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4日 星期日

【台灣價值註】


陳玉峯
「風頭水尾散赤地」!鹽分地帶正是台灣價值的搖籃。圖為好美里廢棄的鹽埕(2012.9.7)。

由於政治人物提及「台灣價值」四個字,坊間一時似乎也煞有介事地思考何謂「台灣價值」。說來好笑,一、二年來我一直在質疑現今統治政權、政黨或政治權勢人物,是否可稍加重視整體社會的價值觀、國家終極的理想為何?到底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如今卻由最該被質疑者要求別人提出,看來只要權力一到手,最大的特徵之一,就是自我感覺良好、權力即道德、權力就是「價值觀」囉?
我談台灣的價值觀或社會典範的變遷數十年,也就是退出聯合國、解嚴、阿扁當選,以及國民黨重返執政等四大階段,如今顯然在解構、解體之後,另得加上20165.20以降的急速變化矣!
這是上行下效,所謂士大夫之恥的面向,事實上,台灣還有一大套隱性文化,傳承自陳永華以降的草根價值系統,也就是閩禪「觀音法理」在全球唯一殘存的台灣文化、台灣價值暨台灣主體自覺本身。然而,這一方面我雖已了然其內涵,也再三在拙作中闡揚,問題是除非有相當數量的台灣先人不斷密集地傳承下來,否則不可能蔚為根深蒂固的普遍價值觀或文化。然而,「徵之文獻」都說鄭氏王朝的軍民「絕大部分」悉遭清國遣返中國,自不可能有廣大的人民世代相傳。
而台灣民間傳說、鄉俚故事,到處都有鄭成功的神話。鄭成功來台沒多久就已亡故,根本就沒能越過濁水溪,為何會有大甲鐵砧山、鶯歌石、劍潭、蟾蜍山等等的故事?誰人創造此等神話,目的、意義是何?更重要的是,台灣歷來反清的政治革命繁多,宗旨大抵是一,關鍵就出在被隱藏或匿跡的「史實」,也就是鄭氏王朝的軍民必有相當大的比例,並沒有被遣返中國,而是轉進山區,並在清國兩百多年的追緝下,不斷流布全台各地,且同原住民族融合,並藉宗教為掩護,從而形成台灣精神、文化或價值觀的主體等。(註:這方面過往我已書寫不少了。)
2017年我到馬頭山區勘調之後,更明確地了知反清志士與平埔族結合的複雜狀況,包括平埔族印度教信仰的「石頭公」與華人歷史、山神的流變等等。
由於這是歷經清國兩百多年的殘酷鎮壓,再經日治、國府統治迄今,始終以欠缺文字記載的地下文化流傳,而且,因屬祕密且壓抑型,再加上現實及人性的複雜的纏鬥,總成諸多扭曲、變質的台灣人性格,而我只想弘揚相對正面的性質,也許也可對台灣先人予以些微或許無關痛癢或無用的「平反」也未可知。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屠殺了相當多的台灣人,清國時代也一樣。清國官僚藍鼎元對台灣人的「動亂」形容為:「如蛾撲燈,雖死在前,不投不已」!日本人的「台灣慣習研究會」(1901)記載許多被日本人處死的台灣人:
「立於絞臺時,竟無一人臉為之變色,豈不令人稱奇?」;「多為苦力,或船員,或為菜販,或為魚販等下階層之輩……多半為無教育之無賴漢,自非古英雄、古豪傑之所能比……」
我認為這些外來統治者都搞錯了,或者故意詆毀這等台灣烈士。
日本人的驚嘆,相當於間接說明這些台灣烈士充滿慷慨就義的內在信仰與價值觀,而超越生死!而他們絕大多數是不識字的反清遺民,因為曾經被「讀書人」出賣,從而立下讀書人不得加入的規矩。
此等台灣精神價值奠基在三大文化系統:鄭氏王朝的倫理觀、禪門觀音法理及台灣原住民(特別是平埔族)的自然文化之上。這三大支柱正是台灣草根的「台灣價值」,雖則摻雜太多被統治、被分化、被扭曲、被汙衊的負面雜染,但卻一直形塑台灣主體與價值,且迄今屹立不搖。
201297日,我在好美里海邊的田間訪談老鹽工顏秀琴女士(1931年生),不知不覺間,她唱出了1946年,日本人離開後,台灣草根流行的一首歌,歌詞已殘缺:(註:若有人記得,拜請告知詞及曲)
「……搬請來,走出茨外,一路到車頭。者濟人攏總相仝(這麼多人通通一樣),財產沒半項;五十一冬,好真像眠夢,為著台灣不願放(『好真像』只讀成2個字:chin象);肩頭頂行李者重,有錢請沒工;人遮濟(音如價坐),相挨(ㄩㄝ)相揢(ㄎㄝˋ),載轉來去落地(載回去放下吧!)……」

顏秀琴女士82歲時接受我的口訪(2012.9.7;好美里)。
顏秀琴女士的兒子蔡隆德先生(左)終生未婚,堅守神職或被「解僱」,他一直在書寫古文新詮,但他可能不清楚他傳承的是鄭氏王朝的倫理情操(2012.6.3;好美里)。

