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與〈哀歌〉 ──柯金源導演紀錄片首映引言】

陳玉峯

《前進》見證的時代進程，相當於我人生的倒帶，許多的環保事件、街頭抗爭、主體人物等，我都經歷過。

1976年，全國農田遭受毒水汙染的佔12%（五萬四千公頃）；1987年的普查報告被政府列為機密，不敢公告；1989年，全國146條農業灌溉渠道中，95%遭受汙染。如今呢？坦白說，我愈來愈無法相信官方的數據，然而，對台灣人而言，並不重要，因為台灣人是個不大在乎歷史的民族。

1985年，經濟部調查六萬八千家工廠，有廢水處理設備的工廠不到5%；1987年，全國有五萬家以上的工廠，沒有廢水或空汙處理的設備，不包括地下工廠。現今呢？很多都已改善了，但真實的狀況天知道。

1990年我寫了〈濁水溪畔春風寒〉在中時人間副刊連載（1990年4月9日–21日），大致將台灣的環保與生態問題，以文學化的筆法，做了一回顧（收錄在拙作《台灣綠色傳奇》136–182頁，1991年）。

1980年代到現在，我寫了7、80本關於生態、環保、社會、文化、政治、宗教的書，超過一、二千萬字，太多的內容連自己都忘掉，更不用說別人。這些更不重要，因為台灣也沒幾個人看過。

那麼，我一生在幹什麼？

今天我不是來讚美柯師傅的，他已經擁有很多大獎項與被肯定，他的確也應該被讚美與大肯定。但是，我瞭解他的心，他30多年一切的努力與付出，所為何來？再多的獎項與掌聲，如果台灣的汙染不能改善，那麼柯師傅也跟我一樣會自問：我一生在幹什麼？所有的獎項與掌聲，也將在臨老的時候，形成最大的自責與遺憾！

現在的台灣，歷史或過去幾乎已經完全無能鑑照未來跟現在。3C產品或手機文化，已經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文明跟文化。我講了30幾年生態上的切割化（fragmentation），今年終於變成文字上的「碎片文化」現身。我在大學教書，所以我敏感到，3C文化徹底改變了世代文化的大切割，正是發生在2016、2017年，也就是民進黨全面執政以降，2017年就讀大一的大學生真的已然「異化」，平均或整體來說，失卻了對人類高貴文化的情操，也遺失了感動的熱情。

現今的環境運動已然是嘉年華會，溫馨而不再有抗爭的氣慨？

柯導演的紀錄片使用了一個極其弔詭的名稱，明明是回溯，他卻題為「前進」。因為歷史、時間永遠往前走，不需要強調，所以我認為柯師傅多少帶有隱藏性的反諷，或控訴我剛才的內容。

我不得不說台灣的環境問題，整體而言，是更加沉淪與惡化，特別是民進黨所謂的全面執政以後。別的不說，只舉最浮面的現象。請問，2016年520之前，靠藉環保或生態打招牌、搏名聲的一堆名人，一旦沾染權勢之後，反雙溪水庫怎麼不站出來？搶救藻礁運動為何不站出來？反馬頭山、龍崎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怎麼不站出來？反假國土計畫、反假前瞻計畫怎麼不站出來？反空汙遊行，你躲到哪裡去？

我老早預估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台灣環境與生態必將陷入更黑暗的時代，而柯導適在這節骨眼，推出系列的專書與紀錄片的回顧，毫無疑問，正是對當權的當頭棒喝！

我看《前進》，想到的是聖經的〈哀歌〉。

〈哀歌〉記載頑固的猶大子民，犯了罪孽始終不願悔改，必須要歷盡痛苦，藉著哀悼、痛哭耶路撒冷淪為一片廢墟，才意識到自己的罪過，才肯承認自己作惡多端，從而在反省的過程中領會了：

「祖先犯了罪，可是祖先已經不存在了，後代卻要承擔他們的罪債」～哀5：7。

蔡英文總統，請問你的權貴們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毀滅台灣的罪債，你知道嗎？！在台灣淪為一片廢墟之前，民進黨的政治動物會不會變成第二個猶大子民啊？

