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 星期五

蟑螂與蚊子~黑心油花邊



陳玉峯

新近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某份研究報告宣稱,使用葡萄糖當誘餌的殺蟑螂藥物,在一段時時程之後,誘發該地的德國蟑螂突變,德國蟑螂的神經元發展出一遇到葡萄糖,立即懂得逃避,且這類突變的族群,數量越來越多。

不只蟑螂,長期在牆壁上噴灑殺蟲劑的結果,「導致瘧蚊改變棲息習慣,如今牠們已經喜歡停在天花板或外牆上了」。

諸如此類的研究或成果,都與古老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因為工廠排放黑煙,薰黑了原本白色的樹皮,導致停佇其上的白蛾,明顯突出,因而被捕食者大量掠殺,反之,突變為黑色的蛾族群,因棲地已改變為黑色而得到庇蔭,從而繁延增加,以致於工業革命之後,白蛾變成黑蛾。此例證正是過往教科書上,用來說明達爾文演化理論的「最佳範例」,但也有人駁斥其乃造假之說。

事實上,上述說法或遣詞用字都不精確,而有違於達爾文演化論的精義。

使用葡萄糖誘餌的殺蟑劑、牆壁上噴灑殺蟲劑等,並沒有「誘發」德國蟑螂突變,也沒有導致瘧蚊改變棲息的習慣。要知,基因的突變並沒有方向性,突變是逢機的;演化論是分成兩大階段的,有了逢機且無特定發展方向的突變,加上後來環境條件變化所導致的選擇(天擇或人擇),才賦予族群發展的方向性或傾向、趨勢。

因此,不能說使用葡萄糖誘餌誘發或者造成突變,也不能說使用殺蟲劑噴牆壁改變了瘧蚊的停佇習性,而是,嗜停牆壁的瘧蚊被殺光了,逢機突變產生的嗜停天花板或外牆的瘧蚊由是而數量增多;是因人類使用葡萄糖誘餌殺蟑劑,殺掉大部份嗜吃葡萄糖誘餌的蟑螂,讓出了棲地或食物,引致突變族群(反葡萄糖者)趁機大量繁延。

然而,以上所有說法,絕非自然界的「完整事實」或「真理」,真相遠比上述解釋更複雜多了;真實的變數龐多,演化論只是單純、化約地,說出目前人類理性所能接受的相對「圓滿」的解釋罷了。生命並不違反物化定律與邏輯,但生命遠比人類的物化真理更複雜,人智目前仍然參不透。

目前的研究結果如果可為科學界所接受,則不必做研究,只憑觀察、感受,我也可以宣稱,台中的蚊子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氣溫大幅上下振盪,導致台中多種蚊子的生活史縮短,不到一、二天時程即可孵化、蛻變成蚊;台北的蒼蠅因為大量噴殺、打殺等人為撲滅,演化出刁鑽飛快的新族群,等等,或諸如此類輕率、不究竟的「偽科學」之辭。

再類推,人類社會的世代風氣、價值觀亦然。黑心油、毒澱粉、塑化劑等等現代化工魔術的演化,其來有自。早期農業時代,窮困人們遇有病死豬禽,不忍丟棄,以高溫、重調味烹調,勉強吃食,還分享左右鄰居,筆者小時後偶而會吃到鄰居贈送的此類肉品,但母親總是排斥之。

而在KMT「好話講盡、壞事做絕」、「事看誰辦、法看誰犯」的領導風格下,台灣社會漸次由日治時代不說謊話、耿直行事、不可做否事誌的民風,蛻變為現今諸多「黑心人種」,或各階層的「骯髒權貴、“特種”行業」。

毫無疑問,KMT、日本軍國的施政或風格,就是葡萄糖殺蟑劑、噴牆(行為)殺蟲劑,他們擔任天擇、人擇的導向機制。許多台灣人「相當於」昆蟲眾生界,善類在反淘汰的管控下,數量優勢漸降;惡類族群則暴增。

於是,反映在現象界,配合工技發展、化工神技,在食品牟利面向,漸次由餿水油時代,演化出多氯聯苯、戴奧辛時代,進臻現今龐雜的黑心食物。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迄今,人類創造或提煉出的化學物質,光是歐盟列管有案的就超過10萬種,其中,經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指證,可能影響人體荷爾蒙的化學物質大約8百種,遍佈於食、衣、住、行的天羅地網,而台灣目前僅只列管302種;有人估計,台灣流通的化學物質約79千多種,有誰清楚哪些化物對人體無害?這些鋪天蓋地的「殺手」,構成我們生活的環境,加上直接吃下肚的,難以估計的化物,即令完全忠誠於法規,也難逃於毒汙,遑論越來越多的「大統」毒品泛濫!!

一個緲小的案例:雪山369山莊的酒紅朱雀,長期啄食登山客丟出的廚餘,導致鳥喙長出黑點、硬塊及黴菌,被毒死的更不知凡幾!

從演化論的邏輯推衍,要改變當今社會的龐多毒汙,最佳辦法就是換政權,且得經過數十年的風氣導正,才可能有差強人意的根本性變革!

書寫至此,突然接到聯合報記者來電問,該報今年度的選字,要筆者舉一個字作代表,我只好說:「假」,最足以象徵台灣今年的現象界。從9月罵王的嘴臉,到105次握手,以及黑心油的爆發(註:冰山一小小小角),上、下徹底是「假」!

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過身


過  身

陳玉峯
 

躺在床上的父親跟我們示意,
大姊跟我一左一右挨過去。

我握著父親左手,一股冰冷寒氣泌心。

然後,我們凝視著父親安詳的臉,彷彿有股靈氣泛起而消褪,如同海灘上潮水上湧後,迅速隱沒在沙灘,了無痕跡。

父親過身了!

生死交替與日夜交接,灘地的潮來與潮去,一樣地自然而無踪無跡。

1991年春父親逝世,我不在身旁。

20131022日清晨,夢中,父親讓我彌補了這一段;八千二百多個日子之後,父親幫我銜接生、死橋樑,了却了無縫接軌,彷彿無門關的關門大開,示現了走過身軀的一幕。

我相信,來去、生死、二元妄相已然合一。

2013年10月23日 星期三

觀音佛祖─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觀音法理或原理 6/10

陳玉峯

四、觀音法理或原理
全球不同人種、族群自有其天演及歷史歧異的境遇,從而產生天差地別的宗教、信仰的不同形式與內涵。然而,所有宗教的修行,可以說無一不是要成為「觀音」為其究竟目標,只因形式、方法有別,根器有異,而有龐多宗教、宗派、法門等等分歧。
 
而印度自紀元前後以降的大乘佛教,乃至東傳中國在地化、本土化之後,所謂「般若門」的終極目標,客觀地說,乃濃縮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敘述的項目之實踐,從而「究竟涅槃」,也就是將人心所有「分別意識」的作用,完全停息下來,且在這樣的場合中,我們感受、接收靈界心音的「收音機構」就會啟動收音作用,同樣地,也可發出傳輸作用。相對的,就主觀而論,即《金剛經》中的兩大義理,也就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謂四相的否定,加上「即非」詭辭(paradox)的否定與肯定,或矛盾的再否定。同樣地,《金剛經》只是從主觀角度去消除人心的「分別意識」,從而打開自心的「收音機」罷了。
 
所謂學佛、禪修,正是舉修行的人的全部心靈活動,集中在此一「觀音」的究竟目標,要求自己與靈界妙音打成一片,完全密合且創化之謂。依筆者個人感受,所謂觀音,正是消除二元對立的分別意識,又有辦法切入人們的分別意識,從而誘發其自覺(消除分別意識)的法門之一。
 
