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一、 前言
台灣的廟寺祠堂或宗教信仰，表面上萬教齊鳴、雜神共處，甚至於被宗教學界或一般觀察者歸類為「低俗的雜神教」，事實上其底蘊並非如此。筆者經由土生土長約60年的感受與體會，並學習宗教哲學多年後，贊同並推崇李岳勳(1972)先生的見解。李氏明揭台灣傳統宗教雜亂的表象底下，其實是獨一的「觀音」，即令跟佛教無關的城隍廟，其內殿也奉祀觀音，而繁多表象所謂的雜神，幾乎都是為了誘掖台灣人，進入觀音入理法門所廣設的方便。
李氏解析，大凡台灣較具規模的寺廟都有前、後殿，前殿祀奉的是形形色色的神明、菩薩等等，後殿則奉祀「觀音佛祖」。而前、後殿的關係並非主與副或主與從，而是「應現觀音」與「本體觀音」的關係。後殿奉祀的即是「本體觀音」，故而必須稱為「觀音佛祖」；相對的，前殿奉祀的，乃是應物現形的「應現觀音」，其乃「觀世音菩薩格」。這是根據《首楞嚴經》的禪宗的宇宙觀或世界觀，以及淨土系將觀世音菩薩作為阿彌陀佛的兩位補儲之一的分析法，兩者內容雖同，名稱却異之所致。也就是說，凡是後殿奉祀「觀音佛祖」的寺廟庵觀，都是由禪徒所開創，即令前殿是道教、佛教、儒教或其他宗教派系的神明或菩薩，也都是被禪宗的世界觀所認為的應現觀音。
台灣在國府治台之前，寺廟庵觀後殿的觀音都叫做「觀音佛祖」，南鯤鯓王爺廟(台灣王爺信仰總本山)的後殿一樣奉祀「觀音佛祖」，說明王爺信仰立教的大本皆然(法脈乃白雲宗，大抵與居士禪門一致)。國府治台以後，有些寺廟的觀音佛祖被誤改為菩薩，此乃重大的誤解或無知。
台灣宗教的大本既是由閩南禪宗、禪徒所教化，其所承繼的，乃是自唐宋以降，馬祖道一、龜洋無了、慧忠、雪峯義存、曹山本寂等等禪風。而自來中國禪宗似有遠離政治、避忌權力中心的傾向，不只如此，禪自6世紀初葉東傳中國以來，初祖菩提達摩死於佛教僧侶所設置的毒柸(達摩欣仰第六次的毒柸而死)；二祖慧可(478-593年)死於佛教僧侶的誣告；三祖僧粲(?-606年)欠缺資料；四祖道信(580-651年)「未詳何人」(《續僧傳》)；五祖弘忍(602-675年)似也遠離權勢；六祖慧能(638-713年)尚得流亡16年，之後才得公開弘法。他傳兩系五家，乃至後世龐多法脈延展。
換句話說，禪的提倡者自始即處於八面受敵的窘境，似乎不斷受制於政治上的被取締，或在中國佛教其他各宗之間被排擠的不安之中。一般而言，禪宗指的是六祖開創「頓悟」法門之後的「祖師禪」(陳玉峯，2010，194頁)，是徹底本土化的佛教。
除了「政治性格」之外，禪宗徹底宗教性的主張，以自力聖道逼近屬靈的終極理想，貼近心音的求真性格，反求諸己的徹底，無我大慈悲的淋漓盡致，加上六祖「不識文字」之以「不立文字」為宗旨，相當於「不留蹤跡」，導致其「純度較高」的禪徒，不僅反特權、反階級化(例如白雲宗宛如清教徒的自食其力、白蓮宗等「教匪」等等)，甚至於「禪除所宗」，連其本身的宗教形式、教義內涵等，都忘得一乾二淨，只願在山野海隅，作牛作馬地實踐其無所求報的「無功用行」(相當於老子的「功成而弗居」)。這些禪徒到了數百年來以降，形成閩南以迄台灣，難以計數或廣大無邊的普羅、草根文化，他們實踐了「觀音佛祖」本無形相而應物現形，只以其生活行為的全部，為眾生說法，而無禪、無佛、無宗、無教。
筆者出生於應現觀音信仰濃厚的雲林縣北港鎮內，成長過程乃至投入漫長的環境運動、保育運動、泛弱勢運動，深切觀察、理解、體悟台灣基層的精神與人格，而一直無法釐清許多台灣人為什麼是「他媽的好！」(好得不可理喻、荒謬；陳玉峯，2006，11-15頁)？其文化性格根源何在？2007年中，筆者「放下」一切「名、位」物質等，辭離一手開創的生態研究所、系，重新學習佛法等宗教哲學，且直到2010年底，在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建立的圖書館內，看到李岳勳(1972)的大作《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經年餘的閱讀、揣摩，逐一翻閱童年以來的生活體悟，總算豁然貫通何為台灣精神、台灣人格的底蘊，何為台灣「人格者」的典範，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台灣「禪徒」毫不自知自己正是觀音入理法門的實踐者，也免不了有氣短、武斷的缺點，更不明白其缺點正是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及其「附錄」所提醒的，所謂「行入」，也就是從日常生活所有行為，朝宗教方向的策勵，「……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但因欠缺先驗者的提示，只日用而不知，且易陷入武斷、剛愎自用的缺失。雖然他們不像許多學界中人之「從文字中解者逢事即眼闇(眼花手亂)」。
