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峯
嘉義勇氣書房的店主秀蘭女士來訊，要我為其「走讀台18——阿里山文學地景」的延伸講座，講一場土地倫理的議題，總結且探索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
月前，一位年輕人林子曜來訪，他是因為有次走向花蓮，深切體會台灣土地的生命力，因而發心，想要以自己專長的工藝，切入環境或社會值得關切的種種議題，他選擇包括我在內的幾位人士，以我的大頭照等，去製作蝕刻藝品及其他創作，並開展覽會，藉此呼籲人們關心環境。
他來找我時，也問了一個「土地倫理」的問題：
「⋯⋯我從小到大都在台北都會環境生活，直到我一次東台之旅的生命啟發，而都市裡沒有土地倫理⋯⋯」
我跟他說，不對，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有土地倫理，都市裡包括〈少女的祈禱〉車，都是土地倫理的內涵⋯⋯
千禧年10月，美國的土地倫理學者Dr.Callicott來台，他發了五大議題探詢台灣人。20年前的政治形勢及社會氛圍與現今天差地別，但根本或本質性問題並無改變，而且，台灣的土地倫理議題不僅沒有顯著的進展，許多面向反覆炒冷飯且更加退步或惡化；20年前我強調如果沒能介入公權力的覺醒，是難以改變什麼，更不用說現今一切走入奈米化的心智，3C產品的虛擬世界已經取代智能的進展，人的尊嚴、氣質、人格也全走了樣，魔獸世界化的新生代，還有年輕人會關切土地倫理的議題，直教我「老淚縱橫」。
然而，我一生的「存在感」從不依附人群而生，我幾十年來寫了一些親身閱歷的人地情感、人地關係，以及真正本土的土地倫理，最主要是原住民的人地情操及神話故事的隱寓，我自己的真實歷程及價值系統的形成與之一致，所以，我還是依我數十年一貫的內涵跟嘉義的朋友一談。至於一些可以深入深論者，在此重引20年前的思維（附錄），作為討論的題綱。
本命土意識的魔障—答Callicott教授大問之一
北德州大學教授Callicott可謂當代環境倫理學的大師級人物，並且，有別於台灣境外的知名學者，他數度來台下鄉拜會草根，用心觀察福爾摩莎的人文與環境議題，他在千禧年10月中旬，藉由來台參與淡江大學舉辦的「國際生態論述會議」，發表論文申說其在環境哲學的見解之外，透過安排與聯繫，要求Callicott教授與國內長期從事環境論述及運動者對談，因而Callicott教授預擬了五大議題，作為對談引信，而林博士捎來題綱，筆者初睹為快，引發若干思惟，摘述為備忘系列。
Callicott教授破題大問：台灣的環境運動人士能否將台獨運動與本命土運動結合？如果這是個好點子，該如何進行？是要搞幾個國家公園？改善都市的環境品質？還是存有其他方式？如果這樣做，該如何避免過往到如今，發生在日本及德國的法西斯或軍國主義的傾向？
這問題一直是筆者懸念的文化議題之一，也是台灣一向最欠缺的主體性或欠缺土地基盤的困境現象，因為台灣的環境運動，長期附屬於政治結構下的被迫害情結，它是近二十年來系列弱勢或被迫害的運動之一，尾隨政治平反運動而興起，所謂環保運動在台灣真正蔚為抗爭及衝突，殆以南台及中部弱勢人民，受到不可忍受的工業污染而發難，且資本主義及政府公權的解決模式，係以賠償、談判、安撫為手段，似乎從未在法律、制度及文化價值面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解決途徑，迄今為止，源自理念、信仰、道德、宗教、哲學的環境運動並非顯學或主流，依據筆者觀點，關懷生命協會在1999年之前的宗旨及內涵勉強可歸屬之（宗教、信仰、道德），極少數的森林運動者亦屬之，而最顯著的攀附於政治案例如環保聯盟的反核四運動等等。
