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報端傳來(2016年7月2日),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辭世,享年87。他出生於羅馬尼亞,17歲時被美軍從集中營中救出;他的母親及一位妹妹死在毒氣室,父親亡於集中營;他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他一生研究哲學、筆耕,他見證納粹集中營的惡行,致力於全球人權捍衛。1986年他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得獎感言的名句:
「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受虐者。」他一直試圖喚醒人類的冷漠,「愛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生的相反不是死而是冷漠……」。
一個全家被虐殺的倖存人,在走過極端痛苦、恐怖、無助的歲月中,他對施暴者抱持何等念頭?他對旁觀者、中立者有何期待或看法?他對自己在受暴過程中,萬萬次死抗活虐的心靈中如何自處?人性的煉獄中,或煉獄中的人性,可以結晶出何等內涵及意義?
誰都知道「中立」常只是自私、恐懼、懦弱、逃避的代名詞或同義詞,在暴虐當下,只是間接施虐;誰也明瞭,愛、恨是狹義或自私得失的相對詞,所謂「冷漠」也常全等於「中立」的內容。只是我很困惑,有史以來侵凌、掠奪、屠殺、亡種滅族……司空見慣、罄竹難書;「暴政」只是專制極權的長期「美德」被消滅之前的短暫稱謂;英雄往往是死人,偉大、感人的名詞及說法,總是在冠蓋雲集、吃香喝辣的場合中被歌頌;「死去憑誰問,歸來始自憐」?!
中國作家白樺,在描述日軍少數幾個人押著一大群中國人到江邊,一個一個射殺,他諷刺地說(大意)大家合力吐口口水也可以淹沒日軍,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會率先站出,同樣是死,難道最後一個被槍殺者,臨終「還慶幸比前面的,多活了幾秒鐘?!」;中國20世紀大哲學家熊十力看扁了中國人,他說:
「……中國之社會,難容善類發展是也。中國人缺乏虛懷、深慮、熱誠三大善根……故善類當衰亂,欲自覺覺他,其志恆不發展」!
然而,比對在台灣的「中國人」如何?誰都可以理解,全球任何地區、人種、族群、社會等,沒有全然客觀的「平均值」可相評比,也無需如此比較,但大致予人的「印象」加上逢機的不確定性等等,時而誇大,時而盲目。無論如何,在維瑟爾逝世,以及有人要為台灣與中國的○、○申請諾貝爾和平獎「同時」出現,我就是想吐!為什麼相差那麼恐怖呢?!
人性是沒有答案的一切可能性與不可能。每個人心都涵括極聖潔到極齷齪與邪惡,有時候是因對自己的理念、信仰沒信心,才能活著闡述理念與信仰,活著是懺悔、是原罪,卻預含著隨時可犧牲或備死而助生!
維瑟爾等龐多奮鬥者存在的意義或價值,在於他隨時可以在人類社會特定的啟蒙點(時機與境遇),以肉身或義舉從容獻生,喚醒集體人性短暫或永恆的共鳴,成就正、反人性大鬥爭的大翻轉,讓世人邁向新生機,而他本身或殉難成死人英雄,或以桂冠新造世局,重點不在生死,而在契機的賦予與引爆,生死問題毫不重要。而歷史上最多的殉道、殉義,都是在沉默中發生,事後也死寂。我改寫故鄉(北港)義民廟的對聯:
「大我人生不可輕侮;
真實英雄大抵無名!」
我頻常反省,一口氣苟活所為何來?我一樣在備死,生死本是同一回事,只不過活著在儲備更高雅的智慧與就義的從容。我相信維瑟爾一生孜孜不倦地投入教化,或帶有濃濃的懺悔與原罪,即令他以高齡「善終」,在我心目中,他的死亡,累聚了6、70年良知的苦行,帶給世人強大的再度省思,鼓舞受苦、受難、受屈、受辱而希望渺茫的世人,一樣可以將這把永世的火炬傳遞下去。
維瑟爾提到的「中立」,是我長年在講堂、演講反覆闡述的駁斥,因為台灣學界一直搞不清「中立」與「客觀」的差異。這也許是我的「偏頗」,這源自我從1980年代投入保育運動以降,對相關學界的最大不滿,更早,則緣自我在台大植物系就讀時,感受到許多師長堅持「高高在上」,而鄙視科普,乃至獻身社會服務的付出者。不管他們有何偉大的地位,坐視自然生態系的淪亡,卻只以之為自身研究進階、拿經費、附庸暴政成幫凶,甚至為當權的伐木製造假學理的「走狗」(註:抱歉,講這話侮辱了狗),大抵就是假借科學中立的神話而營私的偽君子。
中立是置身度外、不理不睬、冷漠逃避、不負責任、不問是非、拋棄良知的懦弱者慣常之所為;相對的,客觀指遇事者,得以超越自我、超越本位,儘可能依據生態中心、世代觀照,作大是大非的選擇,付諸行動,更勇於提前面對「最後的審判」!