然而,《心經》與《金剛經》等對一般人來說「太冷峻」,世間沒幾個六祖慧能一聽就悟;世人需要溫暖、簡單些的方便法門,而觀音法理可以提供不等通俗程度的版本,因而蔚為草根、俗民所歡迎。以下,先由深往淺簡介。
觀音法理大抵以《法華經》及《楞嚴經》為依歸。
《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的「妙音菩薩品」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重點。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記載:「……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
 
而「妙音」指的就是上述靈界之音。當「妙音」被某個人感受到,而此人對其「環境」發生「轉播」、「反映」的作用時,這個人就變成「觀世音菩薩」。要成為「觀世音菩薩」的修養方法或訓練方法,就寫在「妙音菩薩品」當中。
《楞嚴經》卷六則藉觀世音菩薩的體驗談的形式,解說觀世音的修養或訓練法,是以「觀世音佛」與「觀世音菩薩」的關係來說明的。反正究竟目標都是要消除分別意識、締聽靈界妙音。
 
無論《法華經》的三十三應現,或《楞嚴經》的三十二應現,都是提出「妙音波動」在人類社會作用的象徵性說明。其等,最最重大的「應現的論理」,正是「觀音」的核心「理論」或「論理」:
「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法華經》)
「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楞嚴經》)
以現在的話語來說明:「一個人內心的狀態,不論處於什麼樣的情況,妙音的作用,會使那個人在『環境』中看出他自己的心象的反照,用以糾正自己的心,使其逐漸接近感受最高級的『妙音』」
例如,我認為有朋友對我不忠,也就是我的意識中藏有對朋友不忠的經驗記憶,這個心象投映於「對我不忠的朋友」,而以具體對我不忠的行為,來對我「說法」,要我懺悔掉這個心象,如此才能接近於感受福音、妙音。像這樣的繁多例子,無論處境好壞,都是無形的妙音之作用。
 
就筆者而言,「觀音論理」避開討論或思考「空無自性」的直接議題,藉諸所有心象活動,包括正負緣,反求諸己,要求自己在內心消失掉任何差別、分別意識,是心性實修的絕佳途徑。任何起心動念,「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直逼根本處的清朗。筆者視觀音即般若法門在宗教哲學面向的本質,也幾乎是台灣常民性格的基本特徵。
 
然而,宗教之所以為宗教,有別於科學、哲學、任何學科或學問者,在於其超自然的面向,或神祕主義式的特殊經驗。因此,佛教之能在中國本土化,形成常民的宗教,應現觀音的出現才是重點指標之一。
 
何謂「應現觀音」?如前述,求道者想要「觀音」,只有到達他發生感受「妙音」的狀況或能力,或得以跟妙音打成一片之際,這個求道者就變成「應現觀音」,而且,常民通常並無思考到什麼妙不妙音,而只在乎超自然現象的「出現」。以下介紹幾個「應現觀音」的例子:
1.      延命觀音
北魏天平年間(534~537年),有位叫做高皇(或高王)的軍人,他信仰觀音。當他被行刑前,觀音在夢中傳授他十句話(《延命十句觀音經》),讓他把定信心,以致於在劊子手刀下,竟然發生刀斬不了頸的奇蹟,救他於九死一生,從而傳誦開來。2012年5月20日聯合報半版大廣告以「高王觀世音真經」為題,還在招募信眾做「超度大法會」!
 
2. 蛤蜊觀音
唐文宗(827~840年在位)喜歡吃蛤蜊,因而沿海的官吏必須老遠運送海產到內陸,可謂勞民傷財。有天,文宗要吃的蛤蜊有一粒始終打不開,文宗覺得很奇怪,於是燃香祭禱。突然,蛤蜊變身為菩薩形出現,從而諫止了文宗的勞民傷財。
 
3. 馬郎婦觀音
發生在817年陝西省金沙灘的故事。女主角聰明貌美,追求者不計其數。女主角訂出競賽第一關:一夜之間能夠背誦「普門品」的人,結果有20人合格;第二關:一夜間可以背誦出《金剛經》,仍有10個人通過考試;第三關則要求3晝夜背出《法華經》,只有一個姓馬的青年及格。然而,女主角却在被迎娶到馬家時猝死。隔幾天出現了一位老僧來指示,開棺一看,屍體已變成一具黃金的鎻骨。這故事是說,為了要教化金沙灘的人,觀音應現為美女,且藉此方便,讓該地年輕人從誦經而入理。
其實這故事實乃脫胎自《佛說月上女經》,只是方法略有不同而已。
 
4. 媽祖林默娘─身穿道袍的應現觀音
媽祖之為應現觀音的故事最是曲折離奇。這個神話無疑是禪師們的創作,時程歷經約千年,且明確地係受到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詔令天下改佛為道的政令影響,應現觀音媽祖的神話遂在形式上改編為道教,且在隨後漫長的時代變遷中,並沒將道袍、道冠脫下而還原,更因鄭成功據台抗清,其叛將施琅平台,祭起媽祖信仰以教佐政、監視台灣,因而盛行迄今,形成台灣宗教哲思的隱藏性寄蘊,或台灣最大宗的隱性文化。
 
總的說,台灣媽祖信仰中,媽祖《天妃誕降本傳》的結構,乃「藉儒教崇祖的手筆,披上道教民間信仰的外衣,包藏禪的居士門的法脈,再加以鄉土出身者嫻雅、文靜、幽怨的故事,合糅創作出來的宗教藝術。」換句話說,媽祖信仰即居士門的在家禪、生活禪,以普門、普遍、普通、普現於家家戶戶的觀音來呈現。其若干重點辨明容後引述,但其底蘊或法脈先引如下:
台灣宗教哲思的脈流及其創發人,「可上溯至唐朝元和年間(約806-820年)龜洋無了禪師所傳下的馬祖道一禪門風。而馬祖禪之在福建,首因無了的繼承者慧忠禪師得法於青原系的石頭禪,以及遭遇唐武宗『會昌廢佛』的壓迫,繼之有雪峯義存一派的活耀,以及曹山本寂的影響,種下了趨向於傳統玄學的因素」。
 
5. 大甲貞節媽林春娘─台灣應現觀音之一
台中大安中庄村的貧農林光輝的女兒林春娘,1788年生,七歲時被以「童養媳」身份送給大甲鎮余家,而林家、余家皆是媽祖信仰的虔誠信徒。阿春自幼遭逢「生離」之苦,而由媽祖故事啟發,且從事「紡績」工作。不料,她12歲之際,未來的夫君却溺死,她,集結了生離死別的「無常」苦,從而產生堅定的信仰。
 
阿春的生父以家庭經濟已改善,且未來女婿已亡故,想接阿春回家,阿春却以養父臥病為由拒絕;養父逝世後,則以奉侍養母為由,再度拒回生父家,生、養雙家及鄰居稍加勸解,她就手執剪刀作勢自戕。自此,她不婚,與養母相依為命。
 
養母患了眼疾而兩眼失明,阿春去媽祖廟祈禱「爐丹」作藥,以她的舌頭,舔拭養母雙眼的汙膏,竟然治癒了養母的眼疾。在治療養母的過程中,因三餐不繼,她節縮自己的食量,使養母足餐。事被養母知悉,婆媳相擁痛哭。然而,信仰的力量讓阿春渡過各式各樣的災厄、難關,終於生活漸有餘裕。因此,為了後嗣,婆媳自余氏族中領養一男孩,且在其長大後迎娶巫氏為媳。
 