也就是說，二十世紀末台灣興起的環境運動，並非源自土地及環境意識，而是反抗被污染、被迫害，附屬參與於政治運動而被啟發的環境意識，更且許多具有政治目的企圖者，積極參與任何弱勢抗爭，交纏激盪、匯集而出。
很有意思的，撇開統獨或國家認同意識，筆者看不出新黨與民進黨或弱勢運動、環保運動有何本質上的差異；美濃反水庫基本上則是客家族群意識的伸張，但客家意識對國家認同意識又介於統獨的灰色地帶。是以Callicott大哉問，問的是台灣原本就一團混亂的集合體，要釐清兩者都很困難，遑論如何結合！或苛求的說，筆者懷疑台灣的環境運動者有無紮實的環境意識、土地情感或倫理？
而從土地、家鄉或更深沈意涵的「本命土」觀點論之，「形成獨立國家」當然是其意識及意志充分的實踐，很有可能推演為極權法西斯，或東方式神權、君權、軍權的結合。如果我們可以擺脫人種價值偏見，地球演化史的各類生界「霸權」皆盡如此，二次大戰後，德國、日本戰犯的審判中，侵略者視為理所當然的「神聖使命」，曝露的也是生物王朝的基本性格，加上各地獨特文化（例如天皇、武士道）的雜揉體，難怪Callicott教授會有此一問。
依個人的台灣經驗，1991年台灣最基進的台獨團體「台建組織」，在台中行使「人民抵抗權」，組織成員各個簽立遺囑、準備汽油，誓言在抗爭的適當時機，集體自焚、照亮國魂。成員之一的林永生聽過我演講台灣自然史及土地意識，邀請我為組織數次演講，我出入警憲重圍中授課，林永生先生更以相關內容，到處闡揚台灣意識與建國理念。此外，一些台獨基本教義團體，亦曾多次找我授課，我可以理解Callicott教授思惟的背景。
因此，此問就理性推演而言中規中矩，合當一問，但最後結局取決於獨特文化的質與量。打個比喻，筆者素來認定，好的藝術反映集體的理想、挫折、希望與夢魘，且作為文化指標的藝術，不時映照任何國族、種族的精神傾向，筆者第一次聆聽奧佛的布蘭詩歌，驚嚇得毛骨聳然，在不知這首曲子的作者、背景情況下，在受到無比強烈的單音力道捶擊下，我直覺認定，這是德意志或歐陸的魂魄、浮士德的魔鬼背後更恐怖的魔鬼，這是惡之華、惡極至美的魔音，我聯想到納粹集中營的屍骨堆積成山。後來，得知這是1936年的作品，我更不寒而慄。
我想可以直接回答Callicott的問題了，歐洲移民美洲二百餘年之後，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美國東部哲學基本上仍以歐陸系統為根源、為主流，俟西部拓荒精神及後現代反思匯入之後，美國的主體文化依然善變中，我倒想反問Callicott教授，美國的本命土文化運動是否已進展到哲學思潮的程度？台灣歷史最重大的特徵，即完全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實體的更換太頻繁、太迅速，本命土文化在倍受侵凌、屠殺的原住民族群中消弭殆盡；二、三百年閩南人的民間在地文化，又多屬無意識的無政府主義，隱性非文字的生活型而已，加上白恐時期之後，政治利益角力、口水泡沫泛濫成汪洋大海，都市化（全球均質、統一化）刻正快速蝕解土地及在地文化的獨特性；客家族群一向介於時空的灰色帶；所謂「外省籍」的歧異度太過龐大，生根立命的時間太過短促，因而台灣的獨立運動若欲結合環境運動或本命土運動，假設兩岸維持表面現狀，恐怕尚須一或二代，或20～50年時程，甚至於總體環境能否容許此等趨勢的發展，我都不樂觀。
附帶一提，我甚至懷疑阿扁當選總統，有可能是加速被統的危機（此面向要讓台灣人暸解真正意義，恐得大費周章），關於本命土文化的發展，我看不出政權更換後，是否能有正面的效應！這也就是我在大選期間鼓吹支持投阿扁，但困思月餘後，3月18日我本身拒絕投票的原因。
