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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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天然林存有無數的能量流通網、數不清的物質循環網，而且，此等循環系統在時空上皆是交互相關或難以言詮。 |
台灣植群生態研究史的缺憾
此外，筆者認為台灣植被研究史上最大的缺陷之一，即拋棄了日治時代數十年的在地經驗，且隨國府治台之後，西化不同流派硬套在台灣自然實體之上，從無學術按步就班的累積功夫。新人回國倡議一套新法，而不暸解「新法」在其「故地」擁有深厚淵源與在地經驗傳承的根系，「新法」之所以新，在於累積深厚的舊，從而創「新」，「新」在「意」、在「觀念」、在「角度」、在「技術」，「新」從不會否定傳統累積之資料與若干經驗法則，但「新」可以將舊資料新詮，廣義相對論是將狹義相對論加上重力的擴充與包涵，而絕非無中生有。經常，國外之「新」到了台灣，只成失根、失據，而變成虛無，不數年，連個影子也難覓。
另一方面，在地本土派同樣的以西化為圭臬，奈何通常無能暸解全球各地歧異度的自然實體，夥同千差萬別的文化、價值、觀念之流變，加上黨同伐異、主觀流派、程度不一之鬥爭，學術界何嘗不是春秋戰國、聚黨結派、營私牟利、排他性超強？而台灣在地研究者只憑少量文獻，或生吞活剝，或引喻失義，甚或根本就是誤解，卻沾沾自許為標準，幻想成量盡天下的唯一標尺，而其實只是自誤誤人的迷思，此外，更多的本土研究者，充其量只因形式，套個「西法」自欺欺人而矣！
二、三十年來，筆者從來認定，建立全台敘述性的植被科學，正是跨進精密生態研究的基礎，也唯有全面洞燭台灣植群、生界之流變，將之整體暸解、解讀之後，才能釐析生態研究有意義的議題與問題；而且，一個人一輩子極其有限，必須具備看清自己的長短，決定眼界、重點與行動的範圍或目標，因而筆者僅將自己界定於整理且銜接日治時代50年精華傳承、對全台現存植群作概括但全面的記錄，以及，提出台灣植群大趨勢、大傾向、真正有意義的議題及問題，從而提供往後研究或新世代之銜接與突破；而新生代的研究，必須以精準、深入的方法論或新工具，檢驗、發現新內涵。
筆者於1980年代末葉，差不多已經證實台灣植被帶正進行向高海拔遷移中，且台灣地體運動、河川向源侵蝕、生育立地之高度變遷，左右整個植群的演化與其特徵，明確指出，檜木林等台灣針葉林之所以長存台島的更新機制，戮破台灣林學數十年神話的誤謬或假學說，且透過森林保育等社會運動的廣為宣說，直到21世紀，一些歪論才蛻變成更變態的謬論，而不敢直接說檜木林無法更新；另一方面，近些年來，原伐木營林系統下的研究報告，也在宣稱「發現」植被或某森林正在往上遷移，或有些為伐木而立論的假科學，竟然改口因為檜木林可更新，所以可以砍伐！
又，世紀交替之際的林木疫情問題，筆者視同整個植被大變遷的過程或機制之一（陳玉峰，2003），2003年春夏之交為止（撰寫本段文字之際），林學界仍然極力否定之。蓋視野不同、研究方式分別屬於「不同世界」之故，但根源乃徹底否定本土生界的魔咒使然。
研究背後的倫理、價值
之所以必須申述上述方法論的迷思議題，乃因台灣生態研究史上，從來沒有人願意探討研究者的問題，也就是研究人員動機、背景、現實、意識型態、生計等等真正關鍵，或「科學政策」那隻研究界幕後的黑手；關於科學社會學、科學家心理、科學哲學等林林總總的議題，更沒有人可以依據足夠暸解台灣的內涵，加以辨正、批判，而數十年所謂學術買辦集團的坐地分贓，社會與常民更乏能力質疑，筆者不談，台灣誰人願冒滔滔天下主流挺身而出？
