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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報馬仔~談台灣的隱性文化 (下)

陳玉峯

       20世紀台灣兩大政權,前者以其自然文化本源自高山島,雖然仍以強權、軍國主義方式對待台灣生靈,但在土地倫理、住民文化面向,尚可謂可圈可點,更且,遠在1930年代即進行國土保育、國家公園、保安林、自然遺產等等規劃與實踐,對台灣住民的隱性文化之普查(例如台灣慣習記事)、承認與改良,早在1900年代即已大肆展開。由事實與文獻追溯,我認為若非大東亞戰爭,而日本繼續統治,則台灣現今的隱性文化殆已完全融入顯性文化矣!

    也就是說,我對台灣隱性文化的認知,先是生活中台灣人民受壓迫、受歧視的察覺,但實質的體會、深度內涵的感受,乃從台灣山林自然生態系的境遇而產生,因而投入森林運動、環境運動,也匯合至民主胎動的政治等參與。

    1990年代數度投入助選等經驗,教我接觸基層台民的隱性文化,且在1996年賀伯災變以降,自然生界、常民文化與政治弱勢等幽微互動,在我心中已渾然一體,但我深切瞭解,由於台灣常民長期被奴役,恆常處於貧窮文化、唯用主義的生死邊緣,難以苛責其欠缺自然情操,乃至對文化的活水源頭,或本土根源的山林土地自然生界以靈銜接,也因此,我投入自然教育,從體制內外作「隔代改造」的教育工作,試圖在台灣過往的農業文化中注入自然基因。

    隨著時代變遷,山林、保育運動與教育成功了大半,但在價值觀、文化底層、知識方面仍未能真正深入核心,或說成效相當有限,部分原因乃在於我一直處於隱性文化的行伍之中,一生從未進入社會強權的主流行列。當然,各式各樣的因果龐雜非常,不能掛一漏萬。

    2006年之前,我全然在一貫的運動與教育中執著。2007年緣以一系列人事紛擾,以及對自己一生作為的內在總反省,慚愧之餘,終結掉所有有形的「成果」,辭離教職,全心自我檢討,並投入宗教文化的學習。

    直到2010年底,我因研究高雄興隆淨寺沿革史,因緣際會之下,對原本陌生的台灣宗教區塊的隱性文化,終於打開部分天窗,瞭解、體悟台灣宗教史上的極度扭曲、地下政治的鬥爭、矛盾與衝突、隱晦或撲朔迷離。

    解嚴前後,台灣政、經、社會、文化弱勢一波波運動,或所謂反抗精神與民主追求,締造了短暫的所謂本土政權8年,可以說是之前56年隱性文化的總反撲,不料,旋又敗在短視者或宿命性的悲劇。這8年間以迄於今,隱性文化透過選票壓力,以表象之姿,漸次修成膚面的「正果」,且經由數年「很台」的蛻變過程,在半推半就、不得不然的尷尬、五味雜陳的曖昧中,被「濟俗為治」的政治手腕所同化,也有部分,在特定利益集團或文筆奴的包裝下,粉墨登場。

    然而,貨真價實、真真正正的隱性文化意識、信仰、屬靈的菁華,仍然沈睡或被蒙蔽,再度被模糊或扭曲,畢竟成也台灣人、敗也台灣人,亡台在台,我就親見一批批文筆奴、政客的台灣人,如何踐踏台灣魂,而完遂自己的私慾與名利。如此敘述並非代表狹隘的台灣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我可以接納,或倡議全球、整體生界的公義國度,更不用說任何有助於台灣生靈的政體,但我堅信,一個沒有格調,牆頭草的私慾執著者,不可能為世代做出正面的貢獻。我確信,台灣人若不能打通4百年來,從自然、土地、生界,到信仰、文化、價值的主體與靈性啟發的完整銜接或貫通,終究只能在浮面反抗、平息、被奴役與再反抗的輪迴中,上下隨波逐流,也難以為人類、地球做出有意義且長遠的付出與提攜。

    今後更應將歷來的隱性文化的迷霧戳破,彰顯在台華人屬靈信仰的傳統、傳承與開創,賦予全方位心智、信仰文化健全的場域與選擇的自由。

    要言之,來自中國、美國、西方資本主義、東方腐敗的文化枷鎖,必須解放掉其魔咒,還給這代台灣人走向世界未來該盡的天責與尊嚴。

    因此,台灣民間信仰所代表的隱性文化之大宗,也就是從宋、元、明、清鼎革,反異族民族情結的知識或異議分子,他們在宋滅元興之迫害中國禪宗史上,禪師創造的神話故事媽祖林默娘信仰中,找到寄託與寓意,更直接在明末相繼死亡的五王中,創造出台灣的王爺信仰,形成台灣在清代212年統治下,前仆後繼的革命,但卻始終未能成功,很大的成因乃在於清代姚啟聖、施琅等官僚,祭起媽祖信仰的大纛,試圖以台制台,瓦解反清復明的民族革命,導致台灣的媽祖信仰大分為兩派,一為反清、一為崇清的暗勢力較勁。

    反清的一派上承禪宗思想,特別是居士禪信仰,在動輒誅連九族的屠殺中委曲求活,且迫於必須地下化,由是流竄民間、草莽鄉野,寄居神仙故事、鬼怪誌異、口傳歌謠、戲劇走唱、俚語教化、順口溜、諳語……,特別是在宗教信仰中,取得價值觀、宗旨之教化的綿延不絕,而只能依隱喻、象徵、比擬、聯想、諧音……等技巧,掩飾其意識型態的表現。此一傳承,也蔚為台灣民間或人文隱性文化之大宗,但因形勢比人強,且傳遞的歧異多變,時日一久,難免變質、變型而混淆、稀釋或大相逕庭,而在統治強權利益的誘惑、分化下,日益混亂而莫衷一是,原始象徵意義或蕩然不存,即以本文開頭舉例之「報馬仔」,在白色恐怖時代竟然變成「專門打小報告陷害人的人」,寧無悲哀!

    而台灣人許多祖先崇拜、民俗禮儀等等文化象徵,也日益萎縮而徒留形式,更隨時代變遷而面目全非。最最嚴重者,台灣歷代先民血淚屍骨代價換來的人格尊嚴、屬靈遺產,恆處於被糟踏的悲劇。1980年代原住民還能反污名化,4百年在台華人文化被污名化卻渾不自知,這才是台灣人最大的悲哀!

    2010年底以降,個人萌生重新詮釋從土地自然到宗教文化的全面貫串,一方面彌補過往的不明究裏,深受統治主流強權的扭曲之後,對台灣文化的誤解與批判;二方面以個人背景的因緣,恰好是從一切文化根源處的土地、自然生界出發,足以以台灣生界原型的大寬容,接納各種異文化,並協助其脫離其原鄉的偏見,又能保留優良的文化傳統,從而銜接在地化、生態化及文化成種化;三則從生物到人文哲學,從唯物到屬靈境界,皆得兼容並蓄,而且,深切瞭解這套文化涵養期,以童騃的印痕期為最佳,可以進行教育培育的百年大計,設計相對完善的傳承機制或教材等等。

    現今的台灣社會不但百無禁忌,直是無法無天,諸多優良傳統的規範、價值觀等,從戒嚴到解嚴,從解嚴到解放,從解放到解體,台灣人如今沒有典範,只有短命的偶像,牛鬼蛇神、蟲蠅蚊蚋,全球萬端文化的膚面,盡在萬家爭鳴,像極了台灣的開天闢地,而歷來的隱性文化既失去宗旨,只成雜碎文化的屍骨,卻不復有人發掘,則我等不做研發尚待何人?!

