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台灣 一九九五花地圖

陳玉峯

多年林野的疑惑終停開解，也就是說，春天的合唱，是由谷頭起音，經山的胸腹輾轉擴大，在坡向轉彎的切口上，巨人怒吼般排出。難怪山徑一轉，水聲倏忽匿跡……

往秀姑坪途中的杜鵑花海(紅毛杜鵑族群)

　眼睛的春天

　就在樟樹花海從南往北燒的三月，落葉的苦楝業已怒放。我相信，春神是一把色彩的拂塵，從平地揮灑上山，為每株喬木開光點眼。

　台灣年度的花季其實綿延若海浪，它們一波波翻滾走山，三月底即可遍染阿里山，四月大致攀登鹿林山，各大高山絕嶺五、六月最是驚艷，彷彿一夕間全體爆炸開來。這等花浪的顛峰，大約自平地到高山，每月上躋一千米；亦即一天登高三十米。我曾經也以如此的速率，估算上山的時日。

　我永遠記得領會春神腳步的第一次。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玉山來去，上山時，紅毛杜鵑不過在海拔二七００公尺的塔塔加鞍部點放；六天後下山，花海竟然引燃，到達標高三五００公尺的排雲山莊。平均一天，春神足足上溯百來公尺。這等震撼，卻叫我聯想起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切腹時的悲壯。

　我永遠記得秀姑巒山麓，杜鵑同樣怒放的盛饗。那年暮春，走在二葉松林與杜鵑花浪中，從八通關以迄白洋金礦，滿山滿谷盛放的花叢，逼得視野無所遁逃，加上路途遙遠，行走的晃動、呼吸的節奏與心跳的戰鼓，使得視力所及，花兒繽紛跳躍，敲打出現代的搖滾，鮮明活生的將輸入的視覺，轉換為洶湧澎湃的聽覺。真的，五、六月的雲海之上，杜鵑花開得夠吵鬧。

　調查合歡山系長逾六年，我按月登錄了草木生長的步調。以時間為線譜，每種植物的出芽、含苞、盛開、凋零、結實與葉落為音符，在我的筆記本上譜出一條條生靈幽揚的曲線。合歡山，直覺裡，就是由將近一五０條樂音聲浪交響而成的詩篇。

　事實上，每座山，春天的樂音就是如此譜唱，而且，從陰坡到陽坡，從林內、林緣到草原，從溪澗到山巔，一旦啟動生命的線端，千千萬萬的樂音便瞬間奔放。從雄渾低吟到高昂激越，交纏成一波波和弦的和諧與生命的狂歡。所謂仁者、智者，至此盡成跛腳。

次生類的虎杖，花黃果紅，饒富變化

　耳朵的春天

　當后土的體溫足以感動積雪，冰清晶瑩的水珠便細縷串般滑落，就像千把輕柔的髮刷，順著植物長髮般的根系，疏理出山系煥發的容顏，滋潤山神每一方寸的心田。

　而後，沿著山脈肌理凹陷處匯集，一路吟唱著春天的響鈴，奔向百里外的大海。更且，春雨結伴同行之後，台灣高地原本冬枯的坡面上，增添了許許多多的銀絲辮，溪流也漸漸甦醒。

　也是孟春，沿著古道作植物社會調查。谷地傳來永恆的溪流合奏聲，氣勢奔騰、轟隆渾厚，有違春水常態，誘我一探虛實。

　然而，等我攀降二百餘公尺窺見水鼓擊石處，卻見不過是蜿蜒細流，支流更是涓滴游絲；我也剎那領悟到，是山谷在吟唱。原來，台灣不斷隆起的山軀，河流下切迅速，所謂Ｖ型谷的高低落差，往往超越數百公尺。潺潺細水的清唱，由下上傳，跌撞折衝在山谷腹腔，透過音波的反覆加成、層層疊積，竟然薈萃為空谷宏鐘，勢若巨浪滔天。

　多年林野的疑惑終得開解，也就是說，春天的合唱，是由谷頭起音，經山的胸腹輾轉擴大，在坡向轉彎的切口上，巨人怒吼般排出。難怪山徑一轉，水聲倏忽匿跡。

　除了水聲還有風聲。

　秋冬的肅殺，是由枯乾的落葉所奏出的；春寒的凌厲，是枝椏破空的劍氣。但我愛聽的則是林梢在不同節候裡的變奏。

　因為台灣擁有自熱帶以迄寒帶的生態系，涵蓋半個地球的生態樣相，加上森林類別各異、風力穿梭不一，形成的「風琴」自也五花八門。然而，春天的松濤最是峻峭。古人形容松針凌空劈出的聲音為松濤，誠有以也。此乃因松樹的線狀葉均勻規則，任一面向揮出俱發長音，一排成笛，翻滾為浪；多排為濤，有若管樂。闊葉樹林則不然，葉片紛雜、軟硬兼具，故而風舞一起，好似木器敲擊。

　然而，記憶中最震駭的春聲則發生於郡大林道。當時我正在林邊小憩，一陣谷風不知從何而起，竟叫滿地乾癟平躺的赤楊落葉瞬間豎立，急行軍似的規律跳躍，「咔、咔、咔、咔……」，恍若蛇群鐵蹄揮戈撲殺而來，等到定睛會意，早已嚇出一身冷汗。

