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仔坑（梅山）因緣】2/3

陳玉峯

§ 嚴村長的現代版解說

嚴清雅村長在豬灶溪畔向我解說：

「……這條叫豬灶溪，翻過去那邊有條三疊溪，南邊還有條華興溪後來跟石龜溪在溪口合流……在下方又交會。卡早這裡是舊公所旁，村人都來此作宰殺豬隻家畜後的洗滌，洗衣、洗菜都在此，是謂豬灶溪。（註：溪名未考證）

卡早，咱庄做紙業，就利用這條溪。1950年代紙業大興，我們這裏還有蔡倫廟。有個南村庄，大約一半的人都在做紙廠，因而溪流的污染很嚴重。(註：所謂的紙業乃利用竹材，製成拜拜用的金紙，行銷全國。)

該年代有我們庄內人到台北，台北小姐問他作啥活，他答當廠長。台北小姐一聽喜出望外，當廠長是不簡單喔。因而跟他返鄉，一心想當廠長夫人。那知一回鄉，台北小姐腳穿高跟鞋，好不容易坎坷走上一個多小時才到他家。

台北小姐一看工廠差點昏倒，就一個紙水槽，一間破爛屋的一人工廠，嚇得轉身逃離……」

嚴清雅村長（右）與許應典執行長（左，紅衣）在豬灶溪邊解說梅山史（2016.9.13）。

嚴村長的解說兼顧雅俗，帶有解嚴、解放後的幽默，但他避開了梅山地名來源一節，畢竟無人可以給予「正確」的答案。

§ 原民、華人界碑

前述初墾與成立造紙工場的時距長達百年，也就是說，在1708至1807年之間，原始森林漸次被摧毀，且改植為竹林及果園等土地利用。由梅山鄉的地理、地形考量，在華人的農業文化而言，絕大部分土地只能闢為「園」的生活型，或台灣人所謂的山產。而拓殖的進展，我推估先是流動性的工寮，再遞變為早年的小聚落。後來我看李若文（2000）的報告，大致上也是如此解釋由「寮」，轉變為「家」，由是形成小部落。

以時程而言，華人大約花了一甲子的歲月，幹掉從梅山到太平，海拔9百公尺以下，東西直線約4～5公里的丘陵及山地的原始森林，這樣的速率恰好跟綠島原始林主體的破壞等同(陳玉峯，2015a；b)。

而海拔挺高的開墾，必然與原住民發生衝突，這方面的人種傾軋罄竹難書、全球皆然。然而，華人與原住民對自然資源及土地的概念天差地別，後者是自然人，對資源利用大抵僅止於「只取當下，只當下取」，囤聚、儲蓄的概念稀薄，遷徙而讓地力自然復原是生活型的常態；前者是農業定耕型文化，不只安土重遷，且頻頻蓄積又擴張，而「有土斯有財」，一旦盤佔，永世不還，復鯨吞蠶食，掠奪原民的土地不遺餘力。

另一方面，古來「山中無政府」，1722年的土牛紅線大致是自欺欺人，不過是官僚在發生問題之際的自保形式之一，開發浪潮從未休止。於是1768年農曆3月，官僚下令在今之162甲縣道的11.55公里附近，轉進北上太平山的車道不遠處上方，在巨石塊上刻字，是即「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

梅山文教基金會在車路邊立牌指示「民番界碑」大石塊就在上方（2016.9.13）。

這塊大石頭應該是太平山略呈南北縱走的山稜下，古代某次大地震時，屬於反插坡的西向坡，由山稜或上方滾落，停滯該地者，現今屬於孟宗竹造林下，因而巨石上頻常佈滿竹葉，且密生苔蘚，若無熟知人士指引，難以辨識。登上這石塊的一小段路，梅山文教基金會設有幾個小台階，且在巨碑旁，立牌書寫碑文。其下方的車路邊，則立有紅底白字的標牌：「民番界碑」。

碑文內容是「重申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云云，在《鄉誌》133、134頁列有「制式」的解釋，無庸我贅言。若將「美化」的形容詞、華人本位去除，加以儘可能客觀的史觀，毋寧才是面對台灣歷史的態度，而且，若能「翻譯」為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價值觀或普羅草根的思維，毋寧更「真實」與親切。

