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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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2013519日台北環盟再度發起街頭訴求,由孫文紀念館起走。
陳玉峯 攝】

2013.5.19反核遊行隊伍宗教界之一的訴求:反核救台灣;台灣要制憲;
KMT下台
(台北街頭)。佛法無相現妙相;門通十方無去來。


2013 19 日早上11 時餘,我驅車去高鐵站,抵台北轉捷運,直奔「國父紀念館」前,參與環保聯盟主辦的「2013 終結核電大遊行」。然後,約下午3時出發,走到總統府前,在拒馬、列隊警察佈陣前的廣場上,進行「終結核電晚會」。我也上台講了10 餘分鐘。回到台中家裏約晚上九點半,這天我花了1,700元。
正如預料,人數不多,約僅千人,認識的老面孔也少。遊行隊伍帶頭主旗中,我的左側是施信民教授,右邊是張國龍教授,他們的年齡都已超過70 歲,我也達耳順。我跟他們說:「我們都已經走了一輩子了!」而台灣正式反核運動大約超過28 年,反核老將之一的粘錫麟老師,現今躺在加護病床上。
我講完下台後,三、四個歐吉桑、歐巴桑拿書要我簽名;三位「聖脈」的朋友過來問我認不認得她們;老朋友李仁懿女士跟我說些社運團體似乎不大能團結的感嘆;葉秋源先生堅持送我到高鐵站,途中他說:「今天台北有一百多個活動,多是政府灑錢在辦的,誰來遊行?」到車站,他拿出百塊錢要補貼我的車資,他知道我已經「失業」5年,但我怎忍心?!他一個月才領千多塊錢的勞退!
想起網路、電子郵件或各團體朋友的對話或吐槽。有人堅持拒絕「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染指」;有人抱怨某團體「自作主張」,因而「他們辦的活動,我們不參加」;有人主張別再走街頭,浪費資源又內耗,應該進行電子戰;有人忌韙被「領導」、被「收割」;有人擔心自日的高人氣,到今天的「零零落落」,乃至以後必然「再而衰、次而竭」,會讓擁核者及執政者「看衰」……而今天的遊行隊伍中(或任何遊行),許多人愛搶鏡頭,有「市議員」指揮他的助理群及他自己,擠進我們的橫布條,要自己的人大拍特拍,我趕緊讓位讓他們拍個過癮……
這些都有其道理,只是人性或浮世繪,並非「是非對錯」的問題,似乎也不必在乎。
就在這一天,龐多台灣人親子闔家歡渡週日;許多人還在為生計打拚;小偷沒閒著;鶯鶯燕燕生意也興隆;政商依然酒池肉林;電視傳媒百多頻道,同樣的吃喝玩樂腥羶下流;藝人的雞毛蒜皮是「國家大事」;「菲」國大誤、辱罵那個「低能兒」的社會成本,代價仍然高昂;核一、核二、核三、核廢還好,今天似乎沒出差錯、沒死人;低頭族不斷按鍵,「我要去睡覺了」「讚!」,「我剛大大回來了」「讚!」,「我餓了」「讚!」……
陽光底下沒有新鮮事?台北街頭的反核隊伍不過是龐多嘉年華會的小小攤,無人在意,「那是你家的事」而已?!
我沒有資格也無意勸別人什麼,我相信反核、廢核最好可以「超越黨派、無分意識、跨越世代、建構世紀藍圖」,這也只是我個人態度,無關他人。那個團體、單位辦反或廢核,只要時間許可我都可參加,共產黨、國民黨辦廢核我更願意奉陪或打頭陣!
我全身汗水濕透,有點疲累,但我沒荒謬感,也沒無力嘆。
我上台時因燈光強烈,看不大清楚台下人。第一句話我說:「燈光很亮,我看不見大家,難怪坐在總統府內的人『目中無人』……」面對反核數十年的朋友或今天現場的參與者,我能講什麼?或許可以鼓舞士氣或先談know why,以後有機緣再論know how,以及如何擴大成世紀變革論。
以下檢附我的講稿,朋友們,如果您願意花力氣瀏覽,則是我的福氣,感恩!

