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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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村長的現代版解說
嚴清雅村長在豬灶溪畔向我解說：
「……這條叫豬灶溪，翻過去那邊有條三疊溪，南邊還有條華興溪後來跟石龜溪在溪口合流……在下方又交會。卡早這裡是舊公所旁，村人都來此作宰殺豬隻家畜後的洗滌，洗衣、洗菜都在此，是謂豬灶溪。（註：溪名未考證）
卡早，咱庄做紙業，就利用這條溪。1950年代紙業大興，我們這裏還有蔡倫廟。有個南村庄，大約一半的人都在做紙廠，因而溪流的污染很嚴重。(註：所謂的紙業乃利用竹材，製成拜拜用的金紙，行銷全國。)
該年代有我們庄內人到台北，台北小姐問他作啥活，他答當廠長。台北小姐一聽喜出望外，當廠長是不簡單喔。因而跟他返鄉，一心想當廠長夫人。那知一回鄉，台北小姐腳穿高跟鞋，好不容易坎坷走上一個多小時才到他家。
台北小姐一看工廠差點昏倒，就一個紙水槽，一間破爛屋的一人工廠，嚇得轉身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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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清雅村長（右）與許應典執行長（左，紅衣）在豬灶溪邊解說梅山史（20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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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村長的解說兼顧雅俗，帶有解嚴、解放後的幽默，但他避開了梅山地名來源一節，畢竟無人可以給予「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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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華人界碑
前述初墾與成立造紙工場的時距長達百年，也就是說，在1708至1807年之間，原始森林漸次被摧毀，且改植為竹林及果園等土地利用。由梅山鄉的地理、地形考量，在華人的農業文化而言，絕大部分土地只能闢為「園」的生活型，或台灣人所謂的山產。而拓殖的進展，我推估先是流動性的工寮，再遞變為早年的小聚落。後來我看李若文（2000）的報告，大致上也是如此解釋由「寮」，轉變為「家」，由是形成小部落。
以時程而言，華人大約花了一甲子的歲月，幹掉從梅山到太平，海拔9百公尺以下，東西直線約4～5公里的丘陵及山地的原始森林，這樣的速率恰好跟綠島原始林主體的破壞等同(陳玉峯，2015a；b)。
而海拔挺高的開墾，必然與原住民發生衝突，這方面的人種傾軋罄竹難書、全球皆然。然而，華人與原住民對自然資源及土地的概念天差地別，後者是自然人，對資源利用大抵僅止於「只取當下，只當下取」，囤聚、儲蓄的概念稀薄，遷徙而讓地力自然復原是生活型的常態；前者是農業定耕型文化，不只安土重遷，且頻頻蓄積又擴張，而「有土斯有財」，一旦盤佔，永世不還，復鯨吞蠶食，掠奪原民的土地不遺餘力。
另一方面，古來「山中無政府」，1722年的土牛紅線大致是自欺欺人，不過是官僚在發生問題之際的自保形式之一，開發浪潮從未休止。於是1768年農曆3月，官僚下令在今之162甲縣道的11.55公里附近，轉進北上太平山的車道不遠處上方，在巨石塊上刻字，是即「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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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文教基金會在車路邊立牌指示「民番界碑」大石塊就在上方（20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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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大石頭應該是太平山略呈南北縱走的山稜下，古代某次大地震時，屬於反插坡的西向坡，由山稜或上方滾落，停滯該地者，現今屬於孟宗竹造林下，因而巨石上頻常佈滿竹葉，且密生苔蘚，若無熟知人士指引，難以辨識。登上這石塊的一小段路，梅山文教基金會設有幾個小台階，且在巨碑旁，立牌書寫碑文。其下方的車路邊，則立有紅底白字的標牌：「民番界碑」。
碑文內容是「重申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云云，在《鄉誌》133、134頁列有「制式」的解釋，無庸我贅言。若將「美化」的形容詞、華人本位去除，加以儘可能客觀的史觀，毋寧才是面對台灣歷史的態度，而且，若能「翻譯」為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價值觀或普羅草根的思維，毋寧更「真實」與親切。
我身處台灣所謂的「學界」四十餘年，深知產、官、學、外來政權洗腦式遺毒「迷信」的根深蒂固，而李岳勳前輩恰好以青、壯年的階段，遭受兩個外來政權，赤裸裸地高壓灌施截然不同的意識型態，他內心的苦楚與蛻變或轉折，乃至行文的虛實交織，合該由我解讀。所謂的因緣，某種程度正是「任務或天責」，我不得不相信除了每位生靈各有其不等程度的「意識」之外，集體的不同層級，更有不同集體意識等第的無形運作。
先將重點交代。
我估計，18世紀開始，或1700年代，華人移民或只分佈在梅山以西。梅山乃南北通道的一處休息驛站。1700至1740之間，梅山形成聚落，且梅山向東，直線距離約2公里，也就是觀音山(標高429.5公尺)、麻園寮山(標高535公尺)南北連線以西，大致被華人開闢成果園、竹林等。
1740年代以降，乃至1768年間，大約30年時程，華人將勢力範圍向東推進到太平山(標高968公尺)、紅楠坑山(標高1,051公尺)南北稜線以西地域。而1768年設置了「嚴禁越界私墾」碑，乃就地取材的銘刻。
