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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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5日於後勁活動中心，筆者專訪王信長先生（黃佳平攝）。 |
§ 前引
～「……誰人有權力出賣這裡的空氣、泉水與土地？空間是大家的，世間是大家暫時借住的，誰人有權力出賣？我住在這裡，呼吸這裡的空氣，喝飲土地的泉水，我死後換別人呼吸、飲用，憑什麼你可以出賣？人有這樣的權力嗎？你如果存有金錢可以替代的想法，以後喔，不管誰去答應的，不是死後就沒事的，死後一樣得骨骸挖出來燒灰研磨咧!!……」～
小學畢業，一輩子務農、做工的，72歲的歐吉桑王信長，2014年1月5日傍晚，在後勁活動中心，接受我的口訪時，滔滔不絕地流瀉出台灣傳統土地倫理的音聲，在他字句千鈞的撞擊下，我彷彿穿越時空，來到北美洲的1854年，聆聽原住民杜瓦米舍族的酋長西雅圖，回答白人要購買他們祖傳土地的話語：
「誰能買賣大地上的空氣和泥土的溫暖？……我們不曾擁有芬芳、活潑的流水，你們怎能向我們出錢購買？……每株太陽下閃亮的杉木，每片沙洲，密林上的薄霧，每塊林中的孔隙，每隻喧鬧的蜜蜂，在我們子民的思想與記憶中，都是神聖的……」
我找尋數十年，一直期待台灣本土文化的土地倫理警句，終於在無意間，從後勁歐吉桑的口舌飛奔而出，而且，帶著濃濃的閩南信仰禪意，我酩酊、感恩與受教。
然而，我不是來後勁購買土地的外地人，王信長與西雅圖的處境也是天差地別。在我心目中，台灣環境運動史上的典範---後勁反五輕，它的背後或社會文化底層的結構，存有兩股一體兩面的精神力量：一股是台灣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另一股是鄭成功、陳永華開台的倫理情操。前者，在後勁固然是以保生大帝為境主的神蹟來彰顯；後者，則以非常隱晦的隱性文化在貫串。前者，歷來只被視為「迷信」，罕有人願意著墨探討；後者，三、四百年台灣史上從來被消音，然而，兩者皆以台灣素人來應現，活生生地綿延傳承到如今。
我訪談王信長先生，是因為我正在學習後勁反五輕運動史，而他是「幕前的幕後英雄人物」，他永遠是抗爭超級污染、包圍中油高雄煉油總廠，衝鋒陷陣的頭人或「狠角色」，歷來情搜或檢警搜證照片上，曝光頻率最高者之一，更且，反五輕精神的總綱領：不妥協、不求償、不退縮，只求還我清新空氣、乾淨土地、無污飲水的健康環境，同時，愛烏及屋，主目標擺放在整體台灣環境的改善，如此楬櫫者正是王信長先生。他也恰好是我相信十步之內必有「無功用行」的行者，在三度訪談他之後，我百分百確定。
§ 公親變事主
名不見經傳或從來「沒沒無聞」的王信長先生，1943年受生於台灣最古老的華人軍屯聚落後勁，2012年出版的《後勁反五輕血淚史》，105頁錄有他的小傳，小標：「反五輕小諸葛」，全文僅約7百餘字。其中，關鍵字眼提及他是「策動圍堵西門的主導者」；他「義無反顧堅守『不求償、不妥協、不退縮』的三不原則，這就是後勁人的心聲和骨氣。」形容他「一身傲骨」、「大丈夫歡喜做、甘願受的氣度。」至於他投入反五輕的因緣，只劈頭一句：「一名高雄煉油廠的員工，在廠區內自五樓摔下大難不死後，從此竟改變了他的一生。」（註：有誤，王並非煉油廠員工。）
奉台灣之名，我有必要略加闡明真正成事的結構或因果，因為，我一生走過較充分的基層，性嗜貼近土地的「真實」。
如同吾鄉北港義民廟正殿的一幅對聯：
古民族未可輕視；
真英雄大抵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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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民族未可輕視；真英雄大抵無名」信然！(2011.11.19；北港義民廟)。 |
被形容成「無名小卒」的王信長，乃是貨真價實的真英雄，而英雄不怕出身低。王先生集智、仁、勇於一身，但以現今社會價值觀而言，他徹底是個「庒腳歐吉桑」，他如何捲入台灣環運史上的大洪流？又如何成為中流砥柱，形成隱形的領袖之一？
1987年中，台灣解嚴前夕，飽受中油高雄煉油總廠日夜污染及歧視的後勁居民，風聞更浩大、更恐怖的五輕裂解廠將要在半屏山下增設時，個個莫不義憤填膺，但他們都是純樸安份的古農業聚落素民，知識、資源、社會地位的落差，從來都讓台灣的草根基層淪落為最受剝削、凌虐的一群，其中，環境權更是弱勢當中的弱勢，整體而言，20世紀台灣的環境運動，大抵是被迫害到無以復加之際，始尾隨政治運動而漸次萌發，後勁並不例外。當時「黨外」參與者之中，後勁子弟的黃天生即與其他人士組成「綠十字」等，從事公職競選而不果。1987年6月，政資霸權公告在後勁興建五輕計畫之後，朋友慫恿黃該在此案上為鄉親著力，也因而反五輕運動初期的領導人，傳媒以及紀錄上皆以黃為馬首，從而奠定他1989年最高票當選立委的根基。