後來養母又患了「拘攣」之疾,臥倒床褥。阿春為其「沐浴浣濯飲食」全副照料。及其死後,阿春「哀毀逾禮」。更悲慘的是,養子又短命夭折。阿春遂與媳婦相依為命。
阿春的媽祖信仰讓她在歷經人世折磨中,腳踏實地工作,且以同理心樂善助人而不求任何回報。1833年(道光13年),地方官署以阿春「聖女」行徑,報請上司在大甲城南門外建立石坊予以表揚,此時阿春55歲。
 
1862年戴萬生反清,大甲水源被切斷,城中居民斷水。近85歲的阿春走進媽祖廟祈雨。在旱季裏,城內竟然降了場大雨,救了居民。在戴萬生圍攻大甲期間,阿春祈雨三次,三次全然應驗。1864年2月,阿春以86歲高齡,無病端坐床上而逝。
大甲居民感念阿春德性與靈驗,雕塑了一尊「貞節媽」奉祀於媽祖廟。若有天旱,則請出「貞節媽」替他們乞雨。據說迄今無不應驗。
 
6.當今應現媽祖或觀音
筆者所要強調者,四百年來台灣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應現媽祖或觀音,她們都是台灣二次、三次、多次的應現者,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名不見經傳,沒有「語錄」、沒有「奇跡」,最是平凡與單純樸素,現今亦然。
 
如上舉例,或可略見印度佛教如何中國化、閩南化,乃至台灣在地化。因為,宗教信仰的本質或精義,乃在信仰者將他全副身心或其全部的存在,朝向他所信仰的對象同化,例如他信仰的若是基督宗教,也就是他做為一個人的全部,以朝向基督的精神、人格(神格)、行為或內涵逼近,期能成為基督本身為依歸。簡單地說,他信仰媽祖,等同於他以成為媽祖為其終極目標,等等。更且,一個宗教之在特定人種族群或地區在地化,或真正落地生根,其判斷的標準,或該宗教信仰的成果,端視該族群、地區等有無產生該宗教「應現的人格」而定。講句俗話,某宗教進入某地區,有沒有產生該宗教在該地的神明,或神格化的人,或該地人格化的神?若有且眾多,代表該宗教在該地(族群)愈發成功。
 
上述應現觀音,在中國先是產生夢幻式的應現,例如「延命觀音」、「蛤蜊觀音」等,也就是對人發生超自然現象的靈驗,接著,由特定人士編撰出各地人的靈驗故事,用來表述觀音之教化人心;而媽祖林默娘的宋代以降的神話故事,應現觀音已完成人格化,甚至後世人相信真有林默娘其人;乃至於台灣大甲的林春娘,以聖潔或童貞村姑的真人實事,彰顯出《維摩詰所說經》所述:「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的居士禪菁華精神,但她連阿彌陀佛似都不曾稱念,只以恆不退轉的「水牯牛」、「山下去」,或投身十丈紅塵而了無蹤跡,示現了無我、大愛的人格;她的生活整體,就是「現身說法」,禪除掉「自我」,而不需披剃、袈裟,不用戴冠穿袍。至於現今台灣到處存在的小小尊應現觀音,已經「禪除掉」宗教形式,例如陳樹菊等千千萬萬草根人士,陳樹菊只是很不幸地被人彰顯出來而已!近來筆者書寫《台灣人》,如許淑蓮女士等,正是無禪、無宗、無派、無形、無式的水牛典範之一。
 
總而言之,台灣由古迄今,以媽祖(應現觀音)、觀音佛祖(本體觀音)為底蘊的宗教信仰,由神蹟、靈驗,到近代以降無形無式、無奇蹟的活生生今人,真正磨頂放踵、衣被群生,却無花俏的宗教語言或無宗無教,只在言行、呼吸之間利益眾生,殆即筆者心目中真真正正的台灣文化、精神與人格的特徵,而且,其乃如假包換的,禪門的應現觀音。
【……未完,閱讀(下一頁)】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報馬仔~談台灣的隱性文化 (上)

陳玉峯


  春節前,2011131日,昭慧法師、性廣法師來台中探望我,她們隨手捎來一罐糖,裏面一包「金光豆」(花生外裹一層糖衣,有白及粉紅兩顏色)、一包花生飴(很像新港飴,差別在於主材料新港飴用麵粉,前者使用太白粉),是某政治人物送給昭慧法師,而她轉送給我。

    該花生飴在日治時代的名稱叫「北港飴」,是清代以降拜神的糖果。有意思的是這包糖的塑膠袋上的圖案,正是我故鄉北港媽祖廟,每年農曆31920日,媽祖遶境遊行隊伍中,以銅鑼聲預告信徒媽祖聖駕(神轎)即將到來的「報馬仔」。

    我說「有意思的是」報馬仔的圖案,它解說了全身裝扮飾物的象徵意義如下。

    扮演報馬仔的人身穿唐衫褲,頭戴「紅纓帽」,象徵「嚴守崗位、認清本分」;戴「眼鏡」,意即「明辨是非」、「辨忠奸」;他得留有八字型的「燕尾鬚」(上唇的鬍子),代表「言而有信」、「不妄語」;左肩扛著一根長扁擔,左手抓住前端以固定,前端下繫一「銅鑼」,河洛話諧音「重勞」,代表「勞心勞力」、「勞苦挑重擔」;左腳褲管摺起,腳ㄚ穿破襪,小腿下前方貼著三塊狗皮藥膏,「蓋住傷疤」,象徵著最最隱晦不明的某種事件、東西,是謂「天知、地知、我知」。

    報馬仔肩上右後方的扁擔端,上綁著一把「長傘」,意在勸世人「長善」、「永遠做好事」;下繫一把韭菜、一隻豬腳及一個錫做的酒壺。「韭菜」代表「長長久久」,「豬腳」意即「知足」,「錫製酒壺」象徵要人「惜福」;右手拿著敲鑼棒,這是報馬仔的工作或任務,告知世人媽祖來了;腰間繫了一根「旱菸管」及一個「菸草袋」,前者代表「感恩」;後者意為「代代相傳」;而右足打赤腳,象徵「腳踏實地」。
    容或各家解釋會有小差異,但基本的含意殆如上。

    這些以物體寓意的手法包括:諧音聯想(北京話「燕尾鬚」三個字推演為四個字的「言而有信」;河洛話「銅鑼」諧音「重勞」;北京話直接的諧音如「錫壺」即「惜福」;減字諧音「韭菜」只取「韭」即「久」(河洛話、北京話都一樣);河洛話音字合併諧音如「豬腳」等於「知足」)、諧音加推理或不相關的臆測(例如「旱菸管」的「菸」諧音「恩」,還得推想成感恩;「菸草袋」只取「袋」等於「代」,再推成「代代相傳」,等等)、純象徵(例如「紅纓帽」)、會意(例如戴「眼鏡」看得清楚;打赤腳之腳踏實地等)、隱寓(即狗皮藥膏貼在傷疤之上,不知真假、不明所以,難以推論或聯想),等等。

    如上解釋似乎可推知,這是從明末、清代、日治到國府時代,至少23百年時空的雜揉體,而非只限於某短段時間形成的傳統或習慣,雖然上述造形、寓意,據傳乃1956年所創造。

    奇怪的是,上述象徵採用了諧音、寓意、假借等等手法,今人無從想像或體會,甚至於質疑幹嘛不直接寫字、講明就好了?何其嚕嗦地打啞謎?而且,最神祕的,是那3塊狗皮膏藥!