另一方面，我在乎的是整體年輕世代對環境議題的敏感度或麻痺的問題。從高爾、盧貝松的影片，到齊柏林唯美的《看見台灣》，乃至現在醜醜的柯導的《前進》，請問，熱潮旋風一過，誰人還記得「葛樂禮颱風」？

我問天問地問了數十年，還是老話：

1990年天下雜誌推出了轟動的一輯《發現台灣》，我問：住了幾十年，腳踏台灣土、鼻吸台灣空氣、嘴吃濁水米，為什麼直到現在才「發現」台灣，難道過往都住在中國大陸？是也沒錯！

隔了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2013年，齊柏林推出了《看見台灣》，其在台中市的公播，胡自強市長找我作放映前的致辭（註：內容已寫過，略），我問：在台灣住了幾代，為什麼現今才「看見」台灣？！請問，還要幾十、幾百年，才能「成為台灣」？！

今天，柯導找了老、中、青三代要來講述、討論《前進》，我來了，代表最老的一代。11天前（2018.5.2）我在高速公路上接到電話，義美的蔡寶來女士及民進黨的田秋堇監委分別跟我講話。我忍不住跟她們說：

「你們民進黨嘛卡差不多咧！我上街頭走了一輩子了，從青絲到白髮，如今已屆搭車半價、坐博愛座了，還是在走街頭，而且，事件愈來愈微小，連一口氣也得上街頭（2017年12月反空汙）……」，台灣環境有未來嗎？

台灣環境運動史中的最壯烈的一戰：後進反五輕，連神明也掛袍上陣。

1980年代暴警痛擊抗爭民眾，通常手無寸鐵的群眾只能伏地投降(2013.10.11；翻拍自宜蘭慈林基金會展示圖片)。然而，當遇上強悍的後勁人視死如歸，暴警也得禮讓三分。

1980、1990年代，台灣社會、環運風起雲湧。我在政治運動的場合，例如協助選舉的一些演講台上，多次看見一位耆老張深儒先生。姑且不論張先生在當時黨外派系及其豐富的閱歷，有何複雜的過程，我不認識他，他當然也不認識我這晚輩。我只是隔空欣賞著他的精神。

當時他已經「太老了」，每次登上選舉講台上，只是坐在椅子上，伏著他的枴杖，默默地傾聽。主辦單位、主持人似乎從沒有人請他講話或介紹他，而他只是捐錢，且堅持登台。

他留給我深刻的印象，以一種大無畏的身體語言訴說著：我在！我出席！我是歷史的見證者！我就是台灣！

這就是我今天特地從台中趕來台北的原因。

2、30年前，張深儒先生不知道有一位陳玉峯；今天，我也不知道台下的朋友們有多少人可以承擔台灣。我講了很久、很久的話：

我過去戰鬥、現在戰鬥、將來戰鬥，死後戰鬥！「我」，不是一個人，「我」是台灣精神！

【大、小羅漢孟德爾？】

陳玉峯

一趟台東紅石林道（關山第46林班）伐木區，以及海岸林復育暨相關議題的勘查與會議，雖然只有短短二天，如果要好好面對問題及議題，則幾本書也寫不完。然而，一旦設定了議題，人們就看不見有意義的現象了，真是弔詭。其實，部分的關鍵在於，問題或議題本身是否為迷思！

我先挑選微小的問題，簡短討論。

2018年4月29日下午，我們參訪「台東苗圃」，一處專門培育海岸植栽的場地。

台東苖圃的簡報（2018.4.29）。

台東苖圃場由吳昌祐課長作簡報（2018.4.29）。

在地簡報後，我們繞行苗圃一圈。當我們來到大量蘭嶼羅漢松的苗木區時，幾畦看似高大（相對而言）的種苗旁，另有一畦矮小苗，我心想：喔！不同時間的育苗吧？不料，工作人員解說：

「這是同一批種實育成的蘭嶼羅漢松，本來想說將這些矮小苗丟棄，但因主計說：這是公費育出的苗，丟棄浪費，所以也留下來了。」

瞬間，我起了一陣雞皮疙瘩，腦海裡投射出19世紀奧地利西洋和尚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年）膾炙人口的「孟德爾定律」。