因此，一般記載反五輕設廠運動的發起人就是黃天生先生。然而，綿延貫串波瀾壯闊的反五輕環運史20多年來，如今進入最最關鍵的最後2年決戰期，始終是領導人物之一的王信長，可以說是意外被捲入，從而改變一生的「公親變事主」的偶然。
1987年6月，黃天生及一些後勁鄉民，開始製作反五輕設廠的傳單，「黃天生、劉永鈴，以及一群人去舊北門散發。一開始那(幾)月餘我是局外人，只供應他們涼水等物資，包括當時剛出來的新產品舒跑等，他們也借走我的那部新車，每天下午3、4點鐘開去舊北門，中油員工下班後，發傳單的人也跟著回家。時日一久，每天這樣走，走得讓我有夠煩的。7月26日(註：24日？)他們又來向我借車，我說：你們光是這樣跟人家下班，有什麼效果，不借你了！……」王信長回憶反五輕圍西門的序幕。
「那天，我低頭工作好一陣子了，一抬頭，借車人還杵在那邊，我只好說：好！車你開走，但等一下我要去看一下。當時正因經濟部長李達海下來，後勁人想去見他，大夥兒到西門去圍他，不料他從東門溜走。大約5點多，我到達西門一看，喔！人潮真多，我心想可以運用了。我走到煉油廠西門口繞一繞，看見煉油廠在門口設立拒馬，拒馬椿死死地釘牢在地中，我心頭一念：『喔！你該死了！』(註：王信長目睹中油自封西門，心念一轉，認定圍門在這裡已站得住腳了。老一輩台灣人的「有理、沒理」今人恐不易「理解」)於是，我拿3千塊錢給群眾之一的廚師：『你回去煮(鹹糜)來給大家吃』然後，我再跟大家宣佈：『我們今天晚上不用回去吃飯，待會兒會有人載來給大家吃』……」
由於當天後勁人為的是向經濟部長及中油當局表達心聲，但該時代的當權者一向養尊處優，壓根兒不屑鄉下人，李達海及中油高層置之不理，再多後勁人圍聚也沒輒。
「我主張夜以繼日圍廠，目的當然是要逼當局跟我們溝通，可是光是聚眾也沒用，於是我說我們需要有個動作，看看煉油廠方有沒有人要出來。於是，我跟帶頭者之一的○○○喊了一句：『○○仔！我們來演齣戲，等一下大家假裝要翻牆衝進去，製造緊張氣氛時，你就喊叫：後勁社人卡鎮靜咧喔！』結果呢？大家一行動之後，正要翻牆時，○○○喊了一句：『後勁人你們不要害死我○○○！』哇！死啊！他退縮了！那些騎在牆頭上的人楞在那邊，不知該跳下哪一邊?!就在這種窘境下，我不得不投入指揮了，因而從那天晚上起，展開始料未及的1千2百多天漫長的圍城戰……
那位廚師頭一天算我1,500元，剩下的煮了第二天的晚餐，我本來是來看戲的，被○○○這麼一逼，就換成我主導演下去了。一圍下去，我說天公伯仔真有心試驗後勁人，一個禮拜內，接連來了兩個小颱風，下雨了，天冷！我看大家穿雨衣蹲坐在牆角，好不淒慘狀。我跟劉永鈴說：『這樣不行啦，左營有家賣軍用品的，我們得去買些軍用毯來禦寒。』我自掏腰包購買了一批軍毯來，而這只是起頭而已。
我跟大家說：『是老天在考驗咱後勁人，中油跟中油派的人瞧不起我們，他們認為我們沒什麼經濟基礎，很快會散掉的，大家得辛苦些，撐下去啊！我們一定要玩出很多出頭來（註：花樣）！』然後，我請人來西門搭棚子，準備埋鍋造飯、長期抗戰……」
1980年代，全台灣仍然籠罩在白恐氛圍下，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發韌期，恰好處在解嚴的前後，當時的情治爪牙暴虐猖狂，老百姓動輒得咎，故而運動發起人等任何行為難免投鼠忌器，擔心立即身陷囹圄，故而如王信長之膽識、篤定，一開始即顯現胸有成竹的深思熟慮，而他內在的憑恃，實乃傳統「有理走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的分寸拿捏，有別於法治社會的法條引據，而他在「法條」上，未必站得住腳的部分，卻可由中油長期污染後勁的「理虧」所彌補。筆者在一路訪談下來他的敘述中，不時浮現他的「理直氣壯」的「自信」，這是得先註明者。
「圍西門抗爭一開始是哪些人參與？」我問。
「幹部有13位，四蔡、四黃、二王、三他姓：蔡朝鵬、蔡國和、蔡渭川、蔡天證、黃連成、黃聰男、黃天生、黃得旺、王清強、王信長、劉永鈴、鄭懷仁、李玉坤，我們分三班。每夜有四位幹部輪值，也就是每3天在西門口過一夜，人最少的值夜日子至少還有四個人，一般都有數十人守夜，白天當然人很多，而我幾乎每夜在場，因為我是策劃者，現場狀況我較能掌控……」
事實上，自1987年6月開展的反五輕設廠運動，係在7月24日，因圍堵李達海事件而造成首波人潮大聚集，而王信長口述的7月26日他意外地加入陣營，且因煉油廠自設拒馬之後，正式展開肉搏戰的「西門圍廠事件」。如前述，政治氛圍以及中油財大氣粗的傲慢，一開始並不將這些「鄉下人」看在眼裡，然而，被圍了十來天之後也按耐不住了。8月4日（星期二）中油開始反擊，揚言：「本週內西門如果仍被阻擋，將請治安單位清理門戶」; 不只「當局」強悍，中油員工更是「不滿」，因為西門被圍雖然並無影響生產線運輸等，卻礙著員工上下班進出的方便，於是，8月10日「中油三名員工醉酒鬧事」就爆發了第一場劇烈的衝突。這場衝突被王信長視為整部反五輕運動史上，第一件關鍵事件或信心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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