1.科學哲學；2.科學史；3.科技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4.科技人員創造力與心理社會學；5.科際經濟學；6.科際潛力評價；7.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制訂及國家的科技立法、條例；8.科學技術預測與評價；9.技術轉移、擴散；10.科學技術執行單位對科研工作的管理與組織；11.科學技術國際合作及其政策與立法；以及12.案例調查，對具體科研規劃及項目的結果之社會分析與評價。試問台灣的科技主管大員，可提得出這些「常識」的具體內涵或台灣經驗？如此龐大的科技文化背景，台灣大抵長期闕如，又如何產生有思有想的科學家？難不成這樣的質疑也是「泛政治化」？！

其二，從余文小標題「文明是有意義實體，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可知，該小標是聯合報編輯「看不懂余文而胡亂寫的」，恰好扭曲了余先生的宏意，因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論，余先生強調的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不僅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之下，一些差異（或獨特性）毋寧才是重點特徵，因此，我們必須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筆者第一次看余文時，原以為余先生將循此線思路，提出人文社會科學在擺脫實證主義之後，有何精闢的研究方法或新見解，或至少以不同「文明」的「精闢差異性」為例，說明其不可化約性，從而楬櫫中國或台灣在人文研究的新突破。不意余先生卻突然踢到「人為障礙」，不分青紅皂白就直接指控台灣知識界，認定台灣的知識分子之拒絕認同於中國文化，就是充滿政治野心、媚世、踐踏學術！

該指控容後說明，在此先論「科學方法」。

單單從余文表面判斷，余先生對科學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蒙頓標準」的階段。所謂「蒙頓標準」（Mertonian norms）大抵是40～50年代以前的科學典範，亦即傳統科學哲學所強調的五大標準：1.科學的群體化，科學是公共財；2.科學的普遍性（universalism），科學知識沒有特權，任何人皆可創造；3.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是中立的；4.科學是具有創新性，對未知的發現；5.科學的懷疑性，科學家對一切存疑。這套典範即原子彈尚未炸開前的天真想法，及至60年代，所謂科學家的科學與人類的科學的大對決論戰，科學的傳統典範逐次受到質疑，也就是自維也納學派之頑固的邏輯實證論，經Popper、Lakatos至Feyerabend的大罵科學家，到kuhn之由科學的社會學，批判科學的不客觀性，以迄於今，舉凡科學研究者的基本涵養至少必須具備對科學的5個面向作分析，亦即科學研究的主題、科學方法、科學知識（以上為內在分析）、科學研究的動機及科學家（以上為外在分析或科學社會學），稍有受過科學哲學的思考訓練者，當不至於盲目地篤信科學的「聖潔」！何況激進者早已宣稱科學充滿政治性，有「好的科學」也有「壞的、惡的科學」，徵之核能、軍事、電腦、基因重組等等，到處可見科學之社會化、秘密化、軍事化、官僚化、政治化、特權化、金權化，故如反核者逕自宣稱：「為了操控像核能電廠如此龐大複雜的科技，政府不得不獨裁」，因而，為保護生態產生諸多的「有道德的做壞事」之破壞行為（ecosabotage），歐美各國甚或日本的政權並未以「叛亂」視之！更未提及所謂的政治野心、目的、泛政治論云云！其社會的總體人文傳統文化，早已發展出對待超越憲法、超越民俗民德乃至所有法規的違法（規、俗）行為，給予沒有偏見的容忍，亦即房龍的寬容（tolerence）說。所謂「漢學」，該檢討的大方大向，總不至於還掉落在西方的窠臼或糟粕之中吧！

也就是說，即令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論」，筆者實在不敢相信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依然只是「察覺應以文明為研究的單位」或「不能化約」的初階！如果余先生真正要探討如何「認真地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至少應尊重余文所強調的文明或文化「精緻的差異性」，則余先生能否略加重視台灣意識或那一小撮人的「差異性」？講難聽些，余先生是否具備「異文化對待的涵養」？還是只拿了「漢學的」、「中國的」或「沙文的」一把尺（典範），就要量遍世界各種文明的規格、標準？！即令這些大尺度的高談闊論按下，筆者想問，到底您余先生對台灣意識（文化）瞭解多少？難道僅憑藉在空中飛來飛去、憑藉政權賦予的特權偏見，就輕率地踐踏台灣的這股「暗潮」？台灣人講的「沒血沒眼淚的」，其斯之謂矣！（無認知，遑論對台灣有感情矣！）

