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雜句（8）——海南草海桐】

陳玉峯

英國外交官漢斯（Henry Fletcher Hance，1827～1886）是業餘植物學家，他在1845年到香港任職，最後在廈門去世。他在海南島採鑑的一種新發現的植物，於1878年發表為Scaevola hainanensis Hance（海南草海桐），它分布於中南半島至中國南部海岸地區；台灣最早的採集品可能是1913年10月，川上瀧彌在嘉義東石鄉所採獲，而由早田文藏鑑定，發表在1915年他的大作《台灣植物圖譜》第五卷83、84頁。

海南草海桐約在1980年之前，見於雲、嘉、南海岸零散群聚。1980年前後，已被視為因為生育地減縮、分布立地狹窄，而淪為稀有物種。到了千禧年前後，有人認為「僅存在於馬沙溝墳墓地」，此後斷續有些研究、調查的發表，例如2001、2003、2005、2007年等。

2007年4月2日，筆者及學生共7人，先前往台灣首度採集地東石一帶調查，但無所獲，轉往溫港、型厝、猿樹村等地，由7人一字排開、前進，檢視可能存在的生育地，依然無功而棄。接著，直接到台南縣將軍鄉馬沙溝（長沙村）的第十公墓，「李聖宮」牌樓的東北側，調查東西向450公尺、南北向400公尺的區塊，約18公頃地。

18公頃地當中，海南草海桐族群大致集中在150×100平方公尺（1.5公頃）範圍中，也就是墳墓中間的，彎曲的積水區旁側。另，我口訪公墓撿骨師、在地耆老等，瞭解在地人與「鹽定」（在地人稱呼海南草海桐的名）的相關。

我們調查的11處衛星訂位點樣區，面積從2×10到10×20平方公尺，海南草海桐的覆蓋度介於30～80%之間，或說數量不少。然而我認為2007年4月之所以數量多，直接導因是該公墓於2006年1月底遭人為放火，燒掉高草、灌木之所致。

我們採分別不同株的5個枝條上所有的葉片（A枝條17片、B枝條63片、C10片、D19片、E173片），共計282片，平均葉子的長度是1.23～1.8公分；寬度是0.31～0.5公分。

調查及文獻回溯討論的內容，收錄在拙作《台灣植被誌（第七卷，下冊）：海岸植被誌》，2023年，526～537頁。

這些17、8年前幾乎遺忘的雪泥鴻爪，以因緣偶然故，2024年12月31日，我會同上森公司蔡總經理等，再度回到故地探視，而該第十公墓地景已然大變遷，許多墳墓被敲毀、消失，可能多年尚未火焚，植被地景已形成銀合歡等灌叢，人植之外來花草三裂葉蟛蜞菊群團擴張，雖然我們找到了多叢海南草海桐，終年開花結實的它們，依然笑臉迎接老朋友，我卻未免有些時空滄桑感。

2024年尾，與海南草海桐重逢。

2007年4月2日我調查時之第十公墓。

如今墓地地景一隅。

 

我對「老友」的見解改變不多，它是海漂而來，大致上因為台灣西南海岸的劇烈變遷，人為消滅了其可適存地，使其自1980年代以降淪為「瀕危」。然而，我對所謂珍稀、瀕危等等人為價值觀系統，已然大異於「潮流」，很可能這些人本霸道的觀念、行為或施業，表面上在「保育」、「搶救」，事實上是更嚴重地傷害自然生界。

從人類近三個世紀以來文史哲的變遷，不只取代了「上帝」、「神鬼」，從個人到集體的唯人自大早已超越魔境，遑論科技。愈多的論述，常常只是適得其反，全球似乎只剩下一次或多次大滅絕來喚醒「喚醒毫無意義」的瞬息未來？！

這天，我也看見幾十年大種、特種的「稀有物種」苦檻藍盛花妍美，我還是淒涼感！

植栽苦檻藍。

 

  

【道師父啊！】

 陳玉峯

 