  講稿(2013.5.19)(←請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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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維持社會或治安的第一線,台灣警察約有7萬人(2013年數據)20135月台灣人口23,340,136人,平均約334人當中有一名警察。全球各國人民數與警察數的比例不一,從香港的200:1(2010),到日本的1,1841(2009)所在皆有。
除了道德最下限司法的警察人員之外,道德、教化、社會氛圍營造的治安或秩序基礎,例如台灣的宗教寺廟宮壇教會等,超過2萬家;更有趣的數據,登記有案的「台灣公益組織」高達7萬多個,恰約一個警察就有一個公益團體!假設這些公益團體都不是洗錢白手套,也非政府或財團、黑道豢養或培植者,而是純公益、純善人,加上無法統計的,龐多默默行善而不欲人知的素民、素行,再加上寺廟宮壇鉅大影響人心的力量,估且假設每一單位或信仰圈影響信徒100人計,則我粗估,每10個台灣人當中,約有24人是做好自己份內責任之外,還不斷在傳播、影響社會正面力量的人!
也就是說,我相信台灣至少有24成的人,不斷地以多元途徑、方式,散發著正面力量、文化力量,張撑起整個社會的和諧、善良、美好、公義、秩序與道德等等,再加上不行善、不行惡的中性人,或「正常人」,可以說,台灣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好人」,或至少是不會危害別人、社會的「善類」。
相對的,如果訪調台灣人民對社會善惡、治安或社會秩序、價值、道德的觀感,推測台灣社會至少是差強人意或及格邊緣,但很可能不同年齡層將有大落差,年紀愈大的層級,感嘆「世風日下、羣魔亂舞」的比例必將大增,但絕大部分的人通常忽略了,或不理解支撐起現今台灣社會的穩定,基本上在於「小善力挽大惡」!
台灣的善惡議題煞是「有趣」與悲哀,簡單地說,是善良的草根、基層在維護整體的善根,也在縱容強權、豪強的使惡;若非廣大的素民之善,台灣社會早已分崩離析。大惡有兩大類,即文化底層結構問題,以及體制大結構問題。許多台灣的個人或小善,其實恆常培養強權的大惡,如同沙文的兒子,通常是受盡欺凌的母親所培育!
67年來我投入台灣宗教的摸索與學習,收集任何民間「善書」,舉凡各類佛經(真經、偽經)、各類神明「真經」(例如大道真經、開天炎帝真經、福德真經等等)、《玉歷勸世寶鈔》、《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種種神明的「陰騭文」……,絕大部分善書闡述的,都是個人化修身養性、自律向善的警世之作,論理依據大抵是透過報應說或功過格的懲惡揚善、三世兩重因果的宣說。其等所謂要扣分的罪過,細緻到起心動歹念,即令無付諸行為都有罪過,甚至連看月亮、瞧太陽、吐口痰都記上一筆;所謂的善,則大抵是惡的反面。如是的教化,大約是延續自宋代以降,閩南、台灣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迄今仍然是普羅主流。
這套傳統的「美德」教化,直接或間接,徹底地尊崇專制、皇權,是百分百教導順民、奴隸的催眠「法術」,其乃透過神權輔佐專制霸權的超級「心法」。它們避開了結構大惡,合理化獨裁的正當性,而字面上一無痕跡。它們尊君而規避皇權大惡,埋下權力即正義的潛意識價值觀,形塑出即令民主形式的今日,申冤者還是會向大官跪求的刻板行徑,此間,加上歌仔戲、古裝劇、歷史皇宮鬥爭大戲等等催化,讓俗民暗自歡喜於今日的半自由與形式民主,骨子裏、內在或意識,依然服膺於奴隸體系而不敢造次或「大逆不道」!
如此風俗民情洗腦下,常民習於逆來順受,並以權霸者拋出的肉碎、骨頭爭食為樂,更期待官僚的摸頭而沾光。俗民養成整個國家最大的、結構性的不公不義,只求小我、個人之間的揚善貶惡,而通常只在被逼向生死交關之間,才有部分人「挺而走險」抗爭,但「抗爭」也常只在小是小非、小利小義之間流連、徘迴,而無能向大公義、大因果、大是非作挑戰或反思,他們的名言之一:「我們不談政治」,從而形成不義政權的共犯結構,並以半截義理、私德、私道為滿足;在宗教信仰的特徵上,則淪為最最流行的「他力主義」,向外、向權勢乞求庇蔭、保護或利益均沾。此殆即台灣迄今難以突破的文化性結構大問題。
這整套皇權思想從來透過神權在營運,是東方穿著神聖外衣的邪靈,且幾乎已趨化境,佔盡「道德」、「善良」的大部分內涵,而只在大義理之前才會顯露破綻,是謂「德之賊也!」;相對的,得以覷破此間荒謬者,如自覺、自力聖道的智者並不多見,真正的禪悟人畢竟只是如是社會的邊緣人。
而體制結構之惡最善於玩弄這套俗民文化。體制結構的惡質特徵之一,正是權力中心的政客,其內在思惟模式異於常人,他們幾乎沒有善惡、是非、道德、公義觀,只有輸贏勝敗的鬪爭觀念,卻可以是滿口仁義道德法律,因為,那些東西是人民之所需而「我」不需要!過往專制時代,皇帝可以殺人身、誅連九族;現代民主暴政則殺人心,讓全民陷於失敗主義而無能自拔。
台灣體制結構的特徵大惡之一,也就是八字箴言:「事看誰辦,法看誰犯」讓奉公守法的人民失望、絕望;「罪大惡極」的陳水扁前總統遭遇如何?多少台灣賢士前輩在軍法、司法迫害下,下場如何?國家機器是如何被使用來殘害「非我族類」,迫害良民的人又如何被歌功頌德,倍極無恥卻久享榮華富貴與尊榮?!罄竹難書、令人髮指的過往罪孽不說,只以新近全民殆皆清楚的渺小案例即可說明:
台大醫師柯文哲只不過在電視上持平說明陳水扁的病狀多次,他就遭受環保署、醫策會、監察院、調查局諸多單位的不同「案件」調查、騷擾89次,還被冠上「貪污」的嫌疑!2013年了,白色恐怖的抓耙仔、走狗,幹著專制時代的技倆,只針對「不聽話、不乖的人士」進行干擾、恐嚇、威脅、栽贓,只因為「長官交辦」!
柯一正導演看不慣33年核四貪贓枉法、欺凌世代,忍不住跳出來高喊「我是人我反核」、五六運動,他就莫名其妙被查稅,還被控違反《公共危險罪》!
支援大埔四戶的學生、團體在201377日晚上進駐地方後,「有不明人士在對街監控……疑似騷擾」,讓他們「心生恐懼」!
我的學生蔡智豪老師去年參加立委選舉,今年5月突然接到監察院舉發,他在選舉時接受了營運出問題的廠商贊助政治獻金二千塊錢,「依法」得罰款百倍云云!
整個國家機器法令,專門被用來整死稍具公義之心、膽敢挺身而出的人,卻放任牛鬼蛇神為非作歹而消遙法外!馬先生第一任總統是天使模樣,第二任則赤裸裸的是魔鬼嘴臉,接下來難不成是撒旦?!而他的親信貪污,司法卻可以還他們「公道」?!
古代商鞅變法,首要之舉只是下道命令,任何人將一塊木頭從這裡搬到那裏,可得賞金多少。一開始沒人相信,因為「政府」從來講假話、鬼話,因而商鞅要興革,先做的是立信!不要臉的現今政府宣稱,台灣公務員貪污比率只有3%!人民相信?!通緝犯「衣錦還鄉」回台,上電視到處作秀,傳媒「趨之若鶩」,聆聽「萬年也不會改變的真理!!」這是什麼強盜、惡棍「政府」?!世間還有甚麼道理?!
然後呢?現今政府官僚、要員上下一副「老子就是這麼幹,你奈我何!」兩蔣時代再怎麼暴政,官僚至少還知是非對錯,民間反應還是多少會有稍具良知的官僚勇於虛心聆聽,現今呢?誠如中國廣西查扣到46年前的「殭屍雞爪」,香港東方日報形容的:「舌尖上的中國毒毒不休,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台灣無遑多讓,有過之而無不及?
21世紀初的台灣,徹底是個失竊語言、文字的國度!惡質的國家體制將語言、文字、人心,蹧踏到罕有人相信文字與語言!孰令致之啊!!偏偏權貴們始終「自我感覺良好」,他們駕御著金錢怪獸,更以神權治國,操控著神棍,傳播著千餘年的蔭屍文化愚民,從而「高票當選」各種頭銜;他們造成國家社會潰爛的模式,雷同於中國各朝各代亡國前夕的態勢,只不過現今多了一道「民主形式」的障眼法、遮羞布。
而對抗體制之惡、神權文化邪魔的正義力量,在於自力聖道的覺醒與實踐,以及年輕世代的見義勇為方興未艾。2013年中揭開的各類運動與抗爭,預告了台灣新世紀興革的序幕,這一波波的反思與反制,若能在大因大果、大是大非的深沉內涵掘進,台灣必能蛻變與新生。2013~2016年正是善惡拉鋸、黑白對決最值得期待的神聖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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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2013417日環境天使、俠義人士到環保署抗議,指控高雄南星基地長年來將有毒廢棄物填海造陸,造成鄰近地區如鳳鳴國小的地下水汙染,可導致烏腳病的砷,濃度已竄升為450倍或以上,從而抨擊有害廢棄物填海是「錯誤決策」。

環保署官員撇清中鋼爐石等,含有砷的機率不高,汙染不見得來自南星計畫,南星計畫實施20多年,有效解決南部地區營建廢棄物無處可去的困境,並非錯誤政策云云。

南星議題在台灣長期以降,不可勝數的環境汙染、生態困境系列中,只是微不足道的案例之一。爭議兩造或三端(加上業者)的反應大多如出一轍,「標準模式」!