    綜上,我歸納台灣歷來的隱性文化,在人文面向的最大特徵即在於媽祖文化、觀音信仰及王爺奉祭。可悲的是,現代化過程中及外來強權顯性文化的操控下,台灣人的宗教被貶抑為「民間信仰」、「雜神崇拜」而不登大雅之堂。我要在此鄭重宣稱,台灣人的宗教就是以禪宗為本質,以媽祖、觀音、王爺為主神的三位一體的禪神教,而當今的慈濟宗不僅代表佛教在台灣本土化的里程碑,證嚴法師即當今媽祖、觀音佛祖的象徵,更是台灣四百年華人史上無政府主義、隱性文化修成正果的一代宗師。

    可惜的是,慈濟宗本身似乎仍以隱性文化的方式在運作,其主體、中心繫乎一人宗主,而一些有識之士引以為隱憂,但在此不擬申述,待因緣成熟再作陳述。

    在台華人史久浸隱性文化而不自覺,而李前總統抨擊為:「奴隸當久了,建不了國」,因而一直在鼓吹「脫古改新」,要台灣人回答:「我是誰?」、「主體性如何建立?」。2010223日我二度訪問他,許多認知、見解我與李前輩雷同,但諸多實踐途徑等,因緣亦未成熟,在此不擬寫出訪談內容。我知道李先生很清楚台灣的隱性文化,但在自然文化及台灣宗教部分,他未必洞燭。

    總之,本文只藉報馬仔為引,說明台灣人長期處於被統治的工奴、文筆奴等,而異議分子透過隱寓、象徵諸手法,創造神話、迷信、幫會……,寓意於地下,傳承綿延台灣精神於不墜。而報馬仔最富想像空間者,即左腳上貼著三塊狗皮膏藥的「傷疤」,表面上說是「天知、地知、我知」,其實際真相如何,象徵什麼,誠乃最有趣的歷史啞謎之一。

    台灣人的隱性文化的影響無遠弗屆,但禍福相倚,正反弔詭。以二分法區分其優缺點如下。

    優點如:1.開拓全方位可能性的思惟,不限於理性,更可通達直觀、妄想,免除特定思想偏見或主義的束縛;2.超越語言、文字界限,深富宗教、屬靈層次的開創空間;3.刻意安排,可成為特定文化密碼傳遞,適合逆境下的傳承:4.可讓任何階層、高歧異族群各自解讀,兼容並蓄而臻藝術境界,等等。

    缺點如:
1.深富創造性模糊,莫衷一是,造成散砂一盤;
2.理性思惟很難深化,人民共識難以成形;
3.容易滋長迷信、謠言,製造更多誤解與誤會;
4.格局、心胸、遠見不易產生。

    無論如何,隱性文化是無可奈何之下的產物,是弱勢或被壓迫者的語言或密碼,是不健康或被扭曲的主體意識與信仰,今後有待從中找出台灣傳統的真性情、真精神,從而開創21世紀台灣新文化。
 
  最後,仍須強調台灣隱性文化的另項特徵,也就是它們大部分由知識分子所創造,卻流行於不自覺的販夫走卒,換句話說,實踐、信仰者根本不明所以然。這正是四百年來,台灣迄今任何反抗強權的革命都無法成功的主因之一。台灣人目前為止,充其量敢說「為我而戰」,至於「為何而戰」的終極屬靈依據,恐怕尚待幾代人好好耕耘之!

~本文摘自《玉峯觀止》

觀音佛祖─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1/10

陳玉峯

■1982414日,台灣首度出現持槍搶劫土銀古亭分行的案件,57日偵破,嫌犯李師科被捕,交付軍事審判機關審判。多年後,台灣却出現奉祀李師科的廟宇,為什麼?
■197545日,蔣介石總統去逝,一段時間後,有王爺廟也加添奉祀蔣介石,則其信仰法理依據是何?

一、               前言
台灣的廟寺祠堂或宗教信仰,表面上萬教齊鳴、雜神共處,甚至於被宗教學界或一般觀察者歸類為「低俗的雜神教」,事實上其底蘊並非如此。筆者經由土生土長約60年的感受與體會,並學習宗教哲學多年後,贊同並推崇李岳勳(1972)先生的見解。李氏明揭台灣傳統宗教雜亂的表象底下,其實是獨一的「觀音」,即令跟佛教無關的城隍廟,其內殿也奉祀觀音,而繁多表象所謂的雜神,幾乎都是為了誘掖台灣人,進入觀音入理法門所廣設的方便。

李氏解析,大凡台灣較具規模的寺廟都有前、後殿,前殿祀奉的是形形色色的神明、菩薩等等,後殿則奉祀「觀音佛祖」。而前、後殿的關係並非主與副或主與從,而是「應現觀音」與「本體觀音」的關係。後殿奉祀的即是「本體觀音」,故而必須稱為「觀音佛祖」;相對的,前殿奉祀的,乃是應物現形的「應現觀音」,其乃「觀世音菩薩格」。這是根據《首楞嚴經》的禪宗的宇宙觀或世界觀,以及淨土系將觀世音菩薩作為阿彌陀佛的兩位補儲之一的分析法,兩者內容雖同,名稱却異之所致。也就是說,凡是後殿奉祀「觀音佛祖」的寺廟庵觀,都是由禪徒所開創,即令前殿是道教、佛教、儒教或其他宗教派系的神明或菩薩,也都是被禪宗的世界觀所認為的應現觀音。

台灣在國府治台之前,寺廟庵觀後殿的觀音都叫做「觀音佛祖」,南鯤鯓王爺廟(台灣王爺信仰總本山)的後殿一樣奉祀「觀音佛祖」,說明王爺信仰立教的大本皆然(法脈乃白雲宗,大抵與居士禪門一致)。國府治台以後,有些寺廟的觀音佛祖被誤改為菩薩,此乃重大的誤解或無知。

台灣宗教的大本既是由閩南禪宗、禪徒所教化,其所承繼的,乃是自唐宋以降,馬祖道一、龜洋無了、慧忠、雪峯義存、曹山本寂等等禪風。而自來中國禪宗似有遠離政治、避忌權力中心的傾向,不只如此,禪自6世紀初葉東傳中國以來,初祖菩提達摩死於佛教僧侶所設置的毒柸(達摩欣仰第六次的毒柸而死);二祖慧可(478-593)死於佛教僧侶的誣告;三祖僧粲(?-606)欠缺資料;四祖道信(580-651)「未詳何人」(《續僧傳》);五祖弘忍(602-675)似也遠離權勢;六祖慧能(638-713)尚得流亡16年,之後才得公開弘法。他傳兩系五家,乃至後世龐多法脈延展。

換句話說,禪的提倡者自始即處於八面受敵的窘境,似乎不斷受制於政治上的被取締,或在中國佛教其他各宗之間被排擠的不安之中。一般而言,禪宗指的是六祖開創「頓悟」法門之後的「祖師禪」(陳玉峯,2010194),是徹底本土化的佛教。

除了「政治性格」之外,禪宗徹底宗教性的主張,以自力聖道逼近屬靈的終極理想,貼近心音的求真性格,反求諸己的徹底,無我大慈悲的淋漓盡致,加上六祖「不識文字」之以「不立文字」為宗旨,相當於「不留蹤跡」,導致其「純度較高」的禪徒,不僅反特權、反階級化(例如白雲宗宛如清教徒的自食其力、白蓮宗等「教匪」等等),甚至於「禪除所宗」,連其本身的宗教形式、教義內涵等,都忘得一乾二淨,只願在山野海隅,作牛作馬地實踐其無所求報的「無功用行」(相當於老子的「功成而弗居」)。這些禪徒到了數百年來以降,形成閩南以迄台灣,難以計數或廣大無邊的普羅、草根文化,他們實踐了「觀音佛祖」本無形相而應物現形,只以其生活行為的全部,為眾生說法,而無禪、無佛、無宗、無教。
筆者出生於應現觀音信仰濃厚的雲林縣北港鎮內,成長過程乃至投入漫長的環境運動、保育運動、泛弱勢運動,深切觀察、理解、體悟台灣基層的精神與人格,而一直無法釐清許多台灣人為什麼是「他媽的好!」(好得不可理喻、荒謬;陳玉峯,200611-15)?其文化性格根源何在?2007年中,筆者「放下」一切「名、位」物質等,辭離一手開創的生態研究所、系,重新學習佛法等宗教哲學,且直到2010年底,在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建立的圖書館內,看到李岳勳(1972)的大作《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經年餘的閱讀、揣摩,逐一翻閱童年以來的生活體悟,總算豁然貫通何為台灣精神、台灣人格的底蘊,何為台灣「人格者」的典範,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台灣「禪徒」毫不自知自己正是觀音入理法門的實踐者,也免不了有氣短、武斷的缺點,更不明白其缺點正是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及其「附錄」所提醒的,所謂「行入」,也就是從日常生活所有行為,朝宗教方向的策勵,「……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但因欠缺先驗者的提示,只日用而不知,且易陷入武斷、剛愎自用的缺失。雖然他們不像許多學界中人之「從文字中解者逢事即眼闇(眼花手亂)」。

