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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4.3於東海大學接受Julia訪問 |
2016年3月，我收到電子郵件，說是有位茱莉亞教授（Julia Haslett, North Carolina大學副教授）正在拍攝杜鵑花的紀錄片，她記錄全球杜鵑花的自然、人文與栽培園藝，她正在中國訪問，4月將來到台灣，打算訪談幾位台灣的相關研究者。她（們）在網路上搜尋，而認為我也是她們想要訪談的對象，因為我是從事植物研究以及投身保育運動的人。
「請在環境（生態）保育議題方面，敘述你的專業背景及你的工作或作為。
1. 目前你的工作聚焦於什麼？是否與時俱進？
2. 環境（生態）首先吸引你的是何？
3. 能否談一下你在1997年出版的，對杜鵑的研究。什麼引發你對杜鵑的興趣？
4. 杜鵑花在台灣文化或台灣史上的意義為何？（註：她寫中國，我改之）
5. 對鼓舞人們賦予自然及環境的價值而言，你認為歷史與文化，是不是重要的資源或來源？為什麼是？為什麼不是？
6. 你對台灣、中國或全球目前的環境狀況有何看法或評價？
7. 保育事工實質上承擔起地球及人類未來的既存問題。藉由在植物園的植物栽培，以及自然保護區的保育，我們能否容許因氣候變遷及人為對環境的衝擊所導致的必然滅絕？這個觀念的內涵是何？人類如何（怎麼可以）評價人及自然對環境的衝擊？
8. 許多美歐學者藉由可辨識的，人類對地球氣候及物種滅絕速率影響的指標，聲稱如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地質年代，將現今稱為『人生代』，此一概念在台灣有無討論？你認為呢？將我們置入地質年代物種光譜之中的一物種，這樣是否有用（對保育）？這樣做法的哲學意涵為何？」
茱莉亞的問題顯示，似乎國際上對台灣的保育或環保運動非常陌生，以致於她問的是常識的層次，但延展出不同文化、思想背景及哲學或價值觀，甚至是認識論的議題，我懷疑這是試探性質的接觸而已，但來者是客，我先順著她的提問回答。
我在小學、初中階段算是個稍內向的小孩，擁有無窮對生命的困惑，但因身處傳統偏鄉，永遠得不到稍可滿意的解答。高中離家到台南，形同脫韁野馬，知識飢渴症似的，馳騁於書海，沒有沒興趣的東西，全球任何譯書，從古到今，從天文、地理、地質、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工藝、機械……狼吞虎嚥、一知半解，特別是對20世紀東、西方哲學最感興趣，卻因對中國20世紀幾位佛學、儒學的大師有了稍深入的瞭解之後，對中國文化的威權霸道、唯心自我中心感到恐怖，我決定放掉人文思維，改由自然科學角度切入。因此，我決定學習生態學。
1976年進入台大植物學系迄今40年，都以植被生態學（vegetation ecology）為專業，且將日本人在台50年的相關研究徹底消化，而以台灣山林本身為學習、思考的對象。可以說，知識及感情的母體即台灣山林自然或土地。
1980年開始撰寫呼籲自然保育的文章；1984年進入國家公園執行體制內的保育工作；1987年起，投入社會運動；1988-2006年，全方位保育、環保、政治或相關社會運動，特別是森林運動；2007年迄今，研究台灣傳統宗教。
1991年創設台灣生態研究中心迄今，從事社運。
1998-2006年，培育社運體制外人才，以「環境佈道師」分期傳授方式進行。
2001年開辦台灣第一所生態學研究所，隨後創設生態學系，培育體制教育人才。
2003年，獲得總統文化獎。
2012年創設山林書院。
（參閱個人履歷表）
以下，依據茱莉亞列表問題簡短回答。
1. 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網路社教，每週2-3篇文章；廣播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做些社教的義工。也就是說，我目前透過宗教哲思，進行自然文化的教育工作，焦點鎖定在人才培育。我的工作從來與時俱進，隨緣改變；我比較重視2、30年後社會的基礎人才。