現階段的務實工作似乎不是思考如何結合環運與獨運（迄今為止，任何環運、弱勢運動的目的只在抗爭政府等，且刻意避開統獨或黨派意識攪局），而是如何創建土地意識或文化的教育議題。至於環運與獨運結合之後，是否產生法西斯模式的化學反應，我不作如是觀，理由如下。
台灣的本命土意識及信仰的幼苗太過脆弱，台灣有史以來的歌謠、民俗、俚語、意識或非意識的文化特質，根本就是無政府主義，今後台灣存活的條件，一半以上取決於國際關係，除非國際潮流朝向民粹、法西斯復辟，台灣走向Callicott所謂集權傾向的機會微乎其微。
文化保育vs.自然保育—答Callicott教授第二問
Callicott教授第二問，環境保育或保存之與環境正義之間的關係是何？在原住民保留地設置國家公園有無負面效應？如果美濃水庫永遠停建，相關措施是否將移轉到魯凱族的山居地域？原住民的狩獵及文化行為，之與台灣動、植物資源保育有無衝突或矛盾？如何是兼顧環境品質及環境正義的雙贏之道？或者有時候我們必須在兩難之間被迫作出選擇？
這議題稍加擴大些，問的就是台灣在文化保育及自然保育之間的關係，但Callicott起問先點出自然保育與環境正義的關係，因此請容我先作短線答覆。十多年前在搶救山林運動中，我主張合理的開發必須符合三原則，其一，必須是符合經濟效益的開發；其二，不能讓少數人得利、多數人受害；其三，不能這代人得利，後代人受害（例如氟化物冷媒）。後來，我認為環境正義的評估法則，包括：其一，人類開發自然資源，創造任何文明物質的決策過程，必須對其開發結果、生產品所將帶來的後果負責，無此前瞻、預估能力者，皆非好選擇；其二，符合環境正義的措施必須確保至少超過二至三個世代，也就是超過50年的保障期；其三，必須儘可能免除空間上的偏差或資源分配的相對集中；其四，必須照顧到眾生平權的基本原則（註，可參考先前筆者撰述的自然平權宣言），因此，自然保育可以是環境正義的實踐。
以台灣而言，自然生態系大約經由250萬年物種遷徙、演化而成，百餘年來密集開發的結局，導致大約七成的自然生態系完全消滅或相對破碎，自然保育（preservation）的迫切性遠遠超過美洲國家，更致命的，自然情操、自然知識等文化內涵從未發展為內在化價值觀，1990年代以降，賀伯及921災變，曝露台灣生態體系殆已越過自然回復力的臨界線，人口密度及生計壓力更逼迫自然價值觀難以孕育，故而自然保育似乎難由長期教育來立竿見影，不得不以政治力急加扭轉，可嘆的是知者、識者的人口不成比例，因此，台灣的環境正義始終停滯在都會反污染的人事，更悲慘的是，農委會等體制及學界，觀念尚在過往消滅天然生態系的迷信中難以自拔，目前依然處心積慮要破壞檜木天然林，而檜木林帶正是台灣維生生態系，水土資源及穩定性的決定帶。
在此社會背景下，台灣之成立國家公園，完全拜極少數人，在威權時代由上而下的規劃，而且抄襲美國地廣人稀式的版本，頗接近無部落的國家公園模式，漢人本位加上威權主義，形成只在表面工夫重視原住民權益，內化價值上並無人文保育內涵，近年來雖然設立原住民委員會之類的中央級單位，但本質上實為選票等窄化政治之權宜，原住民運動也從最弱勢的情勢，逐漸轉變為派系、利益分贓體的成形，依個人觀察或參與，台灣原住民反國家公園的情勢激烈，但骨子裏並非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育之與文化保育的衝突。
容我冒犯，我傾向認為原住民反國家公園是奠基在反對歷代外來政權的迫害之上，而一些國家公園範圍涵蓋只少數部落，卻形成代罪羔羊的圖騰，加上國家公園官僚系統的文化貧窮、衙門心態與誤解保育精義，夥同失卻原文化認知與信仰的原住民政客推波助瀾，導致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誓不兩立的迷思，新近兩年多來，政客利用原住民極力反對棲蘭設置國家公園的現象，蓄意將過往原住民部落之與林務局、政府單位的歷史債，全數傾倒在反國家公園的聲浪之中，即為明證。