於是，余文在此段落結束後，話鋒一轉，旋掉入國民黨的政治文宣，汩汩然滅頂矣，扯出了台灣曾創造「經濟奇蹟」云云。

其三，筆者想請教余先生何謂「奇蹟」？是「不該發生的發生了」？或「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如果台灣今日的經建謂之奇蹟，那日本、韓國就是「畸機」矣！余先生怎麼不去瞭解從40、50年代以來，台灣人民胼手胝足、勤儉打拚的苦難奮鬥？更可悲者，余先生可曾瞭解台灣今日經濟畸蹟的背後，付出了崩山壞水、自然資源掠奪一空的土地悲劇之慘痛代價？！導致今後世代劫難方興未艾，透支了後代子孫的未來財，始得造就今日虛胖的經濟成果，余先生就不知道這是不當政策造下的孽？！

當然，這部分只是余文的細節，重要的是余先生所稱「台灣正在開創另一個政治奇蹟」，「不應僅滿足於做『以選票驕人』的『政治動物』，還必須努力成為有精神教養和道德意識的『文化人』。」余先生此言是否存有一些假定，假定原來台灣是野蠻的化外之地？從日本人接手的時候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否則余先生怎麼不去檢討，到底過往數十年來，台灣的社會規範是如何解體的？是何等的政治暴力扭曲、改變台灣人原有的人文精神與道德意識的？難不成又是那一小撮台灣人惹的禍？！何況余先生所言「以選票驕人」的政治成果，正是一批批台灣菁英，不畏強權、流血流淚、犧牲奮鬥所換取來的一點點暫時性成果，難不成這些政治成果，也是國民黨的「德政所賞賜」？！不幸的是，台灣好不容易建立了政治的力量，也就是選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卻在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終極即司法）兩大層面慘遭淪喪的重大危機，再請教余先生，孰令致之？！

余先生完全忽略台灣人、台灣意識發展的歷史背景，一股腦兒的把文化的不幸，諉過給災禍的受難人？！試問是誰在媚權、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與思辨的良知？！更直接些，到底是誰在敗壞政治？！到底誰人沒有天良啊？！筆者在前述「余先生太抬舉台灣知識分子、太矮化國民黨政治或教化之功」的意義在此。

其四，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就如同「美國人承認他們的人文源頭在歐洲」；然而，台灣文化也未嘗不是荷蘭、日本、歐美普遍性世界文明混合有機變動體，重點不在於比例、分量多寡，而繫於論者承不承認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不是童養媳，不是附屬於某種沙文的邊陲，台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新枝，是人類文明的新枝，當然余先生可以宣稱是中國的新枝，但不是「

那個大」的問題，而是余先生所謂的「不可化約性」，不可放置在統一於普遍模式之下的問題！

美國是西方文化的新枝，更是世界人類文明目前的優勢，然而，美國醞釀獨立乃至新興國家的過程中，不也充滿老幹、新枝的爭辯，但不知有無激烈「數典忘祖」的指控？可記得愛默生在1737年，於哈佛發表一場專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呼籲美國人擺脫歐洲情結，走出英國陰影，自創文化品牌」（李爽學，中時人間12月5日），但不知愛默生當年有無被批鬥為黨見橫流？是否媚世地走群眾路線？或是磊磊落落直指曠世遠見乎？

余文雖在後段聲稱老幹、新枝之說並無任何以大陸壓台灣的用意，但已屬畫蛇添足，因為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解釋此一新枝「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創造」，筆者既不敢同意，也未能否認，問題是這句話的前半段應丟給兩岸或世界的中國通去傷腦筋，但後半段的「新創造」到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東西兩大洋）為體、中學為用」？還是台灣自主性產生的「精緻差異性」，至少應得經由心血相連、生死與共的認同台灣的任何人民，包括知識分子來認定。

其五，余先生之大罵台灣知識分子的唯一較具體的罪證是「拒絕認同中國文化，以各種說詞論證台灣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因此，余先生罵這些人為「曲學阿世」，以及「媚世」，其後段接著說「今天是走群眾路線的時代，媚世之風尤盛」，稍後卻又補充說「也許泛政治化，現在還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夥同上一個筆者討論的議題，隱隱約約反映余先生並不甚瞭解台灣的知識分子，遑論草根的台灣意識？！余先生何必在痛罵人家一頓之後，婦人之仁地加上一筆但書，最後三段卻又不甘願地，再亂扣階級鬥爭的大帽子呢？！尤其到最後，這批台灣知識分子既非東也非西，既非古亦非今，只是亂反一通，簡直是成了ET嘛？！筆者實在搞不懂「中國」的「道統」就是如余先生如此咒罵的風範乎？！只因為余先生所引證的「不認同」？！據筆者土生土長40年的體會、瞭解與關注，似乎具備強烈台灣意識的台灣知識分子，並不盡然如余先生所指控！正巧相反，他們不但溯源追長，努力地拼湊被政治力漂白的，空白的歷史記憶，如何切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才是最大的難題矣！事實上，另存有一套可以徹底切斷台灣藕斷絲連的理論，依據該理論，台灣人民可以心安理得地獨立自主，無庸擔心斷了17世紀以前的中國源頭，將有何無以為繼的困境？但此非本文旨趣。