2. 環境對我而言是變化的客體，但我同時是整體文化的一小部分。我看環境生態體系一般先循自然科學問出5個W，加上歷史哲思的「how come」，進一步我與環境合一，不分主、客觀。
3. 我觀察、調查全台灣四千多種原生植物，每一物種在整個生態系中擔任的角色扮演。我觀每一種植物的形態，從生到死，一年12個月份的變化，春芽、生長、開花、結實、變色、落葉的年週期物候，特殊的環境衝擊，物種的生態區位、生態幅度、生態相關、物種組合、特定的生態議題……，我收集每一物種「百科全書」型的資訊，另收集歷來所有相關該物種的各種研究成果。
然而，對台灣的杜鵑（Rhododendron）類植物，我有些奇特的感受。
A. 有些杜鵑花叫人拍不得，特別是玉山杜鵑，她會抗拒底片，製造散射作用，彷彿精靈搗蛋，就是不讓人捕捉她的神韻，因而拍攝的失敗率最高，除非在某個微妙的角度，就說她是失了神的某些巧合，你才能抓得住她的真面目。
B. 台灣八大植被帶的林木高度以中海拔檜木林的樹高為最高，再朝上下而矮化，杜鵑類也是一樣，以中海拔的台灣杜鵑形成小喬木為最高大，再朝高、低海拔而變化。
C. 杜鵑在全台灣的數量分佈，由高海拔往平地大致遞減，反應杜鵑乃溫帶性分佈中心。
D. 最奇特的杜鵑社會即台灣杜鵑（R. formosanum），她在檜木林帶的下部界或與闊葉林交界附近，可能形成衝風稜頂區的純林或支配優勢的小喬木林，例如新竹鳥嘴山區海拔約1,440公尺上下地段的山頭至凹鞍，佔盡稜頂長帶的絕對優勢或形成純林，當地原住民稱為「紅木樹林」，因為其木材呈紅色。而她自海拔1,300公尺以上，數量漸增（陳玉峯，2007，台灣植被誌第六卷･闊葉林(二)下册，673、674頁；純林照片698及700頁）；另如登北大武山的稜線，海拔約2,110公尺上下的長條帶，亦出現近於純林的台灣杜鵑族群（局部）（陳玉峯，2001，台灣植被誌第四卷･檜木林帶，200、201頁；地圖在181頁；植群剖面在183頁）。
台灣杜鵑已知可以和絨紫紅菇（Russula mariae）、栗色紅菇（R. catanopsidis）及大白菇（R. delica）等，至少三種「外生菌根菇菌（ecotomycorrhiza forming fungi）」共生。是否因為這樣，讓她有利於在特定環境建立種苗、繁盛族群、形成純林也未可知。
我個人喜歡採下幾片具有密生銀白色絨毛的長長革質葉片，生壓在書本中，不時泌出淡淡的幽香。
E. 花海（御花畑）景觀
植被誌第一卷235頁：玉山杜鵑。（第二卷，198頁，202、203頁，206、207頁加上紅毛杜鵑，274、275及318頁）
植被誌第二卷81頁，336-339頁：南湖杜鵑（R. endronhyperythrum）。
植被誌第五卷，鐵杉林帶，786-793頁：台灣高山杜鵑、紅毛杜鵑、金毛杜鵑。
植被誌第六卷，闊葉林（二）上冊，2、3頁，紅毛杜鵑。
F. 玉山杜鵑專論：植被誌第二卷，210-213頁；320-335頁。
G. 玉山杜鵑、紅毛杜鵑、台灣高山杜鵑等，是台灣土地的浴火鳳凰，是土地公，療傷大地的次生植物。而她們的花朵非常艷麗，而且大部分物種在春天開花，可以說是春神的天使。
4. 台灣文化背景的最大特徵在於384年來（1621年迄今）換了5、6個外來政權，土地文化、土地倫理等等，形成了嚴重的斷裂，不僅無能傳承、銜接、加成累積，反而抵銷或刻意消滅前朝成果，且由外來文化凌駕其上，因而土地、自然文化是台灣所最欠缺，而且，華人素民以實用性為主，日治時代暨之前，但以「窮人種菜，富貴權勢種花」為特徵。而原生植物文化以原住民族為大宗，產生美妙的土地倫理。
杜鵑花分佈中心位於中、高海拔始告蔚為盛況，杜鵑在平地的欣賞等，始於來自溫帶文化的日本人。
1945年之後，台灣的杜鵑文化殆由植物學界及園藝學界（實用栽培）為主導，同時，因大中國思想的置入，杜鵑文化大致上是少數人以古文詩詞，敘述些微空幻的文字想像，而流於虛妄不實的無病呻吟，不足以道。台灣杜鵑花的欣賞、栽植或培育，最早約是1906年，田代安定由日本引進夏鵑（R. indicum，臯月杜鵑的原種）及麒麟杜鵑（R. obtusum，又稱霧島杜鵑，乃久留米杜鵑的原種之一）；1925年山本義信再引進許多平戶杜鵑的種類，即今陽明山公園的庭園杜鵑的始源（多種反覆雜交而成）。
1953年開始引進西洋杜鵑。
1965年之後，台灣園藝界漸次引進新品種、試驗、推廣。