許多台灣人也因其生活禪已臻「無功用行」,却乏進一步運用「分別知性」,去開啟「無分別意識」的靈性感悟,包括格局的拓展與泱泱的自在,殊為可惜。因而在近世以降,唯物主義盛行下,難免放棄「自力聖道」的自信,流於「他力主義」,而不願傾聽屬靈的心音,以致於演變成對「雜神」的「有求必應」型的唯物傾向、唯功用行,必然的,加深了人們苟安的氣質。

此面向,李氏認為禪宗經由五代時代的分歧,乃至宋朝成立時,已漸由自力聖道走向他力本願的傾向,或許是整個中國當時命運或社會氛圍使然,更可以說是禪宗自身的墮落,而數量上的浮濫是其致命傷,加上往哲學論理的玩弄又不成氣候。李氏在解析北宋南遷時代形成了「媽祖信仰」時,強調對他力主義的傾斜,強化了南宋偏安、苟安,乃至滅亡的必然。這也是台灣現今人心浮動的寫照。

李氏認為中國禪宗的頹廢與特權階級化,萌長於五代至北宋之間,助長此頹風即所謂「文字禪」的發生,一大堆禪徒只知玩弄概念與論理,脫離了平實的生活,靠著皇權賞賜的免稅寺廟田產,形成地主階級,更因職業宗教家的執照度牒,免除了他們作為公民應盡的一切義務,所以說,中國禪宗的墮落並非因為朝廷的彈壓,反而是喪亡於歷朝政府的優遇,特別是在元朝時代。因此,唐、宋間曾經輝煌的文化創意,在中原淪亡,法脈出走日本,以及朝向閩南等「化外之地」延續。20世紀中葉,靠藉如鈴木大拙博士等人引介,推廣至歐美。

禪宗的本質與性格,好似極值道德的神隱,特別適合於苦難時代頑強的發展,尤其在元、清對宋、明的「外族侵略」過程中,撐起民族大義者多禪徒。李氏大作揭露了近千年來民族主義革命的奧底,實乃「無功用行」禪徒的精神所承擔;李氏在禪的宗教哲學、意識底蘊的剖析,其功力之深,就四百年在台華人史上,筆者認為無人出其右。而筆者以生物學、生態或演化學的認知角度,旁側思考為何禪之亡命於中國中原,乃至東傳日本延續其法脈,却可在閩南,終而在台灣產生草根無宗無教、無禪的無功用行,根本關鍵在於人種的新混血。來自中原的河南王潮軍隊中,有所謂「唐部人」,他們在9~10世紀進掠福州,盡殺原住民「無諸族」(註:史記「東越列傳」描寫無諸人殆即無智的福建原住民)的男人,從而與「無諸」女人婚配,產生接近自然人的新後代,且由於原住民母親的教化,結合禪徒禪風的男性文化,從而產生無禪禪徒的新生代。

4~1百年前,閩南泉州、漳州人等,越台灣海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再度地,閩南禪族結合台灣原住民族,產生中國移民史上,最年輕的新住民,最是接近自然人,從而發生無禪禪風,也就是迄今舉世最熱情、最率直、行善而忘記何謂善的無功用行台灣人的文化暨生物學上的成因。

這種與原住民母性母體文化的混血現象,同樣發生在雅利安人與南亞原住民之間,從而產生婆羅門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派系等(陳玉峯,2010)

此一看法殆即筆者與李前輩意見相左之處,其他,李氏大作的論述、精髓,除了細節一、二之外,筆者感佩之至,誠心私淑,且推崇李氏為台灣宗教哲學第一人。

另一方面,筆者於1980年代,乃至往後在台灣生態保育及泛弱勢運動的投入中,依生物學角度將台灣文化分成顯性及隱性兩大系統,也因閱讀李氏智慧,略加重組,打破李氏寫作時白色恐怖的禁忌或避諱,直接將政治結構的問題端上枱面。筆者認為禪宗正是中國專制政權下的隱性文化,特別是在元朝及清朝期間,至於台灣,390年來換了至少6大政權,隱性文化從而特別發達,而無禪之禪撐起台灣大善、至善,也形成台灣人奴性的悲劇。

筆者所謂隱性文化的定義及特徵(陳玉峯,2012,發表中)如下:

隱性文化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有別於強權主流(特別是外來政權)的地下文化;隱性文化的主體性、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只是轉變為地下化、模糊化,甚或無意識化,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而且,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應現」或存在,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以台灣而言,大抵是「反異族的民族情結」所「應化」、「應現」出的「媽祖信仰」、「王爺信仰」或「禪宗信仰」;隱性文化的自身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隱性文化的第五個特徵即其土地倫理、人地關係、自然情操等等主體性的根源,不斷遭受否定、剷除或隔離。

而禪的文化之以本體與應現的模式,恰可提供隱性文化各式各樣的應變或方便法門,導致如媽祖與王爺信仰,集撲朔迷離之大成,故而今人無從捉摸或覷破其奧蘊,加上外來政權不斷汙名化台灣本土文化,以致於形成台灣宗教但只低俗雜神的汙蔑或汙名。

筆者認為,台灣迄今尚保全有全球「無功用行」文化,故而隨時、到處存有「捧著16萬元,冒雨到國稅局捐給國庫的老農(201252日傳媒報導)」、龐多陳樹菊女士等等,更在種種弱勢運動中挺身而出,功成而消聲匿跡,好讓一些當權者、文筆奴、餓鬼格之類的人「割稻尾」、坐享其成,也在社會、國家有難時,徹底犧牲而不著痕跡,正是標準的「無所求行」。

而台灣人無形宗教的情操足以兼容並蓄,涵容世界各種異文化、異宗教的融合或對話。時下如土耳其當代伊斯蘭大師費拉乎拉菊廉(M. FethullanGülen)的「Hizmet運動」,試圖經由無宗教教派傾向的教育體制,建構一種和諧文化與永續和平,鼓勵不同宗教、族群的對話與互解,相當於打造世界性大宗教的努力,筆者認為,台灣最大宗的無形式禪的宗教文化,正可在此運動方向著力,並提供對全球人類未來發展的理念、行為或方法論上的貢獻。而其接軌的困難度在於,此一台灣文化散漫於草根基層,在當今學界、主流或顯性文化群中較罕見及,或可由民間NGO、寺廟、各種組織中,找尋合宜對口單位及人物交流。

為闡釋此一隱藏久遠、螫伏草根的台灣文化,筆者擬由李岳勳(1972)前輩的大作中,擇錄或改寫其洞見,或略予畫蛇添足,試圖將台灣宗教總根源的「觀音佛祖」的內涵明揭,作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概說,從而詮釋台灣人的精神與人格的典範,附帶說明台灣人的禪文化,也略提前瞻。

筆者即將邁向老年之際,有幸欣賞李前輩的智慧,研讀之間彷如聆聽祖母、母親的款款密語,溫馨感懷之餘,渴望與朋友、讀者分享並推薦李氏大作。本文除了註明筆者見解的部分之外,大部分均是李氏著作之改寫或引用,但李氏精華獨到的剖析媽祖與王爺信仰等內容,本文未予觸及。

感念李氏之餘,本節最後,引用李氏(1972)274275頁全文,其乃附帶對台灣人被外來政權汙蔑為好作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等等)的「劣根性」等,作一有力的平反。李氏全書到處散見如此筆調,幾乎寫盡筆者30年大惑之釋懷,也為過往中了外來政權散佈的毒素,扭曲台灣人的本質、天性而道歉,同時,下列引文也清楚交代台灣人格的底蘊。