我當時的語譯如下:
「……鬼神也好、外來政權也罷,脫離它的管轄下總是看得清楚。一路走來,到了轉站的時候了。這麼多人通通一樣啊,沒什麼值得留下的好財產嗎?51年了,日本帝國就像一場眠夢,但是我為了台灣理想,這付責任我還是不甘願放棄啊!扛在肩上的責任如此沉重,無論什麼代價也找不到別人替你承擔啊!雖然台灣人這麼多,大家相互計較、評比,推卸責任,我呢?還是回家鄉好好耕耘去吧!……」(秀琴女士的故事詳見拙作《蘇府王爺》,6678頁)。
如今我幾乎可以確定,作詞者就是反清志士、台灣民族情操或台灣價值的代言人之一!而這首1946年前後大肆流傳的民間歌曲,傳唱在莫名所以的草根台灣人之間。我聆聽秀琴阿嬤吟唱時,瞥見她眼角的淚光。
她將鹽田兒女一生的滄桑娓娓訴說;她敘述她篤信的魍港太聖宮的媽祖、王爺,如何割肉(割神像的肉)給人民治病;而她自己:「不祈求活多久;身外物未假他求;王爺事能做就做;不想讓人家幫忙什麼,只求可以助人;不思被人助、被神助……」
魍港太聖宮外牌樓(2012.6.3;好美里)。
最早來台的媽祖神像之一的魍港媽祖神尊,是反清的象徵,歷來沒被皇權「摸頭」(2012.6.3;好美里)。
魍港媽祖挖自己的肉,為人民治病2012.6.3;好美里)。
魍港媽祖神尊2012.6.3;好美里)。

我永遠記得秀琴阿嬤對待陌生人如我的熱情與好!她示現的,就是台灣價值在待人接物、自覺覺他的「觀音法理」;她對媽祖、王爺堅定的信仰,卻無所求於神明,包含了鄭氏王朝的倫理情操;她哼唱台灣鼎革之際的草根歌曲而流淚,淚水沾滿台灣的主體意識,以及三、四百年不能講出口的悲辛,而歌詞也透露出台灣精神、台灣價值數百年的無奈與孤寂!
如今的權勢者,你們了解台灣草根的「台灣價值」嗎?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0與1】