孟德爾大概因為工作上可以「櫻櫻美代子」，在修道院的園地種豌豆，種出了「遺傳學之父」的丕基。他檢驗豌豆的七大性狀：植株高度、豆莢的形狀及顏色、種子的形狀及顏色，以及花的位置及顏色，從而進行授粉產生新世代的實驗。

當純品系的黃色豆子與綠色豆子的植株交配後，生出來第一代的豆子都是黃色的，然而，到了它們的第二代，綠色的豆子又出現了，而且，統計結果，綠色與黃色的比例為1：3。於是，1866年他出版了論文，創造了「顯性」與「隱性」的術語等。

他在高莖及矮莖的試驗發現，高、矮交配生出的子代及孫代，全部都是高的，必須到第四代，出現了高比矮為3：1的統計數字。

後來世人才瞭解，基因是成對存在的。形成配子（或精、卵）時，對偶基因分開了，分別進入不同的配子，所以每一個配子只有父或母的對偶基因的一個（或一半），如此，叫做「分離律（law of segregation）」。接著即「自由分配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等等。

其實孟德爾實在太幸運了，他挑選的性狀或特徵，恰好存有單純的，一對基因（對偶基因）控制一性狀，因而顯性與隱性經由簡單的統計，馬上可以離析出來。然而，生物大部分的性狀是很複雜的，最簡單的例子：例如影響兔子皮毛顏色的基因有12對以上；控制果蠅眼睛的顏色及形狀的基因，超過100對以上。

我在這裡不是要上遺傳學A、B、C的課，我只是看見高、矮蘭嶼羅漢松的當下，彷彿看見3：1的數據，因而瞬間懷疑難道高、矮也是一對基因在控制？因此，要離開苗圃時，我要了高矮各3株。

5月7日，我以皮尺量苗高，3株高的，苗高分別為49、49、43公分，平均47公分；3株矮的，分別為14、17及16公分，平均為15.67公分。好死不死，高矮平均高度的比例也是3：1！

哈哈！有趣！

蘭嶼羅漢松的高苖木（2018.4.29；台東苖圃）。

台東苖圃同一批蘭嶼羅漢松的種苖，左三畦是高型；右一畦是矮型，植株數量目視彷彿是3：1（2018.4.29）。

蘭嶼羅漢松分布於菲律賓等地，蘭嶼是台灣唯一產地。由於它的造型與珍稀，曾經被無良苗商大量採植後，再回蘭嶼摧毀原生族群，用以抬高價格販售。後來，以扦插等無性繁殖大量培育，如今到處可見其植栽。

蘭嶼羅漢松在蘭嶼島，原生於海岸高位及低位珊瑚礁岩立地，深具生態環境的指標意義。過往我未曾單獨對它進行研究，然而台東苗圃一見有意思的現象，讓我聯想一些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只做一提醒：

若依生態保育、遺傳多樣性的角度，這些高型、矮型蘭嶼羅漢松苗如果移種蘭嶼原生育地，說不定只有矮型能存活也未可知，也就是說，經濟林木的育苗觀，之與保育、復育的育苗觀大不相同。保育的立場，必須照顧到遺傳物質的多樣性，「上主所造，必有其用意」啊！

演化不是導向「完美」，人擇往往往違反天道。達爾文的演化學說包含兩大階段，一個是沒有方向性的逢機突變；另一即特定環境發揮特定「方向」的選擇。台灣的生物科學教育，似乎從未讓學生搞清楚正確的觀念。

台東苗圃的大、小蘭嶼羅漢松苗木讓我愉悅，也黯然！

【藻礁之砂、東台之槌】

陳玉峯

台東／東台之槌（2018.4.30；台東林管處）。

藻礁之砂（2018.4.12；大潭藻礁海灘）。

約五個月來，我多次口訪過，形同母親的蔡玉珠女士仙逝；日前老友彭鏡毅教授也往生。事實上，每分每秒從來生生死死，而有些生死，帶給生者強烈的啟發、哀傷、不捨，傳承著人性高貴的價值感。無論世代風氣、習氣大大不同，DNA的演化在自然營力下，還是緩慢到存有許多的「真理」。