環保官員或業者的典型反射動作,大致「遵循」古老的笑話「地球儀為什麼傾斜?」的模式:第一反應,「不是我弄的!」;第二反應,「買()來就這樣」;第三步反應,「誰把督學(環保人士)帶來的?!本來都沒事啊!」(沒有錯誤政策,皇后的貞操不容被懷疑!)。如此戲碼演了數十年,外觀看來,似乎環保公權專為汙染的資本家守護,環保人士淪為雞蛋裏挑骨頭的麻煩製造者,而汙染業者變成天經地義賺黑心錢,遲緩性的殺人兇手似的。

事實上,好、壞、善、惡,並非可如此輕易區分。善心公義人士的確多為打抱不平者,但其知識、認知程度,智慧及洞濁因果、結構的能力畢竟天差地別,何況還有許多環保蒼蠅、蚊子、蟑螂或大惡之人藏慝其中;環保官僚本來是受國人託付,公權把關環境健康,卻因政商歪力介入,加上被抗爭反彈等,多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於淪為政商馬前卒,根本問題不少,例如數據取樣的逢機盲點,以及科學無能處或科技主義的迷思(凡此面向寫幾本書也談不完);至於汙染業者方面,無論如何惡貫滿盈,基本人性大抵俱在,然而,套用任何古今內外道德、宗教的理論、說法、報應等等,都無法合理詮釋為什麼永遠會有一大票「喪盡天良」的惡魔為害人間。

然而,三端或絕大多數的我們,歷來都漠視環境困境的數大結構性的因果關係。
19801990年代筆者曾經調查大林埔地區,或後來所謂的南星計畫,該年代正是台灣營建等各產經企業如火如荼發展的時代,也是台灣環境江河日下的決堤時期。當時,筆者最大的憂慮在於如是發展的代價,終將打造台灣成為垃圾、毒物的掩埋場,因為質、能不滅,環境問題是人造汙染物的破壞與毒殺生界的總和結局,不可能憑空消失;任何開發,得失一定會發生,剛開始發展的國家尚有多餘的空間可以貯存毒物或廢棄物,但像台灣早已過飽和的發展,問題必然變得愈來愈敏感或尖銳,環境問題更被壓縮到約只剩下「分配問題」,也就是誰人獲利、誰人無端受害,乃至少數人獲益,而全民受害、世代受害。

結構性因果關係之一即1920世紀以降,無限成長、極端發展、物慾至上、經濟掛帥、GDPGNP無止盡的追求等,誠乃工業革命以來,推展極致的價值觀,蓆捲天下的世界主義,也是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在今年某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的「我們這代人做錯了」的大反思議題。

悲哀的是,舉國上下,乃至世界各國,這樣的反思遠比滄海一粟更加微薄,遑論掌權或既得利益的決策者。尤有甚者,數十年來全球唯一不以GNP測量國家成就,而以「國民幸福指數(GNH)」為指標,所謂全球最幸福國家的不丹也已淪陷,2011年他們的GNH顯示,只剩41%的人民稱得上快樂,過半的人已經向資本主義投降,走向物質掛帥的慾望解放!

這是全人類有史以來,人性最大的解放與墮落,迄今為止,幾乎看不見有任何希望的最大困境;20126月第三屆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UNCSD)領袖高峰會,繼其20年前(第一屆)推出劃時代的「21世紀議程(Agenda 21),並發表「里約宣言」,讓當時世人為挽救全球生態浩劫寄于厚望。然而,20年後,世人失望了,大家了知數十年強國的白手套的聯合國,多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因而第三屆發表的「我們想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儘管文情並茂、洋洋灑灑,卻被評為「慘痛的失敗」,不能解決全球環境困境與10億人口的貧窮問題。

事實上,根本的關鍵在於,利益強權大國耗損地球最大資源,生產最大汙染,卻不會受到制裁或懲罰,而各種人道性奧援,也是機關算盡,甚至或總有辦法撈回更多。試看現今二氧化碳排放最嚴重的中國(年排碳100億公噸,且持續增加中)、美國(59億公噸,正實施減少碳排中),這兩個國家占全球排放量382億公噸(2011)41.6%以上,他們完全不理會「京都議定書」的約束。至於台灣,若以人均CO2排放量計,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打趣地比喻,台灣人的呼吸量是全人類平均值的2倍;若以單位面積空污排放量計算,台灣自從1985年以降,高居世界第一名,是日本的2倍,台灣人在迫害生靈、傷害世代的能力無遑多讓!但因政治上屬於「不被普遍承認的國家」,或被計往最大污染國之內,無恥地免於被正式指責的對象?!

令人難過的是,201359日,全天監測的CO2濃度首度飆破400ppm,達到300萬年以來的最高點,人類早已深陷極端化災變之中,卻始終不願更改自己的行為!

此等拚經濟的全球迷思,台灣尤甚,不管什麼黨派得勢或執政,無論中央或地方首長、民代乃至鄉里頭人,除了錢財、硬體建設之外,別無更重要的內涵或價值,全民上下罔顧台灣早陷萬劫不復的險境,而古人所謂「上下交征利」,放在現今世人標準簡直微不足道。台灣人真的窮到只剩下錢財而已?!

英國風險顧問(管理)公司「梅波克洛夫(Maplecroft)」,於20118月報導的「自然災害風險圖譜(Natural Hazards Risk Atlas 2011)」宣稱,依據國家經濟對天災的曝險情況,評比196個國家的排名,台灣與美國、日本、中國被列為「極高風險」,也就是支付帳單最高的四個國家。而該年全球7成重大天災發生在亞太地區。2012年則宣稱,2011年全球約有1,490萬人因自然災害而流離失所,且近9成在亞洲。

而筆者在台灣經驗的看法認為,台灣的危機與風險,很可能比上述的估計嚴重許多,因為台灣的城鄉與山地之間,欠缺足以隔離的緩衝帶,百年林業已經摧毀原始天然林保護罩約6-7成,而台灣土地之承受的人為壓力、工廠密度、車輛密度、能源消耗等等指標,均為全球平均或世界各國的2 - 68.5倍,從而造成增溫現象、海漲效應、日照時數減少、降雨時數減少、相對濕度降低、霧露減少、晝夜溫差降低等等現象,一旦極端氣候等天災發生,必需付出的代價高於或多倍於世界各國。

另一方面,半個世紀以來,日積月累的各種廢棄物,表面上靠藉環保法規暨執行,把關或放水,實質上,真正降低污染量者,有賴每年豪大雨、颱風、洋流及季風等充當台島天然「洗腎機」,大量汰洗,傾倒境外!