「清廷自從收台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以後,每一位皇帝都曾嚐到台民叛亂的苦頭,現在我們先按年代的次序,歷數滿清治下台灣規模比較大的叛亂,以觀其概略。收奪台灣的聖祖治下,有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的吳球之亂,康熙四十年(一七O)發生了劉却之亂,而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又有朱一貴之亂。繼位的世宗,其治世雖比較短,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也有吳福生之亂可數。再下來就是高宗的治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有黃教之亂,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有林爽文之亂,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又發生了陳周全之亂。繼高宗之後的仁宗時代,嘉慶五年(一八OO)所發生的海賊蔡牽,竟然從台灣人之中牽出了一位太子太保、伯爵、福建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出來。其次乃是宣宗,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有許尚、楊良斌之亂,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又發生了張丙之亂。次為文宗,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有李石之亂。其次的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也發生戴萬生之亂。這只不過是就規模幾乎遍及全台灣的武力革命規模而算出,至於規模大,而訴之於武力的成分比較少的,有宣宗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發生的郭光侯、劉取的案件,及德宗的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鹿港所發生的施猴斷的案件,而地方性的小革命案件就舉不勝舉了。清庭的所謂仁政,實際上對這個海島有其難達的困難,但是即使是達了,在民族自決的目標未能實現以前,他們的武力革命還是繼起不絕,他們的民族精神無法在唯物論下的仁政受到麻痺,如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他們沒有盱衡天下形勢的智慧,也沒有統率革命集團的高度的領導能力,以致其起也全台歸心,却一貫無法奠定一個與清廷長期對抗的獨立的地位,但是我仍認為他們是了不起的,因為有清一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端賴台灣這一群無智的水牯牛來紹隆,以無數的血淚,把民族主義拖上了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全國性運動,再把它推至近代的國民革命,因此,如果台灣人的心麻痺於唯物論的仁政,中國還有沒有民族主義運動,那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台灣二百多年繼起不絕的革命史,那是作為一個台灣人,甚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都不可不知的很重要的史實,但是,因為次數之多、內容之雜,在這裡不容我們涉及其詳,不過無妨以共通點來一概其全,並在其中,擇出兩三實例,用以說明其與媽祖信仰史的關連即足。如同前面所略說,唐宋以後的中國歷次革命運動,都一貫以白蓮宗或白雲宗的宗教團體來蘊育,而這個宗教團體雖是革命的母胎,它却不但未受它所培養而成功的革命家對它的任何報答,而且有反而受成功者加以『妖教』而取締的不少場合。史家對這種傾向都會大打不平,但是,那是不知這個革命母胎的基本精神所作的論調,假使成功的革命家要給它以報答,它也會拒之於門外,更徹底的,可能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就銷聲匿跡地轉移陣地。為甚麼會這樣呢?無他,這個無我的精神格調,在老子是『功成而弗居』,禪宗把它說成『無所求行』或『無功用行』。媽祖信仰是媽祖透經龐蘊所弘傳的居士禪,而居士禪的革命精神,可歸之於居士門的原典《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第十末段所說『菩薩成就八法』:『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維摩詰所說經》是自盛唐以後,一貫風靡於全國上下各界的經典,而上引『八法』之中的『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這三項,可以說是中國宗教革命思想的基本精神。這個革命的傳統思想,在明末清初為媽祖信仰所紹隆,後因祖廟淪陷於清朝的勢力範圍,才產生清廷藉尊崇媽祖信仰的方式企圖懷柔反清的思想及行動,但是反清陣營却很巧妙地,反用清廷所尊崇的媽祖信仰,來掩護洪門天地會的反清運動,直至其發展為太平天國,他們又代清末全國眾生負起對日本戰敗的賠償之責,國民革命成功,他們還是以奴隸的狀態在這孤島償債,而大陸淪陷,政府播遷台灣,他們似乎安了,在這個過程上,除開少部分逸脫台灣精神的『餓鬼格』的人們爭奪權利以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善守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的居士禪之根本精神。他們不是要厭離世間,而是勇敢地活在這個穢惡充滿的世間,默默無言地為掃除穢惡而盡其無所求報的清道夫的工作。他們沒有學問,不造標語,不弄動人的口舌,更不若我叨叨擾擾地、掘出他們的精神而求某些意味上的利己,書至此,我慚愧得幾乎難抑斷筆毀稿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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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觀音佛祖─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前言 (上) 2/10

陳玉峯

一、 前言
台灣的廟寺祠堂或宗教信仰,表面上萬教齊鳴、雜神共處,甚至於被宗教學界或一般觀察者歸類為「低俗的雜神教」,事實上其底蘊並非如此。筆者經由土生土長約60年的感受與體會,並學習宗教哲學多年後,贊同並推崇李岳勳(1972)先生的見解。李氏明揭台灣傳統宗教雜亂的表象底下,其實是獨一的「觀音」,即令跟佛教無關的城隍廟,其內殿也奉祀觀音,而繁多表象所謂的雜神,幾乎都是為了誘掖台灣人,進入觀音入理法門所廣設的方便。
 
李氏解析,大凡台灣較具規模的寺廟都有前、後殿,前殿祀奉的是形形色色的神明、菩薩等等,後殿則奉祀「觀音佛祖」。而前、後殿的關係並非主與副或主與從,而是「應現觀音」與「本體觀音」的關係。後殿奉祀的即是「本體觀音」,故而必須稱為「觀音佛祖」;相對的,前殿奉祀的,乃是應物現形的「應現觀音」,其乃「觀世音菩薩格」。這是根據《首楞嚴經》的禪宗的宇宙觀或世界觀,以及淨土系將觀世音菩薩作為阿彌陀佛的兩位補儲之一的分析法,兩者內容雖同,名稱却異之所致。也就是說,凡是後殿奉祀「觀音佛祖」的寺廟庵觀,都是由禪徒所開創,即令前殿是道教、佛教、儒教或其他宗教派系的神明或菩薩,也都是被禪宗的世界觀所認為的應現觀音。
 
台灣在國府治台之前,寺廟庵觀後殿的觀音都叫做「觀音佛祖」,南鯤鯓王爺廟(台灣王爺信仰總本山)的後殿一樣奉祀「觀音佛祖」,說明王爺信仰立教的大本皆然(法脈乃白雲宗,大抵與居士禪門一致)。國府治台以後,有些寺廟的觀音佛祖被誤改為菩薩,此乃重大的誤解或無知。
 
台灣宗教的大本既是由閩南禪宗、禪徒所教化,其所承繼的,乃是自唐宋以降,馬祖道一、龜洋無了、慧忠、雪峯義存、曹山本寂等等禪風。而自來中國禪宗似有遠離政治、避忌權力中心的傾向,不只如此,禪自6世紀初葉東傳中國以來,初祖菩提達摩死於佛教僧侶所設置的毒柸(達摩欣仰第六次的毒柸而死);二祖慧可(478-593年)死於佛教僧侶的誣告;三祖僧粲(?-606年)欠缺資料;四祖道信(580-651年)「未詳何人」(《續僧傳》);五祖弘忍(602-675年)似也遠離權勢;六祖慧能(638-713年)尚得流亡16年,之後才得公開弘法。他傳兩系五家,乃至後世龐多法脈延展。
 
換句話說,禪的提倡者自始即處於八面受敵的窘境,似乎不斷受制於政治上的被取締,或在中國佛教其他各宗之間被排擠的不安之中。一般而言,禪宗指的是六祖開創「頓悟」法門之後的「祖師禪」(陳玉峯,2010,194頁),是徹底本土化的佛教。
 
除了「政治性格」之外,禪宗徹底宗教性的主張,以自力聖道逼近屬靈的終極理想,貼近心音的求真性格,反求諸己的徹底,無我大慈悲的淋漓盡致,加上六祖「不識文字」之以「不立文字」為宗旨,相當於「不留蹤跡」,導致其「純度較高」的禪徒,不僅反特權、反階級化(例如白雲宗宛如清教徒的自食其力、白蓮宗等「教匪」等等),甚至於「禪除所宗」,連其本身的宗教形式、教義內涵等,都忘得一乾二淨,只願在山野海隅,作牛作馬地實踐其無所求報的「無功用行」(相當於老子的「功成而弗居」)。這些禪徒到了數百年來以降,形成閩南以迄台灣,難以計數或廣大無邊的普羅、草根文化,他們實踐了「觀音佛祖」本無形相而應物現形,只以其生活行為的全部,為眾生說法,而無禪、無佛、無宗、無教。
 
筆者出生於應現觀音信仰濃厚的雲林縣北港鎮內,成長過程乃至投入漫長的環境運動、保育運動、泛弱勢運動,深切觀察、理解、體悟台灣基層的精神與人格,而一直無法釐清許多台灣人為什麼是「他媽的好!」(好得不可理喻、荒謬;陳玉峯,2006,11-15頁)?其文化性格根源何在?2007年中,筆者「放下」一切「名、位」物質等,辭離一手開創的生態研究所、系,重新學習佛法等宗教哲學,且直到2010年底,在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建立的圖書館內,看到李岳勳(1972)的大作《禪在台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及歷史的研究》,經年餘的閱讀、揣摩,逐一翻閱童年以來的生活體悟,總算豁然貫通何為台灣精神、台灣人格的底蘊,何為台灣「人格者」的典範,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台灣「禪徒」毫不自知自己正是觀音入理法門的實踐者,也免不了有氣短、武斷的缺點,更不明白其缺點正是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及其「附錄」所提醒的,所謂「行入」,也就是從日常生活所有行為,朝宗教方向的策勵,「……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但因欠缺先驗者的提示,只日用而不知,且易陷入武斷、剛愎自用的缺失。雖然他們不像許多學界中人之「從文字中解者逢事即眼闇(眼花手亂)」。
 