　後記：山林來時路落葉盈尺，很快的頭頂白髮也將蒼蒼，我可以遺忘花季的絢爛，卻不能掩埋春天旺盛的生機。如今，我陷身水泥叢林，縈迴耳際的，依然是自然原音。假以時日，我將譜寫林野的交響，……。

原載～《中時晚報》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本文摘自《生態台灣》

走過死亡 看見生命的張力

    有細心的讀者來信問到，在3月9日播出的《MIT台灣誌》陳玉峯老師有提到走這一趟小關山、雲水山，有三個體悟，但是只講了兩個，很想知道陳老師第三個體悟是什麼？

    以下是陳玉峯老師的三個體悟，分享讀者：

    第一、在演化上體悟了台灣高山植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曾經，台灣的溫度比現在還高，但是為什麼高山植物沒有被消滅掉？就在走過小關山、雲水山這一趟裡面都清楚了，台灣原有的高山築起來之後，開始兩邊向源侵蝕，我給它一個名詞，叫做「鷹嘴鋸齒效應」。

    所謂的「鷹嘴鋸齒效應」，就是專門存在高山植物的地方，我們今天走過冷杉林、鐵杉林，可是在這個鷹嘴鋸齒效應的地方同時存在有一棵玉山圓柏，我看它差不多有2000年，好漂亮啊！你知道那一棵圓柏是在哪裡嗎？就是在雲水山的山頂旁邊，凌空劈出來的一個大巨石旁，如果沒有那一棵圓柏的話，這一塊岩石早就不見了，但是也因為岩石這樣子的崩塌，讓圓柏的小孩都在這種地方存在，高山植物就在這種地方存在，所以別的植物沒有辦法上來，鷹嘴鋸齒效應~這個中央山脈東西兩岸向源侵蝕挖出來的效應，保留了這一旅奇蹟在這裡。

    第二、我相信中央山脈剛形成時，很多地段都是同樣的高度，但是它從脆弱的地方開始崩塌的時候，台灣所遭遇的東北季風、西南氣流，形成的風隙效應越來越強，我相信這幾段恰好是兩個高山之間一個凹鞍的地方，所以它整個wind gap風隙作用，那裡一開始有個脆弱點，風隙再去強化它，所以越來越激烈，就形成了這個高山植物可以存活的區域。真的非常感謝這片土地，恰好讓我見證整個台灣中央脊陵的最大的風隙效應，在那當下站不住，但是，甘願、值得！你自己沒有走過這種生死路，你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綠色精靈在這整個氣候帶應該已經被淘汰掉了的，但它竟然可以保留下來。

    第三、沿途我摔倒幾跤，但一路上，我沒有多餘的想，沒有想到天候惡劣可能產生的危險，沒有擔心體力不濟的問題，忘了風雨濕寒，只是很單純的一步一步地往前進，跟隨著心跳的韻律，內心一直在想著、想著，這些植物怎麼會在這裡，它們是怎麼存活下來的？又如何的把生命傳承下來。當下，忽然有一種感悟，原來如此！就是這種感覺，瞬間感覺我就是圓柏、圓柏就是我，我與圓柏（高山植物）之間的界限，完完全全的消溶了。

    我是做學術研究的，植物、生態方面的理論，自己都知道也寫過書，但是在親身體驗的過程，內心還是非常的震撼，沒有走過死亡，怎麼能看到生命的張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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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連結：《MIT台灣誌》20140309 小關山難纏 雲水山現形

三度革命搶救台灣山林遺孤闊葉林 4/4

陳玉峯

圖為2001年桃芝災變，土石流現場。

歷史控訴與控訴歷史

1950年迄今，尤其在1999年9.21大震之後的土石流，不復有人檢討台灣之天災地變，之與1950年代之後的伐木、開發之直接相關，這真是台灣「奇蹟」！造成這天大的盲點，即拜數十年假科學、實證主義假相的教育之所賜，因為我們的科技移植，移進了形式，且這形式恰可提供逃避責任的偽飾。因為，任何人要「指控」伐木導致土石橫流、水土流失、天災地變，必須要具備實證研究的結果，才能提出「呈堂證據」，否則皆只是「道聽途說」，不足以說服別人。

天可憐見，任何野地農人，誰不知伐木所導致的土地病變，但任何控訴卻苦於「無直接證據，可證明那一次災變的確是伐木營林所導致」，一個明顯得天下凡人誰都可知的常識與經驗，卻完完全全敗在台灣的「科學教育」，台灣有史以來，生靈界最鉅大的冤情、謊言，就是伐木與台灣的天災地變悲劇！

山恐龍、山老鼠之公私營林，將台灣山林摧毀得體無完膚，有史以來卻沒人可以「證明」，因而一切作惡完全死無對證，即令有所謂國外例證，也無法說明台灣之罪！如果此番歷史罪孽完全係知識、觀念不足所導致，那倒也罷，若是蓄意無知，則實在罪無可赦。然而，在白恐專制時代，今人無須苛求什麼良知之類者，可悲、可惡的是現今。