陳玉峯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倏忽來到台文系任教進入第四年。
每逢新、舊學期更替,我總會想要更動、增刪新的課程內容,這也相當於個人檢討生命軌跡的清算,我不容許自己只是一部舊資料的朗誦機,若是如此,老師這種行業早就該淘汰了。
然而,人類知識的交雜至少數千年,太龐多的資訊或組合無窮,而且,講者與聽者之間在資訊或知識面向,重疊、懸空(無交集)了數不清的語意或認知上的天差地別,基本上,上課之對學生產生的正、負面啟發或影響程度,很大的比例(每個不同時空的人、事、時、地、物)是屬於逢機性的產物,類似基因突變的沒有方向性、不確定性、隨意、隨概率的排列組合,而授課時如同環境之於突變,很難捉摸或無從判斷有無影響或程度等第。
相對「好的」老師永遠得在授課現場,敏銳地感知學生的反應,立時修飾、改變他的言說,而不是準備好一套講稿照本宣科。其實這些都是本當如此的廢話,也隨不同學門、課程,而有天文數字的變異。在此,我要說的不是這面向,而是「我」本身的議題,課程是《自然與宗教》。
我從小時候就有無數的困惑,我不知道「我」是誰、誰是我、活著幹嘛、為何而活……?夜晚看星辰,會看到精神近乎錯亂;瞪著鏡中的自己,不出一分鐘就全然不識鏡中人;隨著成長與所謂知識的學習愈多,對於愈是言之成理、相當然爾的背後愈加無知,以致於到了高中,「對於知道或不知道都不知道的東西,我如何知道或不知道?」,也就是如鬼、神之類的東西,以及康德在探討的「知識如何成為可能」等等,我真的是無限迷惘。而第一次看到《六祖壇經》的內容有絲喜悅,但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可是隱約中,對書中一些故事或矛盾似也呼之欲出,例如「實質的衣缽」根本就跟「菩提本無樹」衝突啊!
而伴隨我一生的探索,我還是無知,甚至更加無知,關鍵在於我們認知的方式、途徑,思維、體悟的鴻溝。
宗教起源於人類的識覺、思維的本身,而不只是對生、死、萬象的探索。
唯物思想說最早的宗教活動已知見於對生、死議題的山洞壁畫,而我認為宗教存在於「無始以前」,在宇宙產生之前的「沒有之前」即已「存在」,因為宗教即「意識」本身。然而,就現行人類可資溝通的語言、文字而言,宗教唯一的特徵就是理性無法或很難檢證的,或說對某些神秘世界的提示與啟發,也就是在常態世界遠離平均值太遙遠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異象,或俗話說的神秘、奇蹟或靈驗。
隨著人類知識的進展,從原始時代以來的龐多迷信、無知的現象,透過因果律、自然科學的詮釋,定理、定律近乎完美的解釋後,宗教、信仰一樣屹立不搖,所有理性可以回答的,只不過讓我們逼近更不可解的終極性的原因或原理。任何依現行邏輯、科學解釋的背後,一樣存在深不可測的困惑,甚至理性、知識愈是逼近,內在神秘世界愈是遠離。知無涯,無知更無涯。
目前為止,我對宗教信仰的認知或感悟,在於安身立命、生前死後、良知良心暨行為的總交代、心識的依止或安頓之謂,也就是對生命存在的本質、心識的總探索,而非形式行為。
在理性語言、文字方面,我對佛教的「緣起性空」、「空無自性」、「一真一切真」等等內在體悟、自證悟的理解,或可暫藉01作象徵式的詮釋。
吉姆˙霍爾特(Jim Holt1954~)的《Why Does the World Exist?》在討論宇宙是否無中生有的辯證中,以數學的「regular number」「證明」無中不可能生有。「regular number」的定義是說:一個數字n,如果無法由少於n個小於n的數字相加而得,是謂「regular number」,例如1就是,但1無法由零個0相加而來,所以再多的0相加也不可能成1,所以「無」不可能生出「有」,然而,0=1+(-1)=2+(-2)=n+(-n)=0+0……,所以0可以變出一切!所以無中可以生有,但無中要生有,必須是二元對立觀,所以我說二元論是一切識覺的基礎,但我不認為J. Holt瞭解佛法的「無或空」,他很可能誤解「空」的涵義。
我很清楚這些比喻、邏輯或思維方式的框架,無助於我一生探索、感悟的「實在」,這些只是容易滑動的「指月之指」,但在一般溝通語言上可用,否則只能沉默地坐視人們思維的自我綁架、自縛。
0相當於「空、太極、阿賴耶識、靈魂、梵、阿特曼……」,太極生兩儀(註:兩儀一樣是0,只不過可以象徵-1+1、陰及陽、二元論的合體,此時,兩儀已經屬於「分別智、分別識」的基礎),然後演展成為無窮的萬象。
「空」絕非虛無、空無一切,而是一切的本體、本質,但無法言說,不可形容,它是「無分別智、無分別識」本身,藉0來象徵也只是假相。每當我看到、聽到「宗教師」信誓旦旦地在講述,要求其信眾「堅信」其「絕對真理」、「一真一切真」時,我就想笑!他們賣的「真理」治百病,可以吃、可以打包外賣。
近幾年來我一直在強調「觀音」就是介於01之間的剎那轉換的象徵,當然也是-1+1n-n之間的抽象之意。我說「觀音」不是神明、不是菩薩,又是神明也是菩薩(註:《金剛經》的「即非」弔詭。),任何人本來具足而不「有」,它是「觀」進靈魂或靈悟的「心音」的一種狀態,也就是起心動念之將起未起、將滅未滅的瞬間界面之謂,一面是分別識、是「無明」、是生滅法(現象);另一面是涅槃寂靜、空無自性,或一切胡說八道。
依據我們所有認知方式、思維途徑所能解釋的0,只能是虛無,永遠沒辦法體悟「禪」。所以「禪」有「宗」嗎?才怪!
話回俗世間(法界、現象界、分別識與智、一切認知及思維方式)。
學佛要斷煩惱、了生死?屁啦!是,也不是;非是,也非非是,因為這些思維方式都不可能「學」會啊!更要命的,誰叫你「學」?向本來就「有」的東西「學」個屁啊!哪來佛法啊?!而「悟」了又如何?不如何,沒什麼如何、如不何!
去看看六祖如何對世間法打屁!36對法?其實是「n對法」,+-0的舉例罷矣!
「了生死」當然是鬼話,生、死是不同的階段,世界上各種文化或世人都以生說死,所以死了什麼也沒有。「死」的「狀態」不可能以「生之樣相」去詮釋的!因為我們的「生」,是受制於形體、感官、識覺、大腦的框限下的一切展現或現象。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害死了無數人,當然我不能將中國沒有宗教的「罪孽」怪罪他,但他的確難辭其咎。
同學或朋友們,我必須在這門課之前先誠實地表達我對宗教信仰的基本看法,而自然就是宗教信仰(意識)最完滿的展現,也因而我常說我的信仰是自然。我所熟知的自然,是透過我四十多年一草一木盤點調查、觀察、生活與共的自然生態系。我與一般現代人對「自然」的感受、理解、領會真的差太大了,以致於在台灣,我是「百年孤寂」。我對宗教信仰的感悟,最多、最大的搖籃就是自然界中的摸索。自然是我的家,我的靈、魂與魄與之合體,或本無差別。
我沒寄望別人瞭解多少,「你無法在別人身上複製你所欠缺的東西」,我只作個前註。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於權能~(歌林多前書418-20)。

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評余英時先生之「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