許多台灣人也因其生活禪已臻「無功用行」,却乏進一步運用「分別知性」,去開啟「無分別意識」的靈性感悟,包括格局的拓展與泱泱的自在,殊為可惜。因而在近世以降,唯物主義盛行下,難免放棄「自力聖道」的自信,流於「他力主義」,而不願傾聽屬靈的心音,以致於演變成對「雜神」的「有求必應」型的唯物傾向、唯功用行,必然的,加深了人們苟安的氣質。
 
此面向,李氏認為禪宗經由五代時代的分歧,乃至宋朝成立時,已漸由自力聖道走向他力本願的傾向,或許是整個中國當時命運或社會氛圍使然,更可以說是禪宗自身的墮落,而數量上的浮濫是其致命傷,加上往哲學論理的玩弄又不成氣候。李氏在解析北宋南遷時代形成了「媽祖信仰」時,強調對他力主義的傾斜,強化了南宋偏安、苟安,乃至滅亡的必然。這也是台灣現今人心浮動的寫照。
 
李氏認為中國禪宗的頹廢與特權階級化,萌長於五代至北宋之間,助長此頹風即所謂「文字禪」的發生,一大堆禪徒只知玩弄概念與論理,脫離了平實的生活,靠著皇權賞賜的免稅寺廟田產,形成地主階級,更因職業宗教家的執照—度牒,免除了他們作為公民應盡的一切義務,所以說,中國禪宗的墮落並非因為朝廷的彈壓,反而是喪亡於歷朝政府的優遇,特別是在元朝時代。因此,唐、宋間曾經輝煌的文化創意,在中原淪亡,法脈出走日本,以及朝向閩南等「化外之地」延續。20世紀中葉,靠藉如鈴木大拙博士等人引介,推廣至歐美。
 
禪宗的本質與性格,好似極值道德的神隱,特別適合於苦難時代頑強的發展,尤其在元、清對宋、明的「外族侵略」過程中,撐起民族大義者多禪徒。李氏大作揭露了近千年來民族主義革命的奧底,實乃「無功用行」禪徒的精神所承擔;李氏在禪的宗教哲學、意識底蘊的剖析,其功力之深,就四百年在台華人史上,筆者認為無人出其右。而筆者以生物學、生態或演化學的認知角度,旁側思考為何禪之亡命於中國中原,乃至東傳日本延續其法脈,却可在閩南,終而在台灣產生草根無宗無教、無禪的無功用行,根本關鍵在於人種的新混血。來自中原的河南王潮軍隊中,有所謂「唐部人」,他們在9~10世紀進掠福州,盡殺原住民「無諸族」(註:史記「東越列傳」描寫無諸人殆即無智的福建原住民)的男人,從而與「無諸」女人婚配,產生接近自然人的新後代,且由於原住民母親的教化,結合禪徒禪風的男性文化,從而產生無禪禪徒的新生代。
 
約4~1百年前,閩南泉州、漳州人等,越台灣海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再度地,閩南禪族結合台灣原住民族,產生中國移民史上,最年輕的新住民,最是接近自然人,從而發生無禪禪風,也就是迄今舉世最熱情、最率直、行善而忘記何謂善的無功用行台灣人的文化暨生物學上的成因。
 
這種與原住民母性母體文化的混血現象,同樣發生在雅利安人與南亞原住民之間,從而產生婆羅門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派系等(陳玉峯,2010)。

此一看法殆即筆者與李前輩意見相左之處,其他,李氏大作的論述、精髓,除了細節一、二之外,筆者感佩之至,誠心私淑,且推崇李氏為台灣宗教哲學第一人。
 
   另一方面,筆者於1980年代,乃至往後在台灣生態保育及泛弱勢運動的投入中,依生物學角度將台灣文化分成顯性及隱性兩大系統,也因閱讀李氏智慧,略加重組,打破李氏寫作時白色恐怖的禁忌或避諱,直接將政治結構的問題端上枱面。筆者認為禪宗正是中國專制政權下的隱性文化,特別是在元朝及清朝期間,至於台灣,390年來換了至少6大政權,隱性文化從而特別發達,而無禪之禪撐起台灣大善、至善,也形成台灣人奴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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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觀音佛祖─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前言 (下) 3/10

陳玉峯


  筆者所謂隱性文化的定義及特徵(陳玉峯,2012,發表中)如下:

  隱性文化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有別於強權主流(特別是外來政權)的地下文化;隱性文化的主體性、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只是轉變為地下化、模糊化,甚或無意識化,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而且,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應現」或存在,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以台灣而言,大抵是「反異族的民族情結」所「應化」、「應現」出的「媽祖信仰」、「王爺信仰」或「禪宗信仰」;隱性文化的自身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隱性文化的第五個特徵即其土地倫理、人地關係、自然情操等等主體性的根源,不斷遭受否定、剷除或隔離。

  而禪的文化之以本體與應現的模式,恰可提供隱性文化各式各樣的應變或方便法門,導致如媽祖與王爺信仰,集撲朔迷離之大成,故而今人無從捉摸或覷破其奧蘊,加上外來政權不斷汙名化台灣本土文化,以致於形成台灣宗教但只低俗雜神的汙蔑或汙名。

  筆者認為,台灣迄今尚保全有全球「無功用行」文化,故而隨時、到處存有「捧著16萬元,冒雨到國稅局捐給國庫的老農(2012年5月2日傳媒報導)」、龐多陳樹菊女士等等,更在種種弱勢運動中挺身而出,功成而消聲匿跡,好讓一些當權者、文筆奴、餓鬼格之類的人「割稻尾」、坐享其成,也在社會、國家有難時,徹底犧牲而不著痕跡,正是標準的「無所求行」。

  而台灣人無形宗教的情操足以兼容並蓄,涵容世界各種異文化、異宗教的融合或對話。時下如土耳其當代伊斯蘭大師費拉乎拉‧菊廉(M. Fethullan Gülen)的「Hizmet運動」,試圖經由無宗教教派傾向的教育體制,建構一種和諧文化與永續和平,鼓勵不同宗教、族群的對話與互解,相當於打造世界性大宗教的努力,筆者認為,台灣最大宗的無形式禪的宗教文化,正可在此運動方向著力,並提供對全球人類未來發展的理念、行為或方法論上的貢獻。而其接軌的困難度在於,此一台灣文化散漫於草根基層,在當今學界、主流或顯性文化群中較罕見及,或可由民間NGO、寺廟、各種組織中,找尋合宜對口單位及人物交流。

  為闡釋此一隱藏久遠、螫伏草根的台灣文化,筆者擬由李岳勳(1972)前輩的大作中,擇錄或改寫其洞見,或略予畫蛇添足,試圖將台灣宗教總根源的「觀音佛祖」的內涵明揭,作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概說,從而詮釋台灣人的精神與人格的典範,附帶說明台灣人的禪文化,也略提前瞻。

  筆者即將邁向老年之際,有幸欣賞李前輩的智慧,研讀之間彷如聆聽祖母、母親的款款密語,溫馨感懷之餘,渴望與朋友、讀者分享並推薦李氏大作。本文除了註明筆者見解的部分之外,大部分均是李氏著作之改寫或引用,但李氏精華獨到的剖析媽祖與王爺信仰等內容,本文未予觸及。

  感念李氏之餘,本節最後,引用李氏(1972)274、275頁全文,其乃附帶對台灣人被外來政權汙蔑為好作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等等)的「劣根性」等,作一有力的平反。李氏全書到處散見如此筆調,幾乎寫盡筆者30年大惑之釋懷,也為過往中了外來政權散佈的毒素,扭曲台灣人的本質、天性而道歉,同時,下列引文也清楚交代台灣人格的底蘊。