    借這個例子,我想說明的是台灣的隱性(形)文化,一個最普遍存在的現象,卻似無人查知,或說絕大部分的人以反常為習常、正常。然而,這部分若未能明辨、洞悉,則台灣歷史、文化的詮釋,恆滯留於文筆奴所建構的黑洞;主體自覺很難開發或創建;無論台灣制度、形式、表象如何自由,我們的心靈永遠未曾真正的解放;人性始終部分被扭曲、被禁錮;完整的本質無法發揮;靈性永遠被殖民;宗教的體悟、感悟,乃至菩薩道的徹底實踐,也可能存有若干陰影,遑論最最曲折離奇、模糊隱晦的台灣宗教、信仰史,而台灣文化的精隨、本質也無法明楬於世。

    我必須先強調,這裏不是在談真理、是非對錯,而只講現象,只談台灣歷史共業的浮光掠影。

    台灣華人史上,最早期即無政府主義,然後進入歐荷38年、明鄭22年、清朝212年、日治50年、國府56年、民進黨8年、國府再執政3年,依個人見解,以權宜劃分,將1987715日解嚴,當成民主與專制的分水嶺,則可以說,1987年之前至1622年期間,正是形塑這套台灣「隱性文化」的外力操作期,乃至成形暨蛻變。

    我所謂「隱性(形)文化」先簡述如下。
    首先,它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有別於強權主流的地下文化。如果此一地下文化,經由支配者予以經營、改造,特別是宗教、信仰、價值系統、生活型等等,且形成納入支配者相對的顯性文化之中,即形成該社會的某種特定階層的文化,而該「隱性文化」消失。

  全球最成功、最根深蒂固,歷經3千多年來仍然屹立不搖的例子,即印度達羅毗荼人等等原住民族,被雅利安人轉變成首陀羅(Sudra,不潔、賤役的階級)、吠舍(Vaisaya,普羅農、工、商階級)等階級,他們已經失掉原文化的主體性,且原宗教、信仰的菁華,例如業(Karma)、輪迴思想(Samsara)等,已被巧妙地融匯於婆羅門教(乃至於後來的佛教、印度教)的「解脫論」之中,在屬靈、不可思議的原主體性已經消失,也脫離了我所謂的「隱性文化」。

    相反的例子如蒙古人征服中國之後,被統治的漢人原文化不但沒有被消化成階級等,反而吃掉了蒙古統治者的主體文化。
    因此,「隱性文化」的第二個特徵在於主體性、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只是轉變為地下化、模糊化,甚或無意識化,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而且,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

    「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應現」或存在,其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以台灣而言,大抵是「反異族的民族情結」所「應化」、「應現」出的「媽祖信仰」、「王爺信仰」或「禪宗信仰」(李岳勳,1972)。「媽祖信仰」原本是中國「反元復宋」所創造出來的神話,隨著閩南人士來台而轉移,且主要因清朝的操弄,「媽祖信仰」還分化成反政府與尊政府的兩大派;部分「王爺信仰」則是「反清復明」的象徵。無論「媽祖」或「王爺」,本質上皆是「禪宗信仰」。 

    基本上台灣的隱性文化最主要係由明鄭敗亡的反清所產生,因而全台民間信仰的廟宇,以王爺廟的數量居冠。

    然而,這些台灣宗教史上最隱晦的象徵,依我所知,似乎只有李岳勳先生獨具慧眼而予以拆穿,目前為止,我尚未見過類似的見解,這部分以後再予解析,在此,我只是要點出歷來主流或顯性文化中,多如牛毛的一味怪罪台灣人是逋逃藪、好動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十年一大亂等等,其實只是就外來政權統治者的角度的苛責,背後,實乃明鄭系統潛伏下來的隱性文化使然。

    到了日治時代,日本文化一來禪風甚強;二來從割讓以降,日人即視台灣為永久佔據地或領土;三則日本的自然文化深入土地、基層,我認為台灣若讓日本繼續統治到21世紀,則隱性文化也會消失。

    綜合言之,台灣的隱性文化之所以長存,正因為外來政權更替頻繁之所致。

    台灣的隱性文化是在國府治台之後,228事變、白色恐怖等等,再度將其激化、突顯而出。也就是在被移民、被殖民、被奴役、被區隔、被鄙視之下,綿延、蛻變了將近4個世紀。

    作為隱性文化的第四個特徵在於自身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

    個人在青、少年時代一直存有一個若隱若現的困惑,也就是在我們鄉鎮的生活中,廣大普羅的人、事、時、地、物、言語等內容,與我所受教育的內涵,似乎存有莫名的落差,當時我沒有什麼國家的觀念,也不懂什麼統治與被統治,或一切政治相關的思惟,然而,就像所謂的「詭浪」,大海上如果海底是均勻的,則海浪波動的傳導是規律的;海底如果有深溝、山巒,則在其後,浪因加成效應,而猛然出現瘋狂巨浪。只要基底存有大落差,表象的大動盪隨時有可能突發猛暴。(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超過一甲子的228,到了2011年還是得走上街頭!)

    1980年代,我將台灣社會長期給予我的感受,依據生物遺傳學的顯性與隱性基因,對偶成一個人的遺傳特徵,代表台灣人實質上受到兩股文化力量的牽扯。當時,我所謂的顯性文化即主流文化,也就是統治強權所賦予或認定的文化內容,它決定了生計、生活、社會結構、整個體制或文化現象的內涵或形式,我個人從小到大讀書、做事、思考方式、價值觀等等,都被它所規範。然而,在此過程中,在鄉野民間,存在著另類被主流所排斥的、被鄙視的,所謂很土的、沒知識的、迷信或無知的、保守或守舊的、不知變通的、落伍的、貧窮的、社會底層或邊緣的,歷來最欠缺文字記錄的,幾乎見不得檯面的,販夫走卒的生活型等等,我將之稱為隱性文化。它斷斷續續、若隱若現的,恆存在於我生活的周遭,且多半都是可憐的、低賤的、流離失所的人們所扮演,他們幾乎是自生自滅,像極了我在2008年前往印度所見的,沒有戶籍、到處流浪,如同野生動物的流民。

    當年,我不瞭解從上階層到下階層,都存在著龐大的隱性文化。事實上,上述的流民文化,其實很大的一部分是社會福利、國家富裕之後就能解決的,並非我現在指稱的隱性文化。

    1990年代暨前後,我由環境(特別是森林)運動、生態調查的在地經驗及體悟,從而界定台灣原住民的土地倫理:一群特定人群,生活於特定地區,經由該地環境的制約,歷經代代之間摸索出來且傳承下來的生活型,既有利於集體的繁衍,亦有助於立地的健全穩定,這些生活型(例如布農的火耕文化、排灣及魯凱的大小鬼湖祖靈崇拜與禁忌等等),包括從禁忌與環境災難的相關,乃至死後靈魂依歸的場所(聖山、聖湖等),或說,從生計、謀生方式的智慧、禁忌與祖靈圖騰之與在地環境的關係,產生該人種的行為約束、該然與不該然的社群規範或價值觀,是謂其土地倫理。

    原住民原文化殆屬於自然人,最接近自然生態體系的運作,其原始農業亦多依賴土地、自然的調整與復育。而華人屬於農業文化,其以中國溫帶、亞熱帶的平原經驗,改造台灣的亞熱帶平原及山地生態系,而形成農、工文明。若予以穩定的政治主體,仍有機會產生在地化的整套土地倫理(例如台灣工業革命之後,農業文化變成台灣生態保育的人文背景,即令距離瞭解自然的精髓尚甚遙遠),何況20世紀之前,台灣的農業文化之中,必然存有許多今人尚未釐析出的土地倫理的實質內涵,包括現今所謂的有機農業等。

