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在價值典範崩解之後，社會失序，言論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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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如果正在沸沸揚揚地討論某個議題或現象時，通常我會三緘其口，因為除了完全逢機意外，例如彗星劃過天際或撞地球之外，事情的發生總是非常複雜因素的動態相關與變遷，不會是無中生有，且頻常是蓄積久遠，才順著某種引爆點，或擦槍走火而點燃；而群眾一旦人人置喙，美其名民主、自由，卻因台灣價值典範歷經數十年的大崩解，到了人手一機、二機、三機的亂槍時代，談論往往淪落為情緒亂彈且失焦，藉機宣洩而彰顯內在脆弱與恐懼，好像一些人藉酒裝瘋的失序，少有人聚焦、理性且深入地，點出因果結構、大是大非，更且，下流的言論總是藉著群眾壯膽，而每況愈下。在那等狀況下，言論已喪失它的正常功能，常常陷入極度扭曲，維根斯坦老早已經透徹解析：除了自然科學語言之外，其他語言沒有真、假值，何必徒增亂流？
然而，亂流中卻曝露言論者某些內在的真實，他長年受形塑的性格扭曲，或是他原本隱藏、虛偽造作底下，人格的特徵或傾向。在反年金改革的狂流中，有些人隱藏著根本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否定台灣人執政，趁機宣洩無法認同台灣的外來惡客，加上血腥紅色政權的爪牙，藉著形式民主自由而試圖顛覆台灣者；另有很大的一群人，殆屬於七十餘年馴化於奴隸思維，也不能說他們「自私自利」，但大抵意識不清不楚，或左或右或360度都可轉的唯利傾向者；也有一些人秉持理性，嘗試探討如何才是合理的分配，無論如何爭鬧，改革計畫必然引起許多人的利益丟失；無論何種版本，不可能所有人同意，而此一議題正是國家政治水準的範例指標，不管任何黨派執政都得必修，這是公約數。
我多年觀察、瞭解台灣的變遷，包括18趴之與李師科持槍搶銀行案之促成當年強人直接下達政策之實行，而時過境遷，當年社會背景幡然大變，然而，「最穩定」行業的慣性，業已牢不可破，這項變革當然陣痛連連。許多「奉公守法」的軍公教之所以大反感，原本我可以站在人性基礎或「同理心」予以「悲憫」，直到我看到一則自稱為「教授」的「名人」破口大罵蔡總統時，不禁嘖嘖稱奇！
該教授是以他如何支持蔡英文的競選活動，甚至還可以舉人證證明云云，揭開他痛罵蔡英文或年金改革的序幕。這似乎是所謂的「討人情」，或說「我支持你，沒好處至少也不能剝奪『我的』利益」之類的，然後說他多用功、用心云云，我不想引述。
這不是是非對錯的問題，最好也別說成格調問題，更不用「罵」人家什麼。他恰好突顯台灣文化在東西交錯、時代交替中，某類族群的心態，引發我想起1980年代我們參與社運、政治運動的一些小花邊。
1970年代後葉，我在台大動物研究所選修了林教授的「島嶼生態學」，期末報告交出不久後，我收到他寄來的一封信。信上沒幾個字，但有句話：「像你這樣，才是理學院的學生！」
1980年代末葉，林教授在當時少有知識分子敢於投入反對KMT的選舉時，他告訴我：「來啦！幫我選舉，不要再當什麼公務人員了！」；當時我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擔任保育研究課及解說教育課兩課的課長，因為不滿大、小貪官汙吏一堆，也就隨著機緣，辭職幫助林教授三次競選活動，也就是立委、國大代表及台中市長三役。
在那四、五年期間，我沒有受薪職業，林教授沒有給我任何金錢，我的生活費自己想辦法。我「幫忙」某教授捉刀寫研究計畫報告，例如說，他拿1百萬，給我20～40萬，我在一週到半個月期間完成工作。又如有個研究生畢不了業，指導教授帶著研究生來找我，我跟他們出野外半天，回來寫了一整夜，然後該研究生得以畢業，給了我5萬塊錢！當時，那些人還是有名的大、中、小牌的「教授」，是的，我也是「共犯結構」之一！
我從骯髒的「公務界」，進出污穢的「學術界」。不只如此，選舉期間，DPP的某議員看見我好像「很會做文宣」，拿了一張50萬元的支票，上書我的名字，告訴我：「這錢給你的，記得下次我選舉，你必須要來替我做文宣，我不會告訴林教授的！」。
林教授的選舉經費都是社會上大家樂捐，我在幫他選舉，議員給我支票說是給我私人，我認定是捐給林教授的，我先代管，等到結算不足時，再交給林教授。
選舉結束後，快過年了，我想起支票。我想既然沒用到這筆錢，我該退還給該議員，但觀念上我還是認為這是捐給林教授的錢，禮貌上我該告訴林教授一聲。電話打去，林教授說：「空！拿來給我！那議員在交給你支票的當天晚上，就跑來跟我說：我已經捐50萬元給您了，交給陳玉峯了！」。
是的，我夠笨！天真到相信政客的話。還好我不貪，否則50萬元區區小錢，在林教授心目中我無異人格掃地。
選舉期間，有些來「幫」林教授的人對林教授「不會做人」很火大。有次，林教授跟我聊天時強調，「你不是『幫』我，我們是因共同理念為台灣打拚，並非私人關係！」，我完全認同。
同樣道理，從1980年代迄今，從「黨外」時代到土霸政權的現在，我們在投入弱勢運動時，我從來認定我們是在幫助台灣、幫助自己，而不是在幫民進黨或任何黨派！