  「清廷自從收台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以後,每一位皇帝都曾嚐到台民叛亂的苦頭,現在我們先按年代的次序,歷數滿清治下台灣規模比較大的叛亂,以觀其概略。收奪台灣的聖祖治下,有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的吳球之亂,康熙四十年(一七O一)發生了劉却之亂,而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又有朱一貴之亂。繼位的世宗,其治世雖比較短,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也有吳福生之亂可數。再下來就是高宗的治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有黃教之亂,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有林爽文之亂,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又發生了陳周全之亂。

  繼高宗之後的仁宗時代,嘉慶五年(一八OO)所發生的海賊蔡牽,竟然從台灣人之中牽出了一位太子太保、伯爵、福建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出來。其次乃是宣宗,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有許尚、楊良斌之亂,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又發生了張丙之亂。次為文宗,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有李石之亂。

  其次的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也發生戴萬生之亂。這只不過是就規模幾乎遍及全台灣的武力革命規模而算出,至於規模大,而訴之於武力的成分比較少的,有宣宗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發生的郭光侯、劉取的案件,及德宗的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鹿港所發生的施猴斷的案件,而地方性的小革命案件就舉不勝舉了。清庭的所謂仁政,實際上對這個海島有其難達的困難,但是即使是達了,在民族自決的目標未能實現以前,他們的武力革命還是繼起不絕,他們的民族精神無法在唯物論下的仁政受到麻痺,如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他們沒有盱衡天下形勢的智慧,也沒有統率革命集團的高度的領導能力,以致其起也全台歸心,却一貫無法奠定一個與清廷長期對抗的獨立的地位,但是我仍認為他們是了不起的,因為有清一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端賴台灣這一群無智的水牯牛來紹隆,以無數的血淚,把民族主義拖上了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全國性運動,再把它推至近代的國民革命,因此,如果台灣人的心麻痺於唯物論的仁政,中國還有沒有民族主義運動,那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台灣二百多年繼起不絕的革命史,那是作為一個台灣人,甚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都不可不知的很重要的史實,但是,因為次數之多、內容之雜,在這裡不容我們涉及其詳,不過無妨以共通點來一概其全,並在其中,擇出兩三實例,用以說明其與媽祖信仰史的關連即足。如同前面所略說,唐宋以後的中國歷次革命運動,都一貫以白蓮宗或白雲宗的宗教團體來蘊育,而這個宗教團體雖是革命的母胎,它却不但未受它所培養而成功的革命家對它的任何報答,而且有反而受成功者加以『妖教』而取締的不少場合。史家對這種傾向都會大打不平,但是,那是不知這個革命母胎的基本精神所作的論調,假使成功的革命家要給它以報答,它也會拒之於門外,更徹底的,可能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就銷聲匿跡地轉移陣地。

  為甚麼會這樣呢?無他,這個無我的精神格調,在老子是『功成而弗居』,禪宗把它說成『無所求行』或『無功用行』。媽祖信仰是媽祖透經龐蘊所弘傳的居士禪,而居士禪的革命精神,可歸之於居士門的原典—《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第十末段所說『菩薩成就八法』:『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維摩詰所說經》是自盛唐以後,一貫風靡於全國上下各界的經典,而上引『八法』之中的『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這三項,可以說是中國宗教革命思想的基本精神。

  這個革命的傳統思想,在明末清初為媽祖信仰所紹隆,後因祖廟淪陷於清朝的勢力範圍,才產生清廷藉尊崇媽祖信仰的方式企圖懷柔反清的思想及行動,但是反清陣營却很巧妙地,反用清廷所尊崇的媽祖信仰,來掩護洪門天地會的反清運動,直至其發展為太平天國,他們又代清末全國眾生負起對日本戰敗的賠償之責,國民革命成功,他們還是以奴隸的狀態在這孤島償債,而大陸淪陷,政府播遷台灣,他們似乎安了,在這個過程上,除開少部分逸脫台灣精神的『餓鬼格』的人們爭奪權利以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善守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的居士禪之根本精神。他們不是要厭離世間,而是勇敢地活在這個穢惡充滿的世間,默默無言地為掃除穢惡而盡其無所求報的清道夫的工作。他們沒有學問,不造標語,不弄動人的口舌,更不若我叨叨擾擾地、掘出他們的精神而求某些意味上的利己,書至此,我慚愧得幾乎難抑斷筆毀稿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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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觀音佛祖~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觀音的原型 4/10

陳玉峯

二、 觀音的原型
坊間一般追溯觀世音菩薩的始源或原型,大抵溯至西元前1,500年前後,口傳背誦的《梨俱吠陀》。《梨俱》中記載的這位神明似乎是位青年,他行動比思想還要快;他救苦救難、大慈大悲;他令盲者復明、殘障者復全、母牛多乳、閹人生子、老女得夫、沈船獲救,等等,幾乎成了有求必應。這是古印度婆羅門教的自然神「雙馬童」。
 
到了印度大乘佛教盛行期間,或約在2~5(6)世紀,或更早,他們將婆羅門教的這位善神收編,改造成為一位菩薩(理想人格的稱呼),其威力幾乎與原雙馬童一致,且號為「馬頭觀音」或「馬頭明王」。
2~7世紀間,中國譯經師至少將觀音譯成7種以上的名號,而且,一般人都誤以為是因玄奘為避諱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才改成「觀自在」或只簡稱「觀音」,事實上不然。
 
唐、宋時代,觀音徹底中國本土化;在淨土宗,觀音被視為阿彌陀佛的左脇侍,右脇侍即大勢至菩薩,三者合稱為「西方三聖」。也就是說,觀音與大勢至協助阿彌陀佛,接引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云云。
還有,包括觀音的生日、成道日、涅槃日、三大道場、變男變女相的原因或傳說、千手千眼的傳說……(可參考陳玉峯,2010,印土苦旅,前衛出版社,279-281頁。)
 
然而,上述這些「傳說」,基本上是「世俗諦」的方便說辭,提供予素人或不識字的常民的理解。在此,有必要從宗教哲學的深度,略加闡釋之。
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高觀盧譯,1971;1995)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書中分析,觀音原型的「耦生神(阿須雲)」(Asvin),是雅利安人入侵南亞五河地區時才產生的印度特產神三位之一。《梨俱》中出現神名頻率的統計,阿須雲竟然是第二級的,比第三級的黎明女神烏莎還多!由於五河地區的破曉景觀優美,《梨俱》的詩人作者力保烏莎的自然天光,「人格化」的程度幾乎是《梨俱》諸神當中最輕的一位。也就是說,大部分自然現象在《梨俱》中都有其主宰神,且這些神都已擬人化、人格化,只有烏莎,「像人」的程度最低,而維持其黎明的自然樣相(請參看拙文「從《吠陀》到佛教的旁註」)。
 
為什麼得提到烏莎?因為不管叫耦生神、雙馬童或阿須雲,這個「神」在自然界的根源、出處、基礎是何,迄今似乎無人確定,他的字義是「有馬者」,但《梨俱》中並未說他騎或乘馬,而只說是由快馬引領著他,像思想那般迅速。他的形相說是「具有光輝,金色、美麗,頭戴蓮花冠,有多形變化」。他出現在尚處黑暗中而帶有紅色雲彩的時分,他乘車追趕烏莎女神。
 
換句話說,阿須雲或觀音的最初原型,乃是黎明時的光芒、光明現象或趨向光明的神格化?而原字義的「雙生、併生、耦生」象徵什麼?天、地?晝、夜?明、暗?日、月?二元對立之合一?則無人可予確定。
 
依據筆者長年在自然野地對唯物自然的觀察、感受與體會,自然世界或其現象,並無二元對立的判然可分,特別是轉換的過程悉盡漸層細微遞變,是人類加以抽象化、觀念化時,才有二元觀的產生。而阿須雲或觀音原型給予筆者的領會,較傾向於事物或心念處於「似已分而實未分;似未分而實已分」的一種無法分類的狀態,可以是起心動念的那瞬間,可以是彌留中陰那期間,可以是緣起未起、無明緣行與未行之間的一、二狀態,包括所有唯心、唯物之轉變或心物之間的過渡,皆可引之為象徵。
 
筆者視觀音的原型即一元、二元的轉化。
至於此原型(自然神轉化為抽象神)誕生將近2千數百年後,印度大乘佛教乃至東傳中國的龐多本土化蛻變,雖然發生繁雜的方便或權宜的轉化,但根本究竟義並無消失或質變,而且,幾乎是所有宗教、宗派共通的法門。觀音其實正是人性起心動念或反向歸寂的瓶頸處,不管正、反方向,都是人類、人性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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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觀音佛祖~佛教傳進中國之前,古中國文化中觀音的內涵或背景 5/10



