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權之下永遠有一批泛政治的假道學者，也永遠會有一些不信公義喚不回的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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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註：大約25年前，我40歲，看到「大師」余英時先生在報上大罵「台灣的知識分子」，當時似乎無人「敢於」駁斥，我忍無可忍，寫了這篇挑戰文，丟去刊載余文的聯合報，而石沉大海，於是改丟台灣時報副刊，連載二天，好像也無人回應。多年後，我再看到余先生的文章，「似乎」態度已然「改變」（我不敢明確地說，因為沒有詳細比對）。事隔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天無意間翻出，看完我年輕時代的「火力」及內容，有所感慨，也感到悲涼，因為現今的台灣「文化水準」又如何？！
不知今人有無耐心看完拙文，予以批判否？（2018.1.30）
～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
作者註：這篇短文係針對1993年12月25日余英時先生在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的大作「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作部分回應。此乃因筆者有感於體制內的「大牌」或「大老」級知識分子之直批台灣觀點，認為「少數知識分子拒絕認同中國文化，這種『曲學阿世』的風氣，將使人文研究在台灣根本無從開始」，恐有以偏概全、「曲學阿權」之虞，特為文作另一角度的詮釋，期待關懷台灣、心繫全球文化的有識之士，進一步深論此一當前困境的文化議題。
余文係依據余先生在中研院評議會上的「臨時發言」寫成的，劈頭直批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次評自然科學不思不想，三由西方對人文科學之從屬於自然科學的實證態度，轉變為異文化（或文明）之不可完全化約為通則化（相當於定律、原則），從而承認「差異性」、「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下」，延伸出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之必要。第四段則突轉至台灣人文研究的「泛政治化」，先舉美國文化之與歐陸文化的老幹、新枝說，認定台灣的知識界流動著「拒絕認同中國文化」的暗潮，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政治興趣，目的在於以學術支持其政治立場。
余文在沒有任何引證的情況下，突然神來一筆，直接指控「台灣的少數知識分子」「曲學阿世、媚世」，認定這些「媚世分子」的罪狀包括：切斷台灣文化史的中國源頭（相當於數典忘祖）、踐踏學術、敗壞政治、走群眾路線、不懂得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嚴守分際，從而引韋伯之講堂與政治之間存有鴻溝論，再度大罵這一小撮人的「黨見橫流」，義正詞嚴地主張：「讓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最後，余文強調「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之真正意義在於：「台灣不但較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而且有新的創造」，因而台灣與中國文化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結尾還將台灣這一小撮人的抗爭觀點，暗喻為中共的階級鬥爭論，更且，除了此一硬貼標籤的陳述之外，再扣上「反和諧」的大帽子，因此，余文下結論：「……這樣看來，人文研究的提倡確是當務之急；我們不但要重建中國人文研究，而且也要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基本上，余文並非一篇具備推理貫串的「文章」，更非完整的「論文」，充其量只是一些個人化的感嘆與漫罵罷了，本來不值得撰文請益，但因大報特以焦點整理，且題目與文內小標充滿泛政治氣氛，靜待數天，未曾看見有人為文質疑，為恐當代台灣知識分子落入「曲學阿權」之嫌，人人得以置喙一、二，故摘要評述之，目的在於試圖引發更多的真正知識分子，挺身明辨此等議題，或可釐析當代若干盲點也未可知。
