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報端傳來（2016年7月2日），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辭世，享年87。他出生於羅馬尼亞，17歲時被美軍從集中營中救出；他的母親及一位妹妹死在毒氣室，父親亡於集中營；他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他一生研究哲學、筆耕，他見證納粹集中營的惡行，致力於全球人權捍衛。1986年他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得獎感言的名句：
「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受虐者。」他一直試圖喚醒人類的冷漠，「愛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生的相反不是死而是冷漠……」。
一個全家被虐殺的倖存人，在走過極端痛苦、恐怖、無助的歲月中，他對施暴者抱持何等念頭？他對旁觀者、中立者有何期待或看法？他對自己在受暴過程中，萬萬次死抗活虐的心靈中如何自處？人性的煉獄中，或煉獄中的人性，可以結晶出何等內涵及意義？
誰都知道「中立」常只是自私、恐懼、懦弱、逃避的代名詞或同義詞，在暴虐當下，只是間接施虐；誰也明瞭，愛、恨是狹義或自私得失的相對詞，所謂「冷漠」也常全等於「中立」的內容。只是我很困惑，有史以來侵凌、掠奪、屠殺、亡種滅族……司空見慣、罄竹難書；「暴政」只是專制極權的長期「美德」被消滅之前的短暫稱謂；英雄往往是死人，偉大、感人的名詞及說法，總是在冠蓋雲集、吃香喝辣的場合中被歌頌；「死去憑誰問，歸來始自憐」？！
中國作家白樺，在描述日軍少數幾個人押著一大群中國人到江邊，一個一個射殺，他諷刺地說（大意）大家合力吐口口水也可以淹沒日軍，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會率先站出，同樣是死，難道最後一個被槍殺者，臨終「還慶幸比前面的，多活了幾秒鐘？！」；中國20世紀大哲學家熊十力看扁了中國人，他說：
「……中國之社會，難容善類發展是也。中國人缺乏虛懷、深慮、熱誠三大善根……故善類當衰亂，欲自覺覺他，其志恆不發展」！
然而，比對在台灣的「中國人」如何？誰都可以理解，全球任何地區、人種、族群、社會等，沒有全然客觀的「平均值」可相評比，也無需如此比較，但大致予人的「印象」加上逢機的不確定性等等，時而誇大，時而盲目。無論如何，在維瑟爾逝世，以及有人要為台灣與中國的○、○申請諾貝爾和平獎「同時」出現，我就是想吐！為什麼相差那麼恐怖呢？！
人性是沒有答案的一切可能性與不可能。每個人心都涵括極聖潔到極齷齪與邪惡，有時候是因對自己的理念、信仰沒信心，才能活著闡述理念與信仰，活著是懺悔、是原罪，卻預含著隨時可犧牲或備死而助生！
維瑟爾等龐多奮鬥者存在的意義或價值，在於他隨時可以在人類社會特定的啟蒙點（時機與境遇），以肉身或義舉從容獻生，喚醒集體人性短暫或永恆的共鳴，成就正、反人性大鬥爭的大翻轉，讓世人邁向新生機，而他本身或殉難成死人英雄，或以桂冠新造世局，重點不在生死，而在契機的賦予與引爆，生死問題毫不重要。而歷史上最多的殉道、殉義，都是在沉默中發生，事後也死寂。我改寫故鄉（北港）義民廟的對聯：
「大我人生不可輕侮；
真實英雄大抵無名！」
我頻常反省，一口氣苟活所為何來？我一樣在備死，生死本是同一回事，只不過活著在儲備更高雅的智慧與就義的從容。我相信維瑟爾一生孜孜不倦地投入教化，或帶有濃濃的懺悔與原罪，即令他以高齡「善終」，在我心目中，他的死亡，累聚了6、70年良知的苦行，帶給世人強大的再度省思，鼓舞受苦、受難、受屈、受辱而希望渺茫的世人，一樣可以將這把永世的火炬傳遞下去。