  陳玉峯

三、佛教傳進中國之前,古中國文化中觀音的內涵或背景
觀音既是一種普世人性,則佛教傳進中國之前,中國古文化中自有觀音的近似概念,或宗教上相當的背景。然而,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的神話構成自是不同,就中國古神話如《山海經》找出的「西王母」,似乎僅有性別莫辨相似,而戰國時代《穆天子傳》的「王母」、《漢武帝內傳》的「王母」、《列仙全傳》的「西王母」、黃帝大戰蚩尤時代的西王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等等,乃至後世道教諸多神話故事 (趙弘雅,2010) ,中國實無阿須雲的觀音原型內涵,而是在哲學、抽象概念上,特別是屬靈的宗教意味上,才有豐富的觀音性質。
 
當梵語Avalokiteśvara傳入中國之初,佛典中可找到的音譯如「阿縛盧枳低濕伐羅」等至少有7種;而當此字眼可以意譯時,代表此外來語的觀念或象徵意義,已經在新殖民地找到同屬性或同類者,或說,新殖民地的文化已經產生同等或相當的內涵。

因此,以下列出一些Avalokiteśvara的意譯:
年代
意譯
譯者
出典
朝代
西元185年
觀音
支曜
《成具光明定意經》
後漢中平二年
223~
253年
闚音
支謙
《維摩詰經》
吳國黃武二年到建興二年
252年
觀世音
康僧鎧
《郁伽長者所問經》
《無量壽經》
曹魏嘉平四年
286年
光世音
竺法護
《正法華經》
西晉太康七年
291年
現音聲
無羅叉
《放光般若經》
西晉元康元年
508年
觀世自在
菩提流支
《法華經論》
後魏正始五年
663年
觀自在
玄奘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唐龍朔三年













 也就是說,觀音初傳進中國就是「觀音」了;觀音並非觀世音的簡寫。「觀」並非五官視覺的「看」,而是可以包括視覺的任一面向的「觀察」,更且,「音」不是「聲」,因此,「觀者」絕非以眼睛、視覺去觀看聽覺的聲音!使用這樣的字眼是擺明讓一般理性、知性碰壁。
所謂「觀音」乃是要超越一般知覺、理性認知範疇,進入到超自然、屬靈的宗教世界,去締聽、察覺人人本具的心音、心靈之音。所謂「音」,可由多面向詮釋。
 
《中庸》敘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小段文字依現代人理性認知來說,幾乎是無解或不通的,因為它是宗教性的,這裏所謂的「中和」,相當於老子所說的「道德」,「中」與「道」都不是物質、現象界的東西,它們表達、表現出來的,叫做「和」與「德」的某些狀態。基本上,「觀音」要觀的就是「中」、「道」或「心音」之類的某種本體。可惜的是儒家走向了現世、現實主義,或實學、用世的學問去了,而不願探究現象界的背後。
 
先從文字上來感受「觀音」的弦外之音。「音」顯然是「中」、「道」、「靈」的某種狀態,一旦發出來,可以成為「聲」,但它能表現的,遠多於「聲」,且當「聲」波撲到物質等而反射回來叫做「響」;又,光學上的光碰到某些物體,則留下其痕跡叫做「影」或「像」。於是,「心音」不只會發出「聲」波而產生迴「響」,也能發出「光」波而造成「影像」,從而合起來叫做造成「影響」。也就是說,「影響」這詞已經包涵多種感官能識、能合成轉化的某種、某堆效應。觀音至少包括視覺、聽覺、物質、抽象等等綜合性的察覺作用,目的在於喚起人們跨越感官、知覺的囿限,試圖直覺直逼心靈體的狀況。因此,「音」並非五官、六感的單獨作用,更非這些感官所能觸及的。我們的感官、理性思考所能觸及的,只不過是「心音」所能表現的作用而已。
 
試看西元16年《列子》一書及其劉向的序文。
《列子》的「湯問篇」:「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扣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乃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接下來的兩段即餘音「繞樑三日」、「伯牙與鍾子期的知音」典故所從出。
 
《列子》描寫的,已經不是琴聲、歌聲或伯牙的崩山之聲,而是進入「內得於心」的某些東西。因為現實中、常識世界裏是不可能有這些「超自然」的現象或能力,相當於佛教的「神通」之類的「神話」。鄭師文「得之於心」後的彈琴,竟然可以顛倒四季,顛覆常態,如同《老子》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霖」(等於《列子》的「內得於心」),都是宗教語言,也就是「超自然力」、「神秘經驗」的見證。
 
而「觀音」的意譯就是直接要表達這樣的宗教語言。這樣的語言在佛教正是「佛以一音演說法」;基督宗教是謂「福音」。不幸的是,我們幾乎所有教育、被教育的內容都只環繞在「意」與「識」的層面打轉,而不是去開發、感受我們的心或靈,因為「心」是個抽象、無形、摸不著邊際的某種不是東西的東西,却是靈之所在。一般而言,我們甚難認識自己的心的構造、心的調整或控制,而觀音的精義,正是要向內觀見終極的靈界之音;觀見我們或任何生命、一切所來自;觀見梵我本合一;觀見阿拉的真理;觀見道德原理或中和原鄉。
 
中國文字的「音」根本就是宗教、信仰語言。與「音」有關的字也很有意思。例如「竟」字,靜態的「人」若採動態即「ㄦ」;「音」經由人的動作或動態就成「竟」。所以二祖慧可向達摩求助「安心」,達摩要他「把心拿來幫你安」,然後說出:「我與汝安心竟」!使用的正是「竟」字。也就是說,靈界或「音」被人的心敏銳或靈現地接受到了,且透過那個人的個性或特性,發生創造活動的狀態是謂「竟」。
 
「竟」字延伸出「境」、「鏡」。「境界」原指神明的勢力範圍,「鏡」則強調心象的反照體。又,音是靈性抽象界;意則指天,是謂天意;識則對應地,或現實現象界。「意與識」對應「天與地」,也就是我們生存的「環境」的世界。而這個世界正是我們「意、識」的心象的反照體,有如鏡子一般,反射出我們的心象。所以「大圓鏡智」指的是洞悉「音」的「竟」(覺悟的人),將「環境」視為整體、立體的心象的反射鏡,如此智慧是謂「大圓鏡智」。其先決條件當然是已經「觀音」矣!
 
如此敘述恐怕讓今人摸不著邊際,簡單地說,所有宗教教育、教化的唯一目的,在於開啟接收來自靈界(內心)的「音」,也就是「觀音」。而在大乘佛教般若系統的終極目的正是觀音(大乘佛教除了佛陀之外的最高理想人格為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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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灣素人》

觀音佛祖~台灣文化散見的禪語、禪意及其相關 (上) 7/10

 陳玉峯
 
五、台灣文化散見的禪語、禪意及其相關
台語是閩南語的一支,是閩南語在台灣本土傳播、消滅、變形、新增等等演化出來的活體語言,且隨時都在變遷。在此只籠統界定為當今台灣常民溝通使用的語言之一,它尚保有許多閩南各地方音。
 
閩南音有重唇而無輕唇音,有舌前音而無翹(捲)舌音,有m、ng韻,故知保存古音,且是唐朝之前的古音。按漳、泉、廈一帶,晉朝之後才與中原人接觸。《龍溪縣志》敘述:六朝戍閩者,多屯兵龍溪。五胡亂華、晉室東渡,一批批「衣冠士族」才與「荒赤的」閩南人融合。到了唐代,河南光州固始人陳元光於垂拱二年(686年)「替他父親陳政顛綏安,襲閩闢地,奏置漳洲,昭以元光知州事。後來,元光子珦是一個『臺院秀儒』,曾在這裡『主鄉校,與士民講習』」陳元光以下四代皆當州刺史,從而形成閩南文化(葉國慶,轉引李岳勳,1972,12、13頁),台灣今人陳姓拜的「開漳聖王」就是陳元光。
 
然而,這類型敘述乃「中國」本位的敘述,基本上是中原人以武力入侵閩南,殺盡反抗的原住民族,特別是兵士皆獨身,殺掉原住民的男性,掠奪原住民女性混血之,且是以中原文化改造原住民文化的過程。而「漳州人」的「教化」,由是而偏向於儒教。
另一方面,與陳元光近乎同時代,676年(唐高宗儀鳳元年)春,六祖慧能在廣東廣州法性寺開演「東山法門」,也就是說,當時廣州禪風已盛,但禪的教化並沒有向福建傳入,反而經由迂迴路線向泉州人教化。
 