假設余文全文理念前後貫串，則筆者整理全文大意如下：「人文研究在台灣普遍不受重視，在欠缺人文通識的環境下，導致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不思不想。如今，西方人文學界早已擺脫研究的典範論、可化約論，中國學人亦應重拾研究的主體性，開創對世界人文研究的貢獻，不幸的是，台灣的人文研究『碰到了突如其來的人為障礙』，也就是一些『數典忘祖的台灣野心分子』，走上媚世的群眾路線，不知政治與學術應予二分分離，在行為上更採行中共的階級鬥爭方式，妖言惑眾。這批心懷不軌的陰謀，既不屑一顧中國的古典智慧，亦鄙棄西方的古典智慧，因而台灣的人文研究亟待提倡，用以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另一方面發展西方的人文研究」！
綜觀這30年來，是誰在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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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余先生委實太抬舉這一小撮認同台灣的「媚世分子」，他們何德何能，如何擔當阻礙中國人文研究的「中流砥柱」？！余先生也未免太矮化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教化之功力了！要言之，台灣之不重視人文研究是事實，自然科學研究者不思不想也是眾人所首肯，但孰令致之？！誰是始作俑者？！誰人掌控此一文化發展的生死大計？！只有欠缺人文涵養的泛政治政權，才可能培養出如此的愚民成果；只有專制政客，才可能晉用不思不想的科技官僚；只有數十年的思想扼殺，才可能產生踐踏學術、敗壞政治的不幸事實。如今，余先生以宏觀大識的士林前輩，出口卻如此本末倒置，到底是誰泛政治化？！誰人曲學阿世？！況且，以余先生治學之嚴謹，卻輕易作河東獅吼狀，暴露出余先生對台灣草根意識之無知，徒以主流空洞的顯學自居，令人頗有「何不食肉糜」之嘆，以余先生之引顧炎武「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的大智大慧，何苦作此不思不學的「統派黨論」，又教人如何心服口服？！
其次，依據余文前後段順序，必須明辨的幾個議題或筆誤分述如下。
其一，余文前段明揭「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實以全部西方人文傳統為其背景，這已是一種現代人的常識，毋須多說」，筆者認為在當今台灣恰好相反，上述這句話不僅不是台灣的常識，也沒有共識，不僅需要多說、更要多做，講更刻薄些，余先生認定台灣自然科學界的不思不想者，其實就是「科技匠」，也就是說台灣沒有科學家，充其量只是「對少之又少的東西懂得多之又多的所謂專家，卻又是打不破自我中心的泛自卑情緒者，幾乎欠缺橫向思考及科際整合能力的專業工匠罷了。」
然而，造成這等「急功近利」的唯用主義現象背後，試問是何等科技政策在操控？什麼是台灣數十年的科技政策？到底台灣有沒有科技政策？我們的科學教育的內涵又是什麼？誰在研訂？為什麼余先生不願深究為何欠缺人文通識的根本原因？為什麼一個國家數十年的陳痾積弊，硬要諉過給「那一小撮台灣的知識分子」？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極不方便」的事實（見余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用以評價一個國家的科學水準，大抵透過下列十二要項去檢驗，即：1.科學哲學；2.科學史；3.科技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4.科技人員創造力與心理社會學；5.科際經濟學；6.科際潛力評價；7.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制訂及國家的科技立法、條例；8.科學技術預測與評價；9.技術轉移、擴散；10.科學技術執行單位對科研工作的管理與組織；11.科學技術國際合作及其政策與立法；以及12.案例調查，對具體科研規劃及項目的結果之社會分析與評價。試問台灣的科技主管大員，可提得出這些「常識」的具體內涵或台灣經驗？如此龐大的科技文化背景，台灣大抵長期闕如，又如何產生有思有想的科學家？難不成這樣的質疑也是「泛政治化」？！