政黨不會一直停佇在當年的崇高理想，就像這件古老時代DPP選舉人員的塑膠衣，如今拿來權充布袋(2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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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投入公義行動，完全沒有「對價關係」，更沒有幫那個人選舉，所以選上了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後來林教授當上某署署長，要我重回「公職」，我回說我已「給」您4、5年了，夠了，不幹！
年金改革亂流中的有些「言論」再度讓人察覺人性的「寬廣極端度」嚇人，也刺激我想起我一輩子竟然未曾想過「退休金」的問題，而1990年代，我本來想開創基金會之類的NGO，從事環運及生態教育，但全面衡量之後認為「開創容易經營維持困難」，所以我將「它」放在任教職的某私立大學，我募款配合學校蓋大樓，自己賣屋捐款，學校開立捐款收據者五百萬元，我私下捐助老師、學生的額度可能多於有收據者。第一屆生態研究所的研究生，我贊助一百萬元，讓他們前往美國觀摩人家如何從事生態研究教學等。
我從來不認為那是「我的」生態系所，而是大家的、台灣的。後來我自己請來的少數老師要利、要結派得凶，加上學校偏統，2007年我辭職離開，迄今超過十年，我一步也沒再踏進該校。
差可「告慰」，也是「遺憾」者，我在校時培養出幾十位體制內外，為社會、社運付出的菁英人物，我離開後迄今，以社會人格奉獻付出者，似乎一個也沒有！令我感慨台灣文化真的是「人治、人本」、「人亡政息」而未能依體制、制度而長遠累進、發展！自我反省，我「極盡醜陋，一無是處」而無地自容，因而退隱，重新學習宗教、性靈反思。
2007年我離開學校時，因年資不足，一毛錢也沒領到。朋友告訴我，即令未滿25年年資，我還是可以申辦歷來自己繳納的公保等等。而我想，再多金錢都捐光了，怎麼存有申辦、領回什麼退休金之類的想法？！許多朋友擔心我完全沒收入，錢又捐光，會餓死的，因而三不五時，家門口會出現一包米、一袋番薯或蔬果。
說「放下」不難，某種情境下完全「放下」的決斷也沒什麼了不起，難的是「放下」之後的生活及心境。有段時間內，我的確連走路都在看能不能撿到錢！我還作記錄，統計結果，1塊錢可撿到或丟失的比例高達近8成半；其次為5塊錢硬幣，約1成；餘為10塊錢，而我從來沒撿過50塊錢硬幣，至於紙鈔，一生迄今只撿過1次。
於是，假科學的結論是：錢幣的遺失或撿拾率，與其大小或重量成二次方以上的反比！這是開玩笑的，也是若干程度的統計事實。
2014年中，朋友找我重作馮婦，回鍋成大台文系任教。我把全付力量擺放在學生、教學。每學期除了自己上課之外，原則上我辦一山一海之生態旅遊，加上2次代表性人物的演講，通常是一官一民。
筆者邀請前總統李登輝至成大台文系演講(2015.11.12；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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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邀請綠島國小姚麗吉校長至成大台文系演講(2015.12.10；台文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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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生態之旅時，一趟阿里山之旅3天2夜平均1人的費用比如說4,500元，學生可以不用交錢，可以交450元或任何數目，可以交4萬5，重點是我完全不想知、不會知道誰交錢誰沒交，「賣」書也一樣，最高作者全國公定價，6折，可以免費贈送，但大多數學生我都採取自借自還，有個盒子擺在研究室，錢自投、自找、自拿，沒人管你。
筆者帶成大台文系的學生至阿里山進行生態解說(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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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帶成大台文系的學生至宜蘭慈林基金會參訪，聆聽林義雄演講(20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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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學生強調，道德是自己對自己的承擔，與他人無關；我堅信我現在怎麼對學生，未來總會有學生比我更精緻、更有影響力地回饋社會！
我請人家演講一場通常萬元現金起跳，人家找我演講頻常是1小時1,600元，還要填寫一大堆狗屁嘮叨的資料，有些公家單位另要求填寫帳號轉帳，我嫌煩說不拿也不行。很久以前，有些公務員要我填寫了出席費、差旅費報表，但始終沒收到錢，記憶中最深刻的是原民會。