維瑟爾提到的「中立」，是我長年在講堂、演講反覆闡述的駁斥，因為台灣學界一直搞不清「中立」與「客觀」的差異。這也許是我的「偏頗」，這源自我從1980年代投入保育運動以降，對相關學界的最大不滿，更早，則緣自我在台大植物系就讀時，感受到許多師長堅持「高高在上」，而鄙視科普，乃至獻身社會服務的付出者。不管他們有何偉大的地位，坐視自然生態系的淪亡，卻只以之為自身研究進階、拿經費、附庸暴政成幫凶，甚至為當權的伐木製造假學理的「走狗」（註：抱歉，講這話侮辱了狗），大抵就是假借科學中立的神話而營私的偽君子。
中立是置身度外、不理不睬、冷漠逃避、不負責任、不問是非、拋棄良知的懦弱者慣常之所為；相對的，客觀指遇事者，得以超越自我、超越本位，儘可能依據生態中心、世代觀照，作大是大非的選擇，付諸行動，更勇於提前面對「最後的審判」！
自由不是放任。台灣最根源、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赤色中國及在台灣的匪諜們，但台灣人本身更是關鍵。台灣主體意識必須是所有認同台灣者個體意識的融合體，不是組合或集合體，是公約數而非多元差異性！欠缺這個融合體或最大公約數的抗爭，且非出自良知、世代、公義、普世正面人性的誠摯，許多的抗爭很可能是赤色暴政操控下，假借民主自由顛覆台灣的數十年老梗行徑。這面向的暴動、顛覆愈來必將愈嚴重，光憑小英政權半個家天下的權位，是抵擋不了的！而必須由全民反制，且反制不只是直接挺身對抗，更龐大的基盤，在於厚植文化的力量、內在正面能力的穩定提升。我歷來主張文化政策的本質及目的在於文化本身，文化部不該為政治目的而設政策，但現今台灣處境與殘酷環境的現實，我主張文化部至少應該拿出一半力量對抗「統戰部」！否則台灣數百、千年來的祖靈，以及二百五十萬年來生界、無生界也將一翻兩瞪眼，只好洗牌、重新再來！
物質、反物質，能量、暗能量，作用力、反作用力，物化乃至靈魂、意識都是如此，這是生界的「宿命」，真實世界的非真實，生死皆然！
對於年輕世代，我要以書寫於20多年前的老文章〈生態智能〉分享與共勉，我相信此短文的內容還沒過時，現今反而更迫切需要提醒：
〈生態智能〉（收錄於陳玉峯，1997，《台灣植被誌（第二卷）：高山植被帶與高山植物（上），4-7頁》 ）
1996年2月，我將美國學者David W. Orr在199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論智能的一些思考〉，改寫為本文舊稿。而今，20年後，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迫切需要生態智能，故而2014年5月，略加修改一、二細節，成為本稿。
～我們正處於你所能想像的，台灣史上最無知的時代……～
～有位精神科醫師要診斷患者究竟有無精神病。他問戴眼鏡的患者說：「如果我把你左邊的耳朵割掉，你會怎樣？」患者答說：「我會聽不見。」醫生再問：「如果我再將你右邊的耳朵也割掉，那會怎樣？」患者說：「那，我會看不見！」醫生嚇一跳問：「為什麼？」患者說：「因為這樣，我的眼鏡就掉下來了！」患者被當場釋放，因為因果關係清晰的人不可能是精神病～
當代所謂文明社會的教育，充斥智能至上的偶像崇拜，整個教育系統也環繞在知識、工技的訓練，一大堆測驗、ＩＱ圖騰，把人的價值定位，趕到了「發展、成長的胡同」，這樣的教育在台灣尤其惡劣。台灣人唸書唸到大專院校，所謂過關斬將的莘莘學子，幾乎沒有不是深埋自卑情結的畸形心智（我二、三十年在大學教書的各班調查盡是如此），好像台灣教育系統下，培育了十多年的教育，教導出個個懷著自卑感的怪胎。
從地球人類發展、生界演化史來看，我們目前所擁有已知「如入化境」的知識，有可能是錯誤的時代偏見；我們殫盡心力培植的所謂「智能」，也有可能是趨向全球毀滅的誤導；我們對智能的瞭解似乎相當有限，而今日所謂的智能，更常只是「聰明」之類的小技倆。
