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智慧無法藉由任何方式傳承，無論世間智慧或出世間智慧；每一世代的內在經驗智慧，通常也不可能移轉給下一代。最好的老師的能力或責任之一，就是接生婆、助產士的功課，他沒辦法替你生長小孩，他只能依你的胎動到瓜熟落地的過程中，輔佐性的催生、接生。別忘了，人類演化史上，絕大部分的時程都是自生的。
記得，現代的制度，一切的遊戲規則，主要的功能是在維持群體性的永續，而不是在探索真理，或諸多本質、本體性的東西，就像佛教初傳，釋迦佛旨在刺激、引導自證本體的東西，是因為信徒多了以後，為維持僧團的和諧運作，才有了戒律，後世卻發展出「律宗」！類似的，學制、學分、研究所論文等等設計，分科、分課、主修、必修、口試、發表……系列遊戲規則，彷同「戒律」，如今則形式主義凌駕本質，取得學位往往淪為適應社會的生存工具，認證或涵養成為次要或不必要的東西。
而研究所更成為形式認證、工商業化的代名詞，量化大行其道，研究生如同原料被送進生產管道，擠得出幾瓶罐頭，變成評量的標準。大家重視罐頭外的標籤，而不在乎罐頭裡面是鮮肉或大便。
學生、研究生其實附屬於教職制度本身表象化、工商業化的末端，而非原本應該是主體的角色或地位。行之長年的所謂學術造假、加工量產等胡扯的弊端不值得贅言，我要談的是，文學院的內涵在本質性無法化約，恰好形成如學分制的最大衝突與矛盾，但當事者幾乎全然漠視。
我來到台文系，以及2、30年前我最無法「適應」的一件事，就是一大堆研究某作家的「解析」論文，扯了一牛車文本或間接二、三手的「評論」，偏偏不願訪談作者。
曾經我有幾篇被歸類為自然文學或自然寫作的文章，被收錄在類似教科書的文本中，裡面附有一些詮釋、注釋等等。我看了書中的解讀嚇了一跳，明明我書寫時乃至事後都沒有的觀念、意念、理念、想法、感受，竟然大喇喇地被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好像「文學家」所強調的神主牌：「小說就是虛構」！小說、詩類還「情有可原」，但我書寫的自然生界諸多現象，畢竟有其「客觀的事實」、自然科學的實證，總不能不分青紅皂白，自行虛構、顛倒是非。
我跟一位同仁提及此現象，他只嘆一口氣後回答我：「此事說來話長！」；我另位同事，他研究某位作家，鍥而不捨地追蹤該作家生平的一切，也跨海去專訪該作家，然而，為什麼「教導、指導」研究生時，卻採取、要求學生悶在斗室，翻閱死人的糟粕，再建構次級垃圾、妄想，寫出無中生有、精神分裂的一冊冊精緻的愚蠢？！
此等弔詭有可能出自西方結構敘述學所謂的文學理論或評論家，而如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1915-1980，法國文學批評、文學家、社會學、哲學、符號學家，結構主義者）所說的：「作品完成，作者已死。」，也就是說，作品完成的瞬間，作者與作品的關係即已結束，因此，「解讀權」只落在讀者或評論者手上。
我深刻地體會「作品完成，作者已死」的內在心理，我幾乎每本著作、每篇文章完成時，都有不等程度的這類感受，它代表的，是生命歷程中，真實、如實的單純、專注與不可逆，我長年來的書寫，也忠實地留下生命每次呼與吸之間的烙印，且拒絕回頭修補，或掩飾先前的錯誤、不圓滿、遺漏等等。
然而，人同時是時空的迴路，也隨時進行死亡與再生，具備充分感染力、藝術性的作品，絕非什麼「文學理論」所產生。「文學理論」之於文學作品，恰似混沌開七竅而混沌死，而大學中講授、教導學生循著「文學理論」的模式去展讀作品、評價作品，然後，再以同套偏見去評價學生，真他媽的變態！
有價值的文藝作品是跨越一長度時空的「活體」，它們的形式、內涵、心靈指涉、感染力等，是不可分割的一整體；一個人體可以解析出所有的元素、重量、比例，到幾乎分毫不差，反過來整合這些元素卻造不出一個活人。現今電腦、數學足以精準地解讀貝多芬、巴哈美感的成分，準此模式，誰人可以譜寫弦樂四重奏作品132？
我的餘課如果有價值或意義，絕非生產、製作工廠罐頭，而是我們在50、500、5000年後的重逢。如果研究生聽了我的課，寫出讓我喜悅的驚訝，碰觸到生命的原點而種匏瓜生菜瓜，我就爽斃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