    日本據台之後乃至整個20世紀的台灣,十餘年前我將之歸納為:
    「百年來台灣土地及自然資源的生產利用等,從來不是為了島上生民及生界的永續發展,而是取決於政治政策、島國外貿取向,以及短暫近利的心態;20世紀前半葉,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及『南進基地』為圭臬;20世紀下半葉,以『農林培養工商』、視台灣為『反攻跳板』為圖騰,或說犧牲台灣、成就外來政權的台灣境外目的為原則,對台灣進行洗劫性、耗竭性的開發與剝削,更且,以中國大陸平原及溫帶生態系的經營方式,不問台灣本質與本體特性及危機,強硬施加在國土危脆的高山生態系,加上20世紀工技主義(現代神權)、工程至上的迷信,完全否定250萬年來台灣島演化出的和諧、穩定與秩序。」


    換句話說,百年外來政權徹底否定台灣生界史、生民移民史、生界主體性、土地倫理與自然文化,視台灣原生生物為寇讎,欲全面剷除而後快。自然生界、生物實乃隱性文化的最底層或基層,自然生態系所遭受的境遇,正反映統治者對斯土斯民的態度、水準與暴虐程度。
【……未完,閱讀(下一頁)】
 ~本文摘自《玉峯觀止》

報馬仔~談台灣的隱性文化 (下)

陳玉峯

       20世紀台灣兩大政權,前者以其自然文化本源自高山島,雖然仍以強權、軍國主義方式對待台灣生靈,但在土地倫理、住民文化面向,尚可謂可圈可點,更且,遠在1930年代即進行國土保育、國家公園、保安林、自然遺產等等規劃與實踐,對台灣住民的隱性文化之普查(例如台灣慣習記事)、承認與改良,早在1900年代即已大肆展開。由事實與文獻追溯,我認為若非大東亞戰爭,而日本繼續統治,則台灣現今的隱性文化殆已完全融入顯性文化矣!

    也就是說,我對台灣隱性文化的認知,先是生活中台灣人民受壓迫、受歧視的察覺,但實質的體會、深度內涵的感受,乃從台灣山林自然生態系的境遇而產生,因而投入森林運動、環境運動,也匯合至民主胎動的政治等參與。

    1990年代數度投入助選等經驗,教我接觸基層台民的隱性文化,且在1996年賀伯災變以降,自然生界、常民文化與政治弱勢等幽微互動,在我心中已渾然一體,但我深切瞭解,由於台灣常民長期被奴役,恆常處於貧窮文化、唯用主義的生死邊緣,難以苛責其欠缺自然情操,乃至對文化的活水源頭,或本土根源的山林土地自然生界以靈銜接,也因此,我投入自然教育,從體制內外作「隔代改造」的教育工作,試圖在台灣過往的農業文化中注入自然基因。

    隨著時代變遷,山林、保育運動與教育成功了大半,但在價值觀、文化底層、知識方面仍未能真正深入核心,或說成效相當有限,部分原因乃在於我一直處於隱性文化的行伍之中,一生從未進入社會強權的主流行列。當然,各式各樣的因果龐雜非常,不能掛一漏萬。

    2006年之前,我全然在一貫的運動與教育中執著。2007年緣以一系列人事紛擾,以及對自己一生作為的內在總反省,慚愧之餘,終結掉所有有形的「成果」,辭離教職,全心自我檢討,並投入宗教文化的學習。

    直到2010年底,我因研究高雄興隆淨寺沿革史,因緣際會之下,對原本陌生的台灣宗教區塊的隱性文化,終於打開部分天窗,瞭解、體悟台灣宗教史上的極度扭曲、地下政治的鬥爭、矛盾與衝突、隱晦或撲朔迷離。

    解嚴前後,台灣政、經、社會、文化弱勢一波波運動,或所謂反抗精神與民主追求,締造了短暫的所謂本土政權8年,可以說是之前56年隱性文化的總反撲,不料,旋又敗在短視者或宿命性的悲劇。這8年間以迄於今,隱性文化透過選票壓力,以表象之姿,漸次修成膚面的「正果」,且經由數年「很台」的蛻變過程,在半推半就、不得不然的尷尬、五味雜陳的曖昧中,被「濟俗為治」的政治手腕所同化,也有部分,在特定利益集團或文筆奴的包裝下,粉墨登場。

    然而,貨真價實、真真正正的隱性文化意識、信仰、屬靈的菁華,仍然沈睡或被蒙蔽,再度被模糊或扭曲,畢竟成也台灣人、敗也台灣人,亡台在台,我就親見一批批文筆奴、政客的台灣人,如何踐踏台灣魂,而完遂自己的私慾與名利。如此敘述並非代表狹隘的台灣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我可以接納,或倡議全球、整體生界的公義國度,更不用說任何有助於台灣生靈的政體,但我堅信,一個沒有格調,牆頭草的私慾執著者,不可能為世代做出正面的貢獻。我確信,台灣人若不能打通4百年來,從自然、土地、生界,到信仰、文化、價值的主體與靈性啟發的完整銜接或貫通,終究只能在浮面反抗、平息、被奴役與再反抗的輪迴中,上下隨波逐流,也難以為人類、地球做出有意義且長遠的付出與提攜。

    今後更應將歷來的隱性文化的迷霧戳破,彰顯在台華人屬靈信仰的傳統、傳承與開創,賦予全方位心智、信仰文化健全的場域與選擇的自由。

    要言之,來自中國、美國、西方資本主義、東方腐敗的文化枷鎖,必須解放掉其魔咒,還給這代台灣人走向世界未來該盡的天責與尊嚴。

    因此,台灣民間信仰所代表的隱性文化之大宗,也就是從宋、元、明、清鼎革,反異族民族情結的知識或異議分子,他們在宋滅元興之迫害中國禪宗史上,禪師創造的神話故事媽祖林默娘信仰中,找到寄託與寓意,更直接在明末相繼死亡的五王中,創造出台灣的王爺信仰,形成台灣在清代212年統治下,前仆後繼的革命,但卻始終未能成功,很大的成因乃在於清代姚啟聖、施琅等官僚,祭起媽祖信仰的大纛,試圖以台制台,瓦解反清復明的民族革命,導致台灣的媽祖信仰大分為兩派,一為反清、一為崇清的暗勢力較勁。

    反清的一派上承禪宗思想,特別是居士禪信仰,在動輒誅連九族的屠殺中委曲求活,且迫於必須地下化,由是流竄民間、草莽鄉野,寄居神仙故事、鬼怪誌異、口傳歌謠、戲劇走唱、俚語教化、順口溜、諳語……,特別是在宗教信仰中,取得價值觀、宗旨之教化的綿延不絕,而只能依隱喻、象徵、比擬、聯想、諧音……等技巧,掩飾其意識型態的表現。此一傳承,也蔚為台灣民間或人文隱性文化之大宗,但因形勢比人強,且傳遞的歧異多變,時日一久,難免變質、變型而混淆、稀釋或大相逕庭,而在統治強權利益的誘惑、分化下,日益混亂而莫衷一是,原始象徵意義或蕩然不存,即以本文開頭舉例之「報馬仔」,在白色恐怖時代竟然變成「專門打小報告陷害人的人」,寧無悲哀!