簡言之，我懷疑現今台灣原文化是否可隸屬於「文化保育」，或只是已漢化的弱勢族群被政客所利用，從而突顯自然保育與文化保育的烽火。
單純就原住民文化與源自反思工技文明所設置的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等動植物保育問題而論，歷來保育生物學探討的案例或解決方案汗牛充棟，事實上，原住民之與自然生界的關係，當然包括資源營取、物種滅絕、演替與演化等等生界劇本，也不違反高斯草履蟲模式，相對於文明人，原住民（假設為文明未入侵前的自然人）的最大特徵在於：資源、能源的營取，得自當下太陽能流的運作；透過嘗試與錯誤，朝向更大歧異度發展；高度重複性與高韌性；從無所謂垃圾，物質循環通暢；而文明人則大抵反是，因此，我認為自然原住民並無顯著工技文明所設定的保育問題，與其說文化保育與自然保育衝突，毋寧說文明與自然的對決。
基於生態中心（ecocentrism）理念，歷來我主張透過政治力，由台灣水費抽取維生成本稅，迴饋台灣原住民，換取自然保育的推展。關於達悟民族的蘭嶼，其保存更多的原文化，我很現實且天真的幻想，如果我是當局或達悟人，我會慎重考慮以公民投票，讓蘭嶼獨立成為「達悟共和國」，靠藉台灣的金錢外交，以及核廢料收租金，可以創造台灣模式的自然與文化保育雙贏。
政治即資源及能源的分配問題，Callicott第二問的中段問題多屬之。不蓋美濃水庫如果影響到魯凱，當然違反人權正義；台灣本島的原住民狩獵問題早已質變、量變，其與自然保育之衝突，大部分係漢人及漢文化所締造，唉！世界上真正兩難的問題或困境畢竟極其罕見，多半是人慾橫流、蓄意創造的二分法或對立觀的弔詭，雙贏本身就是迷思。
國家公園或營建公園？—答Callicott教授第三問
從台灣第一座國家公園的調查規劃，到管理處的掛牌運作，乃至於相關生態保育的事務，筆者恰好都是參與者或研究者，對國家公園的理念、台灣經驗，必然存有較常人深入的看法或較嚴重的偏見。
Callicott第三問，台灣人心目中的國家公園該當是何等內容或模樣？是否等同於美國模式？國家紀念物區？資本家、中產階級的豪華休閒地？擁有精緻旅館、高爾夫球場、四通八達的馬路？龐雜的大眾化遊樂設施？相關於野生物保育如何？原住民部落、產經活動之與國家公園的相容、相斥、整合程度如何？
此問很像修習「保育生物學」的學生被指定的作業，全球相關研究生、大學生都會遭遇類似的要求，若依實證精神，勢必要設計問卷、取樣全台、深度訪談等，才可獲致相對性、夾帶研究者偏見的不穩定答案，其實，問的是「台灣人對國家公園的認知、概念與想像」。
依據個人經驗，直截的回答是：「沒有概念，台灣人沒有自然保育與國家公園的概念」，台灣的國家公園完全是舶來品，少數人透過威權體制貫徹出的產物，1984年底筆者任職剛出爐的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擔任解說教育的首要工作是「宣導何謂國家公園」，以里民大會的途徑，送送小禮物，編套符合民眾思考方式的演講，巧妙的帶進保育觀念，發揮所謂「啟智、教育」的任務。除了下鄉之外，在國家公園園區內，更積極進行解說、導遊、辦活動等系列催生概念的工作。
因此，Callicott問的是16年來，台灣中產階級以上人士，旅遊全球國家公園的印象、聯想與期待，少數官僚系統人員的國家公園概念，各不同族群、階層之旅遊國家公園、接受宣導後的刺激或反應，台灣文化、社會結構下的價值觀，個人主觀思惟，媒體連鎖誤解、二手傳播、利害衝突的洗腦，以及諸多因素，林林總總交纏發酵後的暫時性想法，即令做了調查、統計，充其量也是「偽科學」，但現實、事實總可看出傾向。