其六，政治與學術之間是否存有清清楚楚的界線，或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自存有廣泛的灰色地帶，其爭議性頗多。筆者在感佩余先生自許的高風亮節之餘，尚存若干疑慮，例如余先生12月11日在中研院的發言，以迄這篇大作（余文），是否亦可歸類為您筆下的「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遙相呼應，不即不離的關係」？至於「學生不應把政治帶進講堂……老師也不應在講堂以學術方式關心政治……」等等講堂中的「政治問題」，筆者建議丟給政治系的學生作專題討論用，相信文教界想要討論此等議題的人亦必不在少數，在此不擬置喙。筆者雖然同意余文說「我們沒有必要再為學術研究的泛政治化推波助瀾」（筆者將似乎兩字刪掉），但「在容忍異己的原則下，讓政治歸於政治，學術歸於學術，豈不是一條寬敞大路嗎？」，亦正是筆者在細論二裡，舉學科學哲學之典範議題，探討這等「天真純淨」的二分法之可笑，或至少，余文僅舉韋伯及顧炎武，就能化約出「不方便」的典範乎？！余文所謂的「容忍異己」只不過是小格局的「不同黨見」，並非「寬容」大義，難道余先生如此篤信台灣早已步上民主化的康莊大道，準此「不方便」的大原則即可進臻文化泱泱大國？畢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必須透過具體事務來驗證，絕非「臭老九」一付身肩天下為己任所能概括！

余文罵街似的從泛政治暗潮，經曲學阿世、媚世、以選票驕人，以迄好老師要講「極不方便」的事實，究竟余先生是要罵誰？或只是書書空咄咄畫咻？硬要猜，依余文框限這一小撮知識分子的條件，倒甚嚴苛，其必須是搞學術的知識分子、教員或教授、走群眾路線、不認同中國文化、在課堂上談黨見、有政治目的，如此才能符合余先生的「文明罵」；然而，試問余先生，這一小撮人如此窮凶惡極、如此使台灣無從進行人文研究，則國民黨數十年的文字獄、白色恐怖的泛政治行止中，您余先生曾進行何等口誅筆伐？其激烈的程度較之本文（余文）如何？即謀單于何？！

其七，余文末三段談和諧與抗爭，筆者相信那一小撮知識分子必然舉雙手贊成「和諧之為文化價值」；然而，如果他們進行抗爭，其目的似乎也「不是為了抗爭本身的不斷擴大和升高」！為何余先生憑何法眼直斷這批人是「為抗爭而抗爭，為反對而反對」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惡棍乎？！這等邏輯也未免太法西斯！但這是余先生個人的問題，筆者在此要探討的是「抗爭」本身，以及請教余先生對台灣的「抗爭」知多少？！

姑不論「抗爭」是否只是余文所稱，「遭受種種不平待遇，因而傾向抗爭」、「物不得其平則鳴」，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事實上抗爭實乃起因於人類文化制度之漏洞百出，起因於典章體制的有限性與野蠻不完美，抗爭者堅信人類仍持續朝向更好、更有理性的未來邁進，不合作主義者的倫理依據更是奠基在「後果論的考慮」（consequential consideration），請教余先生，您敢斷定台灣知識分子或歷來的抗爭實例，皆是您筆下的無賴之徒？或只為了一己之私、被壓迫的事實而抗爭？！否則憑什麼您可舉階級鬥爭來影射台灣悲劇下的抗爭史？！如果余文不是這個意思，則理應向社會解釋清楚，或乾脆請您舉人、舉事直接明批，如此而避免流彈四射，一付罵盡認同台灣、不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囂張模樣！亦不必欲罵還止、欲蓋彌彰！

以上但就全文宏旨及若干細節、議題作質疑與批判，尚待余先生大德大量指正。無論如何，放棄對台灣最大惡源的批評，盡找些微不足道的替死鬼謾罵一番，委實有失公道。再則，余先生對台灣文化、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的複雜成分，顯然無知，加上行文前後義理不清，理當接受各方辯證，故筆者不揣冒昧，公開請益於余先生，願余先生以大是大非答辯之。

民國83年1月6日 台灣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