我身處台灣所謂的「學界」四十餘年，深知產、官、學、外來政權洗腦式遺毒「迷信」的根深蒂固，而李岳勳前輩恰好以青、壯年的階段，遭受兩個外來政權，赤裸裸地高壓灌施截然不同的意識型態，他內心的苦楚與蛻變或轉折，乃至行文的虛實交織，合該由我解讀。所謂的因緣，某種程度正是「任務或天責」，我不得不相信除了每位生靈各有其不等程度的「意識」之外，集體的不同層級，更有不同集體意識等第的無形運作。

先將重點交代。

我估計，18世紀開始，或1700年代，華人移民或只分佈在梅山以西。梅山乃南北通道的一處休息驛站。1700至1740之間，梅山形成聚落，且梅山向東，直線距離約2公里，也就是觀音山(標高429.5公尺)、麻園寮山(標高535公尺)南北連線以西，大致被華人開闢成果園、竹林等。

1740年代以降，乃至1768年間，大約30年時程，華人將勢力範圍向東推進到太平山(標高968公尺)、紅楠坑山(標高1,051公尺)南北稜線以西地域。而1768年設置了「嚴禁越界私墾」碑，乃就地取材的銘刻。

1768年以降，乃至19世紀初，很可能華人的工寮已東推至瑞峯地區，東距梅山的直線距已超過12公里的深山。

也在此間，海拔約1千公尺以下的地域，華人墾殖區的山坡地上，原始林消失，改植為竹林、果園，因而1807年已可收成竹材，從而設置製紙工廠。

而我冥思探索的，不在於我能多精準地找出拓殖史，而在於追溯李岳勳前輩身世的根源，因為他的先人自福建南靖遷居台灣何處，只落個「固無可考」，卻在「第十七世顯祖玉河公定居梅山鄉瑞峯村」(約在嘉慶年間)，其先人為何甘昌拓殖深山，最是高風險地轉進內地？

間接而模糊的側面「證據」在於梅山是個「雜性」聚落。雜性而能共居一地，這在古代，很可能是「反清志士」的集結點。我以李前輩悟出的道理，連結李氏家族的可能性移居內地，是否在梅山特定古人的掩護、接應下，避禍深山？

1768年設置的這塊原民、華人界碑，恰好佐證了李氏族譜定居年代的合理吻合。此面向容後再述，在回此界碑。

界碑旁立有石碑上銘刻的文字（2016.9.13）。	嚴清雅村長以竹竿輕拂掩蓋銘文的落葉，但界碑上的文字已難辨認（2016.9.13）。
	這塊「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很可能是反插坡由上面滾落的大石塊（2016.9.13）。

§ 界碑今詮

梅山鄉前鄉長黃世裕先生接受筆者口訪（2016.9.13）。

台灣迄今的草根，價值觀依然緊抱外來政權賦予的「階級」、「尊卑」，因為那是過往「政教合一」的產物，透過宗教不斷延續皇權帝制的人治思想。其中，庶民口訪的內容，經由「學界」的加工增刪，往往失掉原味，但草根還是「等因奉此」、照吃不誤。顯性與隱性文化有時大相逕庭，卻在台灣史上彼此「愉悅並存」！此乃牽涉台灣主體的自覺，正是透過如李前輩所領悟的心理哲學所傳承(陳玉峯，2015a；b；2016；李岳勳，1972)。這等深邃的禪悟在此先不討論，只舉此界碑的草根傳述。

梅山鄉前鄉長、現任梅山農會總幹事黃世裕先生敘述：(2016.9.13)

1760年代華人與原住民的糾紛頻傳，大家就約定好，以那一條山稜為界，原住民打獵時，如果獵物越過稜線跑過來了，你們原民不可以追獵過來，自動放棄；華人呢？也不可越過山稜去採山產、拓墾，雙方如是唱明。

雖然現今人的解說較有台灣味，但該碑文相較於同年代前後的碑記，似乎較形草率，內容也形同道德勸說，個人有些懷疑似乎尚有隱情也未可知。畢竟所有史料文字，都是華人本位，就連我的書寫，一樣無法純然客觀。

所謂的「民番界碑」當然是強勢者的自我標榜，並不代表清國的行政力及於此線。我認為梅山鄉絕大部分地區，終之清國統治，都屬於半自治區。而梅山聚落的形成，乃至朝內山發展，自始至割讓台澎，都可能是反清遺民的疏開地域。而梅山鄉的拓殖，有如游擊隊的流動性工寮，至少某種程度以上如此。