自由不是放任。台灣最根源、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赤色中國及在台灣的匪諜們,但台灣人本身更是關鍵。台灣主體意識必須是所有認同台灣者個體意識的融合體,不是組合或集合體,是公約數而非多元差異性!欠缺這個融合體或最大公約數的抗爭,且非出自良知、世代、公義、普世正面人性的誠摯,許多的抗爭很可能是赤色暴政操控下,假借民主自由顛覆台灣的數十年老梗行徑。這面向的暴動、顛覆愈來必將愈嚴重,光憑小英政權半個家天下的權位,是抵擋不了的!而必須由全民反制,且反制不只是直接挺身對抗,更龐大的基盤,在於厚植文化的力量、內在正面能力的穩定提升。我歷來主張文化政策的本質及目的在於文化本身,文化部不該為政治目的而設政策,但現今台灣處境與殘酷環境的現實,我主張文化部至少應該拿出一半力量對抗「統戰部」!否則台灣數百、千年來的祖靈,以及二百五十萬年來生界、無生界也將一翻兩瞪眼,只好洗牌、重新再來!
物質、反物質,能量、暗能量,作用力、反作用力,物化乃至靈魂、意識都是如此,這是生界的「宿命」,真實世界的非真實,生死皆然!
對於年輕世代,我要以書寫於20多年前的老文章〈生態智能〉分享與共勉,我相信此短文的內容還沒過時,現今反而更迫切需要提醒:
〈生態智能〉(收錄於陳玉峯,1997,《台灣植被誌(第二卷):高山植被帶與高山植物(上),4-7頁》 )
1996年2月,我將美國學者David W. Orr在199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論智能的一些思考〉,改寫為本文舊稿。而今,20年後,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迫切需要生態智能,故而2014年5月,略加修改一、二細節,成為本稿。
~我們正處於你所能想像的,台灣史上最無知的時代……~
~有位精神科醫師要診斷患者究竟有無精神病。他問戴眼鏡的患者說:「如果我把你左邊的耳朵割掉,你會怎樣?」患者答說:「我會聽不見。」醫生再問:「如果我再將你右邊的耳朵也割掉,那會怎樣?」患者說:「那,我會看不見!」醫生嚇一跳問:「為什麼?」患者說:「因為這樣,我的眼鏡就掉下來了!」患者被當場釋放,因為因果關係清晰的人不可能是精神病~
當代所謂文明社會的教育,充斥智能至上的偶像崇拜,整個教育系統也環繞在知識、工技的訓練,一大堆測驗、IQ圖騰,把人的價值定位,趕到了「發展、成長的胡同」,這樣的教育在台灣尤其惡劣。台灣人唸書唸到大專院校,所謂過關斬將的莘莘學子,幾乎沒有不是深埋自卑情結的畸形心智(我二、三十年在大學教書的各班調查盡是如此),好像台灣教育系統下,培育了十多年的教育,教導出個個懷著自卑感的怪胎。
從地球人類發展、生界演化史來看,我們目前所擁有已知「如入化境」的知識,有可能是錯誤的時代偏見;我們殫盡心力培植的所謂「智能」,也有可能是趨向全球毀滅的誤導;我們對智能的瞭解似乎相當有限,而今日所謂的智能,更常只是「聰明」之類的小技倆。
我所認定的智能,必須是「長時期」或「跨世代」的,且大多是「整合性」的;反之,聰明是「短期性」、「反應型」,且傾向於片段知識、殘缺事務的掌握能力。我心目中理想的智能必須具有下列五大特徵。
第一,我們說某人具有好的智能,或某項思考或行動是優秀的,其必須能區辨因果關係,尤其是大因、大果、大是、大非。
