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台灣新世紀的山林運動，有必要朝向闊葉林（自然）及原住民文化的反思（人文）等兩大面向發展，同時，社會學、倫理及價值面向皆該探討。
20世紀末葉，台灣人的認知與社會條件只及於「珍貴林木」，但經由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之後，社會上對檜木已琅琅上口，甚至於已蔚為流行，因此，新階段自然文化教育及運動有待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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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以降，實施的林相變更；1983年以後實施的林相改良， 為台灣有史以來最荒謬、無知，殘殺自然生命力的愚行與暴力。 圖為1983年所拍攝，連蘭嶼天池附近的原始林也被改造。 |
引言
台灣全島海拔1,000公尺以下地區佔全島面積69.1%，1,000～2,000公尺地域佔約20.6%，全台至少8成以上面積是闊葉林、疏林、草地、無立木地區，也就是台灣生界最主要的命盤之所在。
三、四百年來，台灣文明拓荒史即是消滅闊葉林，取得農、林、漁、牧、工、礦、百業、聚落城鄉的立地空間及資源。1960～1990年間則全面開發不適人居的山坡地，創造有史以來最諷刺的名詞，謂之「水土保持」，釀造21世紀無窮天災、地變、疫情等尾大不掉的禍亂。
當代台灣學界、政策圈、社運界、任何「人的世界」，包括所謂保育界，從無人注意到的死角，正是全台闊葉林。過往，闊葉林叫做「雜木林」，也就是雜種「無用、該殺」之木，現今仍然是「雜木」！
本文將由生態學研究方法本身的盲點切入，「很不科學」地論述台灣天然生態系淪亡誌的緣由，痛陳研究者以山林為芻狗，擔任提供政策屠殺天然林的依據或病根，他們正是時代劊子手的助產士，也是時代受害者，但迄今為止，台灣學界的自省能力似乎未見有效發展；另一方面，再由天然林的價值面向，控訴台灣歷史上的暴行。也就是說，論述台灣闊葉林之前，有必要先吟誦「三時繫念」經文，為絕大部分已滅絕的闊葉林超渡。
生態研究不得不然的盲點與反思
研究者（特別是生理生態或個體生態）通常論及環境因子，例如溫度、降水、日照、土壤等等，對植物或生物的影響，更以「相關」之研究，規範所謂限制因子（limiting factors）的因果關係或結論，然而，自然界當中沒有單獨或特定因子可以獨立運作，單獨因子的作用機制，更是透過複合網脈、連鎖關係的過程而產生作用，因此，嚴格說來，實驗統計的相關、限制因子的作用、交互作用、補償作用等等任何研究的形式及結論，多是人為操控下、表面上的一種模擬結果，充其量只是「近似值」、「趨勢或傾向」、「擬結果」、「狀似如此」、「很可能」、「極為可能」、「似乎必然」……的敘述，不是真理，沒有定論。
正因為自然界、現實生界沒有絕對單獨因子的作用可觀察、研究，從來所有因子本身也不可能單獨抽離而存在，任何化約的研究，仍然是以「化約混沌」、「簡化型整體作用」、「抽象化的一團概念」……，代替假想中的單純因子。換個角度，生物、生態研究者之以物、化研究、數理世界、化約主義、科學決定論的思維、方法、技術，非常成功、狀似成功地解答了生物界的一些問題或「假的問題」，事實上，研究者心知肚明，沒有個別、獨立、抽離的單一因子可在自然實體中運作，更沒有單一因子的運作機制，遑論結果。
人類面對自然實體，不知何等作用力影響之下，產生了東、西方兩大類型的思維模式或傾向，西方由分析、化約、歸納、演繹、數理邏輯不斷發展；東方傾向困思邏輯、整體對待、玄學化或西方觀點的神秘主義，例如中醫所謂的「氣」，就是總體運作、交互作用、調和性的一整體。
「交互作用（interaction）」是個很具說服力或美美的名詞，它的本質或實質意義其實叫做「不知道」。古典的施肥實驗顯示，由於施用NaNO3，導致某植物增產10%；另一組施用K2SO4者，亦同樣增產10%。當二者同時實施用後，增產量卻驟增為100%，也就是1加1大於2，而歷來繁多研究者皆將衍出性特性（emergent），視同交互作用，且拿來解釋得天花亂墜。
環境因子的所謂「補償作用（compensation）」更是曖昧不明之意，被說是「凡一因子可以補償其他因子之不足者」。事實上，以西方的實證邏輯檢驗，「補償作用」幾乎是困思邏輯！然而，交互作用、補償作用等一大票模糊名詞，使用了數十年仍然屹立不搖。
龐多生態學的研究，面對的都是活體、有機體的大組合，沒有任何一時刻是固定不變，大小平衡永不歇止，然而，生態學的研究從來也都從物、化化約方法論，或西方邏輯實證論切入，因而當島嶼生態學研究初期，化約成為面積、距離、物種歧異度的簡單數學模式之際，引來一陣興奮與歡呼，誤以為了知了什麼大道理，然而，一鼓作氣，再而衰、次而竭，相關研究還是回到混沌整體，以及更加複雜的數學統計參數的遊戲。
如此敘述並非認定生態學的研究永遠無法進臻物化定律類型的表述，也不是認為整體的研究不能經由部分來解析。恰好相反，筆者歷來的研究，一概由現象（總體的表象）觀察，個別抽離因子（假設）切入，後驗式（posterior）一一嵌入組合，拼裝車似的步步逼近「模擬相」，例如海拔、坡向、層次、相對光強（照）度、水溼程度、物種組合等等，歸納、否證、後驗修正，提出傾向、趨勢，也就是找出有意義的問題、可能是關鍵性的因素等等，也因此，筆者第一手實證的觀察、調查生涯中，累積的不只是或然率的增加、經驗型的相對信心、拓展直覺的敏銳，更重要的是，虛其心的涵養，不致於像決定論者處處流露著演繹的武斷、過度的推衍、無知的信心或知識的傲慢。
於是，讓我們再回頭檢視，如果研究者處理的因素是整體性的現象，或研究層級為種族群以上，而非個體生態，也就是如同筆者的植群生態研究等，現世西方以及台灣近十餘年的相關報告，很顯然的，絕大部分的研究者及學習者，都是採行西方決定論的模式在操作，只有如筆者等少數研究者，仍以整體論的觀點，憑藉累積的經驗，從事植群生態的論述。
決定論或化約主義者，乃至台灣一大票不明所以然的跟隨者，最容易產生諸多誤謬，例如相信量化為唯一可信的證據，高度依賴儀器工具，得出一系列別無新義的陳年結論，欠缺任何創意；有數據之比較意義，卻解不出數據之意義；完全違背事實的錯誤解讀（台灣近年來最荒謬的研究，例如將塔塔加的高地草原，依據數據解讀為氣候變遷）；除了一組數字之外，別無意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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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伐採櫸木現場，由此引爆了長達八個月的森林抗暴，迫 令政府於1991年底公告「禁伐天然林」一紙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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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敏督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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