今天我來紀念傳道法師圓寂十週年的聚會時，我不由自主地熱淚滿眶而狂喜，而無喜無淚、無始無終。道師父在世間法的年紀大我12歲，我們同屬肖蛇者。

十四年餘前我在調查、撰寫高雄左營興隆淨寺的歷史時，道師父馬上說：我帶你去龜山！2010年12月13日道師父跟我們在龜山頂，他把玩著清國時代的磚塊，像個老男孩。

十二年餘前，2012年10月3日的深夜，道師父搬來一堆台語文字、辭典，挑燈為我查驗當時我正在書寫的《蘇府王爺》，一個又一個的台語文字，他認為是常識者，例如台灣人的住屋要寫為「茨」，死人的才叫「厝」；女人罵人叫「詈（lé）」、男人罵人叫「誶（tśəh）」，而重罵叫「譙（Kiau）」；「心官」不是「心肝」；目水（bàk-śai）是「水」不是「淚」或「屎」……他鍥而不捨、追根究底、一絲不苟，我凝視著臉頰消瘦、年事已高的道師父，心中不捨……

【台灣大探險的花邊—本多靜六斜槓逸史】

 陳玉峯

 

2017年2月17～22日跟隨公共電視前往日本的中央山脈、木曾山區勘調，柯金源導演要我們作隨隊解說的錄影，也參訪明治神宮的生態綠化成果，回台後，3月14日完成了《七笑因緣—台灣檜木文化的溯源》一書。

我在撰寫明神的「生之林」時，直覺先行，強烈地感受到設計或創生神宮生態綠化之綿延時空超過萬年的設計人本多靜六博士，幾乎就是我的「前世」！事實上此前，我對本多前輩的認知，僅僅是1970年代末葉，我在學生的時代，在日本「植物學雜誌」第149及151號，看到他在1899年發表的〈台灣ノ森林帶ニ就テ〉宏文，我深深受到震撼於19世紀末即產生了超越後世百年的見解，而且，該文是有史以來，最完整的台灣生態（植被）帶的第一篇專業記錄或報導，因而我推崇本多氏乃台灣植被帶的始祖、台灣第一位植被生態學家！

 

拙作《七笑因緣》之介紹本多靜六與明神生態林，此書中我視他是我的前世。

 

拙作《台灣植被誌（第二卷）：高山植被帶及高山植物（上）、（下）冊》（1997；晨星出版社）一開始即全文翻譯且註解了本多氏這份破天荒的台灣生態經典大作（22～35頁）。

本多氏是留德的「森林學博士」，也是慕尼黑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他19歲進入東京山林學校就讀，除了第一學期考試不及格，羞愧得跳古井自殺未遂，然後發憤圖強而一帆風順，與同班其他兩位同學相互爭奪第一名，所謂的「三人組」，也就是本多靜六、川瀨善太郎及河合鈰太郎，這三人都先後留德，後者也在德國認識了後藤新平，後來被後藤延請來台灣阿里山區，底定了開採阿里山大檜林的方針，因而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迄今矗立著河合鈰太郎的紀念碑，夥同其他當時的俊彥，他們都有來台灣協助林學發展、資源開發等工作，只不過河合鈰太郎因為阿里山的緣故，在今之台灣最有名氣。而我在研究、追溯阿里山歷史的過程中，感受河合氏似乎是一生傲骨，至少很「瞧不起官僚」的樣子，然而，相較之下，長期不為台灣人知的本多靜六，似乎更形「傲慢」，本多在85歲高齡時感嘆：「學者這種不懂人情世故的情形，回想起來可教人相當難為情！」

本多氏留德拿學位後回日本，1892年東京農科大學聘他為副教授，本來在當時，頂著留德（奧）回日本的光環，是可以直接聘為教授的，他因「儒家式」的「尊師重道」，不願超越其老師們，而一時逞口舌英雄，屈居副教授，一做就是8年，直到1900年才升等為教授，這事讓他懊悔許久。

1896年，日本剛取得台灣的統治權不久，但台灣到處尚處於兵荒馬亂的時候，農大挑選二位「生財資源調查委員」要到台灣勘調森林資源，本多及同事長岡宗好就在1896年來到台灣。

如果我記憶無誤的話（抱歉，我懶得再查證舊資料），他找上了他的大學同學齊藤音作林學士，那時齊藤氏剛上任「竹山撫墾署長」不久，他們以曠世豪傑之姿，籌組有史以來，台灣林野最勇猛的探險團，挑戰20世紀之前，舉世公認的「黑暗世界」玉山山區。他們取道清國八通關古道，翻上荖濃溪谷頭，準備最後險巇地攀岩的一段天路，然而，本多氏因罹患了瘧疾，正在打擺子、發燒等，因而最後攻堅者，只有齊藤氏一人（註：他們帶了原住民苦力等，全隊27人，没人願意登頂）。