    而台灣人許多祖先崇拜、民俗禮儀等等文化象徵,也日益萎縮而徒留形式,更隨時代變遷而面目全非。最最嚴重者,台灣歷代先民血淚屍骨代價換來的人格尊嚴、屬靈遺產,恆處於被糟踏的悲劇。1980年代原住民還能反污名化,4百年在台華人文化被污名化卻渾不自知,這才是台灣人最大的悲哀!

    2010年底以降,個人萌生重新詮釋從土地自然到宗教文化的全面貫串,一方面彌補過往的不明究裏,深受統治主流強權的扭曲之後,對台灣文化的誤解與批判;二方面以個人背景的因緣,恰好是從一切文化根源處的土地、自然生界出發,足以以台灣生界原型的大寬容,接納各種異文化,並協助其脫離其原鄉的偏見,又能保留優良的文化傳統,從而銜接在地化、生態化及文化成種化;三則從生物到人文哲學,從唯物到屬靈境界,皆得兼容並蓄,而且,深切瞭解這套文化涵養期,以童騃的印痕期為最佳,可以進行教育培育的百年大計,設計相對完善的傳承機制或教材等等。

    現今的台灣社會不但百無禁忌,直是無法無天,諸多優良傳統的規範、價值觀等,從戒嚴到解嚴,從解嚴到解放,從解放到解體,台灣人如今沒有典範,只有短命的偶像,牛鬼蛇神、蟲蠅蚊蚋,全球萬端文化的膚面,盡在萬家爭鳴,像極了台灣的開天闢地,而歷來的隱性文化既失去宗旨,只成雜碎文化的屍骨,卻不復有人發掘,則我等不做研發尚待何人?!

    綜上,我歸納台灣歷來的隱性文化,在人文面向的最大特徵即在於媽祖文化、觀音信仰及王爺奉祭。可悲的是,現代化過程中及外來強權顯性文化的操控下,台灣人的宗教被貶抑為「民間信仰」、「雜神崇拜」而不登大雅之堂。我要在此鄭重宣稱,台灣人的宗教就是以禪宗為本質,以媽祖、觀音、王爺為主神的三位一體的禪神教,而當今的慈濟宗不僅代表佛教在台灣本土化的里程碑,證嚴法師即當今媽祖、觀音佛祖的象徵,更是台灣四百年華人史上無政府主義、隱性文化修成正果的一代宗師。

    可惜的是,慈濟宗本身似乎仍以隱性文化的方式在運作,其主體、中心繫乎一人宗主,而一些有識之士引以為隱憂,但在此不擬申述,待因緣成熟再作陳述。

    在台華人史久浸隱性文化而不自覺,而李前總統抨擊為:「奴隸當久了,建不了國」,因而一直在鼓吹「脫古改新」,要台灣人回答:「我是誰?」、「主體性如何建立?」。2010223日我二度訪問他,許多認知、見解我與李前輩雷同,但諸多實踐途徑等,因緣亦未成熟,在此不擬寫出訪談內容。我知道李先生很清楚台灣的隱性文化,但在自然文化及台灣宗教部分,他未必洞燭。

    總之,本文只藉報馬仔為引,說明台灣人長期處於被統治的工奴、文筆奴等,而異議分子透過隱寓、象徵諸手法,創造神話、迷信、幫會……,寓意於地下,傳承綿延台灣精神於不墜。而報馬仔最富想像空間者,即左腳上貼著三塊狗皮膏藥的「傷疤」,表面上說是「天知、地知、我知」,其實際真相如何,象徵什麼,誠乃最有趣的歷史啞謎之一。

    台灣人的隱性文化的影響無遠弗屆,但禍福相倚,正反弔詭。以二分法區分其優缺點如下。

    優點如:1.開拓全方位可能性的思惟,不限於理性,更可通達直觀、妄想,免除特定思想偏見或主義的束縛;2.超越語言、文字界限,深富宗教、屬靈層次的開創空間;3.刻意安排,可成為特定文化密碼傳遞,適合逆境下的傳承:4.可讓任何階層、高歧異族群各自解讀,兼容並蓄而臻藝術境界,等等。

    缺點如:
1.深富創造性模糊,莫衷一是,造成散砂一盤;
2.理性思惟很難深化,人民共識難以成形;
3.容易滋長迷信、謠言,製造更多誤解與誤會;
4.格局、心胸、遠見不易產生。

    無論如何,隱性文化是無可奈何之下的產物,是弱勢或被壓迫者的語言或密碼,是不健康或被扭曲的主體意識與信仰,今後有待從中找出台灣傳統的真性情、真精神,從而開創21世紀台灣新文化。
 
  最後,仍須強調台灣隱性文化的另項特徵,也就是它們大部分由知識分子所創造,卻流行於不自覺的販夫走卒,換句話說,實踐、信仰者根本不明所以然。這正是四百年來,台灣迄今任何反抗強權的革命都無法成功的主因之一。台灣人目前為止,充其量敢說「為我而戰」,至於「為何而戰」的終極屬靈依據,恐怕尚待幾代人好好耕耘之!

~本文摘自《玉峯觀止》

觀音佛祖─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1/10

陳玉峯

■1982414日,台灣首度出現持槍搶劫土銀古亭分行的案件,57日偵破,嫌犯李師科被捕,交付軍事審判機關審判。多年後,台灣却出現奉祀李師科的廟宇,為什麼?
■197545日,蔣介石總統去逝,一段時間後,有王爺廟也加添奉祀蔣介石,則其信仰法理依據是何?

一、               前言
台灣的廟寺祠堂或宗教信仰,表面上萬教齊鳴、雜神共處,甚至於被宗教學界或一般觀察者歸類為「低俗的雜神教」,事實上其底蘊並非如此。筆者經由土生土長約60年的感受與體會,並學習宗教哲學多年後,贊同並推崇李岳勳(1972)先生的見解。李氏明揭台灣傳統宗教雜亂的表象底下,其實是獨一的「觀音」,即令跟佛教無關的城隍廟,其內殿也奉祀觀音,而繁多表象所謂的雜神,幾乎都是為了誘掖台灣人,進入觀音入理法門所廣設的方便。

李氏解析,大凡台灣較具規模的寺廟都有前、後殿,前殿祀奉的是形形色色的神明、菩薩等等,後殿則奉祀「觀音佛祖」。而前、後殿的關係並非主與副或主與從,而是「應現觀音」與「本體觀音」的關係。後殿奉祀的即是「本體觀音」,故而必須稱為「觀音佛祖」;相對的,前殿奉祀的,乃是應物現形的「應現觀音」,其乃「觀世音菩薩格」。這是根據《首楞嚴經》的禪宗的宇宙觀或世界觀,以及淨土系將觀世音菩薩作為阿彌陀佛的兩位補儲之一的分析法,兩者內容雖同,名稱却異之所致。也就是說,凡是後殿奉祀「觀音佛祖」的寺廟庵觀,都是由禪徒所開創,即令前殿是道教、佛教、儒教或其他宗教派系的神明或菩薩,也都是被禪宗的世界觀所認為的應現觀音。

台灣在國府治台之前,寺廟庵觀後殿的觀音都叫做「觀音佛祖」,南鯤鯓王爺廟(台灣王爺信仰總本山)的後殿一樣奉祀「觀音佛祖」,說明王爺信仰立教的大本皆然(法脈乃白雲宗,大抵與居士禪門一致)。國府治台以後,有些寺廟的觀音佛祖被誤改為菩薩,此乃重大的誤解或無知。