台灣的生態體系遭受的浩劫、污染的累積壓力、各種爆發的毒害等,筆者調查、研究、觀察、運動340年的經驗確知,幾乎沒有一件是獲得釜底抽薪的真正解決,相反的,每下愈況。

台灣環境、生態議題的第二層級結構性因果關係在於政治問題。

百年或20世紀台灣,歷經日治之南進基地、國府之反攻大陸之最高指導政策,台灣的資源開發利用,從來不是為了島內的長治久安、永續發展為考量,此面向筆者20年來已反覆申論多次,在此不贅述,僅以現象一、二交代。

由於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所謂的環保,都是污染或破壞到超過臨界程度,人民無可容忍或大地反撲之後,政府才設置專業單位來處理,都是後手棋而非有計畫、有規劃防制,而且,從1953年第1期經建計畫之展開,1957年台灣進入塑膠時代(王永慶台塑等生產PVC)196169日台銀首度發行新台幣「百元大鈔」,1970年代十大建設等,伴隨著石化等種種污染猛爆,因而1980年代以降,所謂環保運動,才尾隨政治平反,以及其他弱勢運動漸次興起。

然而,除了一些特定官僚體系、財團培殖的團體之外,真正台灣民間的所謂環保團體,唯一的資產只是一顆仗義之心、精神及毅力而已,其餘幾乎一無所有,但他們面對的是國家機器、財團恐龍、黑道黑金等,詐騙、恐嚇、身心迫害,環保人士遭遇的不只是環保污染與災難,他們對抗的是整個政權操控下的不公不義。
簡化地說,真正的環保團體或人士是弱勢中的絕對弱勢,因為他們「咎由自取」地承擔整個「共業之惡」。相對的,環境或生態系的破壞及污染是由政府、政策啟動的,過往筆者曾總結為:新任院長上台,踏在前任所創造的垃圾之上,繼續創造新的垃圾!因為我們未曾看過真正要由根源或歷史陳疴解決的政府首長,好的官僚只想解決當下問題,儘可能去達成上級所交代的政治或政策目標,但無人願意碰觸結構及歷史大惡。

201262日,甫任國科會主委4個月的經濟學者朱敬一先生,投書在聯合報的「經濟學家徜徉在產業與農田之間」一文,恰好襯托出此一迷思。他談及中科二林園區紛爭折衝的經驗,先強調:「我儘量不從『當初有誰犯了錯誤』這個角度去切入,而要從『今天環境有什麼變遷』這個方向,去思索可能的變革。基本上,我沒有從零開始規劃園區的自由度,只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做最大的改善」,而國科會最後促成「將用水量大幅降低八倍,這樣的改變規模,絕對是台灣甚至其他國家園區轉型所僅見。但我認為,這個案子的指標性並不是在方案實體內容的轉型,而在於『由極端對立到折衷妥協』的氛圍改變。若能藉此個案促成公民社會對話的開端,那才是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

朱先生這篇文章感情豐富、理氣十足,充滿有守有為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投身官僚體系的浪漫與敦厚,是筆者所知,多年來難得的想做事、肯付出、有愛心的肺腑之言。他敘述國科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調整產業、節約用水,試圖在經濟利益與環境永續之間,尋找平衡」;他認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動能已經漸趨飽滿,各種NGO、媒體的動員發聲能力,都頗為可觀…………從豐沛的社會力到理想『公民社會』之間最難跨越的鴻溝,就是對話的勇氣與歧見的尊重。台灣社會在這兩方面,都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他肯定環保人士「訴求與自己利益無關;他們關心公益、真情流露」;他也輕輕地抱怨:「如果台灣的社運邏輯太過沉溺於抗爭批判對方,就不容易尊重不同意見者的見解,更不容易坐下來與異見者溝通、聆聽、說理、反思」、「……民間的意見領袖善於動員支持者、製作標語、呼喊口號、到特定媒體發聲,但是卻排斥任何我們安排的對話機制」,更導致國科會「腹背受敵,裡外不是人……本會正副首長因為安排對話所經歷的羞辱不知凡幾。這些,我們雖然能夠承受,但也不免會自問:若促成對話的唯一回報就是腹背受敵,值得嗎?以後,還有公務人員願意促成不同意見交流嗎?」

坦白說,朱先生很有涵養,遣詞用字很是拿捏分寸,換作別人,同樣實質意思可能可以寫成:「這些環保人士堅持己見、拒絕溝通,簡直是為反對而反對,欠缺公民社會理性的修養,很可能逼迫想要化解歧見的公務人員退縮,平白坐失二林園區的轉型,幸虧國科會正副首長忍辱負重,在極端對立的氛圍下,耐心促成交流,終於為中台灣人民促成中科轉型,做好產業與環境的永續,那既是積累功德,也是歡喜甘為……

筆者未曾參與二林案的抗爭,無從實際瞭解那些環保人士如此「顢頇」,然而,如果有機會讓這些環保人士對朱先生的文章或意見做一回應(但不知報紙會否同樣願意刊登在話題A6版?),或許會有很有意思的對映?!筆者但就若干現象,略作回應。
1. 中科二林園區開發案是行政院的「既定政策」,國科會盡力去達成任務,讓政策執行,國科會不管也不問此一政策該不該執行。對台灣土地、人民、世代等,是否誠如朱先生所謂的已經「做好產業與環境的永續」,有待時間去給答案,筆者無法論斷,但本案正是不論政治或歷史結構議題的案例之一,科技官僚只是配合政治、完成上級所託而已!如此看來,李遠哲前院長的反思又錯了一次?!

2. 誠然國科會可以將用水量降低8倍,試問,如果當初沒有抗爭,開發單位及國科會是否會自動責成如此「功德」?政府為土地、生界、人民、世代把關,不就是本來應盡的責任與承擔,何來「功德」之有?請問數十年多如牛毛的開發案,多少案例願意如本案般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或浪費?政府配合資本家到處「放火」,可憐環保人士螳臂擋車,費盡千辛萬苦,偶而「成功地」擋下一、二個小案例,試問何謂比例原則?全國排山倒海地「拚經濟」洪流當中,環保人士只成了潮流的眼中釘、肉中刺,却從來沒有「功德」,還曾經被政府暗中列管為「流氓」,試問他們月薪多少?有何「權利」?為誰辛苦為誰忙而獲得什麼「成果、成就或功德」?!