5. 現今各國、各地域文化已少有純粹的特定文化可言，直是全球逢機性的大雜交文化。而歷史與文化對自然及環境的價值觀或保育，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相反的結果，端視何種傳統文化而定，而且，文化是活體且流變創造的。
美國歷史學者Lynn White1967年之批判基督宗教傳統，賦予西方傳統之統御、管理大地的精神，蛻變為掠奪自然的資本主義現象，這是詮釋聖經創世記的偏差之所致，因而重新找出聖方濟的典範，試圖扭轉之。
世界保育界探討，找出全球各原住民或古文化之與保育的關係，案例甚多，例如印度教等。
台灣的原住民文化，例如布農的精靈論與火耕文化；泰雅的烏杜與Ga-Gar之與檜木林保育的文化；魯凱的百步蛇圖騰及禁忌，形成對大鬼湖地區的保育，等等，讓我歸納出台灣山地原住民對土地倫理的定義：一群特定的人，生活在特定的地區，接受該地環境因子的制約，形成特定的生活型（life form）或特定文化（利如火耕、神話禁忌），這些生活型既有助於環境的保全與保育，更有助於該族群或種族的圖存、永續發展，而這些文化及生活型的內容，關於人們行為的該然與不該然的部份，謂之土地倫理。
（舉演講實例）
至於我個人40年在台灣自然山林的學習心得，事實上差不多也創造出了現在的台灣民間的保育文化潮流，正反面向所在多有。
6. 借用歷史學者湯恩比的一句話：「地球上每一點都是中心」，談環境議題無法只談特定一地區而不連結到全球，但各特定地區的確有正、反、持中的變化。全球自1960年代越戰結束後迄今，環保、保育的宣導佔據龐大的廣告、文宣的很大比例，但可能是最無效能、效率的一環，這牽涉國際間沒有有效的制裁力量或辦法。後來，特別是二氧化碳的金錢交換化，實乃現今犯罪卻可買賣除罪化最不堪的「新贖罪卷」！這是全球人類政治、文化道德的最大命題之一。
全球整體的環境惡化從來沒有停止，而中國是近30年來最嚴重的國家。台灣大致在1960-2000年為最劇烈的破壞時期，目前惡化的狀況或速率趨緩，這是民間保育、環保運動30年來的成果，可以說整體說來，台灣的環境運動是成功的，但內涵或保育文化的水平尚待大力提昇。
7. 保育的終極性或最根本的理由，在於地球未來的生命只能來自現存生命（基因池）。地球生命由無到有，但後來只能由有到有的演化，因為地球本身、一切生界，同樣是成、住、壞、空的不可逆，受到生命不能重來的事實所限制，因此，只能保育地球現今的基因庫。
人類迄今的保育運動，似乎只能以信仰的理念從事奮鬥，而無法以成果、結果談論作為。然而，人為植栽與自然保護區的保育，存有極大的差異。
A. 演化有兩個階段，先是沒有方向性、上帝丟骰子的突變，接著是環境累進（積）性的天擇，存有極為複雜的累進方向性。現今生命之所以可以歷經36億年的劇烈地球變遷，而發展成為現今的基因庫，正因自然允許天文數字、不可思議的變異存在，一般很難在純天然環境的衝擊之下，物種快速滅絕，除非是地史上如小行星撞地球之類的幾次大滅絕，或者是因為本來在自然界中即已走上演化末路的特定物種。
我由唯心宗教及演化生物學的合流觀點，對自然滅絕與工業革命之後的人為滅絕，認為那是兩回事，雖然這之間存在有模糊地帶，唯物科學目前也無能證明我的觀點的正確或錯誤。
B. 舉例說，1935年10月30日到1936年1月30日的3個月期間，一株台灣扁柏生產了790,354粒種子；一株台灣紅檜則生產了2,135,362粒種子（《台灣植被誌第四卷･檜木霧林帶》，陳玉峯，2001，47-51頁），而檜木的生幅（life span）長達1-3千年，則一株扁柏一生可以產生8億粒遺傳因子都不一樣的種子；一株紅檜一生可以產生2-6兆粒基因差異的種子，這8億或2-6兆基因不同的種子，可能不到10粒或100粒長成大樹，他們提供給自然環境變遷的天擇選擇成功機率高或低？此之所謂「上蒼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正是生之恐怖超大的變異，用以應變環境的變遷啊！更何況，台灣原本的檜木族群個體數目很龐大，光是阿里山區11,000公頃（約10×11平方公里）範圍，就有30餘萬株檜木大樹（紅檜及扁柏約各半）。如果阿里山森林沒被砍伐，一年的檜木種子，隨意挑中間值計算，約有4×1014~1×1015粒基因多少都有差異的種子。相對的，植物園栽培或人工育種，包括各種繁殖技術的基因變異度有多少？能夠提供環境多大的衝擊？人為種植1萬株同一clone或無性繁殖的台灣杉，對天擇而言，還不是相當於只種了幾株或1株？