其二，從余文小標題「文明是有意義實體，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可知，該小標是聯合報編輯「看不懂余文而胡亂寫的」，恰好扭曲了余先生的宏意，因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論，余先生強調的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不僅無法完全統一在一個普遍的模式之下，一些差異（或獨特性）毋寧才是重點特徵，因此，我們必須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筆者第一次看余文時，原以為余先生將循此線思路，提出人文社會科學在擺脫實證主義之後，有何精闢的研究方法或新見解，或至少以不同「文明」的「精闢差異性」為例，說明其不可化約性，從而楬櫫中國或台灣在人文研究的新突破。不意余先生卻突然踢到「人為障礙」，不分青紅皂白就直接指控台灣知識界，認定台灣的知識分子之拒絕認同於中國文化，就是充滿政治野心、媚世、踐踏學術！
該指控容後說明，在此先論「科學方法」。
單單從余文表面判斷，余先生對科學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蒙頓標準」的階段。所謂「蒙頓標準」（Mertonian norms）大抵是40～50年代以前的科學典範，亦即傳統科學哲學所強調的五大標準：1.科學的群體化，科學是公共財；2.科學的普遍性（universalism），科學知識沒有特權，任何人皆可創造；3.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是中立的；4.科學是具有創新性，對未知的發現；5.科學的懷疑性，科學家對一切存疑。這套典範即原子彈尚未炸開前的天真想法，及至60年代，所謂科學家的科學與人類的科學的大對決論戰，科學的傳統典範逐次受到質疑，也就是自維也納學派之頑固的邏輯實證論，經Popper、Lakatos至Feyerabend的大罵科學家，到kuhn之由科學的社會學，批判科學的不客觀性，以迄於今，舉凡科學研究者的基本涵養至少必須具備對科學的5個面向作分析，亦即科學研究的主題、科學方法、科學知識（以上為內在分析）、科學研究的動機及科學家（以上為外在分析或科學社會學），稍有受過科學哲學的思考訓練者，當不至於盲目地篤信科學的「聖潔」！何況激進者早已宣稱科學充滿政治性，有「好的科學」也有「壞的、惡的科學」，徵之核能、軍事、電腦、基因重組等等，到處可見科學之社會化、秘密化、軍事化、官僚化、政治化、特權化、金權化，故如反核者逕自宣稱：「為了操控像核能電廠如此龐大複雜的科技，政府不得不獨裁」，因而，為保護生態產生諸多的「有道德的做壞事」之破壞行為（ecosabotage），歐美各國甚或日本的政權並未以「叛亂」視之！更未提及所謂的政治野心、目的、泛政治論云云！其社會的總體人文傳統文化，早已發展出對待超越憲法、超越民俗民德乃至所有法規的違法（規、俗）行為，給予沒有偏見的容忍，亦即房龍的寬容（tolerence）說。所謂「漢學」，該檢討的大方大向，總不至於還掉落在西方的窠臼或糟粕之中吧！
也就是說，即令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論」，筆者實在不敢相信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依然只是「察覺應以文明為研究的單位」或「不能化約」的初階！如果余先生真正要探討如何「認真地重建中國的人文研究」，至少應尊重余文所強調的文明或文化「精緻的差異性」，則余先生能否略加重視台灣意識或那一小撮人的「差異性」？講難聽些，余先生是否具備「異文化對待的涵養」？還是只拿了「漢學的」、「中國的」或「沙文的」一把尺（典範），就要量遍世界各種文明的規格、標準？！即令這些大尺度的高談闊論按下，筆者想問，到底您余先生對台灣意識（文化）瞭解多少？難道僅憑藉在空中飛來飛去、憑藉政權賦予的特權偏見，就輕率地踐踏台灣的這股「暗潮」？台灣人講的「沒血沒眼淚的」，其斯之謂矣！（無認知，遑論對台灣有感情矣！）
於是，余文在此段落結束後，話鋒一轉，旋掉入國民黨的政治文宣，汩汩然滅頂矣，扯出了台灣曾創造「經濟奇蹟」云云。
其三，筆者想請教余先生何謂「奇蹟」？是「不該發生的發生了」？或「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如果台灣今日的經建謂之奇蹟，那日本、韓國就是「畸機」矣！余先生怎麼不去瞭解從40、50年代以來，台灣人民胼手胝足、勤儉打拚的苦難奮鬥？更可悲者，余先生可曾瞭解台灣今日經濟畸蹟的背後，付出了崩山壞水、自然資源掠奪一空的土地悲劇之慘痛代價？！導致今後世代劫難方興未艾，透支了後代子孫的未來財，始得造就今日虛胖的經濟成果，余先生就不知道這是不當政策造下的孽？！