3. 台灣歷來的環保爭端中,多少官僚、公務人員主動「安排對話機制」?以30年來為例,比例有無達到0.1%?歷來環保人士遭遇何等對待?為什麼環保人士拒絕被安排?其形成的歷史背景如何?朱先生說「三個多月」國科會正副首長因為安排環保人士與產業派對話「所經歷的羞辱不知凡幾」,則30多年來所謂環保人士被關、被打、被恐嚇、被槍擊、汽車被割輪、衣物被偷丟棄……天文數字般的凌虐算老幾?筆者也聯想及前國科會謝清志副主委,以及李賢華、林延旭、林聰意、洪思閩、許澤善、許鴻章、楊明放、蔡崇興、鍾立來等,為南科高鐵振動案被檢調、司法冤曲迫害的人如何?置政府結構以及歷史背景、形成機制於不顧,所有前因一筆抹消,夸夸而論該當如何走向健康的公民社會,是謂理性、公平?試問現今台灣政府、執政者符不符合「健康的公民社會」?放棄對最大惡源、公權怪獸的要求,而對手無寸鐵、貧無立錐之地的環保人士苛責,符不符合社會正義?

4. 筆者十分同意且肯定朱先生勇於承擔安排公民社會對異見的對話與溝通,環保人士何嘗不是熱切期待理性溝通,憑道理講得通,誰人願意倍極艱辛地抗爭?筆者230年經驗,我們從事運動的標準模式一向採取:調查、研究與告知;協調與溝通或公聽;不得已才運動與抗爭;然後思考如何協助政府與人民。相對的,政府公權及政商連結體對待我們的方式,從過往之不理不睬、瞧不起你、看你有多大能耐?到動用國家機器、爪牙整死你、困住你,但你還奮戰不懈,則第三步驟,收買你、籠絡你,從人情、親友到直接要給你好處,而環保人士還不肯屈服,第四階段,則複製你,例如森林開發處立即改名為保育處;你早上論述什麼,下午他們就依你的辭彙複製,他們也在做跟你一樣的「保育或環保」。第五階段,也就是近十年來,利用民主機制的形式或票票等值,培養了各式各樣的「NNGO」,搶佔公聽會席次,壟斷發言時間,投票更是一面倒,乃至於近56年來,橫幹、蠻幹到底,「你能奈我何」的惡質,傲慢到無以復加,試問現今國家機械的運作,官僚的手腕與技巧或態度,有多少比例如同朱先生等一副天真浪漫的純潔無瑕狀,而願意傾聽、理解、瞭解環保人士的訴求,並公允、客觀地洞燭問題的癥結,並謀求善意的改良?

以筆者為例,230年來嚐試向官僚系統的溝通,包括寫信、寄資料報告或書籍給總統府、行政院、各單位,除了官樣應付一紙公文之外,幾乎完全沒回應,整體而言,究竟是誰拒絕溝通?誰在阻止公民社會的健全進展?打人的喊救人,何謂正義?真希望如朱先生等有良心的官僚,可以感染、傳播理念與實踐,影響當權、在位,而不是只向社會作「自憐式」地喊話!

再回原論述,不從因果大義關係釐清,而妄想社會轉變成為理性對話,很難!再也沒什麼比得上從來不公不義的政權,要求人民理性溝通更輕鬆的事啊!

台灣的土地利用、經建硬體建設或開發早就衝破浩劫臨界,當局不思從整體綠能產業作結構性的大改變,而一味推動如核電、石化、鋼鐵……族繁不及備載的債留子孫的產業,台灣已經斷送未來,況且,結構、因果關係不肯改善,從1980年代以降的貧富差距每下愈況,貧窮線以下人民的比例不斷增高,一旦到達特定程度,必然引爆社會動亂,凡此根本性問題不探討、不解決,台灣如何翻轉成為公民社會?

台灣為什麼迄今沒有「轉型正義」?台灣曾經有「政黨輪替」嗎?十幾年前筆者曾撰文提醒:社會一切都在「進步」,包括統治技巧的更加「精進」。而該進行轉型正義者,不只是政治,整體土地、生界更需要深度地反思、扭轉吧!


1-6

陳玉峯

台灣傳統宗教的價值觀或行為準則,很大的一部分源自《了凡四訓》。

道教曾經有個神話。
漢朝時代,鐘離(名權)修成仙人。

唐朝人呂洞賓(名巖)曾兩次當官,但他一心求道,也曾禮佛。有次遇見仙人鐘離,鐘離教他修行、煉丹,而呂洞賓很想救渡世人。有天,鐘離傳授他點鐵成金的法術,也就是拿他煉成的丹點在鐵上,那塊鐵就立即變成黃金(大約相當於現今的電鍍),有了黃金,呂洞賓即可到處救濟貧困的人們。

然而,呂洞賓問說:「鐵變成金以後,還會不會再變?」
鐘離答說:「五百年後還是會恢復原來的鐵塊」
呂說:「那不是害了五百年後的人嗎?!這種事我不幹!」
鐘說:「要修成仙,得積滿三千件功德,憑你這句話,算是修滿了啊!」

這是《了凡四訓》一書中,講述「半善滿善」的舉例。事實上,這個神話假借鐘離在試探呂洞賓的心態,用來說明誠心、正心、真心的義理,雖然呂洞賓終究沒有黃金可以救濟別人,但他的一份善念跨越五百年,已足以成仙矣!

鄉親朋友們,你今天可以站出來反核、廢核,為當代、後代子子孫孫消災免禍,我們不必問結果,你已經是「一念萬年」矣!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要強調,即令我們廢核成功,我們還是沒有任何「功德」。不過,我可以確定,我們站出來了,保證可以讓我們活得更自在,更心安理得!





有位貧家女進入家鄉的大寺廟,她想布施,但她身上只有二毛錢。

她惶恐但誠心地捐了。萬萬沒想到,大寺的住持竟然親自為她在佛前誦經回向求懺!
後來,貧家女嫁進豪門,大富大貴了。有天她珠光寶氣地回鄉,也帶了數百萬元到該寺佈施。這次,住持師父却只吩咐個初學僧替她回向。

她很困惑地跑去問住持:「從前我不過施捨二毛錢,師父却親自為我懺悔誦經;現在我佈施數百萬元,師父却不理我,只叫個學僧應付,這是什麼道理?」

師父回她:「從前你布施的錢很渺小,但妳的心念很單純、很真切,因而我老和尚若不親自替你懺悔、回向,無法報答妳赤真的功德啊!如今你佈施的錢雖然是天文數字,但妳佈施的心境、態度有雜染,不像先前那樣純真,叫弟子代妳懺悔也就夠了,你還敢來問我?!」

這就是「滿善半善」的舉例。數百萬元是半善,二毛錢是滿善。

然而真正的善,連個善念也不沾染啊!古人說:「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靜,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台灣傳統的俗民、素民接受的,是這樣一套的教化,我們多少也有這樣的觀念或心念,或只潛蟄在意識之下、無意識之中。

相對的,我們來看看現在的核能電廠。一些政客及賺家欺騙我們,說什麼核電比較便宜,卻假裝核廢不用處理般,更不要說核爆或萬年以上災難的核廢外洩。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試想一旦出問題,是千萬人以及後代子孫皆得進住枉死城啊!這樣的風險,卻要用騙人的缺電、電價上漲來虛張聲勢、恐懗人民!這是何等的罪惡,誅連九族十世也無法彌補啊!
各位朋友!雲谷禪師傳授給袁了凡的「功過格」當中,所謂最高等級的功德是謂「准百功」,項目包括「救免一人死」等等,「准五十功」者包括「發一言利及百姓」等等;相對的,「致一人死」則列「准百過」,「發一言害及百姓」則「准五十過」等等,請問,當今硬幹核電廠、硬要把人民推向永世不得超生的數以百萬人計算的邪魔核電,該當何罪?人民如何而能倖免?