1998～2002年間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伐木主流要筆者證明他們的伐木作業導致土地傷害，說是若無法證明，他們即可以砍樹！開發者不必證明開發無害，卻要求民間保育運動者去證明開發之害，這是什麼邏輯與價值觀？

遠在1912～1913年，佐佐木舜一（1922）即已記錄檜木林伐除前後氣溫的大變。阿里山測候所所在地原為檜木林鬱閉處，伐木前1912年的年均溫為15.9℃，伐木後的1913年年均溫19.6℃，伐木前後年均溫提高3.7℃，12個月份當中，增溫現象以4月之由月均溫14.9℃，升高為21.2℃的6.3℃為最，5月月均溫升高5.2℃其次，6月增溫5℃第三，試問全台灣有幾人知道此數據？大規模伐木百年，主伐的政府單位誰又在乎對台灣引起的環境及生界變遷，其傷害及後果是何？！為何歷來一篇伐木破壞的研究報告也沒有？！

請問天下任何植物生態、森林學科、植群研究者，當原始林毀盡，研究出什麼「偉大的成果」有何意義？研究者只是冷血動物？只關心能從研究對象榨取自身的短暫利益？

1956年以降，除了對檜木林的趕盡殺絕之外，最最恐怖的政策及施業即「改造闊葉林」，包括國有林、公、私有林，以及所謂農林邊際土地利用（不要存置林野地），乃至山地農牧局等拓墾之舉，加上林相改良、林相變更，締造台灣有史以來，消滅原始闊葉林最兇殘的行動，導致全台今之低海拔地區原始林幾近全盤滅絕的命運！

最悲哀者，伐木營林所信奉的林木唯用觀，竟也滲透到所謂的保育人士，棲蘭（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運動過程中，有民間人士只在乎檜木林，而誤認為闊葉林不必保育，令人訝異者，對自然界不同林木竟然有差別之心，突顯出台灣外來政權教化的「成功」無遠弗屆。

除了伐木、開墾之外，最令人痛心者，被伐木營林派宣稱為「台灣林業史上劃時代的計畫」，也就是1965年1月以迄1975年12月期間實施的「林相變更」，花了當時9億3千多萬元，收益7億8千多萬元，幹掉了38,723.09公頃的天然林，前後延展達14年之久，依筆者觀點，實乃台灣出海250萬年以來，最最夭壽的屠殺自然生靈的暴行，完全否定自然演化之功，徹底摧毀原生生態系，僅僅為了一種錯誤霸道的人本觀念而顛覆上帝！隨後，又於1983年至1991年期間，再度搞個「林相改良」伐木造林計畫，乃至1990年代之後的「林下補植」等，容不下台灣的自然，一味強行取代天道！

先前筆者曾數次撰文呼籲搶救殘存闊葉林，奈何在數十年「雜木」、「凌亂」、「沒價值」的傳統定位下，1950年～1990年代剷除了台灣最大面積、最具地理代表、最佳地體保護的活體複雜結構、最茂盛的綠色海洋、最好的地景、無可替代的維生生態系統，也就是低海拔山區、丘陵、台地或所謂山坡地的原始闊葉林！任憑我聲嘶力竭，全天下無人回應！賀伯災變之後，我由直昇機凌空搜尋中台灣山林，期待覓得一處原始闊葉林而不可得，我淚水橫流而探問天地一片冰涼！

長年以來，筆者頻常自問，為何我必須痛罵、批判得如是激烈？難道以更寬容的耐性與愛心，不能替代運動與抗爭？學界亦有間接傳來類似聲浪：「我們贊同你的看法，但你一直罵人，沒人敢於你同唱和」，「你愈批判，他們愈故意，我們不可能選邊站」！事實上，從事運動抗爭以來，捫心自問，我從不認為我有任何「敵人」，一向我只談公共政策，談到的個人，必也是其擔任公共政策的代表身份，從來公私分明，何況我對伐木營林何許人也完全不論。奈何台灣欠缺理性認知、客觀明辨，絕大多數行為皆由人治、人際思考，也因而一大票鄉愿之說、推託之詞，根本上是中立撿便宜或投機心理在使壞，試問個人關於公共政策之批判，就可讓時代的是非反而不張？為何理由與動機，學界寧可選擇伐木營林、明哲保身、沈默自肥？或是筆者所言虛假、錯誤？筆者只遺憾晚生了幾年，未能及時阻止終結天然闊葉林的愚行與暴力！