有位地理學者曾經講個故事,18世紀時,有個類似今天精神科的醫生,設計了一個據說絕對可靠的辦法,去區別患者是瘋子或神智健全。他在一房間中,一邊裝置水龍頭,另一邊放著拖把與水桶。他把要被診斷的患者關在該房中,然後轉開水龍頭。當水流滿地,那些忙著去找拖把與水桶者被診斷為瘋子;那些跑去關水龍頭的人被視為神智健全者。
曾聽過一位研究日月潭水體生物相的研究生的專題報告,他分析了每月份各生物族群的變遷,畫出狀似完美的變化曲線,並解釋族群消長。我問他知不知道日月潭會洩洪,會因暴雨而一夕水體幾近於全面置換,他答大約知道,追問他:既然水體可能多次替換掉,你的曲線意義何在?他傻在講台上。
1991年5‧5反核,我與中部的一些大學生北上參加遊行。回來後,課堂上學生提出他的批判:「整個反核隊伍,那麼多吃檳榔、抽煙、垃圾滿地丟的鄉下佬,一個人連自己的生活環保都不能做好,有什麼資格反核?」同學都點頭稱許。我問他,反核是不是為了廣大生界空間、跨越數代時間、尊重生命不可忍受之萬一?反核是不是對公共政策瞭解、質疑並表達理念的公民權?反核是不是對自由民主政治的參與,對後代表達保留選擇權的情操?他答是。再問他,個人生活環保是否與個人環境、文化生活習慣背景有關?他答是。我告訴他:「你唸到大學,所謂知書達禮,在乎個人言行,懂得反省,很好。如果那些反核的『鄉下佬』也像你,懂得調整個人的生活習慣,更好。然而,試問這些『鄉下佬』秉持一份鄉土危機意識,流露純真情感,跟你一樣,並非存私為己,在今日全台人民當中,勇於站出,又有些微認知,這樣的人比率有多少?然而,你把尊重生命生機、表達公眾權的大情操擺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擺上丟紙屑、吐檳榔汁,而且,個人生活環保細節卻遠重於反核的集體良知,試問如此的權衡是否恰當?如果我是你,我會拿起垃圾袋,他丟下我撿起。看見你在撿拾他的垃圾,他應會臉紅,會說對不起,會主動一起撿拾,沒多久,你會看到整個隊伍的自制與自動。」舉座學生啞然。
不幸的是,這社會一大票名流、高智力、高收入的中堅,對社會、國家的一大堆建言,充滿可笑的「拖把與水桶」,不僅分不出大因、大果,儘在雞皮狗蒜事打滾,仗恃體制賦予有形、無形的特權,賣弄膝蓋式聰明與投機。
關於智能的第二個特徵是,要能明辨「know
how」與「know why」。知道原子彈怎麼做,會有什麼反應,引起什麼傷殘是「know how」;知道為什麼要做原子彈,決定引爆或摧毀是
「know why」。今天,整個社會充斥如何獲致開發、經建,如何更有錢、更有權,如何打倒同胞便是成功,如何營利、提高國民所得,但不知整體環境、生界與世代的災難,不知人心如何沉淪、是非如何不明,一大堆短期近利的知識,其實只是「無知的知識」、「片段零碎的知」、「無方向的知」、「無所節制的知」、「無所託付的知」,這些know how有可能是「致命的知」、「反生命的知」、「助長病態的知」。
真正的智能通常是緩慢運作,近似於智慧,會問出為什麼,再問基於何等理由、終極目的;真正的智能,要擁有全方位的慧根,對廣闊範疇皆具備可以認知的能力,擁有強大的思惟敏感度,一種得以正視可能性的善的能力;真正的智能,要能見及這世界尚未存在的善與是,要看出這世界既有的惡與非;要善於分辨優先率,看出緩急輕重,分析各不等程度的善,釐析相對較重要、最重要的事務,避免落入「急的事往往不重要、重要的事往往不急」的泥淖;要具有足以嗅出正確方向的鼻子。能夠這樣,是謂睿智。