陳玉峯

強權之下永遠有一批泛政治的假道學者,也永遠會有一些不信公義喚不回的清流。

今註:大約25年前,我40歲,看到「大師」余英時先生在報上大罵「台灣的知識分子」,當時似乎無人「敢於」駁斥,我忍無可忍,寫了這篇挑戰文,丟去刊載余文的聯合報,而石沉大海,於是改丟台灣時報副刊,連載二天,好像也無人回應。多年後,我再看到余先生的文章,「似乎」態度已然「改變」(我不敢明確地說,因為沒有詳細比對)。事隔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天無意間翻出,看完我年輕時代的「火力」及內容,有所感慨,也感到悲涼,因為現今的台灣「文化水準」又如何?!
不知今人有無耐心看完拙文,予以批判否?(2018.1.30
~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
作者註:這篇短文係針對19931225日余英時先生在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的大作「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作部分回應。此乃因筆者有感於體制內的「大牌」或「大老」級知識分子之直批台灣觀點,認為「少數知識分子拒絕認同中國文化,這種『曲學阿世』的風氣,將使人文研究在台灣根本無從開始」,恐有以偏概全、「曲學阿權」之虞,特為文作另一角度的詮釋,期待關懷台灣、心繫全球文化的有識之士,進一步深論此一當前困境的文化議題。
余文係依據余先生在中研院評議會上的「臨時發言」寫成的,劈頭直批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次評自然科學不思不想,三由西方對人文科學之從屬於自然科學的實證態度,轉變為異文化(或文明)之不可完全化約為通則化(相當於定律、原則),從而承認「差異性」、「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下」,延伸出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之必要。第四段則突轉至台灣人文研究的「泛政治化」,先舉美國文化之與歐陸文化的老幹、新枝說,認定台灣的知識界流動著「拒絕認同中國文化」的暗潮,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政治興趣,目的在於以學術支持其政治立場。
余文在沒有任何引證的情況下,突然神來一筆,直接指控「台灣的少數知識分子」「曲學阿世、媚世」,認定這些「媚世分子」的罪狀包括:切斷台灣文化史的中國源頭(相當於數典忘祖)、踐踏學術、敗壞政治、走群眾路線、不懂得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嚴守分際,從而引韋伯之講堂與政治之間存有鴻溝論,再度大罵這一小撮人的「黨見橫流」,義正詞嚴地主張:「讓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最後,余文強調「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之真正意義在於:「台灣不但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的創造」,因而台灣與中國文化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結尾還將台灣這一小撮人的抗爭觀點,暗喻為中共的階級鬥爭論,更且,除了此一硬貼標籤的陳述之外,再扣上「反和諧」的大帽子,因此,余文下結論:「……這樣看來,人文研究的提倡確是當務之急;我們不但要重建中國人文研究,而且也要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基本上,余文並非一篇具備推理貫串的「文章」,更非完整的「論文」,充其量只是一些個人化的感嘆與漫罵罷了,本來不值得撰文請益,但因大報特以焦點整理,且題目與文內小標充滿泛政治氣氛,靜待數天,未曾看見有人為文質疑,為恐當代台灣知識分子落入「曲學阿權」之嫌,人人得以置喙一、二,故摘要評述之,目的在於試圖引發更多的真正知識分子,挺身明辨此等議題,或可釐析當代若干盲點也未可知。
假設余文全文理念前後貫串,則筆者整理全文大意如下:「人文研究在台灣普遍不受重視,在欠缺人文通識的環境下,導致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不思不想。如今,西方人文學界早已擺脫研究的典範論、可化約論,中國學人亦應重拾研究的主體性,開創對世界人文研究的貢獻,不幸的是,台灣的人文研究『碰到了突如其來的人為障礙』,也就是一些『數典忘祖的台灣野心分子』,走上媚世的群眾路線,不知政治與學術應予二分分離,在行為上更採行中共的階級鬥爭方式,妖言惑眾。這批心懷不軌的陰謀,既不屑一顧中國的古典智慧,亦鄙棄西方的古典智慧,因而台灣的人文研究亟待提倡,用以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另一方面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綜觀這30年來,是誰在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
筆者認為余先生委實太抬舉這一小撮認同台灣的「媚世分子」,他們何德何能,如何擔當阻礙中國人文研究的「中流砥柱」?!余先生也未免太矮化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教化之功力了!要言之,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是事實,自然科學研究者不思不想也是眾人所首肯,但孰令致之?!誰是始作俑者?!誰人掌控此一文化發展的生死大計?!只有欠缺人文涵養的泛政治政權,才可能培養出如此的愚民成果;只有專制政客,才可能晉用不思不想的科技官僚;只有數十年的思想扼殺,才可能產生踐踏學術、敗壞政治的不幸事實。如今,余先生以宏觀大識的士林前輩,出口卻如此本末倒置,到底是誰泛政治化?!誰人曲學阿世?!況且,以余先生治學之嚴謹,卻輕易作河東獅吼狀,暴露出余先生對台灣草根意識之無知,徒以主流空洞的顯學自居,令人頗有「何不食肉糜」之嘆,以余先生之引顧炎武「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的大智大慧,何苦作此不思不學的「統派黨論」,又教人如何心服口服?!
其次,依據余文前後段順序,必須明辨的幾個議題或筆誤分述如下。
其一,余文前段明揭「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實以全部西方人文傳統為其背景,這已是一種現代人的常識,毋須多說」,筆者認為在當今台灣恰好相反,上述這句話不僅不是台灣的常識,也沒有共識,不僅需要多說、更要多做,講更刻薄些,余先生認定台灣自然科學界的不思不想者,其實就是「科技匠」,也就是說台灣沒有科學家,充其量只是「對少之又少的東西懂得多之又多的所謂專家,卻又是打不破自我中心的泛自卑情緒者,幾乎欠缺橫向思考及科際整合能力的專業工匠罷了。」
然而,造成這等「急功近利」的唯用主義現象背後,試問是何等科技政策在操控?什麼是台灣數十年的科技政策?到底台灣有沒有科技政策?我們的科學教育的內涵又是什麼?誰在研訂?為什麼余先生不願深究為何欠缺人文通識的根本原因?為什麼一個國家數十年的陳痾積弊,硬要諉過給「那一小撮台灣的知識分子」?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極不方便」的事實(見余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用以評價一個國家的科學水準,大抵透過下列十二要項去檢驗,即:1.科學哲學;2.科學史;3.科技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4.科技人員創造力與心理社會學;5.科際經濟學;6.科際潛力評價;7.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制訂及國家的科技立法、條例;8.科學技術預測與評價;9.技術轉移、擴散;10.科學技術執行單位對科研工作的管理與組織;11.科學技術國際合作及其政策與立法;以及12.案例調查,對具體科研規劃及項目的結果之社會分析與評價。試問台灣的科技主管大員,可提得出這些「常識」的具體內涵或台灣經驗?如此龐大的科技文化背景,台灣大抵長期闕如,又如何產生有思有想的科學家?難不成這樣的質疑也是「泛政治化」?!
其二,從余文小標題「文明是有意義實體,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可知,該小標是聯合報編輯「看不懂余文而胡亂寫的」,恰好扭曲了余先生的宏意,因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論,余先生強調的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不僅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之下,一些差異(或獨特性)毋寧才是重點特徵,因此,我們必須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筆者第一次看余文時,原以為余先生將循此線思路,提出人文社會科學在擺脫實證主義之後,有何精闢的研究方法或新見解,或至少以不同「文明」的「精闢差異性」為例,說明其不可化約性,從而楬櫫中國或台灣在人文研究的新突破。不意余先生卻突然踢到「人為障礙」,不分青紅皂白就直接指控台灣知識界,認定台灣的知識分子之拒絕認同於中國文化,就是充滿政治野心、媚世、踐踏學術!
該指控容後說明,在此先論「科學方法」。