1896年11月13日，齊藤一人搶攻到山頂，先是朝東北方向，向天皇高呼萬歲膜拜，也以石塊壓埋一面日本國旗，以及自己的手帕為證物存證山頂，這是「文明人」首登「台灣最高峯」！

齊藤氏下山後，撰寫奏章呈給明治天皇，乃有天皇下詔，藤井包總撰寫了〈御命名記〉頒布（1897年7月），將玉山、Morrison山改名為日本的「新高山」（cf. 拙作〈誰是攀登玉山主峯的第一人〉，1995.10.11，台灣時報副刊；〈靈山聖地話深情〉，1995.7.29，自立晚報副刊；以及多篇相關史料，收輯在拙作《生態台灣》，1996，晨星出版社，還有數十年來散落各書的相關散文）。

照理說，齊藤氏的勇猛，加上高學歷，在日本據台初期當時前途無限，奈何造化弄人，他好不容易攀岩而上的山頭並非玉山主峯，而是最險峻的東峯，2年餘後，1898年12月26日，德國人史坦貝爾博士（K. Th. Stöpel）循著同樣路線，一樣登頂東峯，取出齊藤氏的信物證實之，但是他立馬發現旁側更高的山頭才是玉山主峯，於是拚盡餘力，單攻主峯，創下了「信史」第一人登上主峯頂的記錄（cf. 史氏全文我先前已皆引介過了）。

也就是說，齊藤氏的首登，業經天皇詔令改名新高山「認證」之後，史坦貝爾一年半之後，才重重打臉其誤登，這下子騎虎難下，乾脆就封鎖史氏先登上玉山主峯頂的「史實」，然後，在登山史上，1900年4月11日登上主峯頂的森丑之助（他跟鳥居龍藏上山，但只他登頂）遂逕自宣稱他是登上主峯的第一人！

齊藤氏的「倒霉」，讓我在演講中戲稱：首登卻誤登，難怪統治台灣只有50年！但齊藤氏更大的「不幸」卻在隨後，他介入了阿里山區緣自清國時代，華人、原住民之間的糾紛，他在哆囉嘕地區，帶領日警，槍殺了在地華人（客家人）18人，甚至千人洞的槍殺案也是，這段歷史被史家伊能嘉矩記錄了下來，由於可能是冤案，日本台灣總督府硬是把伊能氏的報告壓了下來，但是台灣人口耳相傳的故事，還是由李岳勳先生1959年的《梅山鄉的全貌》保留了下來，情節與伊能嘉矩的報告一致。齊藤氏的宦途也因之受阻。

被屠殺的華人遺骸，集合而葬且立一小祠，是即現今林鐵哆囉嘕（多林）小站附近鐵軌旁的「十八公」祠。2022年，我沿著林鐵至二萬坪的全線兩側全面調查時，「十八公祠」左側一株台灣朴樹，顯然是在建祠之後自然長出者，每年夏落黃葉時，宛似飛灑著冥紙，憑添幾許蒼涼。

過往我只追溯著台灣植被生態所有或相關文獻的解讀，事實上撰寫這些報告的人、事、時、地、物，以及背後的因緣、故事，毋寧才是大戲，例如為什麼台灣最高山的探險，會是跑來一位德國博士拔得頭香？會不會是本多氏在德國的友人或同學？在那「開天闢地」的年代，一定存有豐富的史詩般故事，希望如今台灣已經有人耙梳出諸多內涵！

而本多氏上玉山回來後，寫出破天荒的台灣植被帶報告，視野是全球性角度，且到處洋溢其見多識廣，從溫寒帶到熱帶雨林皆有深入的瞭解，而只憑一次玉山之旅，他區分出來的植被或生態帶，依我畢生浸淫在台灣山林的探索心得，他的見解超越了他之後，20世紀的相關研究者；他以指標物群，將台灣劃分為榕屬帶（450公尺以下）、樟帶（450～1,060公尺）、櫧柯（櫟）帶（1,060～1,818公尺）、檜木及杉帶（1,818～2,121公尺）、雲杉帶（2,121～2,575公尺）、鐵杉帶（2,575～3,180公尺）及冷杉與松帶（3,180公尺以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冷杉依氣候條件，應該可以分佈到海拔4,500公尺！