再舉《了凡四訓》書中的一個神話故事,讓大家瞭解台灣人底層的價值觀如何被形塑,又如何變成我們優良的內在意識。

古代有位叫做衛仲達的官吏,有天突然昏死過去。他的靈魂被牛頭馬面拘押到陰司地府審判。審判官命令手下,將記載衛氏的善惡記錄簿拿出,一本本攤開來,記載他做惡事的多得懗人,竟然鋪滿了天井還沒擺完;相對的,記載善事的少得可憐,但只半張紙不到,捲起來比筷子還細。衛某一看魂飛魄散,大聲喊冤:「我年紀不到四十歲,那來這麼多過失?那有時間做這麼多壞事啊?!」

判官說:不只你實際做出來的過錯,凡是你起心動歹念或一念不正都算過失一條啊!」難怪有數不清的罪過!於是,獄卒搬來「終極天秤」作善惡總清算,衛某人心想慘了。

不料這麼一秤重,奇蹟發生了,堆積如山的罪過還比不上半張他所做的善事。衛氏更加糊塗了,就問:「我做了什麼善事啊?」

判官打開看說:「有次皇帝要興建一件大工程,你上奏章勸說不要勞民傷財、荼毒百姓」衛氏更加困惑地問:「可是皇帝並未聽從我的建議,他還是動工了呀?!」判官回說:「你的一念在萬民,畢竟是很純真地想要免除千萬人民的苦難,這份善念大得很,如果皇帝採納你的建言,則更加功德無量啊!」

所以說為天下蒼生消災謀福,善雖小而大,如果只念念不忘為自己而興善求功德,則善大而小。

這也是為什麼中峯法師(註:他寫的《三時繫念》就是現今台灣喪葬最常被誦唸的經文之一)說:「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

台灣人對「善」的概念,實乃脫胎於禪門教化,加上儒道在帝制傳統下的諸多優缺點或束縛,但只消朝向現代民主化的內涵發展,一樣無礙於本質的大公義與大慈悲或大愛。

試想現今反核、廢核,為的是生命不可忍受的萬一,為的是避免天下蒼生遭受核爆(氫爆)、核廢的永世屠殺與傷害,而大家挺身而出,且為公、為世代,實乃善莫大焉!

因此,就台灣常民道德觀的本質來說,依據「功過格」,反核、廢核的大功德超越了歷來行善的總和啊!然而,我還是得強調,至大的功德仍然在於放下功德的執著或沾粘,而可進臻一心清淨。

就算你現在尚未能領悟「無功用行(無所求行)」的出離或超越,至少我確定,擁核是邪魔惡道;你漠視或袖手旁觀也是惡貫滿盈!《書經》開宗太甲篇即強調:「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詩經》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經》第一義更楬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站出來反核、廢核就是自求多福的天道啊!


1-1

陳玉峯


有人問我「五六運動」是賣洗髮精的嗎?我回說:「是免費贈送去汙力最強的那一種,可以洗掉世代的陰霾,以及你頭頂上恐怖的惡靈!」
1939年,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分析師之一的楊格(C.G.Jung;1875─1961)敘述:「……我們這一代,勢力最龐大的群眾運動是何?恐怕就是嘗試攫取他人錢財,並設法不被人攫取的運動吧!大家拚命地訓練自己去套上各種主義、學說,用來掩飾、隱藏想要奪取更多財富的動機!」74年後的今天如何?何處不拜金,而台灣是晚了一些,直到1980年代以後,五路財神廟才不成比例地猛然暴增,貧富差距也隨之惡化到約近30(全台灣所得最高的5分之1人的平均所得,比最低的5分之1的人的平均所得),而誰都知道,這主要是跟制度設計不良、欠缺分配正義有關。
而在一片物化的洪流中,五六運動殺出了一股清新,正是我期待一、二十年來的「文化創意派」的一種示現,在此先向發起人等致上敬意。
過往,我曾經強調:「所謂本土,必然是全球任一地區的整體生態系,預留給現今成熟民主制度下,文化創意派的茁壯,也就是後現代注重身、心、靈的族群,他們關切生命整體意義的體現,自主選擇消費新模式,他們正在產生未來社會的新典範。以西方而言,此一族群人口約在2~3成,且正快速增長中;以台灣而言,正是各行各業或創新行業裏,不太熱衷統獨藍綠或古老騙取選票術的謀權遊戲,他們在現行制度下,偶爾投票或經常放棄,他們即將或正在領導未來,但現今欠缺凝聚他們的政黨。他們具有強烈的自主或主體性,截然不同於舊價值系統或古典範。」;「……所謂『台灣意識』的族群或可粗放區分為老、中、青,分別代表獨立國家、公民社會及主體公民的不同層級(hierarchy)的主訴求,而筆者認為,該是加上『全球級』的時候了,由主體公民加上正在形成的世界觀,正是台灣未來的主流政黨……(陳玉峯,2011,《山海千風之歌》,242-245)
不涉政治,事實上也是一種政治,至少是表相、態度的逃避而已,何況整個核四幾乎完全就是政治,只不過文化創意派不喜歡時下愚蠢的劃分或靠邊站而已。長年來,明眼人一目了然,所謂深藍,絕非馬先生或系列藍營的政治人物;所謂深綠,絕非小英或許多綠營的天王,真正的深藍、深綠是一羣羣基層,他們或因特定際遇,或深受某種政治意識的催眠,而轉變成類似信仰型的特定堅定與顢頇,他們似乎從未從其「信仰」中獲取任何利益或好處,卻隨時可以為它而犧牲。政客不分紅、橙、黃、綠、藍、靛、紫,而只清一色唯利是圖!
附帶地我也要呼籲,不要再罵某某人笨了!早在上個世紀的哲學家羅素(Russell1872-1990,英人)即已揶揄過了:「民主政治至少有一點可取,也就是一個國會議員(或總統)不可能比他們的選民更愚蠢,因為,如果他()太蠢,選民再選他豈不蠢斃了!」唉!法不責眾、濟俗為治嘛,何況過往台灣,徹底是個「事看誰辦,法看誰犯」的「無常國家」啊!因而隨時會逼出一大堆「短命英雄」或「秒殺名人」!而蓋一個核電廠可以超過33年,約略是23代,又不是中世紀蓋百花大教堂,也沒有上帝坐鎮,鬼也不相信它是安全的!
白恐王朝也可以逆轉成自由廣場,不信公義喚不回啊!
(2013.5.31;自由廣場的五六運動場域)。【陳玉峯 攝】