台灣宗教的大本既是由閩南禪宗、禪徒所教化,其所承繼的,乃是自唐宋以降,馬祖道一、龜洋無了、慧忠、雪峯義存、曹山本寂等等禪風。而自來中國禪宗似有遠離政治、避忌權力中心的傾向,不只如此,禪自6世紀初葉東傳中國以來,初祖菩提達摩死於佛教僧侶所設置的毒柸(達摩欣仰第六次的毒柸而死);二祖慧可(478-593)死於佛教僧侶的誣告;三祖僧粲(?-606)欠缺資料;四祖道信(580-651)「未詳何人」(《續僧傳》);五祖弘忍(602-675)似也遠離權勢;六祖慧能(638-713)尚得流亡16年,之後才得公開弘法。他傳兩系五家,乃至後世龐多法脈延展。

換句話說,禪的提倡者自始即處於八面受敵的窘境,似乎不斷受制於政治上的被取締,或在中國佛教其他各宗之間被排擠的不安之中。一般而言,禪宗指的是六祖開創「頓悟」法門之後的「祖師禪」(陳玉峯,2010194),是徹底本土化的佛教。

除了「政治性格」之外,禪宗徹底宗教性的主張,以自力聖道逼近屬靈的終極理想,貼近心音的求真性格,反求諸己的徹底,無我大慈悲的淋漓盡致,加上六祖「不識文字」之以「不立文字」為宗旨,相當於「不留蹤跡」,導致其「純度較高」的禪徒,不僅反特權、反階級化(例如白雲宗宛如清教徒的自食其力、白蓮宗等「教匪」等等),甚至於「禪除所宗」,連其本身的宗教形式、教義內涵等,都忘得一乾二淨,只願在山野海隅,作牛作馬地實踐其無所求報的「無功用行」(相當於老子的「功成而弗居」)。這些禪徒到了數百年來以降,形成閩南以迄台灣,難以計數或廣大無邊的普羅、草根文化,他們實踐了「觀音佛祖」本無形相而應物現形,只以其生活行為的全部,為眾生說法,而無禪、無佛、無宗、無教。
筆者出生於應現觀音信仰濃厚的雲林縣北港鎮內,成長過程乃至投入漫長的環境運動、保育運動、泛弱勢運動,深切觀察、理解、體悟台灣基層的精神與人格,而一直無法釐清許多台灣人為什麼是「他媽的好!」(好得不可理喻、荒謬;陳玉峯,200611-15)?其文化性格根源何在?2007年中,筆者「放下」一切「名、位」物質等,辭離一手開創的生態研究所、系,重新學習佛法等宗教哲學,且直到2010年底,在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建立的圖書館內,看到李岳勳(1972)的大作《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經年餘的閱讀、揣摩,逐一翻閱童年以來的生活體悟,總算豁然貫通何為台灣精神、台灣人格的底蘊,何為台灣「人格者」的典範,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台灣「禪徒」毫不自知自己正是觀音入理法門的實踐者,也免不了有氣短、武斷的缺點,更不明白其缺點正是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及其「附錄」所提醒的,所謂「行入」,也就是從日常生活所有行為,朝宗教方向的策勵,「……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但因欠缺先驗者的提示,只日用而不知,且易陷入武斷、剛愎自用的缺失。雖然他們不像許多學界中人之「從文字中解者逢事即眼闇(眼花手亂)」。

許多台灣人也因其生活禪已臻「無功用行」,却乏進一步運用「分別知性」,去開啟「無分別意識」的靈性感悟,包括格局的拓展與泱泱的自在,殊為可惜。因而在近世以降,唯物主義盛行下,難免放棄「自力聖道」的自信,流於「他力主義」,而不願傾聽屬靈的心音,以致於演變成對「雜神」的「有求必應」型的唯物傾向、唯功用行,必然的,加深了人們苟安的氣質。

此面向,李氏認為禪宗經由五代時代的分歧,乃至宋朝成立時,已漸由自力聖道走向他力本願的傾向,或許是整個中國當時命運或社會氛圍使然,更可以說是禪宗自身的墮落,而數量上的浮濫是其致命傷,加上往哲學論理的玩弄又不成氣候。李氏在解析北宋南遷時代形成了「媽祖信仰」時,強調對他力主義的傾斜,強化了南宋偏安、苟安,乃至滅亡的必然。這也是台灣現今人心浮動的寫照。

李氏認為中國禪宗的頹廢與特權階級化,萌長於五代至北宋之間,助長此頹風即所謂「文字禪」的發生,一大堆禪徒只知玩弄概念與論理,脫離了平實的生活,靠著皇權賞賜的免稅寺廟田產,形成地主階級,更因職業宗教家的執照度牒,免除了他們作為公民應盡的一切義務,所以說,中國禪宗的墮落並非因為朝廷的彈壓,反而是喪亡於歷朝政府的優遇,特別是在元朝時代。因此,唐、宋間曾經輝煌的文化創意,在中原淪亡,法脈出走日本,以及朝向閩南等「化外之地」延續。20世紀中葉,靠藉如鈴木大拙博士等人引介,推廣至歐美。

禪宗的本質與性格,好似極值道德的神隱,特別適合於苦難時代頑強的發展,尤其在元、清對宋、明的「外族侵略」過程中,撐起民族大義者多禪徒。李氏大作揭露了近千年來民族主義革命的奧底,實乃「無功用行」禪徒的精神所承擔;李氏在禪的宗教哲學、意識底蘊的剖析,其功力之深,就四百年在台華人史上,筆者認為無人出其右。而筆者以生物學、生態或演化學的認知角度,旁側思考為何禪之亡命於中國中原,乃至東傳日本延續其法脈,却可在閩南,終而在台灣產生草根無宗無教、無禪的無功用行,根本關鍵在於人種的新混血。來自中原的河南王潮軍隊中,有所謂「唐部人」,他們在9~10世紀進掠福州,盡殺原住民「無諸族」(註:史記「東越列傳」描寫無諸人殆即無智的福建原住民)的男人,從而與「無諸」女人婚配,產生接近自然人的新後代,且由於原住民母親的教化,結合禪徒禪風的男性文化,從而產生無禪禪徒的新生代。

4~1百年前,閩南泉州、漳州人等,越台灣海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再度地,閩南禪族結合台灣原住民族,產生中國移民史上,最年輕的新住民,最是接近自然人,從而發生無禪禪風,也就是迄今舉世最熱情、最率直、行善而忘記何謂善的無功用行台灣人的文化暨生物學上的成因。

這種與原住民母性母體文化的混血現象,同樣發生在雅利安人與南亞原住民之間,從而產生婆羅門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派系等(陳玉峯,2010)

此一看法殆即筆者與李前輩意見相左之處,其他,李氏大作的論述、精髓,除了細節一、二之外,筆者感佩之至,誠心私淑,且推崇李氏為台灣宗教哲學第一人。

另一方面,筆者於1980年代,乃至往後在台灣生態保育及泛弱勢運動的投入中,依生物學角度將台灣文化分成顯性及隱性兩大系統,也因閱讀李氏智慧,略加重組,打破李氏寫作時白色恐怖的禁忌或避諱,直接將政治結構的問題端上枱面。筆者認為禪宗正是中國專制政權下的隱性文化,特別是在元朝及清朝期間,至於台灣,390年來換了至少6大政權,隱性文化從而特別發達,而無禪之禪撐起台灣大善、至善,也形成台灣人奴性的悲劇。

筆者所謂隱性文化的定義及特徵(陳玉峯,2012,發表中)如下:

隱性文化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有別於強權主流(特別是外來政權)的地下文化;隱性文化的主體性、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只是轉變為地下化、模糊化,甚或無意識化,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而且,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應現」或存在,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以台灣而言,大抵是「反異族的民族情結」所「應化」、「應現」出的「媽祖信仰」、「王爺信仰」或「禪宗信仰」;隱性文化的自身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隱性文化的第五個特徵即其土地倫理、人地關係、自然情操等等主體性的根源,不斷遭受否定、剷除或隔離。

而禪的文化之以本體與應現的模式,恰可提供隱性文化各式各樣的應變或方便法門,導致如媽祖與王爺信仰,集撲朔迷離之大成,故而今人無從捉摸或覷破其奧蘊,加上外來政權不斷汙名化台灣本土文化,以致於形成台灣宗教但只低俗雜神的汙蔑或汙名。

筆者認為,台灣迄今尚保全有全球「無功用行」文化,故而隨時、到處存有「捧著16萬元,冒雨到國稅局捐給國庫的老農(201252日傳媒報導)」、龐多陳樹菊女士等等,更在種種弱勢運動中挺身而出,功成而消聲匿跡,好讓一些當權者、文筆奴、餓鬼格之類的人「割稻尾」、坐享其成,也在社會、國家有難時,徹底犧牲而不著痕跡,正是標準的「無所求行」。

而台灣人無形宗教的情操足以兼容並蓄,涵容世界各種異文化、異宗教的融合或對話。時下如土耳其當代伊斯蘭大師費拉乎拉菊廉(M. FethullanGülen)的「Hizmet運動」,試圖經由無宗教教派傾向的教育體制,建構一種和諧文化與永續和平,鼓勵不同宗教、族群的對話與互解,相當於打造世界性大宗教的努力,筆者認為,台灣最大宗的無形式禪的宗教文化,正可在此運動方向著力,並提供對全球人類未來發展的理念、行為或方法論上的貢獻。而其接軌的困難度在於,此一台灣文化散漫於草根基層,在當今學界、主流或顯性文化群中較罕見及,或可由民間NGO、寺廟、各種組織中,找尋合宜對口單位及人物交流。

為闡釋此一隱藏久遠、螫伏草根的台灣文化,筆者擬由李岳勳(1972)前輩的大作中,擇錄或改寫其洞見,或略予畫蛇添足,試圖將台灣宗教總根源的「觀音佛祖」的內涵明揭,作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概說,從而詮釋台灣人的精神與人格的典範,附帶說明台灣人的禪文化,也略提前瞻。

筆者即將邁向老年之際,有幸欣賞李前輩的智慧,研讀之間彷如聆聽祖母、母親的款款密語,溫馨感懷之餘,渴望與朋友、讀者分享並推薦李氏大作。本文除了註明筆者見解的部分之外,大部分均是李氏著作之改寫或引用,但李氏精華獨到的剖析媽祖與王爺信仰等內容,本文未予觸及。

感念李氏之餘,本節最後,引用李氏(1972)274275頁全文,其乃附帶對台灣人被外來政權汙蔑為好作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等等)的「劣根性」等,作一有力的平反。李氏全書到處散見如此筆調,幾乎寫盡筆者30年大惑之釋懷,也為過往中了外來政權散佈的毒素,扭曲台灣人的本質、天性而道歉,同時,下列引文也清楚交代台灣人格的底蘊。

「清廷自從收台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以後,每一位皇帝都曾嚐到台民叛亂的苦頭,現在我們先按年代的次序,歷數滿清治下台灣規模比較大的叛亂,以觀其概略。收奪台灣的聖祖治下,有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的吳球之亂,康熙四十年(一七O)發生了劉却之亂,而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又有朱一貴之亂。繼位的世宗,其治世雖比較短,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也有吳福生之亂可數。再下來就是高宗的治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有黃教之亂,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有林爽文之亂,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又發生了陳周全之亂。繼高宗之後的仁宗時代,嘉慶五年(一八OO)所發生的海賊蔡牽,竟然從台灣人之中牽出了一位太子太保、伯爵、福建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出來。其次乃是宣宗,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有許尚、楊良斌之亂,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又發生了張丙之亂。次為文宗,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有李石之亂。其次的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也發生戴萬生之亂。這只不過是就規模幾乎遍及全台灣的武力革命規模而算出,至於規模大,而訴之於武力的成分比較少的,有宣宗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發生的郭光侯、劉取的案件,及德宗的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鹿港所發生的施猴斷的案件,而地方性的小革命案件就舉不勝舉了。清庭的所謂仁政,實際上對這個海島有其難達的困難,但是即使是達了,在民族自決的目標未能實現以前,他們的武力革命還是繼起不絕,他們的民族精神無法在唯物論下的仁政受到麻痺,如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他們沒有盱衡天下形勢的智慧,也沒有統率革命集團的高度的領導能力,以致其起也全台歸心,却一貫無法奠定一個與清廷長期對抗的獨立的地位,但是我仍認為他們是了不起的,因為有清一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端賴台灣這一群無智的水牯牛來紹隆,以無數的血淚,把民族主義拖上了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全國性運動,再把它推至近代的國民革命,因此,如果台灣人的心麻痺於唯物論的仁政,中國還有沒有民族主義運動,那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台灣二百多年繼起不絕的革命史,那是作為一個台灣人,甚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都不可不知的很重要的史實,但是,因為次數之多、內容之雜,在這裡不容我們涉及其詳,不過無妨以共通點來一概其全,並在其中,擇出兩三實例,用以說明其與媽祖信仰史的關連即足。如同前面所略說,唐宋以後的中國歷次革命運動,都一貫以白蓮宗或白雲宗的宗教團體來蘊育,而這個宗教團體雖是革命的母胎,它却不但未受它所培養而成功的革命家對它的任何報答,而且有反而受成功者加以『妖教』而取締的不少場合。史家對這種傾向都會大打不平,但是,那是不知這個革命母胎的基本精神所作的論調,假使成功的革命家要給它以報答,它也會拒之於門外,更徹底的,可能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就銷聲匿跡地轉移陣地。為甚麼會這樣呢?無他,這個無我的精神格調,在老子是『功成而弗居』,禪宗把它說成『無所求行』或『無功用行』。媽祖信仰是媽祖透經龐蘊所弘傳的居士禪,而居士禪的革命精神,可歸之於居士門的原典《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第十末段所說『菩薩成就八法』:『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維摩詰所說經》是自盛唐以後,一貫風靡於全國上下各界的經典,而上引『八法』之中的『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這三項,可以說是中國宗教革命思想的基本精神。這個革命的傳統思想,在明末清初為媽祖信仰所紹隆,後因祖廟淪陷於清朝的勢力範圍,才產生清廷藉尊崇媽祖信仰的方式企圖懷柔反清的思想及行動,但是反清陣營却很巧妙地,反用清廷所尊崇的媽祖信仰,來掩護洪門天地會的反清運動,直至其發展為太平天國,他們又代清末全國眾生負起對日本戰敗的賠償之責,國民革命成功,他們還是以奴隸的狀態在這孤島償債,而大陸淪陷,政府播遷台灣,他們似乎安了,在這個過程上,除開少部分逸脫台灣精神的『餓鬼格』的人們爭奪權利以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善守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的居士禪之根本精神。他們不是要厭離世間,而是勇敢地活在這個穢惡充滿的世間,默默無言地為掃除穢惡而盡其無所求報的清道夫的工作。他們沒有學問,不造標語,不弄動人的口舌,更不若我叨叨擾擾地、掘出他們的精神而求某些意味上的利己,書至此,我慚愧得幾乎難抑斷筆毀稿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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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