1768年以降，乃至19世紀初，很可能華人的工寮已東推至瑞峯地區，東距梅山的直線距已超過12公里的深山。
也在此間，海拔約1千公尺以下的地域，華人墾殖區的山坡地上，原始林消失，改植為竹林、果園，因而1807年已可收成竹材，從而設置製紙工廠。
而我冥思探索的，不在於我能多精準地找出拓殖史，而在於追溯李岳勳前輩身世的根源，因為他的先人自福建南靖遷居台灣何處，只落個「固無可考」，卻在「第十七世顯祖玉河公定居梅山鄉瑞峯村」(約在嘉慶年間)，其先人為何甘昌拓殖深山，最是高風險地轉進內地？
間接而模糊的側面「證據」在於梅山是個「雜性」聚落。雜性而能共居一地，這在古代，很可能是「反清志士」的集結點。我以李前輩悟出的道理，連結李氏家族的可能性移居內地，是否在梅山特定古人的掩護、接應下，避禍深山？
1768年設置的這塊原民、華人界碑，恰好佐證了李氏族譜定居年代的合理吻合。此面向容後再述，在回此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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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旁立有石碑上銘刻的文字（20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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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清雅村長以竹竿輕拂掩蓋銘文的落葉，但界碑上的文字已難辨認（20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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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很可能是反插坡由上面滾落的大石塊（20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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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今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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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鄉前鄉長黃世裕先生接受筆者口訪（20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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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迄今的草根，價值觀依然緊抱外來政權賦予的「階級」、「尊卑」，因為那是過往「政教合一」的產物，透過宗教不斷延續皇權帝制的人治思想。其中，庶民口訪的內容，經由「學界」的加工增刪，往往失掉原味，但草根還是「等因奉此」、照吃不誤。顯性與隱性文化有時大相逕庭，卻在台灣史上彼此「愉悅並存」！此乃牽涉台灣主體的自覺，正是透過如李前輩所領悟的心理哲學所傳承(陳玉峯，2015a；b；2016；李岳勳，1972)。這等深邃的禪悟在此先不討論，只舉此界碑的草根傳述。
梅山鄉前鄉長、現任梅山農會總幹事黃世裕先生敘述：(2016.9.13)
1760年代華人與原住民的糾紛頻傳，大家就約定好，以那一條山稜為界，原住民打獵時，如果獵物越過稜線跑過來了，你們原民不可以追獵過來，自動放棄；華人呢？也不可越過山稜去採山產、拓墾，雙方如是唱明。
雖然現今人的解說較有台灣味，但該碑文相較於同年代前後的碑記，似乎較形草率，內容也形同道德勸說，個人有些懷疑似乎尚有隱情也未可知。畢竟所有史料文字，都是華人本位，就連我的書寫，一樣無法純然客觀。
所謂的「民番界碑」當然是強勢者的自我標榜，並不代表清國的行政力及於此線。我認為梅山鄉絕大部分地區，終之清國統治，都屬於半自治區。而梅山聚落的形成，乃至朝內山發展，自始至割讓台澎，都可能是反清遺民的疏開地域。而梅山鄉的拓殖，有如游擊隊的流動性工寮，至少某種程度以上如此。
這些流動性工寮漸次也因原始森林的消失，慢慢拓殖為龍眼林、竹林等，而筍寮、腦寮、炭寮、石灰寮等，配合水源的穩定，逐次在特定區域發展成家族式的小聚落，儼然無政府的自治區，直到清國末年的1888年(光緒14)才在「梅子坑街」設立「打貓東頂堡」的「堡長」一職，也就是說，1888年之前，清國的行政力不及於此，而我一直懷疑自1683年以降，陳永華的部屬後代等反清志士，大多隱入南台淺山丘陵地，逃避清國嚴苛的查緝或屠殺，如同果毅後、東山鄉，我認為很可能梅山鄉也是此類志士的隱匿之地。
我推測或臆想梅山鄉人李岳勳前輩的先人李玉河，在約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之所以定居梅山鄉瑞峯村，有可能也是逃避清國直接或間接的查緝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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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3日筆者前往梅山鄉農會口訪，左起嚴清雅村長、黃世裕農會總幹事、筆者及梅山鄉文教基金會許應典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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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毫無今人所謂的「證據」，但我在十餘年來的田調、口述史訪談，隱約或冥冥之中，一直存有些微的微妙「感應」，牽連或驅策著我，隨順地探索此間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