當然，這部分只是余文的細節，重要的是余先生所稱「台灣正在開創另一個政治奇蹟」，「不應僅滿足於做『以選票驕人』的『政治動物』，還必須努力成為有精神教養和道德意識的『文化人』。」余先生此言是否存有一些假定，假定原來台灣是野蠻的化外之地？從日本人接手的時候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否則余先生怎麼不去檢討，到底過往數十年來，台灣的社會規範是如何解體的？是何等的政治暴力扭曲、改變台灣人原有的人文精神與道德意識的？難不成又是那一小撮台灣人惹的禍？！何況余先生所言「以選票驕人」的政治成果，正是一批批台灣菁英，不畏強權、流血流淚、犧牲奮鬥所換取來的一點點暫時性成果，難不成這些政治成果，也是國民黨的「德政所賞賜」？！不幸的是，台灣好不容易建立了政治的力量，也就是選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卻在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終極即司法）兩大層面慘遭淪喪的重大危機，再請教余先生，孰令致之？！
余先生完全忽略台灣人、台灣意識發展的歷史背景，一股腦兒的把文化的不幸，諉過給災禍的受難人？！試問是誰在媚權、媚世？！是誰在踐踏學術的良心與思辨的良知？！更直接些，到底是誰在敗壞政治？！到底誰人沒有天良啊？！筆者在前述「余先生太抬舉台灣知識分子、太矮化國民黨政治或教化之功」的意義在此。
其四，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就如同「美國人承認他們的人文源頭在歐洲」；然而，台灣文化也未嘗不是荷蘭、日本、歐美普遍性世界文明混合有機變動體，重點不在於比例、分量多寡，而繫於論者承不承認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不是童養媳，不是附屬於某種沙文的邊陲，台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新枝，是人類文明的新枝，當然余先生可以宣稱是中國的新枝，但不是「
那個大」的問題，而是余先生所謂的「不可化約性」，不可放置在統一於普遍模式之下的問題！
美國是西方文化的新枝，更是世界人類文明目前的優勢，然而，美國醞釀獨立乃至新興國家的過程中，不也充滿老幹、新枝的爭辯，但不知有無激烈「數典忘祖」的指控？可記得愛默生在1737年，於哈佛發表一場專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呼籲美國人擺脫歐洲情結，走出英國陰影，自創文化品牌」（李爽學，中時人間12月5日），但不知愛默生當年有無被批鬥為黨見橫流？是否媚世地走群眾路線？或是磊磊落落直指曠世遠見乎？
其五，余先生之大罵台灣知識分子的唯一較具體的罪證是「拒絕認同中國文化，以各種說詞論證台灣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因此，余先生罵這些人為「曲學阿世」，以及「媚世」，其後段接著說「今天是走群眾路線的時代，媚世之風尤盛」，稍後卻又補充說「也許泛政治化，現在還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夥同上一個筆者討論的議題，隱隱約約反映余先生並不甚瞭解台灣的知識分子，遑論草根的台灣意識？！余先生何必在痛罵人家一頓之後，婦人之仁地加上一筆但書，最後三段卻又不甘願地，再亂扣階級鬥爭的大帽子呢？！尤其到最後，這批台灣知識分子既非東也非西，既非古亦非今，只是亂反一通，簡直是成了ET嘛？！筆者實在搞不懂「中國」的「道統」就是如余先生如此咒罵的風範乎？！只因為余先生所引證的「不認同」？！據筆者土生土長40年的體會、瞭解與關注，似乎具備強烈台灣意識的台灣知識分子，並不盡然如余先生所指控！正巧相反，他們不但溯源追長，努力地拼湊被政治力漂白的，空白的歷史記憶，如何切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才是最大的難題矣！事實上，另存有一套可以徹底切斷台灣藕斷絲連的理論，依據該理論，台灣人民可以心安理得地獨立自主，無庸擔心斷了17世紀以前的中國源頭，將有何無以為繼的困境？但此非本文旨趣。