黃文龍醫師的媽媽蔡玉珠女士，2013年87歲時，還撐起拐杖，參加我發起的廢核遊行，她告訴我的：「先人預告：有天，台灣會有路沒人走；有茨沒人住！」，指的就是核變啊！而今年6月將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的《車諾比的音聲》（中譯本），直將死活地獄，赤裸裸地舖陳蔡玉珠阿嬤的警語。

拙作《民國廢核元年》以及數十年來大量拙文，反覆警告、宣說，現在，我還是再說一次：台灣歷史會記得這一筆！我再次懇求上蒼饒過台灣吧！即令我的贅言贅語沒有半個人在乎，我的靈、魂、魄永遠長伴台灣，見證、吟唱台灣的未來！

不只是可敬可佩的台灣風骨、草根典範精神的傳承，台灣山精地靈、草木岩石土壤，一樣傳唱著遠古史詩般的意識。當有錢人迷上收藏古物的嗜好之後，從1980代以降，我在台灣斷續看見敦煌佛雕，被電鋸截體，極盡殘忍地摧毀世界遺產；我也看過西藏古文物千百件，被盜賣至台灣，還有不可勝數的偽造古物詐騙新台幣；更有泯滅人性的全球珍稀物種運遷台灣，還被賦予「偉大的保育」之名！

我呢？我沒「收藏癖」，只會在特定「感應」之下，隨手撿些別人視為垃圾、廢物的東西回來，卻在隨順因緣中，轉化成為鼓舞人心、傳達靈動，甚至蔚為澎湃力道的台灣精神信物，功同「神尊」，例如墾丁的貝殼砂、濁水溪入海口的鐵板砂、阿里山神木的木屑，以及急水溪入海口我跪地感恩的灰砂。

2018年4月12日，我到桃園大潭藻礁區，一時直覺觸動，潘忠政老師與我再度挖起了一小臉盆的藻礁黑砂，夾雜少數的貝殼碎片。

我一樣分裝成小玻璃瓶，也央請學生幫忙分裝。這批「藻礁之砂」的色澤偏黑，質感特別厚重，另夾雜高度多樣的貝殼或藻礁碎片，它們是山海連體，至少是7,500年的結晶。它們代表的，是全球格局的意識泛動。

雖然我不知道何時、何地，它們將發揮何等的意象飛躍，我只是認定它們是南北觀音的合體，是我從高雄馬頭山的感應，乃至到桃園觀音區的應現；它們是母親母土的信物，必將見證21世紀台灣掌權者與土地子民，正、負對決結局的銘文。

瓶裝藻礁之砂，等待有緣人。

而2018年4月29、30日，我應林務局之邀，夥同楊國禎教授、王豫煌博士，凌晨3時自台中驅車前往台東，勘查紅石林道，以及多處海岸造林及苗圃區。之後，在台東林管處參與林華慶局長主持的討論會議。台東林管處贈予與會者一袋小禮物，其中，有支搥背用的小木槌。當下我情有獨鍾，特地再跟劉瓊蓮處長要了幾根。為什麼？

因為小木槌的槌頭是質輕的世界名樹，也是唯一以「台灣」為屬名的「台灣杉」，它的遠祖來自東喜馬拉雅山系，最遲在150萬年前來到台灣；它是全國高度最高的針葉樹，曾有將近百公尺的樹高紀錄；木柄是殼斗科赤柯的硬木材，合體成為「把重槌輕」的消除肌肉痠疼的槌具。

我算了台灣杉及赤柯的年輪2把，台灣杉7、8年；赤柯14、15年，真是「絕配」！我也馬上想到我在日本勘查其林業的感受。

台東林管處以廢材、殘材匠心獨運，製作出「土理土氣」的木槌，如果在日本，他們必然會加工、創造纖細且優美的造型等意境，然而，我毋寧喜愛台東林管處的樸素鄉土味道，因為這樣才是台灣！