2003年4～5月期間，目睹中國病毒在台灣猖獗，而舉國上下亂成一團，朝野攻訐、人性惡有若洪水泛濫，筆者在焦慮中沈思該作些什麼，因為凡此生態失衡之後的疫情，實乃百年開拓史、自然生態系瓦解、跨國污染之必然，由是而撰寫「花盛年凶」及「災難文化觀察」，再度以原始天然林的捍衛，過渡推演至疫情問題，同時，一直在思考，能否組織抗煞義勇軍之類的隊伍，由政府施以醫療短期訓練，且提供完整配備後，投入照顧病毒侵襲下的患者，因為在醫護人員集體辭職、社會人視得病患者如同魔煞、政客在立法院噁心作秀下，誰來照顧命在旦夕的患者？於是，我請教幾位醫師朋友，他們丟給我複雜得無以復加的醫療問題，且提出一個符合生態原則卻沒有人敢於講出口的看法：今（撰寫日期2003年5月19日）之中國病毒的防堵辦法顯然已失敗，撲滅若屬不可能，乾脆讓它去流行。也就是讓整個台灣人族群依據自然界演化方式，漸次產生抗體、自然免疫。就現今台灣人而言，這種見解無疑是「駭人聽聞」、「不可思議」，卻是地球生界從來如此的事實（筆者另行撰文申述）。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人種的觀念彷同病毒，剷除台灣原生天然林就是「中國煞士」，隨著密閉冷氣房的盛行而猖獗，大、小屠殺令源源傾巢而出，直至絕大部分天然林已滅絕，所謂免疫抗體始告姍姍來遲。然而，台灣從上到下，人的世界就是人造世界，不斷引進外來奇花異卉，市場主流迄今皆屬全面外來，畢竟人種也是外來。台灣天然生態系之瓦解，幾乎是無可抑止的宿命。

1990年代以降，台灣農林當局耗資天文數字，進行龐雜的台灣植物調查、保育研究計畫，且在工技助陣下，時代潮流彷同台灣已進臻自然大國，然而，除了資源搶奪、卡位之外，是否該深沈思考研究者與天然生態系的關係、價值依據、倫理議題等等終極定位面向矣？！2003年，農委會進行闊葉林調查等研究案，對照過往林相變更、開發至上的歷史，得無浩嘆！

筆者再度強調，無論學理、辯證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唯一的事實與真相，就是天然生態系能否健在。

談到闊葉林，我作歷史控訴，我無力、無奈、無效地控訴歷史。

附記

1994年筆者開撰台灣植被誌以來，對台灣所謂制式的研究形式，殆已分道揚鑣，更早之前，也就是1980年代，事實上筆者早已揚棄偏執於數理化、實證主義化約論的自然知識，更不能接受欠缺價值論或與倫理學絕緣的西方所謂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註，當作學科名稱則譯為博物學）。當年我完全不暸解西方的邏輯學與自然主義是死對頭，更不用說什麼生物哲學、科學哲學。

我必須坦承，1994年撰寫、1995年出版第一冊植被誌之際，在大標題上，我題了「台灣自然史系列」，但我不知道我認為的「自然史」英文該如何翻譯，遑論西方傳統自然史的變遷或演化。在我書題自然史的「意念」（並非概念），其實是近乎直覺的用法，近年來（1995年以降）我才領悟，原來我對生態的認知、動力，最最精髓的依據，不是念了幾千篇文獻或師承何人，而是起源於1980年前後，我由台灣北部的調查，移轉至恆春半島南仁山的地毯式研究（講什麼研究，其實是吊書袋的虛榮），整個台灣土地生界的內在秩序突然展現的曼妙光譜，真如聖經所言：上主所造，各有其用意。從南仁山頂以迄溪澗物種的排列分布，絕對存在著和弦與對位的天籟，比數學公式的絕對，更洋溢著生命特質的流暢。

當時帶著常態分布曲線、環境因子梯度的刻板概念，投入自然山林，以初學者的虔誠，要去印證西方的模式，直到察覺台灣地土上原汁原味的上帝樂音，我才明白教科書、研究報告諸多華麗外殼的假象，以及文化虛偽之必然，當年，到野地調查，源源不絕的發現，直教我誤以為與真理兄弟把臂而行，野調工作簡直就是分享上帝盛饗的伊甸國度。

我還記得，快樂調查一段時日後，詳讀比我肉身早誕生一年的《熱帶雨林（The Tropical Rain Forest）》一書（Richard, P. W. 1952），彷彿看見自己的野調日記，當然，當時也不知道這正是西方傳統博物學或自然史的敘述性科學。

毫無疑問，我的生態學理念、情感，源自這片土地與內在價值的體悟與體驗，不假外求，以致於研讀日治時代腳踏實地的苦行記錄而感同身受、滿心歡喜，相對於若干今人之矯情虛飾、滿紙空話，別是一番滋味或感嘆！另一方面，由於筆者是台灣人，免除了西方傳統文化或概念之束縛，因而輕而易舉地跨越了文化性的自我設限或執著的沾黏。我從來不必去整合自然與人文、科學與文學、宗教與唯物論、生物與價值，而隨時可以放下人執，我只不過沒有分割、分別而已！我在台灣生界中，直覺可以體悟何謂放下。在自然界中無時不刻可以遭遇欣喜而不需證明。我之所以投入森林運動、保育運動、社會運動，說穿了，根本沒有理由，沒有一大堆後設的動機與目的論。

當哲學家費盡心機要去論證保育動物有沒有倫理學依據，保育思潮嘔心瀝血要去透過人的義務，延展及於對山林植物的義務，而筆者從來只知植物的目的就是植物本身、動物的價值就是動物本尊。誠如人的煩惱99%是自找的，剩下的1%也不例外，現代人很奇怪，他們絞盡腦汁要去除我執、文化偏見，卻從不自知原本無執可去。