這些流動性工寮漸次也因原始森林的消失，慢慢拓殖為龍眼林、竹林等，而筍寮、腦寮、炭寮、石灰寮等，配合水源的穩定，逐次在特定區域發展成家族式的小聚落，儼然無政府的自治區，直到清國末年的1888年(光緒14)才在「梅子坑街」設立「打貓東頂堡」的「堡長」一職，也就是說，1888年之前，清國的行政力不及於此，而我一直懷疑自1683年以降，陳永華的部屬後代等反清志士，大多隱入南台淺山丘陵地，逃避清國嚴苛的查緝或屠殺，如同果毅後、東山鄉，我認為很可能梅山鄉也是此類志士的隱匿之地。

我推測或臆想梅山鄉人李岳勳前輩的先人李玉河，在約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之所以定居梅山鄉瑞峯村，有可能也是逃避清國直接或間接的查緝之所致。

2016年9月13日筆者前往梅山鄉農會口訪，左起嚴清雅村長、黃世裕農會總幹事、筆者及梅山鄉文教基金會許應典執行長。

雖然我毫無今人所謂的「證據」，但我在十餘年來的田調、口述史訪談，隱約或冥冥之中，一直存有些微的微妙「感應」，牽連或驅策著我，隨順地探索此間奧妙。

【糜仔坑(梅山)因緣】1/3

陳玉峯

～用心走過的足跡叫道路，流轉心田的叫記憶，記憶與道路交錯盤桓，滋生美麗且豐富意象的偶然與巧合，或即因緣～

有意思的逢機與隨順或即緣起，如同登山看見自己身影現出「觀音園」（日文映光輪）（張曲祥攝、提供）。

我的流年走到玉山山塊、阿里山脈山麓地帶的梅山鄉，緣牽台灣靈性原鄉，李岳勳前輩英靈的導引。也是李前輩走過的足跡，教我回溯陳永華過化存神的，台灣奧妙的山川傳奇。於是，我來到了李前輩的故鄉。

玉山主峯。

§ 梅山鄉地名的由來

1721年鴨母王朱一貴揭竿反清之後，清國深恐「叛民殘黨」流竄內山，與原住民「勾結」，加上該等年代華人不斷入侵、盜墾原民領域，且不時滋生鬪殺事件，因而在1722年劃定「土牛紅線」，也就是在地圖上勾劃原民與華人的界線，並非真正設置「土牛溝」，更無「隘勇」看守，純屬紙上作業。

在此將近三百年前的中部地區，華人大致尚未入墾丘陵、淺山，因為由當時這一段段「土牛紅線」檢視，今之梅山鄉的範圍盡屬「蕃地」，或日治時代宣稱的「奧地」，大多為鄒族的傳統領域。

梅山街肆（2016.9.13）。

梅山鄉大抵是清國統治中、後期，華人才逐漸分波次移民拓墾。起初，梅山不過是華人在山腳地帶行旅經過之地，後來有人在溪邊設寮販賣「米糕糜」給旅人休憩、食用，因而梅山舊地名叫做「糜仔坑」。

1717年的《諸羅縣誌》（陳夢林撰）很可能從台語「糜仔坑」音轉中文字，首度將該地登錄為「梅仔坑」，依此記載，華人在梅山並無顯著的聚落，只是路過。反正從史料考據等，大致可以確定華人是在1740年代以後，才以收採原始闊葉林內的資源為目的，進入梅山鄉區，從而設置簡易工寮，採集黃藤、樟腦或製板等，而梅山本身或即少數幾戶人家，提供客旅方便的驛站。

然而，出版於2010年，顏尚文教授總編纂的《梅山鄉誌》敘述（52、53、714頁）：1708年詹陞向官府申請墾照，開發梅仔坑荒埔，而73頁說梅山庄1708年「此聚落已存在」，但遍查全鄉志，我找不出「申請墾照」與「已存在聚落」如何同時存在的聯結式證據，換句話說，有可能撰寫人「認定」這「聚落」是「先斬後奏」，抑或草率落筆，或說想當然耳？而714頁「大事紀」在1708年之後，隔了近百年，才列有「1807年(嘉慶12年)，9月吳才竹紙工場成立」，或說百年間「找不出」明確證據或資料，足以探討早期開拓史？

而李若文教授於2000年發表的〈日治時代、梅山地方之發展與變遷——一個「協力者」鄉庄的形成與認同〉，提及「……地契等民間資料顯示，康熙47（1708）年今日梅山鄉境內已經有漢人移民入墾，而往後違令越界的事則越來越多」，或許即是出處。

我以李岳勳前輩出版於1959年的《梅山鄉的全貌》，詳加對照該鄉誌之後，決定採信李前輩的見解，並以個人生態研究的心得，加以演繹，畢竟該鄉誌除了大量引用李前輩的書寫之外，「新發現」的內容似乎不多，但我的旨趣不在開拓史的考據，而在於體察李前輩的思路。