而台灣的國家公園是否以美國為模式？可以確定的是，官方的確移植了美式、日式、IUCN，甚或德式的標準、思惟，然而，你將一整棟美國建物全盤移來台灣，有些台灣人使用美式坐式馬桶仍然堅持要用蹲姿，而且，隨著地理、氣候、生活習慣、總體環境、文化價值觀的天差地別，在時間流程中，必然會有不等程度的改變，一段時期後，大致形成有個美式外殼，內部可是徹底台式擺設也未可知，何況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不可能瞭解美國國家公園署（National Park Service）轄下有21大類的分區，國家公園只不過是其中一項。因此，Callicott的問法只能從制度設計面去比較，而IUCN事實上刻正擔任全球國家公園的認證執法者，是以此問意義不大。
我推測Callicott教授先前的台灣經驗，看到的可能是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的國家公園，因而有此一問。
化約回答，台灣的國家公園完全屬於外來移植者（日治時代例外），它係以美、日的制度設計為基幹，再依台灣官僚體系作修飾；台灣人民傾向以遊憩、休閒的一般公園（很富有的公園）去看待；一開始規劃及籌設國家公園的初期，充滿生態（自然）保育的理想，中期以降，漸次遞變為一般官僚或機關的老化與變形（韋伯理論），但並無淪為富豪、資本家的休閒區（陽明山及墾丁可能例外），反倒像是高官的後花園；最大問題在於用人不當，尤其高階多為外行領導內行，近年來以大興土木為年度預算之大宗，若不扭轉，可望成為「營建公園」。
至於原住民部落及其產經活動，國家公園歷來做了甚多計畫與工作，但依筆者標準，不足以談相容、相斥與整合的問題！
環運優先率—答Callicott教授第四問
「台灣環保人士所關切的事務（物），其合宜的優先順序為何？」，北德大Callicott教授第四問如是說，是聚焦在水污染、空氣污染、廢棄物處理的硬體設備？是阻止新的環境威脅（例如美濃水庫、核四廠）？保護生物多樣性？或為原住民、貧窮族群、偏遠地區的人民維護環境正義？還是揭發、根除官僚貪污、腐敗的現象，以便環境法規可以順暢執行？
優先率（priorities）是價值判斷，依據個人或群體，在特定環境條件、特定時段、過往背景或歷史、當前問題或困境、遭遇的機緣等等狀況，評估角色扮演、能力所及之後，所下達的選擇，然而，台灣的多數狀況，並非優先率的考量，而是現實與事實所逼，例如鹽寮的反核人士，有泥水匠、電工、成衣服飾經營者…，遭遇核四規劃後，產生鄉土危機，進而勤加瞭解相關知識之後，一、二十年反核下來，能說善道，生態及環保的解說技巧，甚至於比大學教授還靈光。無論反水庫、反火力發電廠、反水泥、反石化…，大抵皆是被動、被迫式，而非出自理念、信仰、搜尋系列問題，深遠評估後的選擇，由是而台灣「環保人士」的「優先率」，往往是產經、政治主導下的後手回應，此間，另有媒體記者以採訪經驗，激發出良知深入追蹤，進而投入運動，且多年來形成風潮的舵手，另一方面，極少數的學者專家，也被人民邀請參與，更少的個人由是而逢機付出，甚至「無法自拔」。
要普遍、客觀回答Callicott教授此問，最簡單的方法是，將全國所有環保團體、文史鄉土單位，無論官屬或NGO，依年度、分門別類，統計所有單位的設立宗旨、十年來各年度所進行的事務或事件，則可得出隨時間變化的台灣環運人士的「優先率」變遷。據此背景資訊，再依類別，深度訪問代表性人物，或可得到質與量並重的傾向。