還有一個更荒謬的現象，台灣絕大部分談論森林學、植物學、保育學、解說教育、生態學、生態神學等林林總總、琅琅上口的生態流行病，夥同幾卡車的所謂研究者，可以大言不慚的談山林，卻對被肢解死亡而哀嚎中的台灣山林視若無睹。筆者等所認定的，此面向的唯一事實，山林實體正被屠殺，所有言論似乎卻不及於山林實體？！台灣人對自然，徹底是葉公好龍、虛妄一場。關心而不及於山林實體，事實上你只關心你自己！

準此情境，筆者對台灣闊葉林的描述，不可能為所謂「學術」的形式虛張聲勢，要去建構什麼自以為是的理論、分類、創建之類，筆者只不過在破碎林分當中，撿拾蛛絲馬跡，拼湊些土地忠實卻變形的若干現象、記憶與推論而已。

本文摘自《敏督利注》～

三度革命搶救台灣山林遺孤闊葉林 3/4

陳玉峯

原始天然林被摧毀之後，通常在2、3年之內，一遇夏秋颱風或西南氣流等暴雨，即引致山洪
爆發、土石橫流。近十餘年來，災變愈加頻繁，平均每隔二、三年，台灣即發生一次大災變。

原生天然林的重要性

其次，論及台灣原生天然林之於生態研究的重要性或原理。

國府治台之後的植物生態研究，基本上是殘缺研究法、片段或見樹不見林的「人見」研究法，或窄隘目的論的角度切入者，也就是以配合政策、經費、特定目的的所謂研究計畫為主流，而此主流即源自1956年以降，要將全部台灣原生林剷除、改造的政策。然而，欲暸解植群、植物生態學，建構整套完整的台灣生態學，捨棄原始、完整的天然林根本不可能，不幸的是，台灣研究者不僅無此見解，甚至只淪為為政策背書，從而創造假理論、歪學說，罕有人願意直探學術本身！奇怪的是，西方生態學理論或學說，不都是從原始生態系學習而來，在台灣吊書袋者一牛車，為何不能感受西方開創學理的根基？答案很清楚，再重述一次，因為主導、支持林學研究的政策及其人才培育，皆導源於1950年代迄今，要將台灣原始天然林全面改造的邪論與人本霸權，只可嘆現代新生輩已欠缺機緣得以透視此一歷史魔咒，筆者在搶救棲蘭檜木運動過程中，觀察到一些剛從西方取得博士學位回來後，只因身在伐木營林老巢的系所，在公共政策會議上，或撰文立論中，有意、故意申述兩面討好，而骨子裡支持伐木營林的作為，令人擔憂魔咒的借屍還魂！

筆者深切暸解諸如上述論述、譴詞用字等，必定惹來科學中立論、偽理性主義、所謂學界等，道貌岸然的駁斥、怒罵，然而，一個不敢追究自然實體之真，卻假借科學中立的道袍，坐擁錯誤政策施捨下的既得利益，騙人騙到自己都相信的人，又有何資格引諭失義、責難別人？一個不敢面對台灣生界長城的倒毀，卻助紂為虐，幫助政策屠殺台灣生靈的偽善者，內心有何依據而囂張罵街？一個欠缺良知、不知價值為何物，只把自然生界當成進階利祿的手段，以自然為芻狗者，怎配以學者、專家自居？

長年口誅筆伐、街頭運動者，在所謂植物學界20年來幾乎僅只筆者一個，我不入地獄誰入？這社會充斥太多利益收割者，即令現今表面上台灣已禁伐，實質上仍然藉由偽學理、惡政策等，持續在終結台灣原始天然生態系，筆者必須戰下去，理由無他，因為迄今理猶未明，魚目混珠者眾，而先前筆者（陳玉峰；2001）已申論天然林的若干價值，但生態學的依據尚待再述。

歷來營林者（尤其是天然林）只計算開採成本，或只要可以賺回伐採成本之際，便伐木售材，沒有人在乎台灣檜木平均樹齡600～700年（以阿里山為例），老木則動輒2～3千年，數百、千年的生成代價是「零」！遑論水源涵養、水土保持、地體穩定、空氣淨化、氣溫及各層級氣候調節、連鎖生態系龐雜基因庫、無可替代的天然造景、生物生存權、伐木後生態災難之評估、森林遊樂、人類價值及心理或精神意義等等，非林木立即性市場價值與公共福祉、世代利益、連鎖附加價值的考量等，從未得到合理的評價，也就是說，台灣天然林之開採，真正的成本效益分析，有歷史以來從未有人面對。

在台灣，百年以上的有意義建物依法得立為古蹟，而3千年古木累聚的時空代價卻無人在乎，也無啥意義？更重要的，整個生態系的全面價值從無人考量。

完整的天然林或健全的森林生態系，除了外來太陽能、降水、空飄少量物質之外，在自然狀況下，保持一獨立自足的系統，自行營養與循環的維護，研究顯示，完整天然林排出的水，測其導電度，接近完美的「0」值。

天然林沒有農業系統中頻見的災害、病蟲害，罕見的森林病蟲害則並非單獨事件或特定林木的單一事件，通常係整個生態系的某部分弱點或缺憾，或特定波動事件尚未平衡之故。天然林對波動、干擾、外來傷害，存有自癒的能力，更且其自身穩定以外，對近鄰地區另存有調節與安定的功能（柳榗，1978）。