我所認定的智能，必須是「長時期」或「跨世代」的，且大多是「整合性」的；反之，聰明是「短期性」、「反應型」，且傾向於片段知識、殘缺事務的掌握能力。我心目中理想的智能必須具有下列五大特徵。
第一，我們說某人具有好的智能，或某項思考或行動是優秀的，其必須能區辨因果關係，尤其是大因、大果、大是、大非。
有位地理學者曾經講個故事，18世紀時，有個類似今天精神科的醫生，設計了一個據說絕對可靠的辦法，去區別患者是瘋子或神智健全。他在一房間中，一邊裝置水龍頭，另一邊放著拖把與水桶。他把要被診斷的患者關在該房中，然後轉開水龍頭。當水流滿地，那些忙著去找拖把與水桶者被診斷為瘋子；那些跑去關水龍頭的人被視為神智健全者。
曾聽過一位研究日月潭水體生物相的研究生的專題報告，他分析了每月份各生物族群的變遷，畫出狀似完美的變化曲線，並解釋族群消長。我問他知不知道日月潭會洩洪，會因暴雨而一夕水體幾近於全面置換，他答大約知道，追問他：既然水體可能多次替換掉，你的曲線意義何在？他傻在講台上。
1991年5‧5反核，我與中部的一些大學生北上參加遊行。回來後，課堂上學生提出他的批判：「整個反核隊伍，那麼多吃檳榔、抽煙、垃圾滿地丟的鄉下佬，一個人連自己的生活環保都不能做好，有什麼資格反核？」同學都點頭稱許。我問他，反核是不是為了廣大生界空間、跨越數代時間、尊重生命不可忍受之萬一？反核是不是對公共政策瞭解、質疑並表達理念的公民權？反核是不是對自由民主政治的參與，對後代表達保留選擇權的情操？他答是。再問他，個人生活環保是否與個人環境、文化生活習慣背景有關？他答是。我告訴他：「你唸到大學，所謂知書達禮，在乎個人言行，懂得反省，很好。如果那些反核的『鄉下佬』也像你，懂得調整個人的生活習慣，更好。然而，試問這些『鄉下佬』秉持一份鄉土危機意識，流露純真情感，跟你一樣，並非存私為己，在今日全台人民當中，勇於站出，又有些微認知，這樣的人比率有多少？然而，你把尊重生命生機、表達公眾權的大情操擺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擺上丟紙屑、吐檳榔汁，而且，個人生活環保細節卻遠重於反核的集體良知，試問如此的權衡是否恰當？如果我是你，我會拿起垃圾袋，他丟下我撿起。看見你在撿拾他的垃圾，他應會臉紅，會說對不起，會主動一起撿拾，沒多久，你會看到整個隊伍的自制與自動。」舉座學生啞然。
不幸的是，這社會一大票名流、高智力、高收入的中堅，對社會、國家的一大堆建言，充滿可笑的「拖把與水桶」，不僅分不出大因、大果，儘在雞皮狗蒜事打滾，仗恃體制賦予有形、無形的特權，賣弄膝蓋式聰明與投機。
關於智能的第二個特徵是，要能明辨「know
how」與「know why」。知道原子彈怎麼做，會有什麼反應，引起什麼傷殘是「know how」；知道為什麼要做原子彈，決定引爆或摧毀是
「know why」。今天，整個社會充斥如何獲致開發、經建，如何更有錢、更有權，如何打倒同胞便是成功，如何營利、提高國民所得，但不知整體環境、生界與世代的災難，不知人心如何沉淪、是非如何不明，一大堆短期近利的知識，其實只是「無知的知識」、「片段零碎的知」、「無方向的知」、「無所節制的知」、「無所託付的知」，這些know how有可能是「致命的知」、「反生命的知」、「助長病態的知」。
真正的智能通常是緩慢運作，近似於智慧，會問出為什麼，再問基於何等理由、終極目的；真正的智能，要擁有全方位的慧根，對廣闊範疇皆具備可以認知的能力，擁有強大的思惟敏感度，一種得以正視可能性的善的能力；真正的智能，要能見及這世界尚未存在的善與是，要看出這世界既有的惡與非；要善於分辨優先率，看出緩急輕重，分析各不等程度的善，釐析相對較重要、最重要的事務，避免落入「急的事往往不重要、重要的事往往不急」的泥淖；要具有足以嗅出正確方向的鼻子。能夠這樣，是謂睿智。