人類對進行人工栽培的保育，可以說太誇張自己的事工矣！或說，一種假相或心理安慰？然而，我還是欣賞任何的嘗試與努力。
C. 美國保育界曾經的Conservation vs. Preservation路線之爭，因為人類本位主義或私利的偏見下，Conservation似乎大勝，在我看來，也是資本主義掠奪成性的結果。
D. 我在1996年寫的「自然平權宣言」簡介。
E. 佛法與演化論合體的解釋：〈籤詩解〉
8. 我在1990年代即這樣認為。我在台灣的植物研究教我下達1990年是台灣生態體系走上不歸路的分水嶺，後來，我得知英國的研究似乎也將1990年視為分水嶺。2006年我再寫「滅生代」一文。（陳玉峯，2011，山･海･千風之歌，94-99頁）
1980、1990年代我感嘆「我有個溫柔的遺憾」，一直無法與台灣人分享我在山林自然的感動、領悟、美麗與哀愁。
我60歲生日的感嘆……
A. 就理性及字面意義而言，這是將時空尺度依推理而擴展，是演繹法，邏輯上是偏向正確的見解。
B. 就人的角色扮演而言，這是將自我中心擴大，經家族中心、社會或文化中心、國家主義、人道主義或人本思想中心，以迄生態中心的思考。
C. 就系統思考而言，此思考或觀念提供人類哲學、人文及科技等全方位的基礎，重新整合、創建與前瞻，但它對實務而言，存有較長的時差（time lag）。
D. 然而，就我對全球文化或哲學的思考而言，這是西方思維的產物，我另作旁側思考（lateral thinking）。
工業革命、唯物實證科學、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資本主義盛行於世之後，從第二、第三世界及自然資源的強取豪奪，大自然生態系逐一淪亡，環境破壞、汙染龐雜、棲地消失、天然生物種滅絕的速率超過地史上任何一時代（平均而言），因而有識之士興起深層反省，反唯物論的盧梭（1712-1778），柏格森（1895-1951）的自然主義、神祕主義等等，加上如1864年美國的約瑟米提文告，劃訂自然保育的第一個州立公園，隨後，1872年立法通過世界上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公園）等，系列自然保護區的設置。
請注意，是在西方瘋狂的發展與開發潮流之下，同一系列文化之中也興起反省、反制的思想與行動，科技開發、摧毀自然，以及自然保護、世界自然保育聯盟是一體兩面的同一套文化。
東方傳統沒有一大堆唯物開發世界的主義，也沒有設立自然保護區的舉動（後來才跟隨西化而設置）；佛陀是騎牛、步行或靠動物力來到中國，耶穌是乘著砲彈在東方炸開來的。
20世紀中葉以降，東西方科學與宗教、開發與保育、唯心與唯物的許多對話、溝通，探討全球的未來，我們都看到一大堆什麼東西方可以「互補」、「相容」、「合作」、「會合」等等的結論，事實上，比較是傾向於互相給對方面子的一種國際禮貌、客套的說辭，根本從未解決唯心、唯物文化不相容的問題，這是無可奈何的糾結，也是難以交集、共識之下的空話，有點兒是半謊言，但是確可以刺激、引發彼此對自己文化更進一步的省思。
我認為暫時無用的對話，畢竟可以是文化、價值觀轉變的契機與助力，如同突變的沒有方向性，以及天擇龐雜細微的累積方向，大大增加人類新文化產生的概率。
E. 我對東西方文化之於自然的反思：〈自然與宗教的簡介〉，收錄於陳玉峯，2012，《玉峯觀止》，190-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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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施花(Rhododendron elliptic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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