120餘年來，懂得欣賞他見解的人，就我所知，只有佐佐木舜一及我，分別代表日治時代及之後。我在45、6年前看到他的報告時，那份感動無言可諭！然而，台灣學界超過百年來幾乎無人聞問，而這篇報告隱約可以感受本多的恃才傲物。

最有趣的是近多年來，台灣人重新向本多「學習」，「學習」的內容是「庶民養錢術」！事實上，這書名大概是台灣出版社為了搏銷售量而掰出來的，它的日文是「私の財產告白」；書中本多氏是在1951年10月寫下他的簡歷（註：書中內容是1950年11月完成的？），不到3個月後，他往生，享年86。

這本書的譯者江裕真君功力很好，他把老日文翻譯成現今化的口語，非常淺白的流暢敘述中，流露出禪意的「無一物中無盡藏」，跨越了三個世紀、超過6或7個世代的「代溝」，但其內容我不用介紹，世間絕不少愛錢的人。然而，閱畢本多老前輩的「財產告白」與「體驗社會學」，讓我想起我的舅舅許東海先生，他從我小學到高中，不斷地寫長長的信勉勵我，不只傳統的讀書方法，所有旨趣可以濃縮為「立志」兩個字！本多氏洋溢著經世自期、抗懷千古的古老志業，他從年輕的貧困，極度務實、平實的努力奮鬥，中年成為鉅富，卻在六十歲從教授一職退休時，將所有財產悄悄地捐獻給公共事業，這是何等的人格啊！

本多氏臨老的回溯，讓我倍感親切，他那無限平凡中的極致不凡，正是我從台灣傳統美德中感受濃烈的無功用行，而我在學生時代僅憑一篇文章而終生推崇他，如今更可以自我印證。

 

 

【齊加尼克效應】

 陳玉峯

 

 

楊國禎教授從學生時代迄今，一直或斷續與我在山林曠野調查植物社會的樣區，而一個較複雜的原始林樣區，可能有8、90種，每一種在各層次（通常分4層次）的相對數量或多少株，我們都必須在搜尋時銘記在心，以便在該樣區調查的最後，依各層次的各物種唸出時，記下兩個數字：覆蓋度及群聚度。一個樣區中，穿經視覺、記憶、整理的時程，約在半小時至2個小時，植物的株數通常數百或以上。有時候，我們一天可以調查2、3個至20個，端視植群、路徑、體能、意志的衝勁等等，主、客觀條件而定。

有趣的是，除了一些奇特物種、個體，或特定狀況下的特殊印象及記憶以外，一個樣區調查結束後，很快地，我們忘得一乾二淨，在另個樣區調查時，通常不會干擾或被干擾，我們的腦海中，老早已將上個樣區的「短期專注記憶」全然刪除，不用「立可白」。

我認為這項大腦的功能或機制，是人種（及／或龐多生物）在面對無窮變動性的環境因子中，依特定心理或生理的「任務取向型」的專注，任務完成後，很快地拋棄，因為環境瞬息萬變，生物必須隨時隨地對應新狀況，彼一時此一時，舊狀況不拋棄會沒命的，天澤，淘汰了無法迅速清除萬變的過去式者，現存人類都具備此等腦功能，差別的是程度。

 

 

蘇聯心理學家布魯瑪․齊加尼克（Bluma Wulfovna Zeigarnik，1901～1988）發現且研究此一現象的大腦或心理機制，故名齊加尼克效應（Zeigarnik effect），但是，齊加尼克的研究或試驗的方法，以及其解釋，與我上述的思考不同，其解釋傾向於西方主流文化的推演方式，換個方式說，朝向「志業未完成之前，人是打不死的蟑螂」，而我則是東方文化式且考量生物天演的面向，或說，我約是逆向思考。

同樣的現象，解釋可以大相逕庭，甚至完全對立，又，《華嚴經》說：「心性是一，云何有種種差別？」而維根斯坦老早已經解釋清楚了，人類的語言除了自然科學的數理公式之外，是沒有真假值的！這也就是我先前對人類所謂的「真理」，區分為數理邏輯之存有真假值的客觀真理，以及生命演化而出的擬真理，而後者又可區分為心理祈使句的願望型擬真理、宗教式的擬真理等等。