單單從余文表面判斷,余先生對科學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蒙頓標準」的階段。所謂「蒙頓標準」(Mertonian norms)大抵是4050年代以前的科學典範,亦即傳統科學哲學所強調的五大標準:1.科學的群體化,科學是公共財;2.科學的普遍性(universalism),科學知識沒有特權,任何人皆可創造;3.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是中立的;4.科學是具有創新性,對未知的發現;5.科學的懷疑性,科學家對一切存疑。這套典範即原子彈尚未炸開前的天真想法,及至60年代,所謂科學家的科學與人類的科學的大對決論戰,科學的傳統典範逐次受到質疑,也就是自維也納學派之頑固的邏輯實證論,經PopperLakatosFeyerabend的大罵科學家,到kuhn之由科學的社會學,批判科學的不客觀性,以迄於今,舉凡科學研究者的基本涵養至少必須具備對科學的5個面向作分析,亦即科學研究的主題、科學方法、科學知識(以上為內在分析)、科學研究的動機及科學家(以上為外在分析或科學社會學),稍有受過科學哲學的思考訓練者,當不至於盲目地篤信科學的「聖潔」!何況激進者早已宣稱科學充滿政治性,有「好的科學」也有「壞的、惡的科學」,徵之核能、軍事、電腦、基因重組等等,到處可見科學之社會化、秘密化、軍事化、官僚化、政治化、特權化、金權化,故如反核者逕自宣稱:「為了操控像核能電廠如此龐大複雜的科技,政府不得不獨裁」,因而,為保護生態產生諸多的「有道德的做壞事」之破壞行為(ecosabotage),歐美各國甚或日本的政權並未以「叛亂」視之!更未提及所謂的政治野心、目的、泛政治論云云!其社會的總體人文傳統文化,早已發展出對待超越憲法、超越民俗民德乃至所有法規的違法(規、俗)行為,給予沒有偏見的容忍,亦即房龍的寬容(tolerence)說。所謂「漢學」,該檢討的大方大向,總不至於還掉落在西方的窠臼或糟粕之中吧!
也就是說,即令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論」,筆者實在不敢相信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依然只是「察覺應以文明為研究的單位」或「不能化約」的初階!如果余先生真正要探討如何「認真地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至少應尊重余文所強調的文明或文化「精緻的差異性」,則余先生能否略加重視台灣意識或那一小撮人的「差異性」?講難聽些,余先生是否具備「異文化對待的涵養」?還是只拿了「漢學的」、「中國的」或「沙文的」一把尺(典範),就要量遍世界各種文明的規格、標準?!即令這些大尺度的高談闊論按下,筆者想問,到底您余先生對台灣意識(文化)瞭解多少?難道僅憑藉在空中飛來飛去、憑藉政權賦予的特權偏見,就輕率地踐踏台灣的這股「暗潮」?台灣人講的「沒血沒眼淚的」,其斯之謂矣!(無認知,遑論對台灣有感情矣!)
於是,余文在此段落結束後,話鋒一轉,旋掉入國民黨的政治文宣,汩汩然滅頂矣,扯出了台灣曾創造「經濟奇蹟」云云。
其三,筆者想請教余先生何謂「奇蹟」?是「不該發生的發生了」?或「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如果台灣今日的經建謂之奇蹟,那日本、韓國就是「畸機」矣!余先生怎麼不去瞭解從4050年代以來,台灣人民胼手胝足、勤儉打拚的苦難奮鬥?更可悲者,余先生可曾瞭解台灣今日經濟畸蹟的背後,付出了崩山壞水、自然資源掠奪一空的土地悲劇之慘痛代價?!導致今後世代劫難方興未艾,透支了後代子孫的未來財,始得造就今日虛胖的經濟成果,余先生就不知道這是不當政策造下的孽?!
當然,這部分只是余文的細節,重要的是余先生所稱「台灣正在開創另一個政治奇蹟」,「不應僅滿足於做『以選票驕人』的『政治動物』,還必須努力成為有精神教養和道德意識的『文化人』。」余先生此言是否存有一些假定,假定原來台灣是野蠻的化外之地?從日本人接手的時候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否則余先生怎麼不去檢討,到底過往數十年來,台灣的社會規範是如何解體的?是何等的政治暴力扭曲、改變台灣人原有的人文精神與道德意識的?難不成又是那一小撮台灣人惹的禍?!何況余先生所言「以選票驕人」的政治成果,正是一批批台灣菁英,不畏強權、流血流淚、犧牲奮鬥所換取來的一點點暫時性成果,難不成這些政治成果,也是國民黨的「德政所賞賜」?!不幸的是,台灣好不容易建立了政治的力量,也就是選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卻在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終極即司法)兩大層面慘遭淪喪的重大危機,再請教余先生,孰令致之?!
余先生完全忽略台灣人、台灣意識發展的歷史背景,一股腦兒的把文化的不幸,諉過給災禍的受難人?!試問是誰在媚權、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與思辨的良知?!更直接些,到底是誰在敗壞政治?!到底誰人沒有天良啊?!筆者在前述「余先生太抬舉台灣知識分子、太矮化國民黨政治或教化之功」的意義在此。
其四,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就如同「美國人承認他們的人文源頭在歐洲」;然而,台灣文化也未嘗不是荷蘭、日本、歐美普遍性世界文明混合有機變動體,重點不在於比例、分量多寡,而繫於論者承不承認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不是童養媳,不是附屬於某種沙文的邊陲,台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新枝,是人類文明的新枝,當然余先生可以宣稱是中國的新枝,但不是「
那個大」的問題,而是余先生所謂的「不可化約性」,不可放置在統一於普遍模式之下的問題!
美國是西方文化的新枝,更是世界人類文明目前的優勢,然而,美國醞釀獨立乃至新興國家的過程中,不也充滿老幹、新枝的爭辯,但不知有無激烈「數典忘祖」的指控?可記得愛默生在1737年,於哈佛發表一場專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呼籲美國人擺脫歐洲情結,走出英國陰影,自創文化品牌」(李爽學,中時人間125日),但不知愛默生當年有無被批鬥為黨見橫流?是否媚世地走群眾路線?或是磊磊落落直指曠世遠見乎?
余文雖在後段聲稱老幹、新枝之說並無任何以大陸壓台灣的用意,但已屬畫蛇添足,因為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解釋此一新枝「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創造」,筆者既不敢同意,也未能否認,問題是這句話的前半段應丟給兩岸或世界的中國通去傷腦筋,但後半段的「新創造」到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東西兩大洋)為體、中學為用」?還是台灣自主性產生的「精緻差異性」,至少應得經由心血相連、生死與共的認同台灣的任何人民,包括知識分子來認定。
其五,余先生之大罵台灣知識分子的唯一較具體的罪證是「拒絕認同中國文化,以各種說詞論證台灣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因此,余先生罵這些人為「曲學阿世」,以及「媚世」,其後段接著說「今天是走群眾路線的時代,媚世之風尤盛」,稍後卻又補充說「也許泛政治化,現在還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夥同上一個筆者討論的議題,隱隱約約反映余先生並不甚瞭解台灣的知識分子,遑論草根的台灣意識?!余先生何必在痛罵人家一頓之後,婦人之仁地加上一筆但書,最後三段卻又不甘願地,再亂扣階級鬥爭的大帽子呢?!尤其到最後,這批台灣知識分子既非東也非西,既非古亦非今,只是亂反一通,簡直是成了ET嘛?!筆者實在搞不懂「中國」的「道統」就是如余先生如此咒罵的風範乎?!只因為余先生所引證的「不認同」?!據筆者土生土長40年的體會、瞭解與關注,似乎具備強烈台灣意識的台灣知識分子,並不盡然如余先生所指控!正巧相反,他們不但溯源追長,努力地拼湊被政治力漂白的,空白的歷史記憶,如何切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才是最大的難題矣!事實上,另存有一套可以徹底切斷台灣藕斷絲連的理論,依據該理論,台灣人民可以心安理得地獨立自主,無庸擔心斷了17世紀以前的中國源頭,將有何無以為繼的困境?但此非本文旨趣。
其六,政治與學術之間是否存有清清楚楚的界線,或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自存有廣泛的灰色地帶,其爭議性頗多。筆者在感佩余先生自許的高風亮節之餘,尚存若干疑慮,例如余先生1211日在中研院的發言,以迄這篇大作(余文),是否亦可歸類為您筆下的「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遙相呼應,不即不離的關係」?至於「學生不應把政治帶進講堂……老師也不應在講堂以學術方式關心政治……」等等講堂中的「政治問題」,筆者建議丟給政治系的學生作專題討論用,相信文教界想要討論此等議題的人亦必不在少數,在此不擬置喙。筆者雖然同意余文說「我們沒有必要再為學術研究的泛政治化推波助瀾」(筆者將似乎兩字刪掉),但「在容忍異己的原則下,讓政治歸於政治,學術歸於學術,豈不是一條寬敞大路嗎?」,亦正是筆者在細論二裡,舉學科學哲學之典範議題,探討這等「天真純淨」的二分法之可笑,或至少,余文僅舉韋伯及顧炎武,就能化約出「不方便」的典範乎?!余文所謂的「容忍異己」只不過是小格局的「不同黨見」,並非「寬容」大義,難道余先生如此篤信台灣早已步上民主化的康莊大道,準此「不方便」的大原則即可進臻文化泱泱大國?畢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必須透過具體事務來驗證,絕非「臭老九」一付身肩天下為己任所能概括!