完整的天然林存有無數的能量流通網、數不清的物質循環網，而且，此等循環系統在時空上皆是交互相關或難以言詮。

原始天然林被摧毀之後，通常在2、3年之內，一遇夏秋颱風或西南氣流等暴雨，即引致山洪爆發、土石橫流。1950年代數次颱風豪雨，帶給伐木地區鉅大災難，例如1956年8月之萬達、1956年9月之黛納，尤其後者，陷阿里山區彷同孤島，靠空投救災16架次。不料，1956年正是台灣林業政策產生最重大的轉變時期，此之後即所謂多伐木、多造林、多繳庫的三多政策，且要將全數天然林「改造」為人工林的最恐怖時代。巧合的是，1956年6月5日，阿里山神木被雷擊斃、起火燃燒。1957年2月，三多政策名詞正式浮出檯面。又，1959年八七水災重創中南部，但輿論檢討，不敢批判林業伐木問題；1960年8月1日雪莉颱風繼去年災難之後，再度蹂躪台灣山林，終於有立委冷彭抨擊伐木導致災難的言論問世，然而，很快地，又被文過飾非的一大票言論所掩蓋，而且，1956年之前，台灣一些對山林保育的諤諤之論也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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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敏督利注》～

三度革命搶救台灣山林遺孤闊葉林 2/4

陳玉峯

 完整的天然林存有無數的能量流通網、數不清的物質循環網，

而且，此等循環系統在時空上皆是交互相關或難以言詮。

台灣植群生態研究史的缺憾

此外，筆者認為台灣植被研究史上最大的缺陷之一，即拋棄了日治時代數十年的在地經驗，且隨國府治台之後，西化不同流派硬套在台灣自然實體之上，從無學術按步就班的累積功夫。新人回國倡議一套新法，而不暸解「新法」在其「故地」擁有深厚淵源與在地經驗傳承的根系，「新法」之所以新，在於累積深厚的舊，從而創「新」，「新」在「意」、在「觀念」、在「角度」、在「技術」，「新」從不會否定傳統累積之資料與若干經驗法則，但「新」可以將舊資料新詮，廣義相對論是將狹義相對論加上重力的擴充與包涵，而絕非無中生有。經常，國外之「新」到了台灣，只成失根、失據，而變成虛無，不數年，連個影子也難覓。

另一方面，在地本土派同樣的以西化為圭臬，奈何通常無能暸解全球各地歧異度的自然實體，夥同千差萬別的文化、價值、觀念之流變，加上黨同伐異、主觀流派、程度不一之鬥爭，學術界何嘗不是春秋戰國、聚黨結派、營私牟利、排他性超強？而台灣在地研究者只憑少量文獻，或生吞活剝，或引喻失義，甚或根本就是誤解，卻沾沾自許為標準，幻想成量盡天下的唯一標尺，而其實只是自誤誤人的迷思，此外，更多的本土研究者，充其量只因形式，套個「西法」自欺欺人而矣！

二、三十年來，筆者從來認定，建立全台敘述性的植被科學，正是跨進精密生態研究的基礎，也唯有全面洞燭台灣植群、生界之流變，將之整體暸解、解讀之後，才能釐析生態研究有意義的議題與問題；而且，一個人一輩子極其有限，必須具備看清自己的長短，決定眼界、重點與行動的範圍或目標，因而筆者僅將自己界定於整理且銜接日治時代50年精華傳承、對全台現存植群作概括但全面的記錄，以及，提出台灣植群大趨勢、大傾向、真正有意義的議題及問題，從而提供往後研究或新世代之銜接與突破；而新生代的研究，必須以精準、深入的方法論或新工具，檢驗、發現新內涵。

筆者於1980年代末葉，差不多已經證實台灣植被帶正進行向高海拔遷移中，且台灣地體運動、河川向源侵蝕、生育立地之高度變遷，左右整個植群的演化與其特徵，明確指出，檜木林等台灣針葉林之所以長存台島的更新機制，戮破台灣林學數十年神話的誤謬或假學說，且透過森林保育等社會運動的廣為宣說，直到21世紀，一些歪論才蛻變成更變態的謬論，而不敢直接說檜木林無法更新；另一方面，近些年來，原伐木營林系統下的研究報告，也在宣稱「發現」植被或某森林正在往上遷移，或有些為伐木而立論的假科學，竟然改口因為檜木林可更新，所以可以砍伐！

又，世紀交替之際的林木疫情問題，筆者視同整個植被大變遷的過程或機制之一（陳玉峰，2003），2003年春夏之交為止（撰寫本段文字之際），林學界仍然極力否定之。蓋視野不同、研究方式分別屬於「不同世界」之故，但根源乃徹底否定本土生界的魔咒使然。

研究背後的倫理、價值

之所以必須申述上述方法論的迷思議題，乃因台灣生態研究史上，從來沒有人願意探討研究者的問題，也就是研究人員動機、背景、現實、意識型態、生計等等真正關鍵，或「科學政策」那隻研究界幕後的黑手；關於科學社會學、科學家心理、科學哲學等林林總總的議題，更沒有人可以依據足夠暸解台灣的內涵，加以辨正、批判，而數十年所謂學術買辦集團的坐地分贓，社會與常民更乏能力質疑，筆者不談，台灣誰人願冒滔滔天下主流挺身而出？