其六，政治與學術之間是否存有清清楚楚的界線，或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自存有廣泛的灰色地帶，其爭議性頗多。筆者在感佩余先生自許的高風亮節之餘，尚存若干疑慮，例如余先生12月11日在中研院的發言，以迄這篇大作（余文），是否亦可歸類為您筆下的「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遙相呼應，不即不離的關係」？至於「學生不應把政治帶進講堂……老師也不應在講堂以學術方式關心政治……」等等講堂中的「政治問題」，筆者建議丟給政治系的學生作專題討論用，相信文教界想要討論此等議題的人亦必不在少數，在此不擬置喙。筆者雖然同意余文說「我們沒有必要再為學術研究的泛政治化推波助瀾」（筆者將似乎兩字刪掉），但「在容忍異己的原則下，讓政治歸於政治，學術歸於學術，豈不是一條寬敞大路嗎？」，亦正是筆者在細論二裡，舉學科學哲學之典範議題，探討這等「天真純淨」的二分法之可笑，或至少，余文僅舉韋伯及顧炎武，就能化約出「不方便」的典範乎？！余文所謂的「容忍異己」只不過是小格局的「不同黨見」，並非「寬容」大義，難道余先生如此篤信台灣早已步上民主化的康莊大道，準此「不方便」的大原則即可進臻文化泱泱大國？畢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必須透過具體事務來驗證，絕非「臭老九」一付身肩天下為己任所能概括！
余文罵街似的從泛政治暗潮，經曲學阿世、媚世、以選票驕人，以迄好老師要講「極不方便」的事實，究竟余先生是要罵誰？或只是書書空咄咄畫咻？硬要猜，依余文框限這一小撮知識分子的條件，倒甚嚴苛，其必須是搞學術的知識分子、教員或教授、走群眾路線、不認同中國文化、在課堂上談黨見、有政治目的，如此才能符合余先生的「文明罵」；然而，試問余先生，這一小撮人如此窮凶惡極、如此使台灣無從進行人文研究，則國民黨數十年的文字獄、白色恐怖的泛政治行止中，您余先生曾進行何等口誅筆伐？其激烈的程度較之本文（余文）如何？即謀單于何？！
其七，余文末三段談和諧與抗爭，筆者相信那一小撮知識分子必然舉雙手贊成「和諧之為文化價值」；然而，如果他們進行抗爭，其目的似乎也「不是為了抗爭本身的不斷擴大和升高」！為何余先生憑何法眼直斷這批人是「為抗爭而抗爭，為反對而反對」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惡棍乎？！這等邏輯也未免太法西斯！但這是余先生個人的問題，筆者在此要探討的是「抗爭」本身，以及請教余先生對台灣的「抗爭」知多少？！
姑不論「抗爭」是否只是余文所稱，「遭受種種不平待遇，因而傾向抗爭」、「物不得其平則鳴」，余先生好似不甚瞭解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其抗爭的心態，究竟是為個人或為公義？！僅憑天馬行空的和諧對抗爭的概念遊戲，就要抹黑台灣歷來受苦受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余文全文氾濫著如此的霸道錯誤，豈是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所當為？！何況，另有更高雅的「抗爭」，自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的不合作主義，甚至進展到綠色思潮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其為宗教、道德、良知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在余先生眼中是否也是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事實上抗爭實乃起因於人類文化制度之漏洞百出，起因於典章體制的有限性與野蠻不完美，抗爭者堅信人類仍持續朝向更好、更有理性的未來邁進，不合作主義者的倫理依據更是奠基在「後果論的考慮」（consequential consideration），請教余先生，您敢斷定台灣知識分子或歷來的抗爭實例，皆是您筆下的無賴之徒？或只為了一己之私、被壓迫的事實而抗爭？！否則憑什麼您可舉階級鬥爭來影射台灣悲劇下的抗爭史？！如果余文不是這個意思，則理應向社會解釋清楚，或乾脆請您舉人、舉事直接明批，如此而避免流彈四射，一付罵盡認同台灣、不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囂張模樣！亦不必欲罵還止、欲蓋彌彰！
以上但就全文宏旨及若干細節、議題作質疑與批判，尚待余先生大德大量指正。無論如何，放棄對台灣最大惡源的批評，盡找些微不足道的替死鬼謾罵一番，委實有失公道。再則，余先生對台灣文化、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的複雜成分，顯然無知，加上行文前後義理不清，理當接受各方辯證，故筆者不揣冒昧，公開請益於余先生，願余先生以大是大非答辯之。
民國83年1月6日 台灣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