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

陳玉峯

近20餘年來，我在體制內、外「培育」的「學生」中，大約有三、四位，因為在公、私利性格的顯著偏頗，我老早斷絕關係。他們各自領有「一片天」，幸虧尚未取得「公權力」！這也是四餘年來我在成大，之所以不願「掛名指導教授」的部分原因，畢竟傳統所謂的「有教無類」就可以了，不必「掛名」。有個例外的，「有趣的」掛名，是僅僅13天就碩士畢業的學生，那是因為如果我不伸出援手，則他耗時6年的努力就被死當了矣！之所以「出手」，純粹是站在台灣公義、希望的立場，而不是私人情誼，因為當他13天的「指導及畢業」的「指導教授」之前，只聽聞過有這麼一位投入公義抗爭的學生，而我不認識他。

從台灣當今的價值觀或社會氛圍檢視，顯然我是太過「嚴苛」而「不近人情」；由特定角度，我是可以雲淡風輕、「事不關己」，在心性上我也可以毫不沾黏，在此著墨只會彰顯自己的「低下」，何況這三、四位「學生」，迄今一樣在各種傳媒等，不斷在傳播「我的」理念或知識啊！

近日「我的學生」單純可愛，讓我想起長年來的「師生關係」，事實上我一向沒有「學生不學生」的心態分類，而是人與人對等、相處的角色，不是社會階層關係。這是基本人權，也是對自己的尊重。

曾經我依每隔10年為一代，分析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在時代、社會變遷中，集體人格的總傾向，當時我認為1980年代出生者，殆為台灣最幸福的一代，而1970年代則普遍相對的，有現世、現實傾向，相對較欠缺理想性，「看不見」長遠性。2016年的大一學生，似乎是典型3C世代告別台灣傳統，最顯著的分水嶺。

2018、2019年是我退休前，在體制教育的結尾，我相信，也希望可以帶出一、二位對台灣、對世代，得有大正面影響力的人物，也就是19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

1990乃至千禧年代出生者，面對的是台灣過飽和耗竭利用後的殘局重建，一切都相當艱困，卻是我抱以最大厚望的世代。話雖如此，其實不分年齡，我誠摯地相信每個人都是無窮希望的力量。（201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