許多台灣人也因其生活禪已臻「無功用行」，却乏進一步運用「分別知性」，去開啟「無分別意識」的靈性感悟，包括格局的拓展與泱泱的自在，殊為可惜。因而在近世以降，唯物主義盛行下，難免放棄「自力聖道」的自信，流於「他力主義」，而不願傾聽屬靈的心音，以致於演變成對「雜神」的「有求必應」型的唯物傾向、唯功用行，必然的，加深了人們苟安的氣質。
此面向，李氏認為禪宗經由五代時代的分歧，乃至宋朝成立時，已漸由自力聖道走向他力本願的傾向，或許是整個中國當時命運或社會氛圍使然，更可以說是禪宗自身的墮落，而數量上的浮濫是其致命傷，加上往哲學論理的玩弄又不成氣候。李氏在解析北宋南遷時代形成了「媽祖信仰」時，強調對他力主義的傾斜，強化了南宋偏安、苟安，乃至滅亡的必然。這也是台灣現今人心浮動的寫照。
李氏認為中國禪宗的頹廢與特權階級化，萌長於五代至北宋之間，助長此頹風即所謂「文字禪」的發生，一大堆禪徒只知玩弄概念與論理，脫離了平實的生活，靠著皇權賞賜的免稅寺廟田產，形成地主階級，更因職業宗教家的執照—度牒，免除了他們作為公民應盡的一切義務，所以說，中國禪宗的墮落並非因為朝廷的彈壓，反而是喪亡於歷朝政府的優遇，特別是在元朝時代。因此，唐、宋間曾經輝煌的文化創意，在中原淪亡，法脈出走日本，以及朝向閩南等「化外之地」延續。20世紀中葉，靠藉如鈴木大拙博士等人引介，推廣至歐美。
禪宗的本質與性格，好似極值道德的神隱，特別適合於苦難時代頑強的發展，尤其在元、清對宋、明的「外族侵略」過程中，撐起民族大義者多禪徒。李氏大作揭露了近千年來民族主義革命的奧底，實乃「無功用行」禪徒的精神所承擔；李氏在禪的宗教哲學、意識底蘊的剖析，其功力之深，就四百年在台華人史上，筆者認為無人出其右。而筆者以生物學、生態或演化學的認知角度，旁側思考為何禪之亡命於中國中原，乃至東傳日本延續其法脈，却可在閩南，終而在台灣產生草根無宗無教、無禪的無功用行，根本關鍵在於人種的新混血。來自中原的河南王潮軍隊中，有所謂「唐部人」，他們在9~10世紀進掠福州，盡殺原住民「無諸族」(註：史記「東越列傳」描寫無諸人殆即無智的福建原住民)的男人，從而與「無諸」女人婚配，產生接近自然人的新後代，且由於原住民母親的教化，結合禪徒禪風的男性文化，從而產生無禪禪徒的新生代。
約4~1百年前，閩南泉州、漳州人等，越台灣海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再度地，閩南禪族結合台灣原住民族，產生中國移民史上，最年輕的新住民，最是接近自然人，從而發生無禪禪風，也就是迄今舉世最熱情、最率直、行善而忘記何謂善的無功用行台灣人的文化暨生物學上的成因。
這種與原住民母性母體文化的混血現象，同樣發生在雅利安人與南亞原住民之間，從而產生婆羅門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派系等(陳玉峯，2010)。
此一看法殆即筆者與李前輩意見相左之處，其他，李氏大作的論述、精髓，除了細節一、二之外，筆者感佩之至，誠心私淑，且推崇李氏為台灣宗教哲學第一人。
另一方面，筆者於1980年代，乃至往後在台灣生態保育及泛弱勢運動的投入中，依生物學角度將台灣文化分成顯性及隱性兩大系統，也因閱讀李氏智慧，略加重組，打破李氏寫作時白色恐怖的禁忌或避諱，直接將政治結構的問題端上枱面。筆者認為禪宗正是中國專制政權下的隱性文化，特別是在元朝及清朝期間，至於台灣，390年來換了至少6大政權，隱性文化從而特別發達，而無禪之禪撐起台灣大善、至善，也形成台灣人奴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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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