據我瞭解，歷來台灣並無完整的相關整理，多數時候，只因訪問特定人員而有瞎子摸象的以偏概全。Callicott其實問了一個龐大的調查或研究計畫，而且從他的細題舉例檢視，顯然係依據他的台灣接觸而提出，主題環繞在環境污染（公害防治）、生態保育、環境正義、環保流氓、行政效能及官僚系統等議題。
筆者除了生態保育的專業投入外，對所有台灣的環境議題及問題，大抵亦是逢機、遭遇的投入，但筆者更側重文化、政治、社經、歷史結構的全盤性思考，因而我的個人式答覆如下。
二十世紀的台灣，基本上是次殖民地、暫時性避難地，我研究全台各地的土地開拓史得知，百年台灣的土地生產，並非為了島上人民及生靈之永續發展，而是取決於島外需求及外來政權的政治目的為主控，前50年的土地利用方針為「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及「南進基地」；後50年則以「農林培養工商」及「反攻大陸」為臬圭，國府治台55年，完全以行政命令及人治，取代國土規劃或環境母法，扁政府也甚難期待短時期可以脫胎換骨。我認為，只要有助於改變此系列複雜的結構問題，即優先率的第一原則。歷來的「台灣第一、台灣優先、台灣意識」，往往只是口號，看不見任何牛肉。
除了上述政治優先率以外，我最期待扁政府可在政院組織再造中，將自然生態保育事務獨立，自歷來生產與保育的混生大醬缸中抽離，也不適合將之放在倡導中的環境部，否則必將陷入垃圾及污染大泥淖中無能翻身。此為台灣環保與保育必須真正區隔的優先率，台灣人民似乎從未釐清兩者有別。
長遠思考的優先率，我認為教育教化、價值改造為第一優先，不幸的是，重要事不急、急事不重要，幾乎成為最諷刺的弔詭。當今台灣，環保人士可以汲汲營營搶救外來種、人工種植的老樹，卻罕有人在乎演化二百餘萬年的天然林日受政府破壞；官民極力要造林救台灣，農委會及買辦學界卻無所不用其極要終結檜木林，此乃台灣保育愚蠢至極的反諷，偏偏環保人士毫無概念。可以說，民間無知，欠缺自然情操，官方及學界蓄意無知或預謀的無知，擬欲終結台灣的土地及文化源頭的命脈。
事實上那有什麼優先率得以選擇，竹編籃子裝水，掛一漏萬，台灣的環保人士只能逢機進場，但我仍堅持隔代改造的文化工程，永遠是本質性的第一優先。
環境倫理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答Callicott教授第五問
「可否在台灣文化當中，找出切中（甚或可理解的）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內涵？或如日本，他們宣稱沒有西方式倫理學的傳統，但有其自身的習俗。中國人認為“民權”這概念是西方舶來品？“國際主義”、“全球化主義”只不過是「洋化」的婉轉說法？台灣的環境倫理是否該奠基在古中國經典如論語、道德經、莊子、易經之上？當代中國哲學又如何？訴諸古代或當代的中國哲學，是否將漸次腐蝕台灣人對明確的國家認同與政治獨立的熱望？」Callicott教授最後深沈一問如是說。
這一問就是窮盡百冊哲學專論，也未必釐得清多少概念與事實，關鍵在於文化內涵中無法化約的部分。東、西文化當然可以比較，但這是「香蕉跟橘子」的比較問題，你可以從外表形態、甜度、熱量、單醣、雙醣、維生素、效應…去比較，香蕉還是香蕉、橘子就是橘子，除非利用基因工程去改造DNA的黑盒子，且得出四不像的怪胎；此問或可歸於「比較文化論」，問題是比較之後的結論，有無意義？旁側思考或聯想是何？提供何等省思與前瞻？基本上我不喜歡現代西方流行的此等風潮，尤其厭惡硬是要從東方古籍經典，拼裝出保育、環境倫理的相關，此等探討充其量是「比擬」，充滿創造性的模糊，莎士比亞不也說「比擬是易滑的」嗎？！