言歸正傳,請談第一部分的九大認知,這是基於台灣前途、世代倫理、全球責任的基本認知:
1.台灣核能()政策乃舊時代為國安等背景下的產物,核四更是集最大風險與數十年無數變數的大成,本來就該直接由政府承擔任何後果,扭轉過往錯誤的政策而立即中止,不必也不該藉由充滿爭議性的公投等技術性問題,轉移並逃避責任。340年前政府下達核電決策時,並沒有知會人民同意,如今要廢不廢不須假借公投充當白手套,要來為30多年歷任決策者洗刷責任、逃避懲處!公投不該成為道士、法師做超度儀式!
2.台灣經濟發展與電力供應議題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只要政府下定決心,循序漸進地開發多元再生能源、序列變更舊式照明或用電設備、提高用電效能或效率等,並全力轉型產業,依所有目前已知資訊,台灣沒有理由飲解渴,持續錯誤的核電政策。
3.核四是數十年國際與本土的拼裝車,更是吸金耗財的無底洞;而高階核廢半衰期長達2萬年以上,迄今始終無能處理。考量核電及核廢的所有成本,必然債留子孫、遺禍永世;純依經濟效益、國家社會暨永世成本而論,核電早該終結,以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又,人在高階核廢旁2分鐘即死亡,而在台華人迄今頂多13(30年為一代計),則高階核廢第一次半衰期即長逾666代!
4.「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核四」、「沒有核安就不會公投」等宣誓,相當於「立即廢核」,因為全球無人可以擔保核能()安全!試問那一座出災變的核電廠不是「確保安全」的產物?一個零件有一個故障率,n個零件的組合有n個暨複合的故障率,加上人為操作、管理、天然意外風險等等,其風險風暴大得難以逆料;風險概率不等於零者,代表它隨時可以發生!考慮核安,只有先行立即廢核,再予通盤善後,根本不必再作「重新檢測核四」。
5.核電廠或核廢一旦災變,第一時間的救災與疏散之後,災民長期的民生暨社會龐雜問題,才是更嚴重的連鎖加乘議題。台灣地狹人稠,根本欠缺足夠空間、資源處置全方位的問題,因此,立即中止核四之外,中部及東部等區域應籌謀、規劃,核一、二、三暨核廢等相關災變後,全盤長期處置的大議題。
6. 消除、降低風險本來就是政府最根本的責任暨功能之一,以目前的公投法處理核四議題,具有「以民制民」的技術性分攤責任暨投機之嫌,更欠缺世代公義的考量;任何制度、政策,一旦其製造問題的能力大於解決問題的能力之際,就該廢止、重議、新擬。
7.目前台灣核電廠、核廢等相關輻射究竟有無外洩,當局及民間應予儘速釐清,並謀求完善的監測辦法與因應。
8.人民有免於恐懼,免於被威脅、被恐嚇的自由,更該拒絕不負責任的政府執行表面合理、實質暴力的現行公投法。核四議題不該再對全民及世代進行身心凌虐。
9.政府、各行業界、全民早該加速創發無核國家新生計、生活、價值與態度,並早日規劃新規範。
(說明同前)

第二部分我必須再度強調「世代公義」大議題(2013519講稿;略)
第三部分,請談反核、廢核背景的結構性、正當性及理想性議題,或國家終極定位、總目標,以及政策制定的大原則問題,但我的角度只是依據民間NGO、公民社運觀點,提出些微見解而已,以下,僅談綱要。
1. 20世紀台灣,日治及國府統治約各半,其統治的最高國策,經營管理或資源的利用,從來不是為了島上生民、生界的長治久安、永續發展!日治時代的最高總目標: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將台灣當成帝國南進的基地;國府時代最高國策:以農林培育工商,視台灣為反攻跳板。兩者皆以耗竭開發台灣及島國外貿為策略,成就其境外的政治目的為大政方針。
國府時代種種經建開發的最大誤謬,在於以「無限成長」或「成長無限」為指南,核能、核電即此種思惟下的產物。
事實上地球上的發展或有機進程,大抵以Sigma曲線為模式。也就是一開始緩慢進展,再到急速的反曲點,然後轉慢,終至平緩或水平的極限。所謂國家總體總目標,以及各項大政的終極目標,大抵即依據各項資源最高乘載量的水平上線所製訂,或說理想的飽和點();而所謂的政策,即擬定出維持永續發展所該具備的辦法或策略,因應內、外在因素產生的上下振盪,而可以控制振盪可容許的範圍之謂。
試問歷來執政團隊的大員們,誰人具備國家總目標及政策的基本概念、思惟、智能、辦法及作為?30多年前無限成長的迷思,造就如今核四不必完工也不缺電,甚至還維持高比例的備用容量。
2. 反核、廢核成為熱點,誠乃日本福島的不幸所擊發,蔚為台灣民智的大覺醒,且在今年形成核四攻防大會戰,開啟台灣環境議題大契機。而單一議題固可聚焦,大破與大立理應一併前行,也就是說,反核、廢核最好伴隨有堅實的背景,包括社會、國家全面前瞻的理想性與正當性,或說國家的世紀藍圖理應楬櫫,例如:
A.延宕長年的綠能產業政策、具體辦法等,是否可以集結產經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界人士見解,研訂21世紀國家目標及各大政策?
B.台電、中油、台糖、特權托拉斯等政經怪獸,或若干百年專賣壟斷等事業,是否早該終結,而全面走向自由市場?人民是否可以厭倦永遠當弱勢?
C.現行選舉制度、規定、辦法永遠阻礙、破壞、腐蝕公權力,國家社會因而內耗過鉅,則有無從結構上改變的新契機?遠在2400年前的柏拉圖即已為現代人提問:
……簡單日常事務都得委託專業或技巧的能手,例如買鞋你會找好的製鞋業;理髮你會找高明的理髮師;你生病找醫師的標準,絕非以醫師的口才作選擇,唯獨政治,大家竟然認為『只要懂得如何獲取選票,便能治理城市或國家』……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將無用、詭詐、愚蠢、奸佞之徒從政治舞台上去除,同時又能選出最理想的人才,讓其來醫治國家的宿疾?……
19世紀的梭羅也質疑:「我們所知的民主政治,是否即是政府的最後一種形式?……
請問我們該不該修改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例如第32條的「應繳納保證金」條文,改以「取得公民連署」?
小隸老師有次傳來簡訊,大意是跟官僚打交道,惹得他滿肚子火,很想出來競選了。試問小隸老師要參選六都市長的話,繳得起保證金200萬元嗎?
從修憲或制憲、總統制或內閣制、黑金漂白與結構或體制腐敗、國會、司法……林林總總的政治陳疴,有無釜底抽薪的整治良策?
D.國土利用、環境病變、生態浩劫、龐雜人為污染等等問題,數十年來每下愈況,從來未能真正解決。試問,我們是否可以聯合任何黨派、各行業界,分階段擬訂世紀方案,不管任何黨派執政,無論誰當總統,皆可永世奉行的環境政策?
E.性別平權或其落實於生活中的議題,亦屬21世紀大改造的項目。台灣雖然在法律面向已具先進架勢,但在文化、生活層次仍然存有大落差,宜由教育等制度面,導引俗民生活的變革與落實。
F.數百年來台灣顯性(外來統治主流)文化與隱性(庶民)文化存有大鴻溝,此面向從未被深入論議,遑論進行融合。此乃涉及主體意識的大議題,一般人習以為常而欠缺理解。
G.台灣的公部門存在龐多的大衝突、大矛盾,有單位拚命引進外來種,有單位花大錢僱工清除外來種;有單位年花兆億經費在做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有單位抵死不斷開發、鼓吹農業上山;有單位加速批准高污染工業、環保單位配合放水,民間疲於奔命、螳臂擋車……我未曾看見這個國家的任何政治人物,願意真正解決「標準化」議題;國家機器儘由相互砥觸的功能、角色大內耗!絕大部分法律都是特別法,沒有那個比較大,解決的辦法却讓人治超越一切!誰來解決這個內部問題?!
H.21世紀有可能國家的定義、制度、運作模式會改變,公民社會、民間團體該不該早日籌謀跨國的世界窗口,有別於那個早該淘汰掉的強權做壞事的白手套的聯合國?台灣人如何利用「不被承認的國家」角色,開創新的世界聯合政府之類的組織,利用反核、廢核的運動,走向國際舞台?
藝文界的覺醒與獻身。左為柯一正導演,右即吳乙峰導演(2013.5.31;自由廣場)