 

【原鄉況味】

 陳玉峯

 

應上境公司吳靜宜總經理、上森公司蔡再益總經理之邀，要回我故鄉北港作解說，乃因吳總承接北港糖廠地景改建、活化規劃案，附帶要拍攝重構後相對照的「形象」短片，吳設計師當然是主角，我純粹是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北港人，要我以在地人身分，對北港歷史、糖業發展史等作簡介，也可從生態延展人文的系列變遷，作一註解。

僅就記憶所及，信手勾勒。

北港屬於古台灣「倒風內海」的北端，約從16世紀以降，「滄海變桑田」的速率極為驚人，依我過往計算，約四百年來，形成海埔新生地的速率，年進30～50公尺，因為台灣河川輸沙量超大，20世紀中葉的統計，台灣西部海岸31條河川的輸沙量，每平方公里集水區系平均高達7,838公噸，位居全球之冠亞（註：同期，黃河支流涇河為7,916公噸，但台灣是31條河川平均值）！

毫無疑問，五百年前今之北港是海域，而20世紀中葉之前淤積成陸的速率極大（註：現今相反，陸沉海進極嚴重，肇因於沿海地下水超抽、上游攬砂壩數量龐大、沿海突堤效應等），北港的發展史相當於淤砂成陸史，以及人文史的變遷相互牽連。

鄭氏王朝時代，北港約在海岸線上下，其旁的水林即當時的紅樹林區，而北港約是鹽水沼澤地，且隨著淤砂、淡水化的過程，平坦淤積地漸次形成甜根子草的類疏林景觀，而鄭氏王朝之前，荷蘭人找華人拓殖，將甜根子草疏林改殖為甘蔗園，就物種生態特性而言，甜根子草與甘蔗乃同屬的親緣種，恰到好處！

荷據時代甘蔗的種植應已推進到今之雲林縣境，但是是在今之更內陸地區，因為依據方誌及文獻等，鄭氏王朝的鄭經有次隨軍到斗六一帶，他騎在馬背上啃食著在地蔗園的甘蔗，冷不防泰雅原民俟機想偷襲，幸賴部將警覺而及時逃離。當時，台灣的巨蟒，有吞食整頭梅花鹿的紀錄，環境即在如當時北港的甜根子草類疏林中。

北港成陸，且漸次遠離海岸線之後的類疏林地景，17世紀上半葉，北港成為北港溪出海口的類港口；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初，北港形成移民聚落。相傳1621年顏思齊、鄭芝龍等海民登陸北港、移墾，而1694年樹壁和尚來台，據說他休息處拿下媽祖的香袋，想起身時，香袋卻黏在該地不起，從而形成北港朝天宮的緣起神話。

18～19世紀間，北港成為「兩岸」商業中心之一，許多公司行號（郊行）興盛，但隨著海岸淤積，港口消失而沒落，但仍然為區域性農、商重鎮，何況還有朝天宮挹注。日治時代則興起新時代的都市計劃，且將北港地區規劃為糖業據點，鼓吹種植甘蔗。

1910年日資設立「北港製糖株式會社」；1915年被「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收購合併，1927年東洋會社破產，而被「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收購，但是，北港糖廠的製糖能力只有增加而無減少，至1930年代產量僅次於虎尾糖廠。1945年，北港糖廠受到美軍機空襲而嚴重損毁。

二戰後，1946年5月，台糖接手，但1948年初才恢復製糖，直至2005年關閉。2016年北港糖廠被登錄為製糖工廠等歷史建築，2020年以降進行整體規劃、再利用計劃等。

如同從北港朝天宮向西，愈是遠離媽祖廟的廟宇，年代愈是年輕，滄海變桑田變使然。而北港由海域成陸，成陸後第一代形成的天然生態系，便是甘蔗的親緣物種甜根子草高草生地或類疏林（Savanna），清國時代的方誌依台灣人稱謂，把這樣的地景記載為「草萊之地」，而我北港前輩鄉親謙稱自家為「草地」，邀人到家來訪都說：「來阮〝草地〞𨑨迌」，反映的正是北港成陸後，自然生態地景留在文化史上的自然史印記。

 

北港糖廠各類廢墟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