回答此類問題往往會一再修訂原本的問題，整個問題其實隱藏著「什麼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何謂台灣文化的內涵與特徵」等連鎖議題。任何回答，大致僅止於「一種名詞、各自表述」的觀點展示，但是，充滿無窮張力、刺激、新鮮、爆破性、創造靈感…，這是非常迷人的誘惑，光是題目就令我興奮。請容我簡約表述。
我的觀念中，文化是劇烈流變的有機生命體，知識、文字所敘述的「文化」，畢竟只是莊子嘲諷的「糟粕」（讓我聯想起維根斯坦），孔子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禪宗更是單純、深邃得不落言詮；所謂實質、實體的莊子，是二千多年前中國環境、人文歷史中孕育的莊子其人其言，而莊書的觀念、內涵，形成各朝代、各家逕自解釋的「莊子」，但無一是莊子。人類吃下五穀雜糧，長出的肉仍然是人肉，沒聽說過吃豬肉變豬、吃牛肉成牛的案例啊！然而，台灣文化如果欠缺自信、自足、渾厚的主體性，就有可能導致Callicott教授最後的質問。新近教育部與台北市府吵鬧著拼音問題，似乎是枝梢末節的小格局無聊之爭。如果訴求中國哲學將會折損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與政治獨立精神，那麼台灣人更可懷疑讀西洋哲學、強調西方環境倫理學，會不會變成洋人社會中的「香蕉（外黃內白）」！獨立、建國基本上是生活型式的選擇，是群體主張與環境條件交纏的難題，只能擔憂，無能肯定預測，但穩定的實力、健康的心智、民主的涵養、深層的智慧，總成流變中的主體才是根本。
如果中國的流變與台灣的流變趨同，統一的優點多於獨立，堅持獨立又有何更高等的智能？西方不是強調地球村、國際觀？如果獨立是種信仰，超越所有現實，且主張獨立者可以堅持「你只能得到我的屍體，得不到我的靈魂」，台獨的可能性才會提高，問題是如此的信仰，很可能大大提高法西斯或獨裁的機率，更且，我認為台獨尚可以有多種途徑。然而，台灣目前之所以可貴，可以高喊統或獨，不正因為台灣尚未被統嗎？項羽一死，韓信如何能活？所有的口水、泡沫之外，唯一的真實是台灣並非被統，迷思也自此衍伸！
台灣有無環境倫理？有點類似問台灣人吃不吃飯一般。但台灣有沒有西方式的環境倫理，那肯定如同日本人的回答，能否破除本位主義毋寧才是重點。三百多年來西方重商主義、殖民政策、工技文明，席捲全球，創造文化的均一趨勢，打破地球有史以來的自然隔離，造成文化歧異度、生物歧異度的急速敗亡，難道就是西方環境倫理、環境正義的主張與成果？！答案當然不是，此乃時間順序的邏輯錯誤之質問。
換句話說，環境倫理是工技文明之後的後現代省思，是經由自我中心、文化或社會中心、異文化對待、人道主義或人本中心，進展到生態中心的新文化，是全球一致的在地反思，台灣當然存有其環境倫理，但其內涵、主張、衝突、弔詭、盲點、優點、特徵…，才是我們渴欲發掘、檢討、運動、教育、創造的主題。
台灣的環境倫理必須以地球生界、在地生態系、文化圈為對象，任何人類的文化遺產皆該參考、吸收並轉化。好的廣告吸引人開始購買該商品，但產品是否成功，取決於使用後的認同，依價格、品質、個人習慣偏好而有大差異。台灣生物特產種的比例甚高，夏威夷島亦然，大陸性國家渾厚寬容，島嶼更是文化與自然界閃亮的晶鑽，兩者都是整體地球的一部分，任誰也無法單獨在太空中存活。
近年來我由台灣自然史、開拓史的探索中，一直搜尋台灣人的人地關係，點滴發掘台灣天文、地文、人文交融之後的若干映象，限於篇幅，此答僅就原則框架勾勒，今後有機會再予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