過往數十年或半個世紀,佔據論議、報導龐大比例篇幅的環境或環保議題,殆為人類史上最無效率、效能或效用的項目之一,根本的原因在於污染跨()國界,國際間却始終欠缺有效而直接的制裁之所致。而廢核等議題正是台灣NGO、民間團體接軌世界的重大媒介之一。
五六運動,多屬藝術、藝文活動者所參與或發起,而所謂藝術創作,依個人定義,殆為特定敏感的人們,其心靈與世界的對話,藉由種種不斷更新的手法、媒介或工具,詮釋且反映人心與世界的,特定的分享、反思、示警、控訴、感染或傳播,藝術乃文明史上最溫柔的革命與享受。
好的藝術足以反映時代的夢魘、集體的心聲,而且,超越時空、無分人種。以西方繪畫而論,演化論、資本主義掠奪全球、兩次世界大戰等,擊垮了傳統美學,因而其表現由寫實工筆,躍進了印象畫派的顫慄世界,再蛻變為畢卡索的空間切割、畸變(立體派),忠實地反映生態系的被切割化(fragmentation),呈現高度毀滅與人性再創造的世界事實。
而音樂更是感官藝術的直接爆炸界面。台灣歌仔戲、月琴,乃至蔡振南、阿吉仔,血淋淋、赤裸裸、哀哀怨怨地象徵著千年前河南軍隊屠殺福建原住民男子,掠奪原住民女子為妻、為妾、為奴婢,繁衍成今之閩南人、台灣人的胎記,以及後繼台灣史有「唐山公」沒「唐山嬤」的二度殘酷悲劇史,從而形成台灣的「哭調仔文化」或「藍調文化」!
如今核能、核廢、天災地變、土石橫流等等,早就可以是台灣藝術的主流或根源。五六運動拉開普羅藝術的一道天窗,我們在台中的廢核聯盟,也由柯劭臻律師組成了影像音樂劇。我們要以歌聲傳達我們的心音;我們要用合唱感染那些鐵石心腸;我們要用肢體語言,述說靈魂的驚悚顫慄;我們更要用赤誠裸真的愛,捍衛子孫的未來!
199155反核遊行回來後,在東海大學我的課堂上,我讓參加遊行的學生表述感受。其中一位帶頭者說:「我看到遊行隊伍中,多是穿拖鞋、嚼檳榔、抽香菸的人,他們口吐檳榔汁、亂丟菸蒂,連自己的身體環保都做不好的人,有什麼資格反核?」同學們頻頻點頭附和。我在黑板上畫個天平說:「各位同學,反核者多來自核四當地鄉下人,他們出身貧苦,他們的行為、慣習當然與生活有關,相對的,反核是否為了對超級恐怖的污染跟災變表達關切?反核是否對民主制度、公共政策勇於表達理念的公民權?反核是否為了廣大地球生界、跨越世代安危、尊重生命不可忍受的萬一?反核是否對世代,表達保留其選擇權的大我公義的情操?反核是不是大我人格的表現?整個社會當中,有多少人勇於挺身而出?
同學們,你們唸到大學知書達禮,在乎個人言行,懂得反省,很好!如果那些站出來反核的「鄉下人」也懂得調整個人生活習慣更好,然而,當這些「鄉下人」秉持一份鄉土危機意識,流露純真感情,跟你一樣,並非存私為己,勇於為大公義奮戰時,你却把這麼龐大、厚重的情操擺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擺上丟紙屑、吐檳榔汁,而且,個人生活細節的印象,却遠重於反核的集體大良知?試問這樣的權衡是否恰當?我如果是你,我會拿起垃圾袋,他丟我撿。當他們看到你的行為,他們會臉紅,會說對不起,更會加入撿拾垃圾,沒多久,你會看到整個隊伍的自制與自律啊!」舉座學生啞然。
接著我論述何謂客觀與中立?何謂科學、科學典範、科學家、科學計畫……,說明有邪惡的科學、男人的科學、暴力的科學、秘密的科學、毀滅性的科學……,科學不是中立的,科學不再是1940年代原子彈爆炸以前,所謂「蒙頓標準」那樣的天真。相反的,太多的科學只是無知的知識、片斷的零碎的知、沒有方向的知、無所節制的知、無法託付的知、致命的知、反生命的知、助長病態的知……!而核能、核電殆為「集大成」!

善、惡與智能之間很弔詭,有人是因為夠笨,所以在某些時候看起來像善人;有些則是夠聰明才變成大惡棍,而有些人却因夠聰明也變成大善人,但更多的情況是,夠愚蠢而變成大惡、大邪魔!究竟而論,善惡是無關智能,但我可確定,鼓吹核電是既笨且惡!
2013531日「五六運動」筆者演講後合影,
左起:柯一正、陳月霞、筆者、小野、吳乙峰
(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