2017年2月，在特定狀況下﹐我不得不重返基層，擔任成大台灣文學系系主任，在經費方面我就不好意思說了！我從公教人員數十年的經驗、際遇，瞭解箇中原委，更清楚整個結構設計之惡之如何形塑人格，這真的是政治哲學及普世人性的大議題，談論了幾千年，始終反覆變遷中，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困擾，今人不但沒能解決，反而創造更龐雜的永遠的困境；人性本來就是九頭怪龍，斬掉一個頭，馬上重生兩個頭。我在大學時代唸化學動力學，很震撼於由焓與熵體悟出「生命就是反動」，活著就是運動、抗爭、掙扎的本質，為了自圓其說、自我安頓與安慰，人們創造一大堆理想、主義，用來暫時應付自己！
筆者於今年接下成大台文系系主任(20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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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民進黨進行年金改革，在今後的世代公共議題而言，當然是必要或不得不進行的，再大的反彈都是「正常」！有人為了先前支持蔡英文，現在痛罵蔡英文「剝奪」他的「本該具有的既得利益」，那是「他家的事」，他去跳樓還是他家的事。我不要錢，我沒有什麼趴不趴，或我全數捐光、街頭行乞也只是我個人的事。重點在於時代價值觀對整體平均值的影響，而權勢者本身的理念與行為，才是最大的影響效應。
有次我聽到一位媒體人在抱怨：
「國民黨當然吃，但大家有得吃，吃多吃少而已！幹！民進黨跟狗一樣，整塊肉一咬，躲起來自己吃！」
罵的人本身絕對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多少也描繪到民進黨的某些況味。由於民進黨的權貴一向避我遠遠的，我的接觸、瞭解太少，因而由我談民進黨也不很適宜，但若站在全民全國感受，任何人都可公論。依我觀察及感受，民進黨的要員似乎都將其職權做小、做私了！最大權力者狀似「憂讒畏譏」，「軟弱」到不行，更不願面對終極理想與國家願景，楬櫫世代長遠之計，只流陷在小家子氣的練就甜言蜜語，而且，整個執政黨似乎只享受美言美語、歌功頌德，他們在面對台灣意識的異議分子，遠比國民黨的惡質有過之而不及，但對「敵人」的「包容與懦弱」，卻「寬大」到匪夷所思！之前，我只提出最小但最樸素的小希望：能否讓木訥誠實的市井小民感受到這個國家社會是有公義的、有希望的？！
愈美麗的謊言必然形成社會愈大的傷害，蔡總統的「溝通、再溝通」，卻對待台灣人遠比中國人還苛刻，從總統府到等而下之的地方政府，請問當權是如何封殺環保人士或異議分子？！
請教民進黨政權，你們排斥的環保人士或異議分子曾經做了什麼徇私的事？曾經跟你們要過什麼私人利益？他們曾經傷害台灣什麼公共事務？他們危害社會什麼？他們提出的論議當然不會是完美的，但是為什麼你們排斥他們遠比對真正的敵人還狠毒？我以旁觀者的角度，真的是看不懂吔！
對人民的愛戴致上最高敬意，然而黃湯下肚後，至今還迷醉不醒(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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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你們的用人為什麼不是考量就遠見、就該位置最有才能且不徇私的角度衡量？我不要列舉職位、人名非議，只看小小的地方政府什麼文化局長就任後的徇私，就讓人嘆息，更不用說攸關大利益的肥缺。
長年來至少你們可以看得清楚，環保人士以及龐多無怨無悔的付出者，在公私的比例、結構階層（hierarchy）的著重，他們至少不像你們在乎自己將來的位置、權勢的獲取吧？民進黨也有很多大公無私的歷來付出者啊！像我們的老朋友陳定南先生、林義雄先生……不是嗎？！
我不相信為了更高、更久的權勢慾望，一些基本原則就可隨時丟棄。有些形象本來「很好」的人才，似乎為了「某種考量」，瞬間可以「親中、愛商」，即使你真的私心私欲強過原則、大我，至少也可採取沉默，而不必「教壞別人的囝仔大小」吧？！
懇請蔡總統稍微向內政「溝通」一下好嗎？環評法規不要再放鬆了！或至少不要請些「形象良好的原環保人士」去充當砲灰了！原本公布環保署副署長的人名時，我已預告現今「裡外不是人」的窘境了。沒幾個挺得住的啊！話說回來，你們DPP得權之後，不也是非「乖乖牌」不用的嗎？！
想一下司法，夜半人靜思考一下轉型正義，龐多問題、議題都有賴無私人格一步一腳印，務實地走出來。再大的委屈、忍辱總可以儘量不要「騙」很大吧！我不相信真正心懷台灣主體的人士只會「堅持己見」而不能溝通﹐DPP權勢者的眼光可不可以放遠大些呢？！少一點算計，寬容大一些，台灣人真的夠厚道，如今也夠智能的，當前的大改革就放手一搏吧！
關懷台灣一輩子，我最害怕的事之一，就是台灣亡於台灣人政權手中啊！
台灣人愈是奮力解殖，愈是要警惕自己不要被威權的遺緒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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