把玩著小木槌，我還是會多事地想及，如果可以加上簡短的，文學化或有感情的解說文筆，將台灣杉及赤柯的土地文化內涵或精義，做成一張小卡片，或特定文案，有意、無意間，延展台灣的自然教育豈不更美妙？

我何其盼望台灣山林從業的人員，個個都是有尊嚴、有氣質、有土地生態系涵養的天使，擔負真正第一手自然情操的傳媒，為世代接地氣。

這把拙樸的小木槌，讓我看見林務的新黎明！

紅石林道勘查，左為劉瓊蓮處長（2018.4.29）。

【生死紅一包 ──待贈有緣人】

陳玉峯

左起蔡志宏醫師、筆者及黃文龍醫師（2018.4.28；台北凱道）。

黃文龍醫師的生死一包，代表這代台灣人的無功用行！

凱達格蘭大道上我遇見來自高雄「人生眼科」的黃文龍醫師，以及彰化醫界聯盟的蔡志宏醫師；一輩子街頭戰鬥的老朋友，在2018年4月28日的台北城，因搶救桃園藻礁靈體又見面了，我想，花白志士各個內心五味雜陳！

文龍兄提議老友在凱道留影；志宏「兄」較年輕，文龍與我都已近半票族或博愛座上客。

臨行，文龍兄塞給我一紙袋說：「這個，請你處理，是『對方』賠償我的紅包。」

我收下這袋「生死錢」！

2017年12月29日，稍早，我與文龍兄簡短聯訊後，感覺文龍兄有些「恍神」，然後我一直心神不安。12時29分我去訊：「一直懸念」，文龍兄沒有回訊。一個小時後，文龍兄在下車的瞬間，被突如其來的一部轎車撞上，夾在扭曲的車體間。同行兄妹及路人等搬車急救，文龍兄瞳孔放大而昏迷，呼吸似已終止。急診搶救後，得知頭部外傷、顱內出血、多處骨折及擦傷，多日在加護病房，著實前往天堂神遊了一大圈。

接下來的折騰、身心的折磨、人生的反思、母親蔡玉珠女士的出殯、家人及友人的殷殷祝福等等，誠乃生命轉折的大震盪。

我在2017年12月31日南下高雄，夥同楊博名董事長、尤雪綿女士、蘇振輝董事長等人，前往殯儀館奠祭蔡玉珠女士時，我向玉珠阿嬤在天之靈及同行友人說，有陰德、無功用行之人，天報以福，文龍兄沒事了，劫難已過。

老友們前往靈堂奠祭蔡玉珠阿嬤（2017.12.31）時，黃文龍醫師正在神遊天堂。

2018年3月1日，我再度會回同老友前往人生眼科，首度探望已經回復看診的文龍兄，文龍兄語帶哽咽，回溯茫茫的生死大關。這天稍早，我到高雄市政府前，聲援反馬頭山垃圾掩埋場自救會的陳抗活動。

老友齊聚慰問黃醫師生死劫（2018.3.1；於人生眼科）。

馬頭山自救會向高雄市政府的陳抗活動（2018.3.1）。

4月11日，我再度到高雄人生眼科，讓文龍兄看眼睛、保養，而後老朋友在蘇董家聚餐。我想起從文龍兄大難，接著楊董小中風，3月25日我發生小車禍，然後蘇董爬山又摔個20公尺深的大翻圈，受了皮肉傷。因此，餐後我說老友合照一張，幹！什麼時候突然有人死了，也是自然自在！所以，大家快樂地合影。

老友合影，左起黃文龍醫師、蘇振輝董事長、楊博名董事長及筆者（2018.4.11）。

隔天，4月12日我前往大潭藻礁區勘調，聆聽藻礁代言人潘忠政老師的心聲，然後，一個禮拜內寫了7篇搶救藻礁的文章，夥同3月8日以來的雜文，輯為《靈海聖山──為藻礁生態系祈福！》新書，想說能否趕在藻礁與天然氣接收站的殊死戰環評之前出版，只苦了楊董的「愛智圖書公司」員工叫苦連天，能否在5月出書，難說。