余文罵街似的從泛政治暗潮,經曲學阿世、媚世、以選票驕人,以迄好老師要講「極不方便」的事實,究竟余先生是要罵誰?或只是書書空咄咄畫咻?硬要猜,依余文框限這一小撮知識分子的條件,倒甚嚴苛,其必須是搞學術的知識分子、教員或教授、走群眾路線、不認同中國文化、在課堂上談黨見、有政治目的,如此才能符合余先生的「文明罵」;然而,試問余先生,這一小撮人如此窮凶惡極、如此使台灣無從進行人文研究,則國民黨數十年的文字獄、白色恐怖的泛政治行止中,您余先生曾進行何等口誅筆伐?其激烈的程度較之本文(余文)如何?即謀單于何?!
其七,余文末三段談和諧與抗爭,筆者相信那一小撮知識分子必然舉雙手贊成「和諧之為文化價值」;然而,如果他們進行抗爭,其目的似乎也「不是為了抗爭本身的不斷擴大和升高」!為何余先生憑何法眼直斷這批人是「為抗爭而抗爭,為反對而反對」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惡棍乎?!這等邏輯也未免太法西斯!但這是余先生個人的問題,筆者在此要探討的是「抗爭」本身,以及請教余先生對台灣的「抗爭」知多少?!