雖然如此，筆者聲嘶力竭也喚不醒當世既得利益群，但此面向並非重點；天下以無知，而將此等議題充其量歸諸「有爭議」，甚且將勇於揭露者，歸類為「有爭議的人」，而從未釐清是「無爭議的人」才具備足夠的智能與道德勇氣，去抗爭、揭露弊端！但此方面亦非重點；假借爭議、訴諸民主暴力、勾結相關利益、上下交爭利，睜眼說瞎話、指鹿為馬、白布在天下人眼前染黑而群眾三緘其口，凡此也非重點；一、二十年來不斷抹黑個人，造謠、重傷、攻訐、恐嚇、施暴等等，更非重點；然而，250萬年演化史的台灣生界血流成河、亡種滅族，文化源頭七零八落、大地潰爛、土石橫流、異形橫行、疫變四起，整片土地生界傾覆，世世代代後禍無窮，人性變質而山河異色，正是重點！如果學術研究無能追究終極價值、意義依歸，無法面對公共議題、承擔社會道義，而只是假借中立、審慎，掩飾懦弱、盡力逃避，甚至於蓄意從中謀取私利計，則已屬於全社會、國家的全面沈淪矣，謂之「黑暗時代」。準此，台灣近20年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大致可謂「灰暗時代」，但21世紀之後，卻更可能淪為黑暗時代，因為，千禧年的總統大選，恰好將50餘年台灣人的圖騰打破，政權輪替，台灣淺薄的類民主觀念，停滯在黨同伐異、情感勝於理性、情緒超越是非的胡同，大選之後，可以宣稱，舊有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變色或消失矣？新希望只能期待新世代，但很難評估當代新生代在全球性數位化、資訊得來容易、深層價值難能建立的新世代困境中，如何產生正義規範與掃蕩新世紀虛無觀？或許尚有一種悲慘的途徑來達成！

     一般人或少有長年野外調查、研究經驗的人無法理解（理性思維）、暸解（推理加上直覺、感知）上述涵義，因為，筆者闡述者，乃係接受理性驗證、論證，但深切暸解單憑今之科學實證，並無法掌握真正的事實，且筆者不諱言，一些觀察經驗只是直覺判斷，而直覺判斷卻是理性論證所忌諱及排斥者；換句話說，就族群級以上生態系或所謂植被研究，目前為止根本沒有精確的研究方法可依循，而筆者毋寧融合原始的、整體的觀察，將不可知的（無能以分析方式解讀者）很大的一部分，納入考量的重點之一。日治時代佐佐木舜一等人的主觀經驗如此，將近30年來筆者對台灣的現地驗證，更無法割捨此一面向的暸解，無論如何，經驗科學不能擺脫經驗累聚的主觀卻真實的知識，但更應嚴格檢驗所有的經驗知識。然而，台灣近一、二十年來的研究，殆已近完全脫離野外實證累積經驗或常識，一味朝向抽象而不解實體的概念遊戲發展矣！

1994年林務局仍進行「林下補植」容不得天然林以自然狀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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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敏督利注》～

三度革命搶救台灣山林遺孤闊葉林 1/4

陳玉峯

 台灣新世紀的山林運動，有必要朝向闊葉林（自然）及原住民文化的反思（人文）等兩大面向發展，同時，社會學、倫理及價值面向皆該探討。

20世紀末葉，台灣人的認知與社會條件只及於「珍貴林木」，但經由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之後，社會上對檜木已琅琅上口，甚至於已蔚為流行，因此，新階段自然文化教育及運動有待揭開。

 1965年以降，實施的林相變更；1983年以後實施的林相改良，
為台灣有史以來最荒謬、無知，殘殺自然生命力的愚行與暴力。
圖為1983年所拍攝，連蘭嶼天池附近的原始林也被改造。

引言

台灣全島海拔1,000公尺以下地區佔全島面積69.1%，1,000～2,000公尺地域佔約20.6%，全台至少8成以上面積是闊葉林、疏林、草地、無立木地區，也就是台灣生界最主要的命盤之所在。

三、四百年來，台灣文明拓荒史即是消滅闊葉林，取得農、林、漁、牧、工、礦、百業、聚落城鄉的立地空間及資源。1960～1990年間則全面開發不適人居的山坡地，創造有史以來最諷刺的名詞，謂之「水土保持」，釀造21世紀無窮天災、地變、疫情等尾大不掉的禍亂。

當代台灣學界、政策圈、社運界、任何「人的世界」，包括所謂保育界，從無人注意到的死角，正是全台闊葉林。過往，闊葉林叫做「雜木林」，也就是雜種「無用、該殺」之木，現今仍然是「雜木」！

本文將由生態學研究方法本身的盲點切入，「很不科學」地論述台灣天然生態系淪亡誌的緣由，痛陳研究者以山林為芻狗，擔任提供政策屠殺天然林的依據或病根，他們正是時代劊子手的助產士，也是時代受害者，但迄今為止，台灣學界的自省能力似乎未見有效發展；另一方面，再由天然林的價值面向，控訴台灣歷史上的暴行。也就是說，論述台灣闊葉林之前，有必要先吟誦「三時繫念」經文，為絕大部分已滅絕的闊葉林超渡。