因此，究竟「梅仔坑荒埔」是否就是現今的梅山，明確地點在何處，我無能下判斷。目前為止，似乎也無人可以斷定《鄉志》的「真實程度」？但「梅仔坑」地名的由來，我認同李前輩的「糜」說，而非「開發前此地長滿野生的梅樹故得名」，梅樹是華人帶進台灣的外來種，歷經數百年始終未能馴化「入籍」，何來「未開發前長滿野生梅」？！野生梅有可能是頭嵙山地層上的「庭梅」，在梅山鄉「野生長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認為「梅」說，最可能是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被「政治正確性」無限上綱誇張的結果，但清國時代華人的確有可能在此地「遍植」梅樹，卻非關地名緣由，反而是國民黨據台之後，因梅山地名而大量種植梅樹。

而較早為地名之爭議，在今之梅山公園種梅樹，是在1920、1930年代，因為1920年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原「梅子坑區」被改名為「小梅」，梅山人為此名很不爽，江德樹先生擔任小梅庄長期間一方面申請改名梅山，另方面在庄有地（今梅山公園）大種梅樹。

2016年9月13日，太平村嚴清雅村長及梅山文教基金會許應典執行長，帶筆者前往豬灶溪畔，據稱是古代賣粥處，也就是梅山公園丘陵地東側下方，古稱豬灶溪的小溪溝，如今已經人工整治成半自然的排水溝渠。

坦白說，我不在意該地是否真正是梅山地名的起源點，僅止一個意像已然足夠。它反映的，代表先民必先確保有水源，方得生息。我想像著此地在原始時代，最可能是大葉楠、黃杞、香楠、樹杞、江某、榕屬樹種等等的亞熱帶雨林，且台灣芭蕉、水同木等點狀或小群聚存在。而樟樹、茄苳等，也會在特定區位繁盛。附生的山蘇花，林下豐富的蕨類物種；翠綠龐大葉片的姑婆芋，以及繁多草本灌木滋生；黃藤等針刺型鉅大的蔓藤蜿蜒穿梭，更有目不暇給的野生動物、昆蟲孳息綿延。

洪荒時代，梅山地區的森林合該壯碩，氛圍必然幽深緲遠。我額外的冥想，山林地氣至少得該以孕育人文世界的巨擘。而我由李岳勳前輩的筆觸及出版，我對梅山農會的文化氣息頗感好奇，它似乎迥異於台灣其他地區。

梅山公園路口標誌（2016.9.10）。	今之梅山公園（2016.9.10）。
梅山公園內的紀念碑區（2016.9.10）。	梅山公園自生的本土樹種台灣楝樹，其下方是外來種的梅樹（2016.9.10）。
梅山公園內的梅樹（2016.9.10）。

【變態狗便】

陳玉峯

～廟小妖風大，池小王八多～

真正的狗、狼等動物有其天性及演化，動物學家認為狗之忠於人，殆因為狗是群性，服膺於「狗王」，你養牠，牠視你為狗王、狗主。

人養狗獲得的慰藉、心理補償大得很。就人的眼光，狗的「德性」無以倫比。

你在路上看見滿地的狗大便，你作何想？是狗、是人、是正常動物都會排泄啊，問題是排在那裏，有無規矩或常態。現代文明社會，養狗人會自行幫狗包回去放在適當的地方。然而，還有高度多樣化的豢養狗、流浪狗、難以歸類的狗，其中，更有龐多的變態狗、瘋狗，特別是進入後現代、解構後的社會。

一大堆瘋狗、變態狗的狗大便胡亂飛，請問，你要罵大便、罵大便狗或狗主？這些狗皮毛的顏色有紅、藍、綠、雜、七彩繽紛，更常會變色，狗主人也常更替；不同顏色皮膚的主人會養各種的變態狗；各種顏色的主人（一向也會高度變色），也常莫名其妙養了一些各種顏色的狗，狗又會自行繁衍與蛻變。變態狗也不一定要餵養食物，一般說來，也可只餵養龐多的「精神食糧」，權勢愈大的變色人種，法力愈高強，但也不一定。

古代丐幫常需要打狗棒，因為缺乏充分的秩序，又須向各種主人要食、乞討，更得應付流浪狗、變態狗。現代社會須要嗎？打狗棒、打狗棒法也千百種，不一而足。而丐幫有幫主，幫主也可能變成王，社會愈亂，愈有機會？