第三，好智能的特徵之一，必須擁有維持善的秩序，要能和其周遭環境和諧共存。畢竟，一個人行為的結果，就是其智能展現的水準；無知的自圓其說，無益於自我辯護。智能的運作，總需要耐性與對極限的感知。好智能的人通常不會作越軌的假定、盲目的樂觀，不致假定人類的聰明才智將不斷成長，足以制服先前塑造的惡魔，核能與核戰就是此類的邪靈。如果說任何社會存有「社會智商」，所謂已開發的社會或文明社會，依此角度，無疑是劣等智商。
第四，好智能不違反道德分際。好智能的行為懂得節制、忠誠、公正，富於同情心、誠實度高，得以和人類美德取得和諧。在此所謂道德，並非基於神學上的理由，也非泛道德論，要知「道德是長期的實際性」，因為這些特性是歷來讓我們活得較美好的基礎。我毋寧以「後果論」的觀點去省視人類的道德。從道德出發，人類易於得知人的有限性、不可靠性，以及我們的無知。
如果我們放縱工具主義的邪靈，勢將導致智能的傾毀，使我們喪失透視事物本質或真相的能力，無能照顧到思惟與行動的周延性、整體性。真正的智能是心靈的馬力。
如果我們聽任道德與智能的腐化，誠如愛默生論自然的名說，會導致語言的腐敗，新意象無法產生，老字眼會被曲解，文字語言會喪失刺激感知、感動人類的力量。時下台灣的政治語言，或所謂的文宣，就是徹徹底底爛透了的語言與文字。
一個人可以是聰明的，卻是毫無智慧；可以在所有的學科得高分，卻在生活與生命被當掉；整個文明可以同時是聰明且愚蠢得無以復加。換句話說，今天工技文明展現令人嘆為觀止的偉大成就，卻無能解決最最基本的公共問題，包括環境的惡化與維生系統的迅速瓦解；電腦世界的日新月異，卻伴隨人類心志的萎縮與腐敗……我們的社會愈來愈聰明，聰明到足以摧毀所有可能性希望的未來，卻愈來愈沒智慧。
第五，好的智能是從自然界的「完整性、穩定性與美感」中，獲致其活水泉源，而「征服自然」的聰明，事實上是摧毀人類心靈與智能的根基，是挖掘人類的本源。整個地球豐富的生命樣相，是心靈的「驚嘆劑」、「奇異果」，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人類的智能不會是從欠缺豐富生命樣相的蒼白大地演化而來；我們亦有足夠理由相信，對造化的敬畏感，與人類的老祖宗之所以歌唱、詠嘆、寫詩，存有重大的關連。自然力營造的事物，像流水、信風、草花、綠樹、雲雨、霧淞、山系、景觀、動物行為、四季變遷、暗夜星空，以及生命週期的奧祕，賦予人類語言與思想的誕生。爾後依然如此，只不過繁茂逐漸褪色。為此理由，瓦解自然神蹟，沒有不會傷殘人類的智能與心靈。
所謂的聰明才智，已讓我們進一步窄化我們的未來；貧血的利己主義，已叫人步上所有的風險，推向最後的愚蠢與毀滅。我堅信，成熟智能的必然指標，終將反映在以生界生命為中心的智慧之演化。保育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才符合自稱為人種的思惟。
因此，我們的教育必須改弦易轍，必須及時培育真正的智能；今後的教育最好引導學生，如何關照自身以外的事物，包括集體智能的養成；我們必須發展自然界第一手的知識，好讓良善的智能可資成長；我們要打破當前教育的牢籠、規則、學術的教條、束縛人心的藩籬，讓自然天書，一頁頁在心靈上展讀；我們要鼓吹連結心靈與物質創造的橋樑，將當前文、理學科自由化，活潑地進行橫向思考；我們堅信， Ph.D.是善念智能的表徵，而非工技機械的冰冷；我們需要延攬各行各業真正智能的人才，走入教育，成為學子的良師益友，以及角色的典範；我們必須引導學生，學習感知自然生命，讓人類的心智重新體會寂靜、謙遜、平寧、整體觀、關聯性、優雅、付出、義務，以及大自然的慰藉，尋回生命的至善與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