第三,好智能的特徵之一,必須擁有維持善的秩序,要能和其周遭環境和諧共存。畢竟,一個人行為的結果,就是其智能展現的水準;無知的自圓其說,無益於自我辯護。智能的運作,總需要耐性與對極限的感知。好智能的人通常不會作越軌的假定、盲目的樂觀,不致假定人類的聰明才智將不斷成長,足以制服先前塑造的惡魔,核能與核戰就是此類的邪靈。如果說任何社會存有「社會智商」,所謂已開發的社會或文明社會,依此角度,無疑是劣等智商。
第四,好智能不違反道德分際。好智能的行為懂得節制、忠誠、公正,富於同情心、誠實度高,得以和人類美德取得和諧。在此所謂道德,並非基於神學上的理由,也非泛道德論,要知「道德是長期的實際性」,因為這些特性是歷來讓我們活得較美好的基礎。我毋寧以「後果論」的觀點去省視人類的道德。從道德出發,人類易於得知人的有限性、不可靠性,以及我們的無知。
如果我們放縱工具主義的邪靈,勢將導致智能的傾毀,使我們喪失透視事物本質或真相的能力,無能照顧到思惟與行動的周延性、整體性。真正的智能是心靈的馬力。
如果我們聽任道德與智能的腐化,誠如愛默生論自然的名說,會導致語言的腐敗,新意象無法產生,老字眼會被曲解,文字語言會喪失刺激感知、感動人類的力量。時下台灣的政治語言,或所謂的文宣,就是徹徹底底爛透了的語言與文字。
一個人可以是聰明的,卻是毫無智慧;可以在所有的學科得高分,卻在生活與生命被當掉;整個文明可以同時是聰明且愚蠢得無以復加。換句話說,今天工技文明展現令人嘆為觀止的偉大成就,卻無能解決最最基本的公共問題,包括環境的惡化與維生系統的迅速瓦解;電腦世界的日新月異,卻伴隨人類心志的萎縮與腐敗……我們的社會愈來愈聰明,聰明到足以摧毀所有可能性希望的未來,卻愈來愈沒智慧。
第五,好的智能是從自然界的「完整性、穩定性與美感」中,獲致其活水泉源,而「征服自然」的聰明,事實上是摧毀人類心靈與智能的根基,是挖掘人類的本源。整個地球豐富的生命樣相,是心靈的「驚嘆劑」、「奇異果」,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人類的智能不會是從欠缺豐富生命樣相的蒼白大地演化而來;我們亦有足夠理由相信,對造化的敬畏感,與人類的老祖宗之所以歌唱、詠嘆、寫詩,存有重大的關連。自然力營造的事物,像流水、信風、草花、綠樹、雲雨、霧淞、山系、景觀、動物行為、四季變遷、暗夜星空,以及生命週期的奧祕,賦予人類語言與思想的誕生。爾後依然如此,只不過繁茂逐漸褪色。為此理由,瓦解自然神蹟,沒有不會傷殘人類的智能與心靈。
所謂的聰明才智,已讓我們進一步窄化我們的未來;貧血的利己主義,已叫人步上所有的風險,推向最後的愚蠢與毀滅。我堅信,成熟智能的必然指標,終將反映在以生界生命為中心的智慧之演化。保育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才符合自稱為人種的思惟。
因此,我們的教育必須改弦易轍,必須及時培育真正的智能;今後的教育最好引導學生,如何關照自身以外的事物,包括集體智能的養成;我們必須發展自然界第一手的知識,好讓良善的智能可資成長;我們要打破當前教育的牢籠、規則、學術的教條、束縛人心的藩籬,讓自然天書,一頁頁在心靈上展讀;我們要鼓吹連結心靈與物質創造的橋樑,將當前文、理學科自由化,活潑地進行橫向思考;我們堅信, Ph.D.是善念智能的表徵,而非工技機械的冰冷;我們需要延攬各行各業真正智能的人才,走入教育,成為學子的良師益友,以及角色的典範;我們必須引導學生,學習感知自然生命,讓人類的心智重新體會寂靜、謙遜、平寧、整體觀、關聯性、優雅、付出、義務,以及大自然的慰藉,尋回生命的至善與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