唉！狗性也有人性；人性更有狗性。人狗不分久矣！新社會、新典範便須由狗與人重新締造，怕只怕沒機運扭轉啊！

我們不可以隨便罵狗或人，更該迴向為其超渡，畢竟眾生相緣業而來，也將帶業歸去，阿彌陀佛！

【〈糜仔坑鄉的山水注〉1 —海鼠山可正名為飛鼠山】

陳玉峯

研究阿里山歷史期間，曾看見KMT據台前期的研究人員，書寫了一個地名叫「海神廟」，看得我一頭霧水，深山何來海神的廟，神明的境界、管轄怎會如此錯亂？

後來我由其描述確定，原來是阿里山鐵路的一個小車站，地名為「平遮那」，台語名喚「He-Cen-Aa」，外省人初聞，音近「海神廟」，由是書寫。

三、四百年外來政權更替了五、六個，台灣的地名在正負面人性、慣習、偶然或巧合，種種因緣下，不斷置換、更替，這些往往不是是非對錯的問題，台灣人也一向會「犯錯」與寬容。

有些為歌功頌德暴政劊子手的地名最該革除，但政治現實也殘酷，往往得費時好幾代才會變更。世間不盡然必須強調特定的「該然」，從眾議，也隨世代變遷而流變吧。

在台華人或經由大混血的廣義台灣人，對於土地存有人本主義美德的象徵之一，即「地基主」的觀念與祭祀。地基主指的是第一位（批）使用某地的人，死後成為該地的守護者（神或鬼），祂的神格地位很基層，歸屬於土地公轄下。

準此，對於地名似乎可採取原則如下：

1.      原住民使用最早，且富有在地土地特徵或生態意涵的地名應予恢復。

2.      原無地名者，以第一次命名者為優先，類似國際生物學命名法規的原則。

3.      違反公共正義、扞隔在地地文或人文太過離譜、不雅到觸發眾怒，或種種不堪地步的地名等，可予更置之。

4.      更替命名由在地人主導之，且以在地的主體意識為依歸。

嘉義縣梅山鄉本來沒有外來種的中國梅花，可能因過往日治及KMT的政治文化，加上清國時代已登錄地名為「梅仔坑」，且如今經濟、人文的種種效應下，似乎不可能更名為原始地名「糜仔坑」，然而，深山瑞峯村有座名喚「海鼠山」的山頭，似乎可以更名為「飛鼠山」。

海鼠山似乎原本無名，日治時代日本人發現此山區飛鼠特別多，而台灣飛鼠（可能是白面鼯鼠？）外形狀似日本的「海鼠」，延用之且稱呼此山頭為「海鼠山」。台灣人看見日本人使用「海鼠山」的稱呼，也跟著以台語叫之。

我問了3、4位瑞峯在地人，他們都不知山名的由來。

我訪調此地後，確定此山區在日治時代暨之前，大多數面積屬於原始闊葉林，應為樟殼帶，山頂暨上坡或以細刺栲、樟葉楓、假長葉楠等樹種為優勢，中、下坡段應繁生香楠、瓊楠、幹花榕、九丁榕、稜果榕等樟科、桑科樹種，因而飛鼠繁生是為自然。

將日本人「誤稱」的「海鼠」，改回反映原始林原生動物棲地之名，合理也符合台灣傳統的土地倫理。

飛鼠山乃至坔埔地區在清國時代幾乎都是原始林，日治時代除了闢為農田地之外，開始種植巒大杉（採自仙人洞地區的種源，謂之大點雨杉），但原始林仍然維持主要面積，直到國府據台階段，1950年代初葉暨之前，原始林伐盡，多改植為杉仔林，隨後，以進口木材衝擊造林市場而式微。1987年以降，受到阿里山公路茶葉的影響，徹底改變山上經濟，自此，飛鼠山區全面改植為茶園。

飛鼠山標高1,311公尺，山頭設有涼亭，環360度盡為茶園，而遠方以阿里山脈及草嶺最為醒目，特別是後者，自從921大走山之後的地層依舊怵目驚心。

飛鼠山頂的涼亭（2016.9.26；瑞峰坔埔）。	登上涼亭的樓梯及旁側茶園灌溉用的水塔（2016.9.26；瑞峰坔埔）。
飛鼠山區自1987年以降，全面淪為茶山。	開花結實的茶灌木。
籠罩在雲霧中的草嶺大崩瀉地（2016.9.26；飛鼠山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