4月28日凱道上，我收下這包生死天命錢的瞬間，心想，我得隨緣找到具足公義行徑的單位或人士，獻上這包台灣心、真性情的無限祝福！

藻礁運動。

「江湖行」數十年，金錢外物之於我輩，唯象徵意義珍貴。黃醫師這包大命契機的真情，代表這代人對千秋萬世的祈福，我衷心盼望，其可以綿延傳遞台灣精神是幸！

這樣的「金錢」超越了一切的錢財，數目已然毫無意義。

附帶的，我要向歷來一直擔心我貧困的朋友們告白，我一生自嘲：「我沒啥錢，但我真的很富有；我沒錢，所以沒有『錢』的煩惱；我常『捐』錢給『比我有錢』，而真正為公義獻身的人們……」，因為歷來都是如同黃醫師這樣的義人，在「我」需要時，就會默默挹注。這就是台灣傳統無功用行的人格特徵之一。

好長、好長的一段時程了，我一直想做卻始終沒做的一項調查，或想真正透徹瞭解的是，數十年來，民間一直存在著「地下錢莊」，嚇死人的高利貸，一大堆借貸無門的草根可憐人，卻遭受最苛刻的剝削！而如印度等窮人的國度，卻可以發起「窮人銀行」等，台灣難道不能在這類結構面進行大翻轉嗎？在我未能深入瞭解前，不宜表達意見，也許早就有許多義人默默力行也說不定？我上網搜尋「台灣的窮人銀行」系列，坦白說，我無法判斷其「真、偽」，而信箱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如同早年色情交易的金錢借貸小卡片，偶而也會接到「硬要借你錢」的電話，常識告訴我，此間存在龐大不公不義的，殘酷的「事實」！

唉！「無用的」聯想嗎？！娑婆世界，再渺小也得有尊嚴而自在。

【主持、評論「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備忘錄】

陳玉峯

研究，最長的時程是心靈的獨航。目前，研究初步的訓練在體制的設計叫做碩士班。學士，大致上知道如何找尋資料，且最重要的，瞭解特定學科發展的來龍去脈，若依巴森（J. Barzun，1907–2012）的界說，好的大學教育，不論任何學門（科）都是「人文學科」。

到了碩士班，最重要的訓練是化約及整合的能力，以及研究形式或方法論的養成，包括引證（citation），都是出自文藝復興前後，「人文主義」的遊戲規則，或典範格式的要求。以理工科來說，一篇論文前面是摘要，包括Abstract或Summary，也就是將全文化約、濃縮到最精華，我看過太多的摘要，連最起碼的化約能力都欠缺；然後引言、前言，或說為什麼你要進行這項研究的理由、依據，你要解決何等議題，等等；接著是方法論，明確地交代邏輯思維、方法或技術，使用工具、每個步驟等，可以讓人依樣檢驗真、偽者；其次為結果，或結果與討論，或將充分的討論增闢一節；而後結論；最後引證（用）文獻，而引證文獻的「學問」大得很，有時，光是看你引證的文獻，就知道你的水準。

碩士班大抵是具備熟悉研究的整套規則即可，並不會要求你有何偉大的創見或結果，然而，到了博士班當然是專業的認證。

而今天第11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當然是研究生對研究論文表述（presentation）或口頭發表的實習場次，全國龐多學科、學門到處都有這類研習的激盪。

記得我曾經開創全國第一所「生態學研究所」，其碩士班每週都有「專題討論」課。幾乎沒有一個研究生上台報告不是哭著下台的，然而，多數畢業生都認為那堂課「受益最多」，且「終生難忘」。如今的研究所似乎「輕鬆」太多了，光看我們今天的「議事規則」就知道，對發表人而言，大致上跟高速公路一樣，限速110，還可以讓你開到120，而我評論的時間會盡量縮短，讓發表人有更多的時間回應。