生態研究不得不然的盲點與反思

研究者（特別是生理生態或個體生態）通常論及環境因子，例如溫度、降水、日照、土壤等等，對植物或生物的影響，更以「相關」之研究，規範所謂限制因子（limiting factors）的因果關係或結論，然而，自然界當中沒有單獨或特定因子可以獨立運作，單獨因子的作用機制，更是透過複合網脈、連鎖關係的過程而產生作用，因此，嚴格說來，實驗統計的相關、限制因子的作用、交互作用、補償作用等等任何研究的形式及結論，多是人為操控下、表面上的一種模擬結果，充其量只是「近似值」、「趨勢或傾向」、「擬結果」、「狀似如此」、「很可能」、「極為可能」、「似乎必然」……的敘述，不是真理，沒有定論。

正因為自然界、現實生界沒有絕對單獨因子的作用可觀察、研究，從來所有因子本身也不可能單獨抽離而存在，任何化約的研究，仍然是以「化約混沌」、「簡化型整體作用」、「抽象化的一團概念」……，代替假想中的單純因子。換個角度，生物、生態研究者之以物、化研究、數理世界、化約主義、科學決定論的思維、方法、技術，非常成功、狀似成功地解答了生物界的一些問題或「假的問題」，事實上，研究者心知肚明，沒有個別、獨立、抽離的單一因子可在自然實體中運作，更沒有單一因子的運作機制，遑論結果。

人類面對自然實體，不知何等作用力影響之下，產生了東、西方兩大類型的思維模式或傾向，西方由分析、化約、歸納、演繹、數理邏輯不斷發展；東方傾向困思邏輯、整體對待、玄學化或西方觀點的神秘主義，例如中醫所謂的「氣」，就是總體運作、交互作用、調和性的一整體。

「交互作用（interaction）」是個很具說服力或美美的名詞，它的本質或實質意義其實叫做「不知道」。古典的施肥實驗顯示，由於施用NaNO₃，導致某植物增產10%；另一組施用K₂SO₄者，亦同樣增產10%。當二者同時實施用後，增產量卻驟增為100%，也就是1加1大於2，而歷來繁多研究者皆將衍出性特性（emergent），視同交互作用，且拿來解釋得天花亂墜。

環境因子的所謂「補償作用（compensation）」更是曖昧不明之意，被說是「凡一因子可以補償其他因子之不足者」。事實上，以西方的實證邏輯檢驗，「補償作用」幾乎是困思邏輯！然而，交互作用、補償作用等一大票模糊名詞，使用了數十年仍然屹立不搖。

龐多生態學的研究，面對的都是活體、有機體的大組合，沒有任何一時刻是固定不變，大小平衡永不歇止，然而，生態學的研究從來也都從物、化化約方法論，或西方邏輯實證論切入，因而當島嶼生態學研究初期，化約成為面積、距離、物種歧異度的簡單數學模式之際，引來一陣興奮與歡呼，誤以為了知了什麼大道理，然而，一鼓作氣，再而衰、次而竭，相關研究還是回到混沌整體，以及更加複雜的數學統計參數的遊戲。

如此敘述並非認定生態學的研究永遠無法進臻物化定律類型的表述，也不是認為整體的研究不能經由部分來解析。恰好相反，筆者歷來的研究，一概由現象（總體的表象）觀察，個別抽離因子（假設）切入，後驗式（posterior）一一嵌入組合，拼裝車似的步步逼近「模擬相」，例如海拔、坡向、層次、相對光強（照）度、水溼程度、物種組合等等，歸納、否證、後驗修正，提出傾向、趨勢，也就是找出有意義的問題、可能是關鍵性的因素等等，也因此，筆者第一手實證的觀察、調查生涯中，累積的不只是或然率的增加、經驗型的相對信心、拓展直覺的敏銳，更重要的是，虛其心的涵養，不致於像決定論者處處流露著演繹的武斷、過度的推衍、無知的信心或知識的傲慢。

於是，讓我們再回頭檢視，如果研究者處理的因素是整體性的現象，或研究層級為種族群以上，而非個體生態，也就是如同筆者的植群生態研究等，現世西方以及台灣近十餘年的相關報告，很顯然的，絕大部分的研究者及學習者，都是採行西方決定論的模式在操作，只有如筆者等少數研究者，仍以整體論的觀點，憑藉累積的經驗，從事植群生態的論述。

決定論或化約主義者，乃至台灣一大票不明所以然的跟隨者，最容易產生諸多誤謬，例如相信量化為唯一可信的證據，高度依賴儀器工具，得出一系列別無新義的陳年結論，欠缺任何創意；有數據之比較意義，卻解不出數據之意義；完全違背事實的錯誤解讀（台灣近年來最荒謬的研究，例如將塔塔加的高地草原，依據數據解讀為氣候變遷）；除了一組數字之外，別無意義等等。

 伐採櫸木現場，由此引爆了長達八個月的森林抗暴，迫
令政府於1991年底公告「禁伐天然林」一紙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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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敏督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