姑不論「抗爭」是否只是余文所稱,「遭受種種不平待遇,因而傾向抗爭」、「物不得其平則鳴」,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事實上抗爭實乃起因於人類文化制度之漏洞百出,起因於典章體制的有限性與野蠻不完美,抗爭者堅信人類仍持續朝向更好、更有理性的未來邁進,不合作主義者的倫理依據更是奠基在「後果論的考慮」(consequential consideration),請教余先生,您敢斷定台灣知識分子或歷來的抗爭實例,皆是您筆下的無賴之徒?或只為了一己之私、被壓迫的事實而抗爭?!否則憑什麼您可舉階級鬥爭來影射台灣悲劇下的抗爭史?!如果余文不是這個意思,則理應向社會解釋清楚,或乾脆請您舉人、舉事直接明批,如此而避免流彈四射,一付罵盡認同台灣、不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囂張模樣!亦不必欲罵還止、欲蓋彌彰!
以上但就全文宏旨及若干細節、議題作質疑與批判,尚待余先生大德大量指正。無論如何,放棄對台灣最大惡源的批評,盡找些微不足道的替死鬼謾罵一番,委實有失公道。再則,余先生對台灣文化、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的複雜成分,顯然無知,加上行文前後義理不清,理當接受各方辯證,故筆者不揣冒昧,公開請益於余先生,願余先生以大是大非答辯之。

民國8316日 台灣時報

2018年1月26日 星期五

【「陳師孟委員」的旁註】

陳玉峯


陳師孟教授就任監委之前所說的話,其實只是糾舉偏執於意識、黨派,違反司法正義的人員,且其有具體不良的案例者,一項設置監察院本來的功能之一而已,只不過這樣的敘述了無語言、文字的戲劇效應,欠缺傳媒「興趣」。
正義是沒有顏色的,只問偏頗與否。DPP全面執政了,依人性常態分布,很快地出現「辦異不辦同」的司法人員也會是「正常」現象,而且,此間蘊含龐雜權力、利益的派系鬥爭,過往誠然是所謂的「辦綠不辦藍」的大有人在,但今後我更擔憂循私偏頗的狀況或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社會整體的氛圍、價值典範的蕩然不存狀況下,如何在社會全方位重建公義的風氣,毋寧才是更大的挑戰。
責難、非議陳師孟教授、委員的人,大抵或是特定意識型態的「尋常」反應,當然網路上我也看過有些持平之論。無論如何,一些如《莊子》所謂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等,「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的泡沫戲論,只是茶餘飯後無濟於事的情緒反應,我關切的是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對於「公正、正義、道德、良心、善惡、習俗、倫理……」永無止境的辨證、駁斥與弔詭,隨著時空、尺度或範圍、無窮的個案,而永遠不會有「定論」!
簡化地說,特定時空、族群、社會、國家的範疇內,在所謂的情、理、法的最大公約數上,賦予更高的公正、寬容、智慧與遠見的處理,毋寧才是台灣今後應予投注的方向,包括轉型正義。
是的,公正、公義是有大有小,有直接有間接,有迂迴複雜多層的動態關係,有種種掛一漏萬的「理論」、「學說」、「主張」,更有龐多抽象而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概念遊戲,這些大抵不是陳師孟委員話中之所指。
陳委員只針對無論從哪一面向常態事實檢驗,都明明是假借司法公器,行政治迫害、利益傾軋、黨派鬥爭下的案例,絕大多數正常人一目了然的惡質構陷,偏偏「體制」、若干權勢卻睜眼說瞎話,或昧於特定考量,蓄意擱置、另作盤算、遺忘、打高空……等等,或說,為社會上常識都可判斷是大有爭議,或顯著偏頗的案例打抱不平而已。
柏拉圖時代的雅典,對待弱小城邦都是無情的帝國主義行徑,價值觀是冷酷的「無道德主義」,柏拉圖寫出的對話中,包括「力量就是正義(一把權力優於一袋正義)」他藉著詭辯家圖拉斯馬克反駁蘇格拉底的話說:
「……人民之所以指責不公正,只是由於自己不願意受到痛苦,而不是出自良心,只要事情與自己無關,便寧願少管閒事。」
或藉另位詭辯家的口吻說,「道德」是弱者為削減強者的力量而發明的工具,「他們之所以稱讚正義,乃因為是懦夫!」
雅典的使者在處理城邦之間的事務時說:「……所謂正義,只在力量均等的二者之間才成為問題。強者恆可為所欲為,弱者則忍受必須忍受的一切。」
2,400多年來,力量與道德孰強孰弱?試看今天中國對台灣、世界各國或強弱族群之間的關係好轉了多少?掠食者與草食動物之間,有沒有「正義」可言?爪牙與良心都是演化的產物,人類還是野蠻得很,而工技的發展速率超快,人性的正向演化太過緩慢,蔡英文總統在某些狀況下的話語,不也不經意地流露出2,400多年前的痕跡?
柏拉圖或蘇格拉底從來沒有明確表述過對正義的定義,只說是「社會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只把正義、公正、道德等,當成社會的一部分制度來討論。
當一些台灣人天真地以為換個政黨統治,公正、正義就會從天而降?這是痴人夢囈。任何掌權者最容易向「力量」靠攏,利用「公權」鞏固「權力、利益」,從來都是人性很大的一部分啊!
試問2,300萬台灣人民有幾位「陳師孟委員」?而司法能否像把天平,端視社會整體價值觀的傾斜程度;司法頻常向權勢靠攏,因為都是人在做的啊!司法要相對公正,還是得要總體人民無私、客觀、誠實、正向力量在比例上的提升。