雖然如此，筆者聲嘶力竭也喚不醒當世既得利益群，但此面向並非重點；天下以無知，而將此等議題充其量歸諸「有爭議」，甚且將勇於揭露者，歸類為「有爭議的人」，而從未釐清是「無爭議的人」才具備足夠的智能與道德勇氣，去抗爭、揭露弊端！但此方面亦非重點；假借爭議、訴諸民主暴力、勾結相關利益、上下交爭利，睜眼說瞎話、指鹿為馬、白布在天下人眼前染黑而群眾三緘其口，凡此也非重點；一、二十年來不斷抹黑個人，造謠、重傷、攻訐、恐嚇、施暴等等，更非重點；然而，250萬年演化史的台灣生界血流成河、亡種滅族，文化源頭七零八落、大地潰爛、土石橫流、異形橫行、疫變四起，整片土地生界傾覆，世世代代後禍無窮，人性變質而山河異色，正是重點！如果學術研究無能追究終極價值、意義依歸，無法面對公共議題、承擔社會道義，而只是假借中立、審慎，掩飾懦弱、盡力逃避，甚至於蓄意從中謀取私利計，則已屬於全社會、國家的全面沈淪矣，謂之「黑暗時代」。準此，台灣近20年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大致可謂「灰暗時代」，但21世紀之後，卻更可能淪為黑暗時代，因為，千禧年的總統大選，恰好將50餘年台灣人的圖騰打破，政權輪替，台灣淺薄的類民主觀念，停滯在黨同伐異、情感勝於理性、情緒超越是非的胡同，大選之後，可以宣稱，舊有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變色或消失矣？新希望只能期待新世代，但很難評估當代新生代在全球性數位化、資訊得來容易、深層價值難能建立的新世代困境中，如何產生正義規範與掃蕩新世紀虛無觀？或許尚有一種悲慘的途徑來達成！
一般人或少有長年野外調查、研究經驗的人無法理解（理性思維）、暸解（推理加上直覺、感知）上述涵義，因為，筆者闡述者，乃係接受理性驗證、論證，但深切暸解單憑今之科學實證，並無法掌握真正的事實，且筆者不諱言，一些觀察經驗只是直覺判斷，而直覺判斷卻是理性論證所忌諱及排斥者；換句話說，就族群級以上生態系或所謂植被研究，目前為止根本沒有精確的研究方法可依循，而筆者毋寧融合原始的、整體的觀察，將不可知的（無能以分析方式解讀者）很大的一部分，納入考量的重點之一。日治時代佐佐木舜一等人的主觀經驗如此，將近30年來筆者對台灣的現地驗證，更無法割捨此一面向的暸解，無論如何，經驗科學不能擺脫經驗累聚的主觀卻真實的知識，但更應嚴格檢驗所有的經驗知識。然而，台灣近一、二十年來的研究，殆已近完全脫離野外實證累積經驗或常識，一味朝向抽象而不解實體的概念遊戲發展矣！
一般人或少有長年野外調查、研究經驗的人無法理解（理性思維）、暸解（推理加上直覺、感知）上述涵義，因為，筆者闡述者，乃係接受理性驗證、論證，但深切暸解單憑今之科學實證，並無法掌握真正的事實，且筆者不諱言，一些觀察經驗只是直覺判斷，而直覺判斷卻是理性論證所忌諱及排斥者；換句話說，就族群級以上生態系或所謂植被研究，目前為止根本沒有精確的研究方法可依循，而筆者毋寧融合原始的、整體的觀察，將不可知的（無能以分析方式解讀者）很大的一部分，納入考量的重點之一。日治時代佐佐木舜一等人的主觀經驗如此，將近30年來筆者對台灣的現地驗證，更無法割捨此一面向的暸解，無論如何，經驗科學不能擺脫經驗累聚的主觀卻真實的知識，但更應嚴格檢驗所有的經驗知識。然而，台灣近一、二十年來的研究，殆已近完全脫離野外實證累積經驗或常識，一味朝向抽象而不解實體的概念遊戲發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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