然而，既然我來了，有些話不得不提醒。

其一，檢視全國相關於研究論文或報告的分析，探討的方向或旨趣，似乎都偏向於計量比較的表象，罕見有質的分析，而且只是近年事。

個人何其盼望台灣可以從20世紀，每隔5年或10年，盤點各類型論文或報告，俯瞰整體研究內容的質與量，進行文化、價值觀、政策及國家發展的詮釋及檢討。

以今天我們場次的13篇發表題目來檢視，從人類文化典範變遷的角度，即令是相關歷史學的研究，一樣呈現嚴重或劇烈「切割化（fragmentation）」的現象，不再或很難具備宏觀整體的人文主義精神，或如我們在2、30年前之譏：「專家就是對少之又少懂得多之又多的專業狹心症或偏執狂」，不幸的是，檢視「論文」的內容，顯然的，「少之又少」或可成立，「多之又多」卻是八字沒上一撇，不僅「不見林」也「不見樹」！

我不想多作「價值觀」的判斷，只是稍作提醒：再怎麼「去中心」、「解構到解體」，知識仍然得「重構」。

其二，以我所評論的「論文」而言，我只依研究生學習或實習的標準稍作註解：

1.摘要幾乎全部不是「摘要」，充其量是前言的一部分，「關鍵字」也大有問題，建議嘗試將各節的文字化約，例如將前言的1,200多字，濃縮為30–50字以內；第二節的2千多字濃縮為50–100個字，往下類推。

研究生準備一場報告，至少得具備可以講2個小時，也可以講半個小時、5分鐘，或只講一句話的自我要求或能力。當然，臨時停電或多媒體電腦故障下，也可以完全不受影響地表達。

2.文字能力必須自我要求，至少讓別人可以看得懂；前後文意、邏輯務必通順，不要不知所云或喃喃自語；標點符號請正確使用；錯別字等，反覆檢驗的嚴謹度請注意。

3.參考資料或引用文獻的規矩請區辨。通俗報導不是不可引用，至少得仔細求證。而以後勁反五輕運動而言，忽略掉了呂欣怡教授的博士論文，卻大量引用傳媒、報紙的大量文字，是要「符合」量化的「比例原則」，還是想要探討「真相」？

4.實質內容的部分，由於作者只引用了部分的資料或報導，二手解讀又不見得抓到重點，例如忽視數十年汙染的事實、政治結構與在地的關係，包括黑道左右最後的結局等等，也就是說，殘缺又不精準的理解，欠缺蹲點的在地經驗，或說沒有深入的瞭解，而且，從研究的基本要求、背景認知的程度、方法論或一切的形式，皆有待加強。又，這類型的文章，似乎不宜使用「結論」一辭，充其量使用「結語」或「代結語」，且避免套托邏輯的想當然耳！

通常完成且通過論文口試後，才稍微瞭解問題之所在，且「折磨期」才正要開始。對人而言，肯定、鼓勵遠比苛責的效應大很多，但我現在只能說，如果此議題將成為你的碩士論文，則台灣環境運動史、政經社會發展史、台灣傳統宗教的內涵、研究的基本涵養等等，皆有待加強。

研究最好可以進入「瘋狂投入」，與自己的內在，具備強烈的聯結，甚至為之生、為之死的情境出現時，就可進入研究的精義。

【文明的祭壇──《車諾比的音聲》】

陳玉峯

陳來興畫。

1975年某夜，我一口氣讀完柏楊的《異域》，邊讀邊掉淚，閱畢馬上點燃三柱香祭拜該書；亞歷塞維奇的《車諾比的音聲》看沒幾頁，我直想焚身致哀！

這根本不是一本書，它超越了文字符號所能傳達或負荷的內涵，它癱瘓了歷史的悲劇、悲劇的歷史；不是死過幾百次的人是寫不出來的，也可以讓稍過敏的人死了幾百次！最重要的是，作者不是為了報導或文學而寫作，而是對科技與人性進行史無前例的超級控訴，顛覆了人類一切的成就；作者也改寫了「愛」的意象。

我接到文字稿迄今，焦慮、恐懼、痛苦不堪。出版社要我寫推薦短文，我卻一個字也不敢引用。我有個夢，我要向上帝與撒旦募資，請出版社印製2,300萬冊，恭贈給每一個台灣人放在枕頭下，不久的將來，台灣成為世界盡頭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