「正義」千萬不宜用情緒去鼓舞,而是儘可能無私且從長遠時空的「後果論」去加持。「其就義若渴者,其棄義若熱」,我擔心強烈支持或反對陳師孟委員的二元對立,毋寧是對台灣今後的隱憂。熱愛、支持陳委員的人士,如果可藉陳委員的秉公,鼓舞自己的行為,更客觀、更公正、更正義地承擔公民的責任,則將是台灣的福氣!

2018年1月21日 星期日

【天邪眼!】

陳玉峯

科技凌駕人性的結果,人已失去自己的發聲權(陳來興 畫)

過往說科技反應或來自人性,如今科技早已霸凌人性、腐蝕且入侵人格的完整性,甚至於在破壞正面人性,分解人的尊嚴,剝奪自由意志的選擇權!更關鍵地說,科技早已在左右人種的演化,從生理、心理到靈性,全面滲透、穿刺。
1980年代我們研讀、談論科學哲學,批判科學充滿政治性、政治化,科學不僅存有嚴重的「性別化」,科學普見是特定社會化、秘密化、軍事化、官僚化、特權化、金權(錢)化、恐怖化,有「好的」科學,更有「壞的、邪惡的」科學,我們嘲諷1940-50年代的「蒙頓標準(Mertonian norms)」,說什麼科學是自由化、科學是中立的、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是創新的……,一些天真故作無知的科學論,偏偏台灣始終停滯在此等「神話」之中,迄今還在自欺欺人。
大約從阿諾的《魔鬼終結者》以降,西方電影從各種面向,以所謂的科幻片,反思科學、科技之反噬人類、人性者,不可勝數。所謂的「真實」、記憶、情感、感官識覺等等,「只不過是大腦的化學反應而已,科技可以改變、創造它們」,以此出發,編杜種種離奇的劇情,反正最後通常是以最籠統、宗教式的普世人性「愛」、「獻身」等,來瓦解各式各樣的危機。也就是說,標準模式正是以《浮士德》的主旨,戰勝科技的胡作非為。
戲劇歸戲劇,現實人生呢?有些部分固然不然,有些部分早已有過之而無不及!「文明人」往往被「大數據」所統治,平均值是「政治正確性」(平均值絕非真理!),負面群性凌駕一切;多元差異性喊得滿天震響,實質上邁向將所有的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然後,空中畫大餅,描繪人類的遠景在外太空,而持續破壞生界、摧毀地球生態系。究竟3個世紀以來的科技是「文明」,還是「文暗」、「文墨」?!
《國家地理》雜誌195期「替我」寫出了近230年來對科技最大的「不滿」之一,奧威爾名作《1984》的警語:「老大哥正盯著你」完全成真!如今,只要「老大哥」要「分解你」,你的數以千、萬、億筆的資訊,瞬間整合成徹底「透明」的你,從內、外在生理結構、形態、慣習、舉止、生活的一切,乃至於價值觀、選擇傾向的概率,都可替你決定!
現今的人類近乎全然沒有隱私權,我只能告訴學生,一旦使用手機,你就完全沒有祕密。即令你要過「原始人」的生活,一樣難逃從外太空到街頭密麻監視器「天眼」的穿透!

1980年代弱勢運動者的電話,偶而可聽見錄音帶結束後的「叩!叩!叩!」聲,到近年來,只要我辦活動,就常碰到無法通訊的狀況!誰可以告訴我,我們的「老大哥」是誰?誰在操控天邪眼、天邪網?!是人、鬼……,還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