唐朝末年黃巢之亂,王緒攻佔河南光州,他任命光州固始人王潮為「軍正」,王潮却反過來殺掉王緒,並歸順於入蜀的唐僖宗(874-888年在位)。王潮被任命為「福建觀察使」。他在福建「勤政興學,薄賦勤農,地方得以蘇息」,乃再度被任命為「威武軍節度使」。王潮死於897年底,其職務由其弟王審知取代。907年唐朝滅亡,王審知建立了五代時代的「閩王朝」。閩王朝的王、后、妃、貴族們的禪文化水準頗高。
 
李岳勳認為(16、17頁)泉州一帶深受禪文化的教化,相對於漳洲的儒教之風,其民風自有地理、教化根源的差異。
然而,羅香林(轉引李岳勳,1972,14-17頁)考據台灣人稱男性為「查脯」、女性為「查某」,當是從福州稱男人為「唐部人」,稱女人為「無諸人」,多重訛變而來。傳說,五代時,王緒率眾渡江,佔據福建。而王潮的部隊中有所謂「唐部人」,「進掠福州,盡殺土著無諸族的男子,將其女子收為各唐部士卒的妻子」,因為男、女的種族不同,故以「唐部」為男子的通稱;女子則通稱為「無諸」。
 
李岳勳可能以禪的「情結」,認為王潮部隊之屠殺福州原住民為「似乎不太可能」,但筆者不以為然,因為全球各種所謂「文明」與「未開化」自然人之間,有史以來罄竹難書,盡是此類悲劇啊!荷蘭之於郭懷一事件;明鄭來到台灣之於左營地區,劉國軒之屠盡沙鹿原住民(陳玉峯,2011);清朝期間之於台灣原住民,例如郭百年事件等等,亡種滅族的慘劇何者能免?禪的教化誠為事實,屠族滅種、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也是事實。
 
而「閩」字不是指「蛇」的一種?五祖見六祖不是直接說你這「獦獠」(註:短啄犬)嗎?「粵」字也不也帶有「未開化」的歧視?閩南人來到台灣,稱呼原住民為熟番、生番、傀儡等,如出一轍吧!
 
不僅「文明人」與「自然人」(原住民)的征服與被「融合」,不同族群之間更是傾軋不已,光是福建的漳、泉人來到台灣,有清一代的漳泉械鬥,加上閩粵紛爭,史上血跡斑斑。而且,人鬥,其所信仰的神明,自也無法和平共處,例如:
福建神醫吳夲經民間神化之後,發展出「大道公」的信仰。這個信仰可以說是「福建省儒道傳統思想的象徵,具有與媽祖信仰相對抗的傾向,而其起源,即在漳洲……」。《台灣外記》描寫鄭成功艦隊要前往羊山却遭遇狂浪,船難折損3個兒子及兵士數千人的「羊山遇睡龍」的神話故事中,那條水中的獨眼龍,傳說即孫真人(大道公)醫治好的,但鄭成功不信邪,遂遭難。這故事可能暗寓著漳洲派與泉州派衝突的事件之一。
 
漳泉本就水火不容。漳州人與泉州人在氣質、行事風格或處世態度大有差別,亦可上溯教化根源上的差別,不只是山地與海岸等自然環境上的差異而已。漳洲係由儒家系統的陳元光所開拓,泉州則由禪者所教化,自古在思想、價值觀上不同。「泉州人積極,難免有衝動性武斷的偏向;漳洲人溫和而彬彬有禮,但具有保守退縮的缺點」,漳泉却是台灣人的主要成分,歷來漳、泉的衝突、械鬥罄竹難書,說明氣質互異而難以相處的敵對性,連帶的,漳洲人奉祀的大道公與泉州人信仰的媽祖,迄今不可置於同一神桌上。
 
然而,以筆者對台灣史的學習、認知,上述原因毋寧是較屬細節,根本關鍵(指台灣史上)或應以鄭成功的跟隨者多泉民;其叛將施琅的兵民則以漳人為主,複次,移民史上地盤的爭奪,自易燃起新仇舊恨使然。進一步說,歷來統治者的偏見與態度或道德水準亦必然有關。粗略或表象言之,泉先來、漳後到;泉沿海、漳在山;泉反清、漳擁清,但亦有不盡然者,或互為因、果者亦有之,畢竟台灣之走入文明史,基本上是中國動盪不安、鼎革時期,乃至東、西強權利益爭奪之際。而台灣地土、自然生態體系,以及原住民族,從來承受外來禍患與傷殘,却恆以天地寬容承擔之。
 
台灣以其地理位置、氣候變遷,乃至世界歷史的邊際效應,成為中國異種族、族群,最後、最年輕的混血大融爐,而以最自然、最原始的生界,稀釋文明的機巧與罪惡,由是而禪風可以走向生活與無形,此即筆者補充李氏的畫蛇添足。再者,台灣特殊的頻換外來政權的事實,正是隱形文化的溫床,配合禪的特徵與性格,終於蘊育出台灣人性格在現今全球人群中,允為最特殊的無善之善,但今只以所謂「熱情」形容之。
 
筆者刻正採訪、撰述《台灣人》系列,嘗試側寫台灣人無禪形的禪文化(例如郭自得先生、黃文龍醫師、楊博名先生、許淑蓮女士等,陳玉峯,未發表)。
至於何謂禪?梵語dhyāna的音譯如「駄衍那」,意譯如「禪那」、「禪」「禪定」、「靜慮」、「思惟修」、「止觀」、「三昧」等等,李岳勳(1972;第一章)析論為何中文一定要選擇「禪」,他巧妙地解釋被禹帝終結掉的「禪讓制度」與「封禪」,說明後世的禪徒,以神話故事,暗寓「禪宗」之所以一定要用「禪」字,取源、取義於中國禹之前的「禪讓制度」及其代表所有部落、小國的共主,向天地祭祀,也就是所謂「聚土為封,除地曰禪」,要禪除掉各部落、各小國的地域差異、氣候差異、文化差異、經濟差異、利益差異……,種種差異,由共主代表全部生命與各國,來與天、地交流,延展出象徵意義:禪宗即要禪除掉任何人的性格差異、生理差異、出身差異、聰明程度差異、好惡差異……,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或任何差異意識,進臻支持人的意識的背後,或許可以叫做「禪」、「靈」、「心」、「音」等等的某種東西或狀態。這個「靈」也就是古中國的「中」、「道」、「終極心音」等,殆為所有宗教的理想或究竟目標。
 
問題是,這個究竟目標超越時空,超越任何分別意識或文字、語言等等,根本無法用任何意識思惟、推理去解釋。所有解釋都是「指月之指」,「說是一物便不中」,一說明就當場死在句下,不可能比喻、表達,只能暗示、示唆,甚至於再怎麼教育、理解、分析、綜合,通通註定要失敗的。
 
而台語或台灣話,將任何理性、意識的方式要逼近禪,却通通沒用的狀況,叫做「蚊子釘牛角」─無效啦!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有段小故事:投子感溫禪師,遊山見蟬脫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裡,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這段文字的「蟬」,原文都寫作「禪」,筆者改回蟬鳴之動物蟬。禪師寫的是同字双關,但筆者認為回到真實蟬也足以双關。蟬脫殼,比喻人從五感六識等分別意識脫離,而「蟬殼在這裡」正是你我肉身、感官、意識當然就在這裡啊,不然誰在問、答?蟬子(即禪)去哪裡了?所以感溫禪師只能拿起蟬殼在耳邊搖晃幾下,並作蟬叫,暗示問的人。這位侍僧也不是省油燈,一點就亮了。他看、聽見這些示唆,當下感悟禪當然鑽到內在心音中去了!
 
歷來的文字禪多如牛毛,也不知道有誰悟出了什麼東西。事實上,龐多禪言禪語都是在特定時空或場域,或說天差地別的世間人之處於特定情境下,彼此心思靈性牽扯下講出來的話或行為,脫離那場域或狀況,很難了知或感悟當事人當下的靈動。因此,禪言禪語或一大堆公案只是糟粕、蟬殼或用過的垃圾、死東西,通常「觀不到音」。禪似乎是不可能有教科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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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灣素人》